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秋 译
一切真正激进的变革的口号，都和弗洛伊德选作其《释梦》之题词的那句维吉尔引文一样。那就是Acheronta movebo——我将撼动冥域。敢于搅动我们日常生活无言支柱的地基！在我们的社会中，这样的“冥域”有两个：（1）政治无意识本身，也即，补充公共法则的，下流的不成文法则的广大领域；（2）管制我们日常生活——从公共领域，到最内在的私域——的数字网络。让我们来细致地对这两个冥域进行考察。
天主教的无意识结构，与恋童癖相似 在全世界，从爱尔兰到宾夕法尼亚再到澳大利亚的天主教会中发生的恋童癖罪行的绝对数目，这些号称是我们的社会的道德指针的机构的成员犯下的罪行，迫使我们提出一些难以回答的问题。差不多和这些罪行的恐怖一样可怕的，是教会试图低调处理丑闻的方式。
在我自己的国家，斯洛文尼亚，教会的领导人物，枢机主教罗得，就展示出公开、犬儒的“现实主义”：在一次电台访谈中，他说“数据上，这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只有百分之一，最多百分之二的神父会冒这样的险”。被当作恋童癖的委婉说法来使用的“冒这样的险”这个说法，立刻吸引了公众的注意：强奸儿童的残酷罪行，竟然被呈现为一种正常的，大胆的“活泼”（罗得用的另一个词）的展示；而且，正如罗得在另一次访谈中打趣说的那样：“四十年，犯点小罪也正常，不是吗？”这就是天主教，最纯粹的下流：它不去团结受害者（儿童），相反，在道德正直的姿态下我们发现的，却是几乎不加掩饰的，代表犬儒的现实主义（生活就是这样的，我们都是人，神父也有冒险和大胆活泼的时候……）与施害者的团结，如此，最终唯一真正的受害者，看起来反倒是暴露在不公正的媒体运动面前的教会和施害者自身。界限因此也变得明显：恋童癖是我们的，我们自己的肮脏秘密，如此，它也就被正常化，变成我们的正常的隐秘的基础。或者，就像G.K.切斯特顿（G.K. Chesterton）一个世纪以前，在他的《正统》中说的那样（当然，他并没有充分意识到他的话带来的后果）：
基督教的外环，是有伦理自制的、由专业神父组成的铁卫；但在这些（看似）非人的护卫内部，你会发现原本的，人的生活——像孩子一样跳舞，像男人一样喝酒——因为基督教是异教自由的唯一支架。 在这里，这样一个变态的结论，是不可避免的：你想享受异教的快意生活之梦，而又不为之付出忧郁的悲伤的代价吗？那么，选择基督教吧！我们可以把这个矛盾，一直追溯到那个众所周知的天主教形象——作为性知识的终极承载者的神父（或修女）——身上。想想《音乐之声》中可以说是最有力的那个场景吧。在玛利亚离开冯·特拉普一家，回到修道院，不能面对她对男爵冯·特拉普的性吸引力的时候，她发现在那里，她也找不到安宁，因为她依然思念着男爵。于是，令人难忘的一幕发生了：修道院长招来玛利亚，建议她回冯·特拉普家，试图捋清她和男爵的关系。她在一首古怪的歌，《爬上每一座山！》中传递了这个信息，这首歌的惊人的母题是：放手去做！去冒险，随心所欲地尝试一切！不要让小小的思虑拦了你的路！这个场景的难以解释的力量在于，它出人意料地展示了欲望的景观，这就使这一幕在严格的意义上变得令人尴尬：本应教导自制和克己的那个人，事实上却变成了叫人忠于自己欲望的推手。今天，在天主教会中恋童罪行此起彼伏的情况下，我们很容易相信一个新版的，《音乐之声》的场景：一位年轻的神父去找修道院长，向他抱怨说，他还在受自己对小男孩的欲望的煎熬，并要求进一步的惩罚；而作为回答，院长唱起了“爬上每一个小男孩……”
在教会的代表坚持，这些案子，虽然令人愤慨，但也依然是教会内部的问题——并作为结果，表示不愿意配合警察对案件进行调查——的时候，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是对的。天主教神父的恋童癖，不是某种只关涉那些出于与作为制度的教会无关的，个人历史上的偶然的原因，碰巧是恋童癖的人的东西。这种恶习，是一个关乎天主教会本身的现象，因为它就名写在天主教会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功能本身上。如此，它不仅关乎个体的“私人的”无意识，也关乎天主教会制度本身的“无意识”（它不能被公开谈论的那部分）。这种恶习不是因为制度为了存活而不得不调整自己以适应利比多生命的病态实在而发生的，相反，它是制度本身为再生产自身所需要的。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一个非恋童癖的神父，在任职多年后，参与了恋童癖，因为制度的逻辑本身，就在诱使他加入。这样的制度的无意识，指的是维持公共制度的，下流的、被否认的底面。换言之，不是说，出于循规蹈矩的原因，教会才试图掩盖它的恋童癖丑闻，没那么简单；相反，教会保卫它最深处的下流的秘密，就是在保卫它自己。
