关于
杜甫诗歌艺术的成就，历代论述极多，似乎用不着后来者置喙。而以一篇万字论文来综论杜诗特质，想必也有流于泛论的危险。虽然如此，我还是想尝试一下，毕竟是深爱杜诗，总能有些私智独见。唯一可以自我安慰的是：作为学者，不能因为害怕失败和被人嘲笑，就缺乏勇气。
本文想要提出的主要看法是：杜甫是一个不断成长、不断变化的诗人，当个人的遭遇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而改变，杜甫永远活泼的心灵总会随之而有深刻的感受，而生活体验的更新，随即也反映在诗歌题材与技巧的变化上。我认为，杜甫“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并不纯是“诗歌形式”问题，而是他的生命态度、生活遭遇与他对诗歌艺术的执著密切结合的结果。作为一个诗人，不断成长的艺术体现的就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积极的生命态度。把这一看法加以叙述、分析，需要一本书的篇幅。本文想要做的只是：把杜甫的生活与创作分成五个阶段，并在每一阶段之中突显出一种艺术成就，而这一艺术成就其实就是杜甫每一阶段的生活和创作的结合点，当我们把这五种艺术成就并列起来看，我们就可以得到杜甫这一不断成长的艺术家的具体而微的印象。
一
《望岳》为杜甫现存最早的诗作之一，从这首诗我们可以看到早期杜诗的精神：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曾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杜甫在赞叹了泰山的广大（青未了）与高耸（割昏晓）之后，产生了登临泰山绝顶、“一览众山”的欲望。对于未来的生命具有信心，并以强烈的意志企图投入于其中，这就是青年杜甫的基本形象。所以当他看到矫健的胡马时，他就想到：
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房兵曹胡马） 当他欣赏画上的苍鹰时，他想的也是：
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画鹰） 这里的“会当”与“何当”都是未来式，是主观意志指向未来生命的强烈希望。杨伦说：“集中题鹰马二项诗极夥，想俱爱其神骏故邪？”事实上，杜甫钟情于马与鹰的并不只是“神骏”，而是这种“神骏”所产生的敏捷、果断、勇敢的行动能力。杜甫早期马诗写得最好的可能是《天育骠骑歌》，他称赞这匹飞骑“矫矫龙性含变化，卓立天骨森开张”，相较之下“天育厩”“当时四十万匹马，张公叹其材”，杜甫景仰的是像马中之龙的那种人中英豪。
我们如果拿杜甫所看到的李白形象来跟杜甫相比，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出青年杜甫的特质。杜甫在《赠李白》一诗说：
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 “痛饮狂歌”与“飞扬跋扈”也是旺盛的生命力的表现，不过，这是生命力的“虚掷”，而不是指向具体的行动目标，所以只是“空度日”，并让杜甫产生“为谁雄”的困惑。当然杜甫了解李白的遭遇，同情他的“飘蓬”，但尚属年轻、对未来还怀抱热望的杜甫仍然有质疑李白生活态度的倾向。
在求取功名的过程中，杜甫也逐渐感到幻灭。在幻灭感最为强烈的时候，杜甫偶而也有类似李白的牢骚和放浪，例如：
得钱即相觅，沽酒不复疑，忘形到尔汝，痛饮真吾师。清夜沉沉动春酌，灯前细雨檐花落。但觉高歌有鬼神，焉知饿死填沟壑……不须闻此意惨怆，生前相遇且衔杯。（醉时歌） 但是，拿这首诗来跟李白的《将进酒》相比，仍然可以看出李、杜之间的差异。杜甫“及时行乐”的态度显然不如李白那么潇洒、旷达，“得钱即相觅，沽酒不复疑”远比不上“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的洒脱。不过，换个角度来看，杜甫比李白更具有“人间性”。李白的“五花马”似乎招手即有，而杜甫的“钱”却好像不可多得。所以，这首《醉时歌》不像《将进酒》那种摆脱一切的豪迈，反而具有“惨怆”之感。
