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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传统”拆成“集体的（为多数人所有的）”传统与“个人的”传统，这种做法基于两种假定：其一，“拆开”作为谓词能对“传统”这一目标物施加力气，即“传统”存在分拆的可能性——但是，把“传统”当作一台事先已经拼凑过的机器来看待的做法，是上了“拆开”的当，在理论上看，似乎惟有先存在拼凑，才有后来的分拆，这样就存在一种危险：“传统”成为了一翕一张之物。其二，要观察的是经过分拆之后带来的便利，实际上，这种做法是从法国人蒂博代（Albert Thibaudet）的《六说文学批评》（三联书店，赵坚译，2002）中得到启发的。当时我正在为“批评小于诗”这一论调找一把直尺，找来找去，遇见此君，他将“批评”分拆为三类（自发的、职业的和大师的），从而避开了在“批评”内部的纠葛，为解决“批评”这一活动所潜伏的问题提供了便利。
谈论“传统”，多数场合上，人们是在说新诗形成了自己的传统与否以及情形如何。关于“传统”的有力概述，也能在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中找到浮萍。他将“传统”过渡为在消灭个性的过程中去不断发展的一种意识，意识到自己在时间中的地位，自己和当代的关系。而这种意识归根结底就是察觉到一些“关系”的存在：个体处于时间长河中的某一个渡口，他既要省察自身与他人的关系，还要观测他人这个群体中的层层关系，又要将他人放于不同的时间状态来探究各自遇到的局限性、各自显然的克服困难的对策，最终，所有的关系被“自己和当代的关系”所统摄——“传统”成为了解决自身问题的摆渡之船。
将过去若干个世纪里所发生的惊涛骇浪——那些点滴积攒的、典型的、风格显著的成就所被观察到的少数特征当作“传统”，这种做法尽管有着韦编三绝的苦心经营，但是缺乏一苇渡江的潇洒。抓住了过去时代重要文本、体裁的部分特征，并不等于你在苍茫中找到了“传统”。还远着呢。当你如数家珍地列举古往今来的杰出成就时，极有可能不是在探究成就的来历以及形成的过程，而是不自觉地清点起它们的外在特征，于是，你刚刚触及到了“传统”的背脊，却被汗水所迷惑，甚至你对背脊的迷恋遮盖了对血肉的品味。你误入歧途了。是否可以这样来说：你谈论起某个时代的成就时，实际上你注意到的是某些文本的重大特征，这些特征较之以往大有不同——也就是说，你光顾了小店，却只看见按照某种顺序摆放的物品，并且为自己迅疾地区分出不同物品所处的年代而兴奋，然而，忘记了做出其他的尝试，比如：不同特征是受什么力量先后产生的？某一个物品在它所处的时代是否为翘楚？抛开被你发现的有区别的特征之外，它们各自是如何参与到跟当今时代的物品一决高下的竞赛中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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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传统”作为一种可修饰的名词时，它的内涵并没有被束缚在醒目的框架之中得以讨论，反而变得更加寂寥、广阔。某夜，假如你提到“集体的传统”，这时你并没有身处确指的、有明显边界的、清晰的范围内，而是陷入了昏暗里——因为对于一个目光短浅的个体而言，他总是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无法抵达完全的、清澈的传统之中。你将如何来省察所处时代的氤氲？这个被术语调教出来的“时代”与过去、将来存在怎样的关联？“传统”一般而言，是指整个传统中显形的、被有效保留下来的一部分，而非全部；另一部分需要考据专家以及明眼人竭力去发现，并逐渐使之成为可触摸到的“传统”，所以，人们谈论“传统”，实际上不是谈论其本身，而是潜伏的传统逐渐显形的那个过程。从这个意义上看，“传统”是无法穷尽的，近似一种可无限繁殖的可再生资源，即使人们想当然地认为它被限制在一个可用年份来标记的过去时间之内。你会发现，单一的时间（比如一天等于二十四小时）并不能让已发生的事物、所思虑的观点限制在一个严格的、可清查出具体数目的边界之内。“传统”如果被过多地理解为时间累积的某种结果，它的真相就会被一场热闹的庆功酒会所遮掩。