弗洛伊德认为教会和军队是有组织的群众的两个范例。因此，我们发现军队里也充斥着同样的现象，也就不奇怪了：像士兵用手榴弹杀伤军官（fragging）那样的下流的性化的仪式的底面，维持着军队的群体团结。这个下流的根基，使我们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理解（在今天差不多已被遗忘的）艾布格莱布现象：美军士兵虐待伊拉克战俘的图像。还有人记得萨达姆的情报部长，不幸的穆罕默德·赛义德·萨哈夫（Muhammed Saeed al-Sahaf）吗？这个家伙每天都在新闻发布会上，英勇地否定甚至最明显的事实，严守伊拉克的官方口径。但有一次，他暴露了一个奇怪的真相。在面对美军已经控制巴格达部分地区的声明的时候，他厉声说：“他们什么也没有控制——他们甚至没有控制自己！”在关于巴格达的艾布格莱布监狱里的怪事的丑闻爆发的时候，我们才瞥见了这个维度：美国佬的确没有控制自己。
当我看到那幅著名的照片——一个光着身子，被黑色头套罩住头，身上接着电线，以滑稽的夸张姿势，站在一把椅子上——的时候，这些图像马上就让我想到了美国流行文化的下流的底面——比如说，为得到一个封闭社群的接受，你必须接受折磨和羞辱的入会仪式。在一些军队单位或高中校园里的丑闻爆发的时候，我们不也经常在美国媒体上看到类似的照片吗？入会仪式做过了头，士兵或学生受到了可容忍限度外的伤害，被迫摆出羞辱性的姿态，或做出贬低人的姿势（比如说，在同伙面前把啤酒瓶塞进自己的肛门，或用针来穿刺自己，等等）。
这意味着，自我认同于这秘密的一面，是士兵的认同，和天主教神父的认同的一个核心成分。如果一位神父严肃地——而不仅在修辞上——公开谴责这些丑闻的话，那么，他也就因此而把自己排除到教会共同体之外了；他不再是“我们中的一员”。（和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美国南方城镇的市民一毛一样，如果他向警察告发三K党的话，那么，他也就把自己排除到自己的共同体之外了，也就是说，他这么做，就是背叛该共同体的基本的团结。）结果，对教会不愿意配合调查的回应，不仅应该是，那么，就让我们来处理这些犯罪案件吧，也应该是，如果教会不充分配合调查的话，那么，它就是事后的共犯。就其系统地为这样的罪行创造条件而言，作为制度的教会本身也应该接受调查。在情感上认罪，和表演性的忏悔还不够：在这里，只有完全、主动地与警方合作才算数。
这个下流的冥域，肮脏习惯的无意识的领土，是真正难以改变的东西。不过，还有另一个这样的冥域，一种外化的或者说物质化的无意识，也即，我们生活的数字的物质网络系统，这个拉康所谓的“大他者”的新形象。
数字公共物的命运：一种托洛茨基式的看法
2017年，人们在过度庆祝十月革命一百周年的时候，却没注意到十月革命给我们上的，对今天来说，最重要的一课（或只把它当作十月革命是一小群人发动的政变而根本不是真正的人民起义的证据一笔带过）。这一课，与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的独特的合作有关。
列宁的“乌托邦”的核心，出自于1914年灾难的灰烬，在于他对第二国际正统的定性：粉碎资产阶级国家（这里的国家，意味着国家本身），发明一种新的，没有常备军、警察或官僚的，公共的社会形式（通过这样的形式，所有的人都能参加对社会问题的管理）的激进命令。这个命令，对列宁来说，并非为某个遥远的未来而设计的，理论的计划。1917年10月，列宁声称“我们一举撼动了由一千万（如果还不是两千万的话）人民构成的国家机器。” ① 这个当务之急是真正的乌托邦。我们应该坚持的，是列宁的这个乌托邦的疯狂（在严格的，祁克果的意义上说）——而要说有什么不同的话，斯大林主义，则代表着向实事求是的“常识”的回归。