从根本上来讲，杜甫的“失意”不同于李白的“飘蓬”，他从来没有忘掉他必须在人间“有所行动”的大志。试看他在《同诸公登慈恩寺塔》所表达的情怀：
七星在北户，河汉声西流。羲和鞭白日，少昊行清秋。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回首叫虞舜，苍梧云正愁。惜哉瑶池饮，日晏昆仑邱。黄鹄去不息，哀鸣何所投？
在这个“象教”的胜地，杜甫一点也没有“出世”之感。他看到的是正在运行的时间与动荡不稳的世界，这唤起他“行动”的欲望。虽然“回首叫虞舜”只是希望落空之馀的绝望的叫喊，但叫喊仍然表现一种“行动”的希冀，而不是假托看开一切的放达。
就是这样的“放不开”，最后才会把旺盛的、充满企图的意志，转化为批判与愤怒，从这里的“惜哉瑶池饮，日晏昆仑邱”最终变成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激烈控诉。这样的道路，也就不同于李白的“明朝散发弄扁舟”和“五岳寻仙不辞远”。
从这样的对比，也区别出李、杜诗作的“气魄”。李白说：
舒州杓、力士铛，李白与尔同死生。襄王云雨今安在？江水东流猿夜声。（襄阳歌）
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江上吟） 李白诗的气魄是一种“气势”，是心灵在不顾一切、藐视一切之馀所形成的最大程度的自由感。杜甫从来没有达到这种“自由”，因为他从不曾完全看开过。他的气魄来自于意志的贯彻，是具体生命在具体生活中的极致表现，譬如：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兵车行） 最后两句把从军者家属的哀痛表现到“极点”，这就是杜甫的气魄。这不是个人自由的极度扩张，不是“气势”，而是人间感情的极度呈现，是一种特殊的“力量”。这种力量在青年杜甫身上表现为跃跃欲试的旺盛的生命活力，如《望岳》、《房兵曹胡马》、《画鹰》；表现为这种生命力初受挫折时那种强烈的反弹，如《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及《天育骠骑歌》。正是在这些作品中我们看到早期杜甫生命和艺术的结晶。
二
作为一个诗人，杜甫最重大的转变是在安史之乱前后。在天宝末年，他已逐渐发现唐朝政治的问题。正如前引《同诸公登慈恩寺塔》所表达的，他知道唐玄宗晚年的荒废国事（惜哉瑶池饮，日晏昆仑邱）。他对国事的不满的增强，使他写出了《兵车行》、《前出塞九首》、《丽人行》这些“直指其事”的作品，而不再像《登慈恩寺塔》那样略为涉及。但，真正的转折是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一诗上。这首诗的第一大段（自“杜陵有布衣”至“放歌颇愁绝”）主要还是个人不遇的牢骚，类似《奉赠韦左丞丈》。但是，中间一大段对朝政的批评就可以看出杜甫完全成形的新面目：
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圣人筐篚恩，实欲邦国活。臣如忽至理，君岂弃此物？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战栗。况闻内金盘，尽在卫霍室。中堂有神仙，烟雾蒙玉质。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劝客驼蹄羹，香橙压金橘。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
这里对于“民脂民膏，尔俸尔禄”的全新的体悟，使杜甫完全跳脱出个人的“不遇”问题，而成为儒家理想中的“士”。
这样的转变对杜甫成为一个伟大的诗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像李白、孟浩然、高适那样，心中的不平几乎只限于个人在仕途上的挫折，那么，杜甫旺盛的生命力也不过流于个人英雄式的追求。在“赴奉先县咏怀”一诗终于成熟的“社会诗人”形象，证明杜甫丰盛的生命如何与社会的脉动生息相应，使他从创作的第一阶段跳跃到更为伟大下一阶段之中。
