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胡亮诗话集《琉璃脆》为例
这本硬壳精装，浅橘色封面，32开本的“小书”（
山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沈奇主编《当代新诗话》丛书第二辑）摆放在我书房憩枕边已数月有余，每及闲暇或夜阑人静之际，翻阅此书带给我的澎湃诗思与启谛，犹遇良朋之言或食甘饴之美，令人流连忘返并沉溺其中。准确而言，在对该书的阅读过程中，我是被该书批评语体——独特构词、造句之思的深邃磁场与多元、混生，不辩东、西经纬的迷人精神地貌特征所击中。
“诗话”——顾名思义，即是围绕“诗”而产生的种种言论与“话”语（此处的“话”包涵古义中的说唱，后世的“话本”、故事之义）。正所谓：“诗话者，辨句法，备古今，纪盛德，录异事，正讹误也。”（宋·许顗 《彦周诗话》）；“诗话大半是偶感随笔，信手拈来，片言中肯，简炼亲切，是其所长。”（朱光潜·《诗论》）同时，作为中国本土诞生的这样一种仅针对古典诗词独特发声的古老批评文体，也泛指有关“诗”的种种谈评或观点集合的理论著作。
翻开现存的历代文献，我们得知，溯其渊源，远可推至钟嵘的《诗品》，推至《诗三百篇》或孔、孟论诗的片言只语。但，严格而言，又只能视欧阳修的《六一诗话》为标志性的成熟著作——“诗话者，肇始于百代诗话之祖——钟嵘《诗品》，成于欧阳修《六一诗话》。”(蔡镇楚·《中国诗话史》)“‘诗话’之称，当始于欧阳修；‘诗话’之体，也创自欧阳修。”古典文化学者、语言学家郭绍虞在《宋诗话辑佚·序》中提出的这一论断，被学界普遍接受。
这不但因为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原本就题作《诗话》，作为第一部以“诗话”2字正式命名的著作，它不仅首标了“诗话”之名，也开创了“诗话”之体。在（《六一诗话·小序》）中，欧阳修这样谈到：“居士退居汝阴，而集以资闲谈也。”这句话，明确了他这部集子是有关“诗”的“闲谈”的“话”，既是“闲谈”，那么，其行文、体例自然可以无拘无束，随意挥洒，无序、漫谈式的风格，决定了记录这些“话”的表现形式，一条一条，天马行空随笔式的“诗话体”（即用以谈诗的笔记体）就此诞生。
可见，这种以笔记体为基本形式，具有理论批评性质（品评历代诗人诗作，诠释名篇佳句）、记事杂录（记载诗坛掌故、诗歌创作背景、历代诗人的逸闻轶事）性质或讲说诗法性质（探讨诗歌的源流、体制和技法等）的诗学著作正式产生于宋代，并在宋以后的诗歌发展史和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据考，不包括已散佚者，大大小小仅流传至今的诗话著作就有一千多种。这其中，就包括较为著名的宋代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宋代严羽的《沧浪诗话》、明代杨慎的《升庵诗话》、清代王世禛的《带经堂诗话》、清代袁枚的《随园诗话》以及近代梁启超的《饮冰室诗话》、当代钱钟书的《谈艺录》等著作。单《历代诗话》、《历代诗话续编》、《清诗话》等，就辑集了历代重要的诗话著作共计109种。
面对这样一笔十分可观、可叹的诗学遗产与丰厚结晶的诗思矿脉，我们此刻才恍然理解了胡亮在本书后记中的所言：“我不能化欧，更不能化古，那就先来泥古吧”。好一个“泥古”！在我看来这绝不是一种因“学”的步伐或姿势未能理解或跟进先进之“学”，而产生的可怕后退与开历史倒车；或因“智”的限量而萎于拘泥、呆板模式与不思变通，更不是迂腐“致详于形名度数间，而不知清浊轻重之用。”（《宋史·刘几传》），此处的“泥古”，恰恰暴露了胡亮“潜龙（深）于渊”式的宏大“野心”与诗学批评抱负——要“化欧”或“化古”，必先进入西语或古汉语世界的时间内部，追根溯源，非有皓首穷经般的专注心力、定力与慧力之功，此“化”无疑将沦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一派胡划、乱划与瞎比划。
