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以亮 译
《另一种美》是一本睿智、闪光的书。这本书的作者，波兰作家亚当·扎加耶夫斯基汲取了多种文学体裁的长处：成长回忆录、摘录、沉思性警句、小品文，以及诗辩——亦即为“文学的伟大”这一观念进行的辩护。
可以肯定，称扎加耶夫斯基为“作家”有些用词不当：一个诗人，不能因为写过一些必要的散文，就被剥夺了他那个更好的头衔。扎加耶夫斯基的散文往往比诗作占用更多的篇幅，因为散文毕竟比较啰唆。而在文学标准的二分体系里，诗歌总是胜于散文。诗歌代表最严肃、最富于启示、最具艺术激情、最令人渴求的文学。“作者和读者总是在梦想一首伟大的诗，梦想写出它，读到它，体验它。”体验一首诗：被它提升、被它深化、在那么一刻里被它拯救。
从一个伟大的波兰作家那里，我们往往期望读到一种斯拉夫式的艺术激情。（波兰人这种独特的微妙之处，也许需要在此发挥。）文学作为精神滋养，在最近一个半世纪里，一直是斯拉夫人的专长。作为一个诗人，扎加耶夫斯基拥有那种平静而敏锐的声音，他所持有的诗歌观点，更近于雪莱而非阿什贝利1。这似乎毫不奇怪。凑巧的是，更为年轻的波兰诗人，比起那些用英语写作的诗人，更不大相信自我超越的真实性。借助诗歌，让人生活在一个“更高的层面”——扎加耶夫斯基在抒发这一变相的宗教渴望时，总是伴随着一种轻微的自嘲。他最近出版的诗集名为《神秘主义入门》，题目有种迷人的清醒。诗歌给予诗人的世界，和读者所进入的世界，是一个具有情调和内在狂喜的世界，除了短暂的体验，人性的弱点往往使我们不能栖居其间。“诗歌不能持久，”扎加耶夫斯基挖苦地说，“特别是现在流行的抒情短诗。”它们所能提供的只是“片刻的激情体验”。散文更耐用，即使仅仅因为读完它需要更多的时间。
《另一种美》是扎加耶夫斯基被译成英语的第三本散文集。前两本是由随笔或回忆录性质的文章组成，各有标题。这本新书中的内容却没有标题（也无序号），段落或短或长，短的只有一个句子，长的占据几页。本书糅合了叙事、观察、人物印象记、反思、回忆等等，它们使《另一种美》以极快的速度在情绪和苛评中转换，在不同话题上显示出断断续续的艺术激情。我们像在读一本诗集——当然是抒情诗。
那么，是怎样一种激情？（换言之，它是怎样一种散文？）它是沉思的，准确的，狂想的，悲伤的，谦恭的，容易引起惊奇的。整部书，无时无处不在强烈的对比之中跌宕起伏。（这个是这样的，那个是那样的。或者，我们希望这样，却意外地看到那样。）一切都散发着独特性、韵味、启示、隐喻。甚至包括天气：
巴黎的低气压有海洋性的特点；大西洋朝大陆方向迅速遣送低气压带。风一起，乌云就像赛车一样掠过城市。雨水仿佛以恶意的倾斜角度落下来。老天不时露一下脸，一小块蓝。然后天又黑了，塞纳河仿佛变成一条黑色路面。巴黎的低地因为来自海洋的能量便又沸腾了，一时雷电大作，好似开启了香槟酒瓶塞。然而，中欧地区典型的低气压——在喀尔巴阡山上的某个地方，形成中心——表现全然不一样：它是抑制和忧郁的，你甚至可以说，带有哲学气的冷静。
云层几乎一动不动。它们形状各异；好像巨型的软式飞艇，悬挂在克拉科夫中心市场的上空。光线在逐渐移动。紫色的光线渐渐淡去，让位于黄色的反射光。太阳躲在柔软的云层后，照亮了天与地各个不同的角落。有的云彩就像浮上水面的深海鱼群，张大嘴在游动，仿佛对空气的味道感到震惊。