作为社会诗人的杜甫在这一阶段的创作，现代学者的评述可谓汗牛充栋，不需要再来重复。这里只想补充较少为人提及的两点。首先，这一阶段的杜甫并不只是一个关心民众的社会诗人，他更主要的是关心当时“大事”、特别是平乱过程的诗人，他的生命已和唐政权的兴亡融为一体。我们试读他的《悲陈陶》、《悲青坂》、《塞芦子》、《喜达行在所》、《收京》、《留花门》、《洗兵马》等作，可以看出一个“政治诗人”的具体形象。这完全不是“理智”层面的事，而是感情的完全投入。譬如《喜达行在所》的第二首：
愁思胡笳夕，凄凉汉苑春。生还今日事，间道暂时人。司隶章初睹，南阳气已新。喜心翻倒极，呜咽泪沾巾。 在这里，个人的生死和国家的兴亡已经不可分割地结合成一体。在《北征》里，我们看到个人、家庭、国家的连成一片。儒家的伦理在杜甫身上具体呈现为一个活生生的“生命”，这使杜甫在传统社会中备受赞誉，正如他的社会诗为他在现代社会中赢得推崇一般。
其次，由于战乱的经历，杜甫丰盛的生命发展为：对感情的极为细腻的体会和掌握。试举一般较不会注意到的例子：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怡然敬父执，问我来何方。问答未及已，儿女罗酒浆。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十觞亦不醉，感子故意长。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 关于这首诗，古人评云：
全诗无句不关人情之至，情真景真，兼极顿挫之妙。（杨伦引张上若） 写情真切，真切的极致则在“顿挫”。“顿挫”是指叙述感情的那种屈折的过程。说到底，屈折复杂就是感情的本质，成熟的杜甫对这过程的掌握和恰到好处的精细描写，在中国诗人中无人可以相比。他描写民众的“三吏”、“三别”，描写个人和家庭的《述怀》、《羌村三首》、《彭衙行》，描写政治的《喜达行在所》和《北征》，其感人之处无不来源于此。譬如《北征》中著名的段落：
瘦妻面复光，痴女头自栉。学母无不为，晓妆随手抹。移时施朱铅，狼籍画眉阔。生还对童稚，似欲忘饥渴。问事竞挽须，谁能即嗔喝？ 这种描写方法已经接近现代的小说家了。
安史之乱使杜甫历尽千辛万苦，但也使他成为伟大的政治、社会、家庭的诗人，也就是儒家理想中的“人伦”的诗人。这再度证明其创作与生活的密切关系。
三
一般把杜甫安史乱后至入蜀之前的作品都划归为同一时期，这是可以说得通的。但是，这种分期方式往往会让人重视前节所提到的那些诗作，而忽略了杜甫弃官移居秦州、同谷时所写的诗。事实上这些诗有它独特的价值，在杜甫的创作发展上有特殊的地位。
秦州诗作的核心是由《佳人》、《梦李白二首》及《有怀台州郑十八司户》构成的一组诗。《佳人》和《梦李白二首》因常被选入各种通行选本，被孤立阅读而不能得到更全面的解读。各选本的注解也常会提到，《佳人》带有“自寓”的味道，但只有把这四首诗连系在一起，我们才能更清楚地了解，乾元二年杜甫丢弃华州司功参军、客居秦州一事在他生活与创作中的意义。
这一次的弃官完全不同于安史乱前长期的不遇，对杜甫来讲，这可能意谓着：他也许会长期，甚至永远脱离政治，也就是永远丧失实现理想的机会，所以《佳人》等四首诗充满了自怜的情绪。在《梦李白》第二首中，杜甫描写了梦中李白的形象：
告归常局促，苦道来不易。江湖多风波，舟楫恐失坠。出门搔白首，若负平生志。 在这一形象之后，杜甫发出这样的感慨：
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孰云网恢恢，将老身反累。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 从“若负平生志”到“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都很难让人不想到杜甫自己的处境。讲得更明白的是《有怀台州郑十八司户》：