换言之，对“古汉语”的话语表达、诞生机制、内容与曾经的重大“发现”我们都毫无了解，一无所知，此“化”也就根本无从谈起。同时，此处的“泥古”一词也暗含了“守成”之意，如不能超越古人，至少，在识度与成就上“不使失坠也。”（唐·孔颖达疏），哪怕“即有大仍其意，小变其形，自成一家，而不顾天下非笑之人。”（见清·李渔·《闲情偶寄·词曲下·宾白》）也是好的，但，这何其难也：“如果有读者从中嗅出了刘勰、钟嵘、司空图、严羽、袁枚、刘熙载、王国维或民初学衡派的香味儿，我将乐于承认，并乐于与大家一起向他们致敬。他们代表了中国诗学正脉，留下了不废的江河，而我们，瞎了眼，断了腿，分了心，已经取不回一瓢两瓢。”在本书后记，关于上卷《屠龙术》的写作初衷里，胡亮如是谈到。句尾充满肯定与沉痛语气呈出的“瞎眼，断腿，分心”——这六个字的分量，何其稳、准、狠也，足以担当得起对当下文化或世道人心的困境指认与病情诊断。
事实上，在《大江健三郎书店》这篇思想随笔中，借大江的阅读与美学品鉴趣味——在文化立场上最终实现了西方文化与日本文化冲突中的互为激活——以此为契机，胡亮就清晰而直接表达了他自身的文化与思想立场：“1916年迄今，新诗细致地践行了欧美各种诗潮的方法论，诗论的写作亦是如此……无不赅备。我试图逐步中和这种刻鹄类鹜的应用性研究，慢慢求取具有个我文体学特征的汉语批评，转而向伟大的中国古代文化传统致敬。这看起来不过是一种逆鲁迅的新的文化极端主义，但是我意并非如此，或许可以试称为新传统主义或文化整体主义……中国文学传统和外国文学传统都应该是开放的传统，只有两者的不断互动，才能共同臻于更加深刻和丰富的境界。在文学的阅读、写作和批评方面，黄色时代（复古）早已式微，蓝色时代（崇洋）尚未消颓，接下来，我愿意参与建设一个中西古今相会通的绿色时代。”
“新传统主义或文化整体主义”这两个可互为替换的概念，可否视为胡亮对“学衡派”精神要旨续脉重接的个人化理解命名？同时，“一个中西古今相会通的绿色时代”句中谈到的“会通”，是否可视为王国维在《国学丛刊序》（1914年6月作于日本京都）中便开宗明义所言：“……余正告天下日：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之意的超然归纳与梳结？种种迹象表明，胡亮的努力，其道路最终朝向——难道仍然是试图回归复古、守旧的“遗老派”、“折中主义”、 “大糅杂”或又一次陷入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世纪悖论怪圈？
近年来，对诞生于上个世纪20年代“学衡派”思想及学术价值的重估、再发现与研究，成为当下文化与学界的一件“热”事。服膺于美国白壁德的新人文主义及以柏拉图“一多·两世界”学说为基石，而进一步引申、扩展、建立起自家一派之说的“学衡派”派，提出的三个文化重要观念：世界文化的统一性（“以全人类为本位”·吴宓语）、文化的历史统一性（“相承（真、善、美文化传统价值）不变者”·柳诒征语）、文化发展中的选择原则（“扬恶抑恶”·吴宓语），以及“文化”的终极归宿，乃是“趋于、止于‘至善’的理想主义”，以及中西文化应“互为融汇，一同休戚”……等等观点，以现在眼光来看，“学”派的主张无疑具有超前于任何时代的前瞻性与合理性。在“学衡派”看来，“一”作为变动不居的“至善、至真、至美”价值承载方向，任何一个民族精神的复兴，首要之条件在于自有本土文化精神（人伦道德、理想人格、“士”的精神操守）的根本确立与自统，方能导引、承接和整合他族之“科学与民主”。获悉了这一点，或许我们就明白了“学衡派”之所以与“新文化运动观”豁然异立而不同流的关键分歧之所在。