《国家与革命》的爆炸性的潜能，再怎么夸大也不为过。在这本书中，“西方政治传统的语汇和语法被突然放弃了。”②随之而来的，借阿尔都塞关于马基雅维利的文本的题目来说，是列宁的孤独：他基本上是一个人，独自与他自己的党内的潮流斗争。当，在1917年的《四月提纲》中，列宁觉察到Augenblick，革命的独一无二的时机的时候，他的提议，先是遭遇了他的大多数党内同志的麻木或轻鄙。在布尔什维克党内，没有一个重要领袖支持他的革命号召，而《真理报》则迈出了不同寻常的一步，把党，和作为一个整体的编委会，与列宁的《四月提纲》分开。与投机地逢迎和利用民众普遍的情绪相比，列宁的看法，是高度特异的。波格丹诺夫说《四月提纲》是“疯人的妄语”③，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本人也说“我害怕，列宁看起来是疯了。”④
1917年2月，列宁留在苏黎世，与俄国没有任何可靠的联系，他在很大程度上，是从瑞士的报纸上得知那里发生的事件的；而10月，他就领导了第一次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那么，之间，发生了什么呢？在2月的时候，列宁马上就感知到革命的机会，那是独特的偶然环境造成的结果：如果不把握时机，那么，革命的机会就会丧失，也许，在未来的几十年里都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甚至在十月革命的几天前，列宁都还在写：“俄国和世界革命的胜利，都取决于两三天的斗争。”就他顽固地坚持应该冒险向行动过渡而言，列宁是孤独的，他遭到了自己的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委员的嘲笑：但是，尽管列宁个人的干涉是必不可少的，但我们也不应该把十月革命的故事，修改为孤独的天才对抗迷失的大众并逐渐实现自己的愿景的故事。列宁成功，是因为他的呼吁，尽管没有得到党内红色权贵的支持，却在革命的微观政治中得到了响应：草根民主的不可思议的迅速扩张——所有俄国大城市里都出现了地方委员会，这些草根组织在忽视“合法”政府权威的同时，夺取了对地方事务的控制权。这是十月革命的未被讲述的故事，“一小群冷酷决绝的革命者发动政变”的神话的对立面……
不过，“一小群冷酷决绝的革命者发动政变”也不只是神话；它里面，也包含一个重要的真理。在民众的不满增长，和列宁关于革命的时机到了的看法得到接受的时候，大多数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也试图组织一场大规模的人民起义；不过，托洛茨基，则提出了一种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看起来不可能不看似“布朗基式”的看法：一小群训练有素的精英应该夺权。在短暂的摇摆之后，列宁为托洛茨基辩护，说明了为什么托洛茨基不是在宣扬布朗基主义：
在10月17日的信中，列宁为布朗基的战术辩护：‘托洛茨基不是在玩弄布朗基的观念’，他说。‘军事密谋是这样一种游戏，只有在组织它的不是一个确定的阶级的人形成的政党，和组织者无视普遍的政治处境和具体的国际环境的情况下，它才算是军事密谋。从一切观点来看都令人愤慨的军事密谋，和武装起义的艺术之间，存在一个巨大的差异。’”
【中文版列宁全集中列宁是这样说的：“如果策划军事密谋的不是一定阶级的政党，如果密谋的策划者没有估计到总的政治局势，特别是国际局势，如果这个政党没有赢得为客观事实所证明的大多数人民的同情，如果革命事变的发展没有在实践中打破小资产阶级妥协的幻想，如果象“苏维埃”这样的被公认为“全权的”或以别种方式发挥自己作用的革命斗争机关的大多数没有被争取过来，如果在军队中（假如事情是发生在战时）对违背人民的意志拖延非正义战争的政府没有十分强烈的反对情绪，如果起义的口号（如“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土地归农民”、“立即向各交战国人民提出民主的和约，同时立即废除秘密条约和秘密外交”等）没有家喻户晓，如果先进的工人不相信群众已处于绝望的境地，对能否得到农村支持没有把握（这种支持已为巨大的农民运动，即反对地主、反对维护地主的政府的起义所证实），如果国内的经济状况还能使人们对用和平的和议会的手段来顺利解决危机抱有巨大的希望，如果这样，那么军事密谋就是布朗基主义。