谈起“集体的传统”，你会自觉地把自己归于某一个临时性的集体之内，而这类集体中有一个最为众人接受，它就是这些人所处的“时代”。尽管不少个性浓烈的诗人断然拒绝入伙的盛请，但是他们作品的风格、属性仍然被作为这个时代的共性或贡献来看待。杰出诗人对于自己被归于某个狭隘的“时代”感到不满，但他对自己为当代作出了适应性的成绩会由衷地兴奋。他一边拒绝“时代”或“派系”的骚扰、要挟，一边成为当代肥土沃田的耕耘者。
于是，“集体的传统”悄悄转换为“当代诗人的传统”，而且，更多的意思在于：当代诗人承蒙过去时代里的杰作多大的关照？——哪些眉清目秀的“功夫”在当代继续发挥着冲劲与影响力？这些“功夫”如何深深影响并支撑当代诗人的具体写作？也就是说，描述“传统”之际，人们通常在谈论一个象限，它由两根坐标轴构成：一根是前人留下的醒目标记，这些标记作为被发现之物启迪着后起之秀，也即过去所形成的、对当代能够持续产生作用力的遗嘱般的遗著；一根是当代杰作体现出来的思维，也就是当代自身短暂的时间里不断形成的、有别于过去积累的、有着医嘱般效力的一剂剂良方。比如人们谈论“新诗传统”，就在同时归纳两种来源的影响力：其一，新诗自身形成了怎样的传统？显然，它的短暂成长史对于“传统”一说心存疑虑，但是它多少能够看见一缕光晖，趁着这光晖，不断加强自己的信念。新诗自己积累的珍贵体验不能与过去的古诗（以及不断出现的译著）所表露出来的心得体会重叠太甚，否则，谈不上推陈出新，谈不上自己拥有了小小传统。其二，新诗萌芽以前（或新诗形成了自身明确的传统之前），古诗构成了一幅怎样的天象图？——什么宝贵的经验、窍门在古诗中已然形成，它们能够对新诗写作提供母爱般的劝告？新诗得到了过去时代的什么教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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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代诗人极大的伤害是他们所写的在过去已经被反复写过——致命的重复性。认识“集体的传统”初衷之一便是避开这种致命的重复性。很显然，这首先要求在当代的集体中，必须有一部分诗人身兼两职：一方面要去做诗学史的发掘、整理工作，通过这种缜密的刷洗工作，使整个集体都认识到过去发生了什么；另一方面，他们必须在具体的诗写中成为佼佼者。于是，“集体的传统”需要集体的行动，需要当代诗人的通力协作。
你要注意到：“传统”不是被分成了两截——古诗所形成的传统与新诗自身的传统。加诸“传统”之前的修饰语企图使它变成一个隐喻的对称物——“传统”是可以截断的木状物。这样，形象不定的“传统”立即产生了明显的视觉效果。退一步来说，假定这里的确有一根修长的木棍，即便是真去截断它，产生的后果也仅仅表现为两者的长短不一：数量上的差异。
与古诗形成的传统相比，新诗自身的传统只有求助他人，而不能求助于人。也就是说，古诗形成的传统已经既成事实，在时间总量上是可以测量的，是有限的，要做的只是去发掘，它并不再做出迁就于人的改变，它已经定型了，只等待后来者攀越——被动地接受后来者甄选、鉴别、挑肥拣瘦；新诗自身的传统则不然，它的前途坎坷，仍然有待形成规模与规律——也许在八十年之后，才开始施加自己的影响力给后来者：它是不断丰富的、不断加力的未遂事实。