同时，如果我们得知美国学者杰罗姆·根直到21世纪初，才提出“三种文化”的完整学说（将天下学问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三大类）。而王国维在20世纪初便提出：“今专以知言，则学有三大类：曰科学也，史学也，文学也。凡记述事物，而求其原因，定其理法者，谓之科学；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者，谓之史学；至出入二者间，而兼有玩物适情之效者，谓之文学。”将知识分成“科学”、“史学”和“文学”三大类，其实际所指与杰罗姆·凯根的认知可谓不约而同。又：“科学、史学之杰作，亦即文学之杰作。故三者非斠然有疆界，而学术之蕃变，书籍之浩瀚，得以此三者括之焉。”王国维指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杰出作品，一定是具有文学性的，更拥有人文属性，所以这些学问之间其实并没有本质上的区隔，到最后一定是要融会贯通。
这，或许才正是胡亮所言的“文化整体主义”或“会通”真意？
明晰了这一点，上述所言的诸多疑虑因此得以打消。无论如何，蜀中俊杰胡亮仅凭这两处点穴、入穴之精准视域，短兵相接与中西文化碰撞最为激烈处（清、民交替时）如雷鸣、闪电般迸绽的思想“活”火，足见其才，其胆，其识、其力勇也！而“才、胆、识、力”，综其四者之和，不正是明末清初诗论家叶燮在其诗论专着《原诗》中提出的，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写作者者或批评家所必须具备的四大优异素质吗？在叶燮看来，所有文本的构成，其根本要素为：“以在我之四，衡在物之三”。“在我之四”者，为创作主体自身应备具的“才、胆、识、力”（“大凡人无才则心思不出，无胆则笔墨畏缩，无识则不能取舍，无力则不能自成一家。”（见《原诗·内篇》）；“衡在物之三”者，曰：“理、事、情”（“譬之一木一草，其能发生者，理也；其既发生，则事也；既发生之后，夭乔滋植，情状万千，咸有自得之趣，则情也。”（见叶燮·《原诗·内篇》）。
何为“识”？下面，我们来看看叶燮关于“识”的释义——“惟有识，则能知所从、知所奋、知所决……其道宜如大学之始于‘格物’…… 一一以理、事、情格之，惟有识，则是非明；是非明则取舍定。不但不随世人脚跟，并亦不随古人脚跟格之……”如果说，在上文引述中，胡亮关于自身文化及思想立场的表达已经亮明了他的方向（“知所从”）， 那么“知所奋、知所决”——“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中庸·第二十章》）皆是题中应有之意。又，按朱熹训“格”为至、为尽，至：谓究至事物之理；尽：穷尽之意；训“物”为事，范围之广，既包括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亦包括心理现象和道德行为规范。那么“格物”就是穷尽事物之理。
对应在本书写作期间，我们得知，仅被胡亮“格”掉的诗集就近百部，诗作近千首（尚未包括“诗”之外的其它参考书籍）。小至一个标点、一个字、一个词的涵义重新求证，大至一个句子，一个段落，一首诗其背后的创作动机或时代背景，非不如此，其言不立也！因为受“诗话”这样一种特殊文体的篇幅限制，不可能洋洋洒洒如西方文论，按严密的逻辑制式层层阐释，任其漫漶。它必须在极短篇幅内，以看似“闲谈”的方式，一针见血，敲骨击髓，去蔽存真，蓄一语或数语之识力即是勘破。