这种天气，可以持续多日，造成中欧温和的气候。如果是在长久的审时度势之后，下起雷阵雨，那表现就像有点口吃。没有迅猛、果决的霹雳从天而降，天空发出一串冗长的雷声，“啪啪啪”——没有惊雷的爆炸，只有回声。打雷也有它的分期付款计划。 在扎加耶夫斯基的描写中，大自然似乎巧妙地隐藏于民族历史的陈腐气味中。巴黎明快、极好的天气炫示着法国无穷的好运气，而克拉科夫疲倦、忧郁的天气则总结了波兰无数的战败和其他不幸。诗人不能逃避历史，只能出于大胆尝试的目的，不时将历史转变成神奇的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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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你出生在一个有趣的时代，中国一句古老（或至少是谚语式的）咒语如是说。在我们这个超级有趣的年代，此语也许应更新为：愿你出生在一个有趣的地方。
切斯瓦夫·米沃什尖锐地指出，“出生于某些陌生国度是一种特权，在那里人们很难逃避历史”——请想一想波兰、爱尔兰、以色列、波斯尼亚——这一特权常常会刺激和刺痛、提升和耗尽一个受到世界文学重视的作家，如扎加耶夫斯基。历史意味着冲突；历史意味着绝境——朋友被投入监狱和被杀害。历史意味着国家的生存权利不断受到挑战。当然，波兰有过长达两个世纪之久、几乎被扼杀的历史时期——自一七七二年第一次被瓜分，到一九八九年苏式统治的崩溃，其中第一次瓜分在几年之后直接导致了波兰作为自治国家地位的终结（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才恢复）。
这样的国家——这样的历史——使他们的作家很难从集体性的痛苦中摆脱出来。这里是另一位伟大作家，A.B.耶霍舒亚2的证词，他生活在一个更年轻的国家，这个国家注定要遭受无休止的恐惧：
你不断受到召唤，要团结起来，这召唤来自你本身，而非外部的强制，因为你的生活，在各种新闻广播中应接不暇，这本身就是一种团结，它既是由于技术而来的，从情感反应的观点看，它又是自动的，因为这时你已经必须那样做出反应，你生活在紧张之中。对于任何有关以色列的新闻，无论意外伤亡事故还是飞机被击落，你的情感反应都是预先确定的。因此，你缺乏孤独，在精神的意义上，你不可能独自存在，不可能达成一种智力上创造性的生活。
耶霍舒亚的用词与扎加耶夫斯基完全相同，后者第一本被翻译成英文的散文集就叫《团结，孤独》，收入六篇发表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文章。孤独腐蚀团结；团结使孤独变质。
波兰作家的孤独，总是受到因文学本身形成的归属感的影响。米沃什有过一次杰出的“为诗一辩”，是他一九八九年在雅盖隆大学所做的演讲，题为《以波兰诗歌对抗世界》，向波兰诗歌表达了敬意：因为波兰语诗歌，使他免遭“移民生活里贫瘠的绝望”，他回忆道：“在痛苦难以与他人道的孤独之中”，总还是有“对前人和后代的责任感”。对出生于一九一一年的米沃什来说，波兰作家永远不可能逃避对于他人的责任感。依据这个原则，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构成了一个明显的反例——在他的小说里，在他极其自我中心主义、言辞尖刻的《日记》里，在他颇为强辩的《反对诗歌》一文里——他提出了证据，令人震惊的证据，涉及理想主义在波兰文学中的权威。历史是在场的，它甚至以缺席的方式在场，米沃什在后来出版的新作《米沃什词典》里说；而且，如果表现不当，就是对于利他主义的献祭式狂热和对于崇高思想的浮夸，就是贡布罗维奇式的拒绝，除了自我的无政府主义要求之外，一切责任都在被拒绝之列，然后，以卑微、幼稚、低俗者的名义，巧妙地高谈阔论。