天台隔三江，风浪无晨暮。郑公纵得归，老病不识路……山鬼独一脚，蝮蛇长如树，呼号傍孤城，岁月谁与度……海隅微小吏，眼暗发垂素。黄帽映青袍，非供折腰具。平生一杯酒，见我故人遇。相望无所成，乾坤莽回互。 这里把郑虔的处境形容得极其孤危可悯，最后提到他们以前的相携相提，目前的俱属沦落。如果把《佳人》、《梦李白》与之连续阅读，并以此诗作结，那就可以说，杜甫在“不遇”主题上作了相当具有创意的更新。
但是，杜甫在这一时期更大的创造性却在于：他从秦州到成都的流亡过程中所写的二十四首纪行诗。这些作品对于“蜀道”的艰险的描写，创造了一种奇特的山水情境，完全不同于谢灵运的诗作：
山风吹游子，缥渺乘险绝。硖形藏堂隍，壁色立积铁。径摩穹苍蟠，石与厚地裂。修纤无垠竹，嵌空太始雪。威迟哀壑底，徒旅惨不悦。（铁堂峡） 在这二十四首诗中，到处充满了这一类的描写，而这是为了表现行役之艰难。在这些段落之外，随时适宜地交代一些事情、发出一些感慨。它的基本情调可以用首尾两首来加以代表：
日色隐孤树，乌啼满城头。中宵驱车去，饮马寒塘流。磊落星月高，苍茫云雾浮。大哉乾坤内，吾道长悠悠！（发秦州） 这是出发时的感慨。历尽艰险（如《铁堂峡》所描写的）以后，终到达《成都府》。最后一首诗值得全引：
翳翳桑榆日，照我征衣裳。我行山川异，忽在天一方。但逢新人民，未卜见故乡。大江东流去，游子日月长。曾城填华屋，季冬树木苍。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信美无与适，侧身望川梁。鸟雀夜各归，中原杳茫茫。初月出不高，众星尚争光。自古有羁旅，我何苦哀伤！ 这首诗本身就写得极好，但如果读完前面二十三首诗（再加上中间《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那一楚歌体的悲歌），再读这首诗，那么，诗中“欣慨交集”的复杂情绪就会加重一倍以上。
当我们读选本里的杜诗，我们是把每一首诗单独阅读；可是，当我们读编年全集时，我们会更强烈的体会到，杜甫把生活与创作密切结合在一起的“全貌”。在这一方面，秦州至成都二十四首纪行诗是相当突出的例子。在一生中最艰苦的“逃荒”过程中，杜甫写出了一组别开生面的、极具创造性的行役诗。
四
杜甫入蜀以后的作品，一般笼统称之为后期，并强调他在七言律诗这一体式的成就，甚至整体地论述他自己所说的，“晚节渐于诗律细”。这些看法都有其道理，但是，只强调这一面也就容易忽视了杜甫其他可能更重要的方面。
在我看来，杜甫四川时期（特别是上元元年春至宝应元年居住于成都的两年半时间）最大的成就之一是：发展出一种独特的“农村田园诗”。经过四年的战乱时期，杜甫初到四川的那一段时间（在西川兵马使徐知道未反之前），是他生活中难得一见的稳定、丰裕时期。“农村田园诗”的创作基本上就是这种生活的反映。
有些学者把这些作品称之为“闲适诗”，这是借用白居易对自己诗作的分类而来。但以这一观念来论述杜甫表面类似的作品，容易被既定看法所限制，反而无法突显杜甫这些诗歌的特质。如果一定要使用某一名称，我以为可以归纳吉川幸次郎用以描述某一类宋诗的说法，称之为“农村田园诗”也许还比较适合（以下的论述将会说明这一点）。
杜甫初到四川时，写了一组很有趣的作品，按照杨伦在《杜诗镜铨》的排列顺序，其诗题如下：《卜居》、《王十五司马弟出郭相访兼遗营草堂资》、《萧八明府实处觅桃栽》、《从韦二明府续处觅绵竹》、《凭何十一少府邕觅桤木栽》、《凭韦少府班觅松树子栽》、《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盌、《诣徐卿觅果栽》、《堂成》。前后两首七律、第二首五律、其他全是七绝，这很可能是事先已有的构想。即使不读诗作，单从诗题也可以想见杜甫入蜀以后生活的一斑。
《卜居》与《堂成》这种七律，是杜甫后期七律中的一种类型，其风格可以用更有名的《江村》来说明：
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多病所须惟药物，微躯此外复何求？
这种可称之为“萧散”的七律，几乎被宋以后的平庸诗人作熟作烂了。尤其结尾两句，似乎看开但作意太明，后来变成“俗套”，未必非杜甫之罪。这是杜甫最合乎一般所谓“闲适”定义的标准作，但远不是杜甫“农村田园诗”的极致。