如果说本书上卷《屠龙术》的行文体格，属于准“诗话”——最短不过四字：“坎壈得诗”（《 琉璃脆》上卷·“屠龙术”之440条），最长不过212字（《 琉璃脆》上卷·“屠龙术”之567条）。这些带有强烈随笔、闲谈印痕——“综合了笔记、语录、散文诗甚至思想碎片”（茱萸语·见《琉璃碎》序）的词条性文字，看似如飞絮般肆意飘撒，纷呈无序，但，细究之，却有作者精心纺织的结构：一类为对西语诗人、作家或艺术家语录、作品或著作读后的观想与对话；二类为对中国古汉语时代或当代诗人作品及言谈、诗话著作或美学主张的回应与悟说；三类为作者对“诗·语言·思”带有鲜明个人色彩的诗思与洞见呈现，宛如“肉身与诗，互为表里”（《 琉璃脆》上卷·“屠龙术”之697条），而“词永远也不可能穷尽一根松针” （《 琉璃脆》上卷·“屠龙术”之680条）……“知白守黑之必要”……“桡短流深之必要”……“孤愤之必要”……“不可说破之必要”……“离形破执之必要”……穿插于三者之间，时常以“必要”句式出现的动力装置，为我们的阅读带来加速度的快感与轻松。
那么下卷《窥豹录》，则是将“诗话”的三性（见上文述）立体、综合运用——细剖、“点杀”于当代诗坛66位实力诗人及其作品的生动案列展示。66尊造像，帧帧堪称当代诗人精神肖像的绝佳速写（最短仅200余字，最长不过2500百字），意不在着墨，而在于勾勒之线的蓬松与张驰之击：精准，传神，又伏隐了超逸的弦外之音。呈现于内心“真实”的镜面，每有画龙点晴的惊喜、意外与可信之笔。举重若轻的背后实则是对诗人作品认真阅读、思考与提炼的庞大工量——“犹如一部小型的当代新诗史”——“民谣，摇滚，以及非主流音乐的文字脚本，向来是新诗史研究的盲区，这次论及崔健和周云蓬，或亦算得上是一个怯生生的提醒。”（见本书后记）恰恰，个人以为《窥豹录》将歌手崔健和周云蓬纳入，正印证了“诗话”中的“话”字所包涵的“说唱”古义。犹如鲍勃·迪伦之于诺贝尔文学奖，崔健及周云蓬的歌词，事实上，本身就是可以弹唱的优异之“诗”。
纵观本书，可见胡亮知识涉猎面之广，“中得心源”的体悟之深，真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从《诗》《书》《礼》《易》《乐》《春秋》到老子、庄子、佛陀、《圣经》；从《天问》《史记》《神曲》到陶潜、李白、杜甫；从叶芝、里尔克、佩索阿到苏轼、张岱、寒山；从莫里斯、阿特伍德、弗朗茨·法侬到穆旦、魏尔伦、策兰；从海德格尔、艾默生、施耐德到德彪西、肖邦、梵高……从《文心雕龙》、《沧浪诗话》到《二十四诗品》；从《书慨》、《白石道人诗说》到《人间词话》；从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到马克思主义与新马克思主义；从艺术社会学派，精神分析与原型批评到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从符号学，接受美学与读者反应理论到女权主义与性别研究，后殖民主义……全书涉及古今中外（直呈、引用、注释）诗人、作家及艺术家（批评及诗歌流派代表人物及其观点运用）的人名与著述多达数百（个、种）之多，而正是这些象征人类思想之光不息流变的火焰，构铸了胡亮诗话批评的辽阔视野与雄健尺度。
何为“胆”？——“昔贤有言：成事在胆。文章千古事，苟无胆，何以能千古乎？吾故曰：无胆则笔墨畏缩……及伸纸落笔时，胸如乱丝，头绪既纷，无从割择……矜持于铢两尺镬之中……又如跛者登临，举恐失足……之数者，因无识，故无胆，使笔墨不能自由，是为操觚家之苦趣，不可不察也。”（见叶燮·《原诗·内篇》）