如果方式正确，从每一个人的人生里，都可提取到可资借鉴的经验和历史的重大意义。即使贡布罗维奇，也不禁把他的一生看作某种典型，从自己出身上流社会的童年，从自己早熟的文学上的恶名，从自己命定的、无可挽回的移民生涯中，得出一些说教性的东西——这对于他的本源，无异于一种指责。而且，一个热爱文学的作家，仍然需要对旧时代的大师满怀虔敬，渴望吸取从前辉煌传统所提供的养分，他几乎不可能不把自己的生活——至少早年的生活——视为某种具有代表性的命运。
一九四五年十月，扎加耶夫斯基出生于波兰自中世纪就留下的小城利沃夫。在大迁徙（和版图的重新划定）中，扎加耶夫斯基一家被迫迁离，这是因为三巨头在雅尔塔会议上达成的协议，其中利沃夫被置于苏联的掌握；所以诗人在以前属于德国、现在属于波兰的小城市格利维策长大，此处离奥斯维辛只有三十英里。在他被译成英语的第二本散文集《两座城市》里，扎加耶夫斯基写道：
我的童年，在一个丑陋的工业城市中度过；我被家人带到那里时，还不满四个月大，在那之后很多年里，我都会听他们说起我家被迫离开的、那座无比美丽的城市。
他说，从天堂被逐的家族神话也许使他觉得永远无家可归。同时，他的写作也表明，从此他成为了一个特别喜爱城市的人——尤其是美丽、迷人的克拉科夫；他离开无可救药的格利维策，到克拉科夫读大学，并一直生活到三十七岁。
在《另一种美》中，很少出现具体日期，真实的生活故事也不是按时间顺序来安排。但是，总有一个被含蓄地提到的“地方”，诗人的心灵和感觉在与之进行对话。这本书给予读者鲜明印象的，不是一个旅行者，甚至也不是一个流亡者——大多数波兰诗人都已去了西方，扎加耶夫斯基也不例外——而是一个随时受到刺激的城市人。在《另一种美》中，少有起居和卧室的描述，更多是城市广场、图书馆、火车。自从他告别学生岁月，临时的复数“我们”就消失了；有的只是一个单数的“我”。有时，他会提及写作的地方：扎加耶夫斯基目前生活在巴黎，每年在休斯敦大学教一学期的课。“我漫步在巴黎街头”，有一段这样开始。“此刻，我在休斯敦正在听贝多芬的第七交响曲”，另一段这样写道。总是存在两座城市：利沃夫与格利维策，格利维策与克拉科夫，巴黎与休斯敦。
书里还有更多尖锐的对立：自我与他者，青年与老年。作者对于自己那些长辈，思想执拗的亲戚和有点古怪的教授们的回忆，写得尤其哀婉动人：这里显示出作者本人作为一个年轻诗人的肖像，他对于那些长者满怀的温情。书里关于学生时代作者在文学和政治上得体的热情的解释，使本书与时下出于自恋目的、内容上难掩轻率的多数自传写作相去甚远。在扎加耶夫斯基看来，写自传是一个清除虚荣心的机会，一项推进自我理解的工程——可称“智慧工程”——尽管永远不能完成，无论他的生命有多长。
描述自己年轻时的故事，就要面对一个人已经不再年轻这一事实。扎加耶夫斯基从过去的故事里抽身，干脆承认老年的衰弱正在接近，死亡就在那列火车上。并不连贯的讲述，犹如惊鸿一瞥，有几个好处：它使文章具有密度和速度。它要求只讲述那些富于洞察力或启示的故事。这种叙事方式本身也是一个很大的启迪，也有道德启示的意义：谈论自己时如何避免自鸣得意。生活，当它不是一所教人冷酷无情的学校时，它就是一种“同情教育”。所有那些故事都在提醒我们，在具有一定长度和精神严肃性的生命中，变化——有时不一定是变得更糟——总是真实的，就如死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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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写作都是一种回忆。如果说《另一种美》有何值得称道之处，就是这本书中的回忆是那么顺畅。想象——也就是，将过去带入精神生活——总在需要时招之即来；它从不畏畏缩缩；它在书里取得了明显成功。当然，唤醒记忆就是一种道德责任：通过精神努力而不断理解真理的责任。在美国，不像在扎加耶夫斯基那个被撕裂的角落，这一点似乎不那么明显，众多有关记忆的作品，与具有教益或治疗作用的小说的创造，几乎是一回事。