一刀两断的做法确实简单明了，但犯下了可怕的错误：它过于倚重人为约定的时间计算方法，老实巴交地遵守时间上先后有别的风俗，却忽略了谈论“传统”并不仅仅是在时间链条上来开展，“传统”的大小两截不少情况下与时间上的次序无关，对于诗学史而言，这类先后有别确有必要，但对陷入创作状态中的诗人而言，“传统”并非可以利索地一分为二的木状物，往往是交织的一张沾满露珠的蜘蛛网。
一代人难免受一种风尚的影响，这种风尚的产生只是部分地取决于写作自身的要求。从过去时代里取出一个锦盒（却舍弃其他锦盒），打开它，求得其中光辉，并使当代人的心灵与之浑然一体——由此，“传统”被有目的地、有渴求地选择出来，这样一来，时间上的长幼有序就给抛弃了。
将“传统”分成集体的传统与个人的传统——这种做法相似于刚才提及的二分法：古诗所形成的传统与新诗自身的传统。后面这种二分法是站在“集体的传统”这一名词的合法化基础上得以产生的。也就是说，“传统”被人为地从时间上来量化、目测，是站在“集体”的立场上来观察的。“集体的传统”比“个人的传统”更迷恋时间感，更讲究秩序，更需要诗学史的冲锋陷阵而打开一条大道。或者说，每个诗人的竭尽所能在形成自己的个人风格、属性的同时，也自然而然地被包含于“集体”的传承大业之中。个人的捷径积少成多地成为“集体”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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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传统”在公开场合被谈起时，它通常是作为私淑、师承的传统，是一种不限于极少数人学习和摹仿的祖传本领。恰好存在这么一种可能性：诗人甲从他所认为的“传统”中谋求到的幸福能够被诗人乙体味到差不多的快感。于是，“个人的传统”在这一刻成为“集体的传统”之子集。而且，看上去，“集体的传统”是一种合力的结果——它正处于不断累加的进程中。对于一代人或者某几个年份来说，总存在较为时兴的、刚刚被发现的“传统”，它也许为当前面临的症结提供应急方案而来，也许出于一种周期性循环的内在规律，它为不少人知晓，不限于小范围内的流传。
同时，还要注意到：谈论“传统”时，你内心想到的是一种“知识”，一种诗学主张，一个流派或一个主义，而不是具体的某首诗。为了救急，你有时会不莽撞地去找过去时代中的救济者，而这种寻找过程往往不是从这位救济者身上学习什么手法，更迫切的愿望则是让他来帮腔，以建立自信，或证明你是衣钵的不二人选。你所搜寻到的这位救济者必须为不少同行所接受，否则，不但你的寻找失去了意义或合理性，而且刚刚完成的那首诗会面临残酷的打击——一夜之间，你迷失在郊外，迷失在“传统”之外，而“传统”是你梦寐以求的珍馐。从中可见，作为单个的诗人，他也会从两个侧面去窥探“传统”：其一，他希望所看见的“传统”不失时机地成为当代的真知灼见，也就是说，他乐于为别人带来有关“传统”的新闻——一种近似“知识”的可交接之物；其二，他将偶尔发觉的“传统”规定在有限的边界之内，仅仅作为个人的秘闻、小窍门，并且通过具体的诗作去抵达这种发现所预置的山顶——这时的“传统”不急于为外人知晓，而是通过自我练习与过去建立起一种单线联系，通过具体的一首诗——一段引桥、缓坡，去抵达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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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一个现象是，你在谈论“新诗传统”时会很保险地从时空位置上找到安全感，从“古今中外”这个词组上，你会很方便地得到新诗的两股传统之流——仿佛两座巍峨的珠峰不断融化自身的冰雪，而汇成“新诗”这条干流。两座珠峰指的是时间位置上相对于新诗年龄的“古”、空间位置上相对于新诗籍贯的“外”，这样，新诗就似乎拥有了两个子宫：一是古诗的传统，二是外国诗歌的传统。简言之，它在遗著与译著的庇荫下找寻自己的位置以进行必要的光合作用。