由此可见，“胆”由“识”生。“识”除去先天天赋，还包括后天积学、勤勉“格物”之功，唯有深下“识”功，犹如磨铁棒成针，砺粗铜成镜，方能照见物之“理、事、情”状，栩栩如生，如见如来，拙胜优劣犹不可藏也，言之胆也应运而出。我们来看看胡亮的“胆”：
“周伦佑抓住他的头发，想要把自己提起来：他双眼圆睁，双手紧攥，青筋暴露，大汗淋漓，似乎马上就要蹬掉脚下这颗星球……周伦佑的写作，查其总体，乃是异化和异化之异化的结果。从个人生存体验里冒出来的疼痛感，饥饿感，荒谬感，被挟持感，引导了一种证词般——甚或遗着般的一写作。 在暴力修辞语境下，他启用反暴力修辞，要命的是，此种反暴力修辞亦具有暴力修辞的色彩。这个亡命之徒，施虐者，受难者，犯险者，自己卡紧了自己的七寸。”（《琉璃脆》下卷·窥豹录之周伦佑篇）
“于坚所谓汉语，就是白话，他或有不知，与前述文明相表里的，非仅白话——因为白话只是残存的汉语。这样的矛盾并非罕见。比如，诗人还面临着隐喻和拒绝隐喻的矛盾，古典主义、民族主义和先锋主义的矛盾。矛盾带来难度和活力。于坚的写作，乃是一种不可能之可能，所谓个人气象，也就在——或只能在一艰难的两难里求得一片昊天。最后，如果我要说，于坚是一个抒情诗人，请不要诧异，更不要如此反问：一个抒情诗人？一个光头的抒情诗人？一个骑破车的抒情诗人？一个穿着大头皮鞋的抒情诗人？”（《琉璃脆》下卷·窥豹录之于坚篇）
“修辞学的老狐狸——欧阳江河——似乎没有写作的见习期。他的初心就包含了雄心，‘我认为除了伟大他别无选择’。过度的自信，来自博学，亦来自智力。博学和智力的优越感，将诗人领进了玄学的歧路，书卷的迷宫——也让他逐渐远离了生命的现场。”（《琉璃脆》下卷·窥豹录之欧阳江河篇）
“这就是整个儿的李亚伟吗？不，我们能够用上考古学，从豪猪的坏笑的废墟，发掘出被他深深掩埋的金声玉振：他的古雅，他的羞涩，他的真诚，还有他的道义感。这个色厉内‘仁’的家伙，为了不让自己混同于伪装的文明人，混同于无病呻吟的抒情诗人，他启用了一种凶狠的温柔，一种反方向的超脱，一种赌气的自我践踏,最后化身为一个倒挂的文明人，一个反抒情的抒情诗人。诗人自称害群之马，矛头直指害马之群，两者的美丑已经可以看个分明。最后还要说到柯尔索，他的名字，也很有意思，据说可以解释为：警醒、信使、道路……”（《琉璃脆》下卷·窥豹录之李亚伟篇） 读着这些令人心惊，气魄坦荡，独树一帜的“无惧”文字，我深信胡亮之言已经找到了它坚实可靠的依据与出处。这些“并不依赖学院理论的尺度，而是依照生命与内心对于诗歌的理解”的文字，“循着经验的召唤，去探查一路的诗歌奥妙与风景”……“他关于当代诗歌前沿问题的别有匠心的探查，对于经典文本或特殊文本的精妙细读，对于某些历史价值明显的作品与事件的意义引申，对于‘元写作’和大量根部问题的深思与追寻，都体现了一个优秀批评者本色。尤其是，批评文字也可以成为一种有故事的文字，成为有韵味和个人声线的书写，成为耐人的和富有魅性的叙述。这在当代诗歌批评中是比较罕见和值得嘉许的。”在第二届“袁可嘉诗歌奖·诗学奖”对胡亮的授奖词中，张清华所言可谓一语中的。而变“诗话”这一古老文体中的“记事杂录”（记载诗坛掌故、诗歌创作背景、历代诗人的逸闻轶事）、理论批评（品评诗人诗作，诠释名篇佳句）与讲说诗法性质（探讨诗歌的源流、体制和技法等）为“个人声线的书写”——为“耐人的和富有魅性的叙述”——使“批评文字也可以成为一种有故事的文字”正是胡亮打破传统“诗话”观念框囿，成就现代“诗话”做出的创造性贡献。