恢复记忆——保存真相——是《另一种美》一书里最高的价值标准。“我没有见证犹太人灭绝的惨剧，”扎加耶夫斯基写道：
我出生得太晚。然而，我见证了欧洲恢复记忆的渐进过程。这个过程步履缓慢，更像一条慵懒、低地的河流，而不是山间溪流，但它最终毫不含糊地谴责了大屠杀和纳粹的邪恶，以及苏联的问题（虽然在这方面，它不那么成功，好像不愿承认他们可以同时存在）。
记忆得以恢复——也就是，被压制的真相再次浮现——这是一个人对“公正”还能抱有一点希望的基础，也是任何发展中的共同体，能够具备起码的精神健全的基础。
然而，一旦记忆得以恢复，即使真相也可能变得自满和自我粉饰。因此，扎加耶夫斯基并没有再去提供一份谴责，直指之前的那段历史上的罪行与压迫，而是强调与邪恶斗争的种种好处，它们有益于理想主义的青春岁月；作为一个“政治诗人”、一个持不同政见的学生，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他在克拉科夫大学生圈子和文学圈子里参与的各种活动，虽然说明其职业生涯的开端并不完美，但也不是没有益处。（一九六八年，扎加耶夫斯基二十三岁。）在那些兴奋的日子里，诗歌与行动主义互相协调。两者都得到提升、加强；参与正义的事业，就像献身诗歌一样，使人更加强大。
每一代人都会害怕、误解和俯就他们的后代人——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历史的作用也就是记忆的作用（历史不过是集体认为应该记住的东西）。每一代人都有独特的记忆，而时间流逝，遗失之物不断增加，赋予记忆一种规范性，对此，年轻人很可能并不尊重，因为他们要忙于编纂自己的记忆、自己的标准。
在扎加耶夫斯基对前辈人物的记叙中，斯蒂芬·舒曼是最动人的形象之一，他是两次大战期间波兰知识界涌现的杰出人物（他认识斯坦尼斯拉夫·维特凯维奇和布鲁诺·舒尔茨，那时已从大学退休，过着孤独、拮据的生活）。这里的要点在于，回想过去，扎加耶夫斯基感觉到，在失败、无家可归、郁郁寡欢的舒曼及其妻子眼中，他自己和他的文友们，只可能是像傻子和野蛮人一样，是“战后的教育、新学校、新报纸、新广播、新电视塑造出来的一代”。似乎存在一个规律：每一代人都觉得下一代人是野蛮人。
扎加耶夫斯基本人已不再年轻，现在是美国学生的导师，他想避免那种绝望与缺乏理解的情况，轮到他这一代时依然重复出现。他也不会看不起自己那一代的“敌人”、老一辈的波兰知识分子和艺术家——认为他们要么是真正的信仰者，要么是为懦弱和卑鄙目的出卖自己的人：他们并不都是魔鬼，正如他和他的朋友并不都是天使。
这一评价的核心是一位小说家、一个专门以“移情”为业的人的智慧，而非一个抒情诗人的智慧。（扎加耶夫斯基写过四部小说，还没有一本被译成英语。）在《两座城市》里，有一篇题为《背叛》的文章，它的戏剧独白是这样开始的：
我为什么那么做？我为什么会做某件事？我为什么会是曾经那个样子？我曾经是谁？我开始后悔同意接受你的采访了。多年以来，我都拒绝采访；你一定是在我脆弱或焦虑的那一刻要求我的……那个世界如何？你生得太晚，你不知道。它与现在这个世界是同一个。但又完全不同。
我们知道，一切都是有差异的……然而，相同的只是：诗人的智慧。实际上，就是智慧。