《客至》是更为优秀的一首七律：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盘飧市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馀杯。 这首诗写春天来临的喜悦、写与客喝酒的高兴，都颇入情。但其声调、造句（特别是五、六句）仍有成为“习套”的可能。
整体而言，杜甫“农村田园诗”凡是可以构成沈德潜“格调”论的某一声色口吻类型的，大都不是上乘之作，因为这都容易为二流诗人所学。像下面这首五律，就很难找到“格调”的模式：
江涨柴门外，儿童报急流。下床高数尺，倚杖没中洲。细动迎风燕，轻摇逐浪鸥。渔人萦小楫，容易拔船头。（江涨） 江涨时儿童入报，下床而望，水已数尺高，出门倚杖而望，已全没中洲了，写水势之迅疾真是无比生动。燕逆风而飞，所以“细动”，鸥顺浪而游，所以“轻摇”，体物极细，用字也极贴切。最后一句纯以口语写渔人“好不容易”才“拔”好船头，使整首诗显得爽脆、逼真。这些都没有声色口吻可学，完全是“真切”的经验和感觉的掌握，这才是杜甫的真本事。
杜甫的这种“农村田园诗”，最不具有“格调”味，因而也最没有蹊径可寻的是那些七言绝句。试看《春水生二绝》：
二月六夜春水生，门前小滩浑欲平。鸬鹚鸂鶒莫漫喜，吾与汝曹俱眼明。
一夜水高二尺强，数日不可更禁当。南市津头有船卖，无钱即买系篱旁。 这两首纯用口语，有一种幽默感，也有一种纯真的对自然现象的欣赏（同时也蕴含了喜悦），完全是“率真”之作。这种七绝决不能以王昌龄、李白那种高格调的七绝标准来衡量。
这种绝句的最佳作品是《绝句漫兴九首》和《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这两组诗。尤其是《江畔独步寻花》，每一首都让人爱不忍释。试随意抄前两首：
江上被花恼不彻，无处告诉只颠狂。走觅南邻爱酒伴，经旬出饮独空床。
稠花乱蕊裹江滨，行步欹危实怕春。诗酒尚堪驱使在，未须料理白头人。 值得玩味的是，历来论诗，惋惜或批评杜甫拙于七绝者所在多有。即以沈德潜选诗之高明，杜甫七绝竟只选三首，以上所提的作品全未选。所选的三首，如以李白、王昌龄之作来衡量，当然不如。舍弃创意而牵就习见，使得杜甫上乘的“农村田园诗”至今还未获得它应有的评价（欣赏的人不是没有，但似尚未居于多数）。
这也就足以说明，为什么不适于用“闲适”来称呼这些诗作。一称“闲适”，即好像什么要看开，于是说几句话来表明，反而显得俗套，而这正是白居易“闲适诗”容易让人生厌的原因。同样的，也不能说这些是“田园诗”或“山水诗”,因为传统所谓田园、山水也者，似乎总有一个“隐士”，于是也就有必要说几句“得道”、“隐居”的话，而这又会掉入另一种模式之中。
说到底，最好不要使用任何既定的名称来为杜甫这些诗作命名，因为这完全是杜甫独创的。如果从这一观点来阅读杜甫四川时期的作品，一定会有全新的体会，并惊讶于：怎么杜甫到了四川以后，又“创造”出一些完全不同的杰作来。
五
到目前为止，杜甫夔州以后的诗作极少受到全面的关注，这是很奇特的现象。因为就数量而言，夔州、两湖的作品不可谓不多——以《杜诗镜铨》来衡量，二十卷之中占了八卷半左右。但是，谈论夔州诗作（不包括两湖所作）的又极为常见。这足以表明，一般评论者所谈者常只是其中部分诗歌、甚至还可能是较少数的诗歌。夔州以后诗作的全面价值如何，恐怕还需等待未来更精细、深入的研究。
不过，一般都同意，就上乘者而言，杜甫在夔州的作品已达到他艺术的最高峰，或者保留一点儿说，达到他诗艺的一种极其特异的境界。就传统的意见而言，这些被选来代表夔州创作高峰的作品主要还是七律，其核心是：以《诸将五首》、《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为代表的精严缜密的七律，并辅以部分风格特异的拗律，如《白帝城最高楼》、《暮归》（此首出峡以后作）等。
个人对于最晚期杜诗的阅读，现在还算不上“精熟”，因此也不能提出比较全面的看法。如像一般论者，采部分代全体，以突显出其最高成就，那么，个人认为，对于“回忆”主题的处理，是这一时期最值得注意的现象。