何为“力”？——① “昔人有云：‘掷地须作金石声。’……而言金石，喻其坚也。此可以见文家之力。”②“力之分量，即一句一言，如植之则不可仆，横之则不可断，行则不可遏，住则不可迁。”③易曰：“独立不惧。”④“立言者，无力则不能自成一家。”（见叶燮·《原诗·内篇》）
对应在本书，叶燮所言“力”的四象之溅，于胡亮腕下，可谓比比皆是，围累殊胜而蔚然大观。本书行文话语方式也一反此前胡亮温柔敦厚、非关“痛痒”之谦逊与娓娓道来的“句秀”模板，而换之以短匕、长剑、弓矢、火枪或盈握于指尖的金刚寸力，对批评对象及文本，远握近打，不粘不滞，一切有关暧昧、含混、闪烁其词的溢美辞姿与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盲谈大话（此为当下文学评论早已司空见惯的“肿瘤”现象）统统被无情切除。
比如，他“谈”昌耀：
“昌耀就如那架高车——‘本是英雄’——他也已经在地平线上渐次隆起，在北斗星宫之侧悄然轧过，在天地河汉之间鼓动如翼手。是的，他早已独翔于高昊；下面，再下面，乃是其它诗人的灌木丛，乃是美学的无边戈壁。而历史和真相却是，诗人的金头，被按进了屈辱的尘埃。
……
他大量启用古字古词,粗粝、嶙峋、滞涩、狰狞、惊悚，硬语盘空，而又能透出个人的呼吸和血肉。如此讲究到极致,精雕细刻，穷形尽相，甚至连每个小局部都会有生动的乐感和画面感。比如‘鬐甲’，望之可见鬃毛；又如‘翙翙’，听之可闻翼声。诗人每每龙虫并雕，密不透风，疏可走马，信乎，非大手笔不能为也。字词对诗意的跟进，亦如‘百头雄牛噌噌的步武’，哪里还顾得，踩出的是诗还是散文？”（《琉璃脆》·窥豹录之昌耀篇）》 他“谈”多多：
“……热血是政治的热血，精液是身体的精液。到了后来，诗人却不再喜欢前者，也许在他看来，那意味着某种余绪、暴力、左派或集体无意识。尽管多多持有此种态度，我们必须晓得，‘一个阶级的血流尽了/一个阶级的箭手仍在发射’，这恰恰是诗人——以及那一代诗人——所面临的最初和最深刻的语境。
……
这是一匹嘀咕着的马，一匹吃掉一万盏灯的马，一匹用泥土堵住耳朵的马，一匹脱下马皮的马，一匹被勒紧了的马，一匹被狠踢腹部的马，一匹出棚后被人骑被人打的马，一匹从脑子里溢出蝴蝶来的马，一匹无头之马！啊，无头之马，无头之马……
诗人向这些马也向自我和时人一发出了质问：‘什么时候，在争取条件的时候/增加了你的奴性？’诗人就像一匹种马， 一匹半自由的马，在跑到山巅之前，‘还来得及得一次阑尾炎’。这匹马——无头之马终于成为一代人的隐喻。在那一代人里面， 多多恰是一个罕见的两全的个案：他既分担了启蒙的义务，又完成了艺术的任务。”（《琉璃脆》·窥豹录之多多篇）》
他“谈”柏桦：
“诗人的母亲——他称之为‘下午少女的化身’早就给这个古怪男孩填充了过量的热血和怪癖，以至于，他后来长期蜷身于两者——下午和少女——的紧闭,并滑人了不可 避免的抒情的‘厄运’。1981 年10月，他写出《表达》，此后，就投身于热爱、激动和怒气，就像投身于内心的革命。他的词，与他的细胞，他的诗，与他的身体，发生了革命的相拥，流出了只争朝夕的热泪。
……
今日之柏桦，为学日益，已然沉浸于“狂欢式的互文性写作”……他将左与右的交错，心与脑的交错，带入了更加开阔的个人与他者的交错……作为一个诗人，一个论者，甚至一个随笔作家，柏桦都已经给出了个人化的语调、身段和文体，对于他来说，这甚至比给出个人化的思想还重要。以其能如此，除了是最好的抒情诗人,柏桦还是一个身怀致幻术的罕见的文体家。”（《琉璃脆》·窥豹录之柏桦篇）》