当然，历史永远不应被认为只是一个以大写字母开头的词。在扎加耶夫斯基具有回忆性质的作品里，起支配作用的感觉是：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经历过几个不同的历史时期，而在这个过程里，事情终于变得更好了。适当地、有残缺地变好——而不是空想式地变好。年轻的扎加耶夫斯基和他的同伴，在当时估计那种政体可能延续一两百年，实际上，它只维持了不到二十年。事实是，在人的可以想象的漫长一生里，每个人都会超越他的旧我，通常还会超越不止一个旧我。
《另一种美》一书，部分是关于挣脱历史钳制的沉思：如何将自我从历史的狰狞鬼脸和反复无常中解放出来。但是，对于制度的清算，也许比气质的改变容易得多。扎加耶夫斯基的气质（亦即他与自己进行的对话）植根于他的时代，那时，英雄主义至少还是一个选项，道德上的严格仍然受到多种民族文学的天才人物的敬仰和尊崇。对于在过去那种糟糕年代里养成坚毅品格的中欧作家来说，在一个道德预期削弱、艺术标准粗鄙的新低地，如何进行软着陆，这是他们共同的问题。
扎加耶夫斯基记录的成长史，可以描述为个人气质的一个放松过程：找到属于自己恰当的开放性、恰当的平静、恰当的内在性。（他说，只有在感到快乐、平静时，才能写作。）“升华”的要求，现在受到怀疑目光的审视——不过，谁能否定来自“六八年一代”一员的这一判断？移情的强烈性没有了吸引力。他终结了宗教派别的信仰，但并没有终结“神圣”的概念，在已故戏剧家耶日·格洛托夫斯3的作品里，以及在伏洛齐米厄·斯坦尼耶夫斯基4领导的加兹恩尼策戏剧中心，具有神圣性的人物仍然居于中心地位。一方面，神圣—狂喜的传统在波兰戏剧里仍然很活跃——不过，在过去，戏剧，尤其这样一种戏剧，常常具有强制的集体性；另一方面，它在当代波兰文学中，却已经没有立足之地。《另一种美》充满了精神渴求的谦逊，它排除了狂暴，而且无须任何牺牲的高大姿态。正如扎加耶夫斯基书中所写：“一个星期当中，并非每天都是星期天。”
本书中最敏锐的一些章节是关于幸福的描写，一个喜欢孤独之乐趣的人日常的幸福：散步、读书、聆听贝多芬或舒曼的音乐。《另一种美》中的“我”是细致、脆弱、诚恳的——没有丝毫自我保护性的反讽。无论扎加耶夫斯基还是笔者都不会希望看到他会是另一番风格。反讽的代价是失去太多的乐趣。“狂喜和反讽在艺术世界里几乎不会相遇，”扎加耶夫斯基说，“当它们相遇时，通常只会互相妨害；削弱彼此的力量。”而他毫无愧色地站在狂喜这一边。
这些描述，等于是赞美，赞美带来幸福的一切事物，而不是对善于接受幸福的自我的庆祝。作者也许只是描述自己的所爱，或者引用一首自己喜欢的诗：这本书就是作者内心赞赏和同情的样品。书中有一些富于洞察力的刻画，如对自己钦佩的朋友亚当·米奇尼克（他在监狱中写过一本书《波兰光荣史》，谈到诗人兹比格涅夫·赫贝特和其他问题）；书中表达了对流亡巴黎的波兰老前辈、画家、作家、曾被关押的英雄校友约瑟夫·恰普斯基虔诚的敬意。“他人即地狱。”不，正是他人拯救了我们，扎加耶夫斯基在与本书同名的一首诗中如此宣称，该诗也被用作题词置于书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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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就是本书英文译者克莱尔·卡瓦娜新译的《另一种美》一诗：
我们只能在另一种美里
找到慰藉，在别人的
音乐，别人的诗中。
救赎与他人同在，尽管
孤独品尝起来
像鸦片。他人不是地狱，