晚年的杜甫，正如一般老年人，喜欢回忆过去。作为一个诗人，他当然会把这些回忆写进诗中。从现存的作品来看，回忆的创作大约从居梓州的后期开始成为引人注目的焦点，而其高峰在夔州。
引发回忆的较为常见的一种形式，是故友的亡殁。不过，这些作品大都以伤痛为主，而回忆居次。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这是因为见到高适赠诗的遗稿，想到“今海内忘形故人，独汉中王瑀与昭州敬使君超先在”而引发的伤感。
跟回忆有更直接关系的是收在《镜铨》卷十四的一些作品。《八哀诗》追怀八个朝廷重臣或跟自己有深交的文人。这几诗篇幅都长，写得典重矜严，一般的评价并不很高。更有价值的是《壮游》、《昔游》、《遗怀》、《往在》这四首诗。这是对于自己年轻时代的经历的追述，尤其关于早年漫游的部分，是关于杜甫生平极重要的资料。一般的引述，大都着眼于此。就诗论诗，似乎并不属于杜甫最佳作品。
就艺术而论，杜甫回忆诗的最高成就表现在《忆昔》、《丹青引赠曹将军霸》、《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及《秋兴》、《咏怀古迹》两组七律上。其中《忆昔》第二首（此首远较第一首优异）如下：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百馀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岂闻一绢直万钱，有田种谷今流血……周宣中兴望我皇，洒泪江汉身衰疾。 这首诗的主题是今、昔的对比：以昔日的开元盛世来对比今天的战乱相循。在诗的末尾，杜甫对中兴还有所期望。在这里，回忆和希望并存，回忆还没有成为“纯然挽歌式的追悼”。
回忆变成追悼，这样的主题思想在《丹青引》中初见端倪。《丹青引》的绝大部分都在称赞曹霸的善于画马，并追叙其开元年间承恩皇上的情景。不过，结尾是这样的：
将军善画盖有神，偶逢佳士亦写真。即今飘泊干戈际，屡貌寻常行路人。途穷反遭俗眼白，世上未有如公贫。但看古来盛名下，终日坎壈缠其身。 这就有把曹霸的沦落与开元盛世不再连系在一起的味道。不过，从最后两句看，“伤沦落”的意思显然比哀挽的成分还强。
到了夔州时期的《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重点的转移就非常明显了。在这里，描写公孙大娘及其弟子的部分篇幅不多，更重要的反而是后面大半段的感慨：
与予问答既有以，感时抚事增惋伤。先帝侍女八千人，公孙剑器初第一。五十年间似反掌，风尘澒洞昏王室。
梨园弟子散如烟，女乐馀姿映寒日。金粟堆南木已拱，瞿唐石城草萧瑟。玳筵急管曲复终，乐极哀来月东出。老夫不知其所往，足茧荒山转愁疾。 对于这一首诗，王嗣奭的评论极其精到，他说：
此诗咏李氏思及公孙，咏公孙念及先帝，全是为开元天宝五十年来治乱兴衰而发，不然一舞女耳，何足摇其笔端哉？ 从“先帝侍女八千人”到“梨园弟子散如烟”，不过藉此以哀挽开元盛世的一去不返。这里并未提及中兴的期望，有的只是难以抑止的哀伤。
以上这些诗作所涉及的主题思想——盛世不再，个人也因此沦落——杜甫以更完整的构思、更精微的艺术，完美地表现在他的七律最高杰作《秋兴八首》和《咏怀古迹五首》这两组诗上。这两组诗使得杜甫整个夔州诗作连带地发出奇异的光辉，并对他一生不断成长、不断变化的艺术与生命作了完美的终结。
六
观察杜甫一生艺术发展的特质，最好的方法之一还是回到他和李白的对比。李白的诗作不可谓不佳，单独阅读其中几十篇，很少人不惊叹其才气横逸。但是，百篇以上即有重复之感。原因在于：我们看到李白始终如一，变化不多。初出蜀的李白和遭逢安史乱的李白，这两者之间似乎并无太大的不同。
杜甫就不这样。杜甫和李白生长于同样的时代，透过他的诗作我们可以看到时代的变化，也可以看到这一时代变化对他的情感和思想的深刻影响。杜甫始终忠实于他对生命的感受，并始终能敏锐地感受时代与生活的变化，也始终能顺着这种变化来调整他的艺术。他的诗法诗境的繁复多变、浑涵万状即由此而来。本文所论，不过举个人所见者数端，按时代先后略加铺陈，以见其一斑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