开门见山——单刀直入——一剑封喉式的“定音”判词，常常如一枚枚被连枝打下的鲜果“首级”，散发着时间封印被重启的郁香，以迅雷不急掩耳之势，滚掷于你正在阅读的眼前或脚下，良久愕然之际，不觉其飘逸的词锋早已悄然滑向了一下个同样险峻裂谷的段落或篇章。如果我们知道“金石”之所以成其为“金石”，其坚固、铿锵、不易朽坏的物质属性乃是由于其分子排列间距的紧密，导致了其物质硬度如此，那么胡亮的语言变化，体现在本书中，也正是这样——对每一个字、词及其节枝衍生意义明察秋毫式的拧紧与对大开大阖、开放句式的自如把控运用，使得高度浓缩了海量信息的话语能指空间，如一块块吸力巨大的磁石，透过纸背，给我们的阅读带来了耳目一新，瞬间被卷入“虹吸”式水柱的强烈感受。
何为“才”？——“夫于人之所不能知，而惟我有才能知之；于人之所不能言，而惟我有才能言之，纵其心思之氤氲磅礡，上下纵横，凡六合以内外，皆不得而囿之。以是措而为文辞，而至理存焉，万事准焉，深情托焉，是之谓有才。”（见叶燮·《原诗·内篇》）对这一维度，我愿引用当代中国一线诗评家或学者之言证：
读胡亮的文章有一种欣慰，觉得我们的事业有大希望。我寄意于年轻一代的正是如此：希望，且超过我们。
—— 谢 冕 （学者，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胡亮的文论和诗性随笔眼界开阔，功夫扎实，细节娴熟，笔墨清扬，有考据，亦有文体，别有身段、风姿和气韵。这么好看，的确让我刮目相看，也真心推荐给大家看。
——柏桦 （诗人，西南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胡亮的随笔有评书之魅力，并让我们相信：叙述实则也是在选择，在提炼，在判断。本书所录各篇亦颇有天然而成的美文，其修辞之美，思想之美，都令我喜爱和享受。
——高 兴 （翻译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胡亮的文字充满灵性，他以诗人心态从事诗学批评，自然能见到职业批评家见不到的东西，予人以莫大的启示。胡亮是当下拯救诗学批评于低谷甚或绝境的少数人物中的一个。
—— 敬文东 （学者，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博导） 另，“夫于人之所不能知，于人之所不能言”暗示了有些“知”与“识”，仅仅单靠书本或个人经验的理解是根本不能获得的，胡亮时常启动“田野考察”式的二重证据法，对所写诗人进行走访、面对面晤谈与深入交流，使他获得了大量不为人知的第一手珍贵资料。与洛夫、柏桦、蓝马、钟鸣、张新泉、尚仲敏等诗人接下的深厚友谊，可视为“深情托焉”的另解与真实写照。
如是，“才、识、胆、力”，四者“交相为济”于胡亮笔端，令其文本也必“发宣昭著”。古字、白话、口语、方言、翻译体、甚或竹枝和木头，在胡亮手中铸为了合金。“本土”一词，也不再是一个“封闭性”的地域或地理概念，而成为一种具有活生生根性结构的开放思维或具象呼吸。如是，“乱劈柴”与“冒烟的轮胎”成为近邻；“副词的内裤”与“干卿底事”结为同盟；“愣头青”与“雪泥”——不分“轩轾”； 修辞的“檃栝”与“萨义德”互诉衷肠；“巴掌”与“鬼火冒”握手言欢……（注：引号中用词均出自胡亮本书下卷《窥豹录》）“会通”一词的涵义，落地为词与词之间一场声势浩大，互通奥义的奇妙旅行，让“不可能”变成“可能”！——“琉璃脆”“屠龙术”“窥豹录”这些沉忘于时间渊薮的本土历史典故或诗事，也因胡亮赋予了他们指向未来时间的“新”的意义之矛，而完成了时间的三维（过去——现在——未来）循环，获得了自足、恒在的生命，并上升为一种承载了现代美学旨趣的符号与“境遇”象征。