如果你在黎明时瞥见他们，
眉毛洁净，被梦清洗。
因此我才踌躇：该用哪个词
“你”还是“他”。每个他
都暴露出某个你，但是
平静的谈话在别人的诗里
等候时机。 下面是同一首诗的另一译本，收入扎加耶夫斯基在一九八五年出版的第一部诗歌选集《震惊：诗选》，题为《在他人创造的美中》，英译者是芮内塔·柯钦斯基：
唯有在他人创造的美中
存在安慰，在他人的
音乐，他人的诗里。
唯有他人能拯救我们，
尽管孤独品尝起来像
鸦片。他人不是地狱，
如果你一早看见他们，
额头光洁，为梦洗净。
我因之犹豫该用哪个词，
“他”还是“你”。每一个“他”
都暴露出某个“你”，但
作为回报，某个他人的诗
提供冷静对话的忠实性。 这是为诗所作的辩护，为善所作的辩护，或更准确地说，是为本性之善所作的辩护。
当扎加耶夫斯基缓慢说出对于宁静、同情、忍耐，对于“平凡生活中平静与勇气”充满诱惑的赞美时，没有什么可以将读者带向一个相反的方向、带向时下风行的那种自娱自恋的狂热。他宣称“我信仰真理！”，而在另一段中则宣称“善的确存在！”。（请注意作者的惊叹号！）如果不是过于乐观——一个美国评论者觉察到书中高扬的乐观情绪——至少也算是不切实际的狂想。我们现在这种文化提供不了多少阳刚性的美好范例，而我们从过去的文学中获得的那些典型形象，都不免给人幼稚、孩子气、不谙世事之感：《远大前程》里的乔·葛奇里，《卡拉马佐夫兄弟》里的阿辽沙。在《另一种美》里，扎加耶夫斯基塑造的人物，就没有那种意义上的“天真”之感。而他有一种特殊的天赋，神奇地呈现出复杂的天真、天才的天真，正如他在那首令人心碎的人物诗《弗朗兹·舒伯特：新闻发布会》里所写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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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也许会误导读者。《另一种美》处处都在清楚地表明，扎加耶夫斯基虽然是一个诗歌和其他艺术之伟大性的崇拜者，但他不是一个唯美主义者。诗歌应该用一个更高的标准来评判：“作家把美的价值看得高于真，是可悲的事。”诗歌必须远离傲慢之气的诱惑，那种傲慢之气内在于它本身洋洋自得的状态里。
当然，美与真，像是从前更为天真的时代留下来的虚弱路标。在他与当下进行微妙的协商时，扎加耶夫斯基的表现是，站在面临危险的真实性一边，怀旧算是一种论证的欠缺。而且，尽管不再拥有从前那般作结论的确信和特许，他决意捍卫文学中已经达成的“卓越”和“崇高”的信念——自信（他也是这样做的）我们仍然需要这些艺术品质，虽然这些本属褒义的词语，如今似乎难以说出口了。扎加耶夫斯基最为雄辩、最有总结性的辩护是他的《粗鄙与崇高》一文，该文原本是他一九九八年在荷兰一所大学所做的演讲，其中，他提出了这个看似天真的问题：文学的伟大性，仍然是可能的吗？
相信文学的伟大性，就意味着赞赏的能力依然完好。当赞赏的能力被腐蚀，也就是说，当人变得愤世嫉俗之后，“文学是否伟大”这类问题本身就消失了。虚无主义与赞赏的能力相互对抗，彼此妨碍，争相削弱对方的力量。（正如“讽刺”与“狂喜”一样。）
虽然扎加耶夫斯基对“欧洲文学的衰落趋势”感到沮丧，但他拒绝推测到底是什么导致主观主义取得优势，并引发对“伟大性”的错误排斥。也许那些完全依赖国家掌控、平庸地成长起来的人，发现很难抱怨重商主义的价值（它们往往披上“民主的”或平民主义的价值面具）破坏了崇高的基础。与此相反，资本主义和文化具有一种真正激进的关系，直接废除了艺术的“伟大性”这一概念，它被当作一种“精英”式的假想，也被来自文化进步和文化保守派两方面、如今相当普遍的市侩主义，成功地瓦解了。