新诗有史以来，似乎一直更依赖养母——译著。外语诗歌是新诗最初的仰慕对象，也是最初的外遇，但是找回家后不算娶妻，而是多了一位年长的、需要尽孝心的养母。翻译之后，外语诗歌名正言顺地成为端坐在大厅的养母。你不断地汲取她的乳汁，不断地与你的同伴一起找出养母的女儿们逐渐结婚，使之又成为岳母大人。不少同伴从梦寐以求的入迷中回过神来，顿然发现：在汉语与外语的贸易中，逆差越来越大。外语以及翻译之后表示为汉语的那些口吻、字符通过一百年左右的努力，不小心地将汉语重新洗了一回牌。在这里，有如下问题需要得到澄清：其一，这里所说的“外语”显然不包括所有外来语种，尤其不包括少数民族语种，这似乎表明对岳母大人的仰慕仍然没有消失，仍然有淑女窈窕可以追求；其二，新诗最初为何要疏远亲生母亲（也许，他根本没有亲生母亲，或者不知道她是何人），而诉诸别处？其三，你要回到谈论这个话题前的隐喻设计上来，为什么新诗被你暗示为雄性？为什么他得到了两个子宫、两座珠峰的哺育？“子宫”、“珠峰”这类隐喻试图使你误入歧途吗？第四，当“传统”又被轻松地分拆为“古诗传统”和“外国诗歌传统”（或简称“译诗传统”）时，它顺势变成了数量上的有大小、种类之分的目标物，这种分拆所形成的两个子集相加是否等于全集？有没有第三类“传统”未被发现却深刻影响新诗的成长史？第五，尽管个体不可避免地陷入两个子宫之中，但是仍然存在受益上的差异——为此，你需要注意：这里的时空位置上的“分拆法”仍然偏向于讨论“集体的传统”，即新诗整个儿生活在怎样的摇篮曲之中？第六，在新诗成长的一百年左右中，“译诗传统”在哪几个关键点发挥了主导作用？为何她不能持续地左右新诗的成长？进入2000年代后，新诗与岳母大人之间还会亲上加亲吗？第七，对养母的更加接近，是不是生母的乳汁不足？是不是新诗自己出现了偏食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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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已知范围内的“传统”还可以这样进行分拆：一者为被继承的、被肯定下来的传统，一者为作为现实对立面（反对之物）的传统。这种划分恰好与“传统精神”的两股力量——承袭与反抗——相映衬。在不同的时期，诗人们面对着的都是“阶段性任务”，始终进行的是拨乱反正的尝试——他们不断地找到新颖或蛮荒之地，而这些收获与他们的反对之物发生了密切的关系。
被继承的、被肯定下来的传统是有用的乳汁，它们恰逢其时，从被挑选出来起，就成为了这个历史时期的关公——焚香烧祝的后辈一致认为：这是可以绵延万载的烟火。在数千年的文明史上，的确存在不少公认的、可资千年的传统人物和点滴传统，好像这些人、这些手法为文明史垫足了底子。然而，每个黄金时代引以为豪的不是在公认层面的持续深掘，而是在“私认”上抛出绣球——由此，传统成为活水，取之不竭。除了发现这个时代“私认”的杰作和豪杰之外，对那些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公认人物及其佳作的有针对性的挑选，并且使之作为解决当下难题的工具——这些做法也能交配出健壮的“传统”，尽管它更像是对已知传统穿透之后的体味，但是这个时代的发现者立即宣布：一种传统刚刚被发现。悄悄地，传统由杰作这种静态形式转换为杰作的新枝绽放这种动态过程——发现杰作中的隐晦，发现杰作中的人际关系，发现杰作的便于利用之处，成为“发现传统”的具体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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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总结古诗的传统相比，要回答“新诗是否拥有了自己的传统”就显得更棘手一些。