回顾发轫于上个世纪初叶，那场轰轰烈烈，摧枯拉朽般的“白话文运动”，甫一开始，无论从文本创作（语言、技艺、修辞）或批评价值尺度（理念、方法、意识），均受到西方世界文学的强力指引与干涉，从朱自清们的“人生派”到汪静之们的“湖畔”派；从郭沫若们的“创造社”到徐志摩们“新月派”；从李金发们的“象征诗派”到卞之琳、戴望舒们的“现代诗派”……“横”的移植说的好听一点即是“借鉴”与“拿来”，难听一点，与文化立场上主动要求殖民无什区别。
究其缘由，这场文化运动的最高目标，乃是企图“废灭汉字”（这个观点背后，站立着谭嗣同、胡适、鲁迅、陈独秀、钱玄同、蔡元培等等一大批举足轻重、目光炯炯的坚定支持者）让象形的方块汉字拉丁化、字母化，从而，在书写与字义的根子上彻底掐断与古中国汉语传统的“纵”深空间联系。
这一疯狂、匪夷所思的极端言行，遭到了以梅光迪、吴宓、胡先骕为代表的“学衡派”有力狙击与抗诤：“今欲造成中国之新文化，自当兼取中西文明之精华，而熔铸之，贯通之。”（吴宓语），又，“吾国所谓学者，徒以剥袭贩卖能，略涉外国时行书报，于其一学之名著及各派之实在价值，皆未之深究，甚或道听途说，不辩是非真伪，只问其趋时与否。”（梅光迪语）“当下之时代断无批评标准和责任意识，大多新文化倡导者对中西文化不过略知一二，便欲率尔下笔，信口雌黄”（胡先骕语）。不知道后来的胡适为何埋头整理“国故”一去无返，而鲁迅回首撰写《中国小说史略》与“学衡派”的有力狙击与抗诤是否有关？但“怒其不争，哀其不幸”之灼灼言辞，也恰恰暴露了胡、鲁们极端言辞之下那颗其意非然，不惜将古老的汉语断头换血，施大恶以期成大善的良苦本心。
时至今日，重观并反思这场硝烟弥漫、火药味十足的论战，其拨云见天的意义已不言自明：废除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字与亡国无异。同时，当我们在愤责那些动辄奉西方文学或诗学价值尺度为圭臬，唯西语“大师”语录或学术经典著作马首是瞻的洋派学者们数典忘祖之际，又该如何立足于本土的文脉、文化与文明状态，重构与创造出具有鲜明本土话语特色与民族思维表征的作品，成了摆在当下与未来的一个严峻问题。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胡亮这本“诗话”集的问世，无疑具有了某种不言自明的重要性。
本文运用清代诗论家叶燮在300年前提出的《原诗》理论，从“才、胆、识、力”四个维度对胡亮批评文本做出的解读，现在看来仍行之有效，从而证明了古人的识论及留下的传统绝非虚言或过时之物。在《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2017年度好书推荐榜”中，我曾经如是写到：“该书惜墨如金，言无虚发，以高迈、溯源的视野与融铸古今中外的宏阔诗思，为重建本土诗话批评尺度提供了崭新的切入路径与价值取向。”据悉，即将再版的《窥豹录》（即将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问世）在原有66人名单之上，胡亮持续发力，又增加了33人。“阅读，写作，阅读，写作，阅读，写作，九十九次，推巨石，上高山……”（见胡亮·《窥豹录》再版后记）“诗话”这一古老诗学批评文体，因胡亮献祭般的创造性书写、投入、拓展与激活，而绽放出崭新的活力与迷人光彩。此书，可视为胡亮续脉或重构本土诗话传统的一次成功践行，更是中国当代诗歌批评收获的一大重要成果，必须向胡亮致敬！这位超然于“炼字如煮茶”（见本书《屠龙术》·266条）的幽隐者——独行侠——苦行僧，怀揣“寸铁杀人，尺水兴波”的云端理想，正走向“侥幸的批评家”中剩下的最后“三位”奠定的“伟大王座”。祝他好运！（《侥幸的批评家》·见胡亮新版《窥豹录》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