扎加耶夫斯基对传统标准的崩溃提出了异议，但是其中并无任何分析的成分。然而他一定懂得，仅仅谴责这种崩溃是徒劳无用的（也有失自尊）。这种孤立无援的虔诚，有时会表现得有一点过分：“没有诗歌，我们很难说比其他哺乳动物高级。”他在很多地方表达了类似的沮丧，尤其在他禁不住把我们这个时代看成前所未有的堕落时。他委婉地问：“如果过去那些伟大、天真的艺术家，乔托、凡·艾克、普鲁斯特或者阿波里奈尔，如果他们被某个怀恨的魔鬼打发到我们这个残缺、庸俗的世界，他们会怎么做？”我不了解乔托和凡·艾克会怎么做；但是，普鲁斯特（死于一九二二年）和阿波里奈尔（死于一九一八年），说他们“天真”，我不能不想到发生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欧洲，那一场毫无意义的大屠杀，要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可是远远坏过“残缺和庸俗”。
有一种观点认为，艺术，作为世俗时代的精神价值载体，受到了围攻；对此观点本来应该仔细审查一番。虽然如此，扎加耶夫斯基的表述，没有任何怨恨和复仇心理，他的精神的大度、对抱怨不休的粗俗的警惕、对自以为是的文化优越感的警觉，在姿态上有别于那些高唱“高雅文化之死”的专业叹亡者的小部落，比如，一度自命不凡的乔治·斯坦纳5。（有时他也会滑入不费气力的断言，认为今不如昔，但是，即便如此，他也从不夸大或自夸：可以说，有一种斯坦纳主义的味道，但仍然不失一副人的面孔。）
长期固守传统，偶尔爱出警句，扎加耶夫斯基太过精明、太过尊重平凡或寻常的智慧，不会看不出围绕在他周围的各种姿态，以及个人持久激情的限制。一个人可以被艺术作品提升、深化、完善。但是，扎加耶夫斯基也警示我们，“如果忽视了无法消融于艺术的实在世界”，想象力也会成为它自己的敌人。
因为这是一本带有各种个人记号、多重主题并置的书，一些对于扎加耶夫斯基互相矛盾的评价，很可能不请自来。就像他自己所承认的，他是一个矛盾的人；而扎加耶夫斯基如何矛盾，才是有价值的问题。《另一种美》里的反思和故事，给我们展示了一个敏感、重要的头脑，分裂于公共世界与艺术要求、团结与孤独、人类之城与上帝之城之间。分裂，但并没有被击倒。这里有痛苦，但平静总能不断降临。这里有忧伤，但也有那么多的欢乐，来自于别人的天才，却使我们不断壮大。这里也曾有鄙视，但博爱的钟声迟早要敲响。这里有绝望，但慰藉的到来同样势不可挡。
2001
译注：
1.约翰·阿什贝利（1927-），美国著名诗人。诗集《凸面镜中的自画像》获得国家图书奖和普利策奖。
2.A.B.耶霍舒亚（1936-），以色列小说家、随笔家、剧作家。
3.基耶日·格洛托夫斯基（1933-1999），波兰戏剧家。他被认为是波兰前卫派戏剧中最有创新性的代表。
4.伏洛齐米厄·斯坦尼耶夫斯基（1950-），波兰电影和戏剧导演。他组建了波兰最著名的前卫剧团“山羊之歌”，曾与耶日·格洛托夫斯基一起进行剧场的创作和探索。
5.乔治·斯坦纳（1929-），著名学者，被誉为“当今知识界最伟大的人物之一”。研究领域涉及文学理论、比较文学，并提出了重要的“翻译四步骤”理论。斯坦纳著作等身，主要作品有《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悲剧之死》《巴别塔之后》《马丁·海德格尔》《何谓比较文学》《语言与沉默》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