回答这个问题，你会进行反复筛选——当然这个问题不仅仅属于个人，对它的答复尽管众说纷纭，但是仍在趋于一致。正是对这一断论的自信，新诗本身的传统才有熹微之光。在回答时，你确实在谈论一种与古诗相比较之后的有区别之物，同时这些区别对于新诗之未来千年能发挥持续的效力。给这个问题一个肯定的答案之际，可以如此改用古人名言来描述你的处境：前无古人，后有来者。
给出明确的“是”之后，你又要解答：新诗自身已经拥有了哪些传统？或新诗自造了哪些传统之术？还有哪些潜在的有待被掌握的传统？当然，用“哪些”来发问，确实会把你逼入死角，好像传统真的成为数目可辨的某种物品，于是解答这些问题，实际上是要求你回复新诗得以显示出独立姿态的把柄在哪儿——较之于古诗，新诗带来了怎样的焕然一新？简言之，新诗凭借什么断言：前无古人，后有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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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传统”从来就是出自偶然，一旦单独进行思考（不热衷结社组团）的诗人意识到某种传统的存在，或这种传统已经赐予他足够的实惠，他就开始了一次对学习之旅的事后小结。与作为“知识”和“史料”的传统相比，个人的能力是无比渺小的，除了那些体力充沛的、依照诗学史发展顺序进行旅游的诗人，更多的诗人是带着偏见侧身进入偶然的历史花絮之中。任何艺术品类、手艺人、见闻都足以成为隐秘的师承，或降低这个词的庄严身份，那些偶然被撞见的对象都足以成为鼓舞人心的动力。个体总在偶然中受益于各种手艺人。
碰见困惑的诗人会自觉地去寻找解决悬疑的途径——这种做法本身恰好也是“传统精神”之一种。解决悬疑的策略似乎像一只温热的、刚刚产下的鸡蛋，它正安静而浑圆地隐藏在蒿草上。这种返身进入过去历史视野中的行动往往并不严格遵循某些教导，不受制于时间上的先后有别，这位孑然独行的诗人也许在第一天读到陶渊明——为此，他获得了一种支撑，那种绵薄之力越来越深厚，近在咫尺，成为源源不绝的动力。第二天在集市上讨价还价时察觉到一个跛足的流浪汉的存在，此人看上去拥有了菩萨般的尊贵——为此，他从这一影像中找到了推动一首诗行进的能量。第三天他读卡尔维诺的演讲稿，虽然说的不是诗学典故，但是也能有所体悟。第四天又会接触到怎样的见闻？这一切都无法预测。尽管在无数的偶然活动中，他不断地受益，但是确有一种神奇的力量牵引他回归某种严格的顺序中——每一位深究无尽悬疑的诗人最后都将对过去的诗学史保持明察秋毫的观察力。
“传统”经过许多次个人的努力穿透，会慢慢变成一种类似常识的、被更为便捷利用的知识储备。每一代人都要进行艰辛的穿行之旅，因为井然有序的“传统”在提供方便的同时，也在遮蔽丰腴的个性。个体一方面愿意“传统”成为能够迅疾出现的锦囊妙计——它们总是在紧要关头作为无所不能的“知识”去协助诗人解急，另一方面又希望“传统”存在纰漏——发现“传统”这只古瓮的瑕疵，不正是发现者的野心勃勃被证实存在合理性的依据吗？每一位杰出的发现者所从事的写作活动都称得上一种义举，对“传统”的了然在心，既可以表露在私藏的札记里，也可以幻化于具体的某些诗作中——那是多么美妙的工作：发现者将心得藏匿在一首诗中，而发现发现者的发现将成为这首诗的读者后继的使命，双倍的发现成为新的义举，杰出的后起之秀将继续这类发现，为发现之谜添加更多次幂的幕布。
2005年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