……我敢打赌，如果请那些现在在俄国大喊反对军事密谋的空谈家打开话匣，请他们解释一下武装起义的“艺术”同应该受到指责的军事密谋之间的区别，那他们不是重复上述的一切，就是大出洋相，引起工人们哄堂大笑。亲爱的也是马克思主义者，请试一试吧！给我们唱一首反“军事密谋”的歌儿吧！”——译注】 在这个精确的意义上说，“列宁是‘将军(strategus)’、理想主义者、启迪者、革命的扭转乾坤之力（deus ex machina），但发明了布尔什维克政变之技艺的，是托洛茨基。”与后面的，为那个（几乎是）“民主的”托洛茨基——这个托洛茨基主张真正的大众动员和草根民主——辩护的的，“托洛茨基的追随者（Trotskyite）”相反，我们应该强调，托洛茨基清楚地意识到群众的惰性——你从“群众”那里可以预期的，最多是混乱的不满。一小群训练有素革命突击队应该利用这个混乱，来打击政权，并因此而开辟群众可以真正组织自己的空间……不过，在这里，又出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这小群精英要做什么呢？它在何种意义上“夺权”呢？在这里，托洛茨基真正的创新之处，变得可见了：突击队不是在传统的宫廷政变的意义上夺权，占领政府的办公室和军队的总部；它关注的焦点，并非在街垒上，与警察或军队对抗。让我们来引用库尔齐奥·马拉帕蒂（Curzio Malaparte）的独一无二的《政变的技术》（The Technique of Coup d’Etat, 1931）中的一段话，来体会一下：
克伦斯基的警察和军队当局特变关注对国家要员和政治组织的保护：政府办公室，共和国议会所在的玛利亚皇宫，杜马所在的塔夫利宫，冬宫，和总司令部。在托洛茨基发现这个错误的时候，他决定只攻击国家和市政府的技术部门。起义对他来说只是一个技术问题。‘为了推翻现代国家’，他说，‘你需要一个由暴风一样的党，技术专家和工程师领导的武装团伙。’”
托洛茨基因此而以权力的物质（技术）网络系统（铁路、电力、供水，邮局等）为目标，没有这个网络系统的话，国家的权力就悬在真空中，而变得不能作为了。让被动员起来的群众和警察斗争和突袭冬宫（这个行动毫无意义）吧；核心的举动，是由一小群训练有数的少数来完成的……与沉浸在对这样的程序的更加可悲的，道德主义-民主的拒斥中相反，我们反而应该冷静地分析它，并思考在今天如何利用它，因为今天，托洛茨基的洞见，又因为我们说过的，按特征可被称作后人类权力的新时代的生活的逐渐数字化，而获得了新的现实性。
如今，我们的大多数活动（和被动）都被记录在某个永远在评估我们，不只追踪我们的行为，还追踪我们的情感状态的数字云里。在我们在最极致的情况下，把自己经验为自由的（在网上冲浪的时候，那里什么都有）的时候，我们也完全地“外化”，并以微妙的方式，被操纵了。数字网络给了“个人的就是政治的”这个口号以新的意义。重要的不仅是我们的私密生活被控制了；今天，一切，从交通到健康，从电力到水，都受某个数字网络的管制。这也就是为什么，网络是今天我们最重要的公共物，而为控制网络而进行的斗争，也是今天唯一的斗争。我们的敌人，是私有的、和国家控制的公共部门、公司（谷歌、脸书）和国家安全机构(NSA)的联合。但我们知道这一切，那么，托洛茨基该从哪里进场呢？
维持我们的社会及其控制机制的运行的数字网络，是维持权力的技术网络系统的终极形象。这难道没有给托洛茨基的观念，即，国家的关键不在于其政治和文秘组织，而在于其技术部门这个观念以一种新的现实性吗？结果，和对托洛茨基来说，控制邮局、电力、铁路等部门，是革命夺权的关键时刻一样，在今天，如果我们要破坏国家和资本的权力的话，那么，“占领”数字网络系统，也绝对是至关重要的。而且，也就像托洛茨基要求动员一个小的、训练有素的“风暴般的政党，技术专家和工程师领导的武装团伙”来解决这个“技术问题”一样，过去几十年给我们的教训也正是，大规模的草根抗议（就像我们在西班牙和希腊看到的那样）、和组织良好的政治运动（有明确远见的政党）都不够。我们还需要一支小规模的，由投身的“工程师”（黑客、爆料人……）构成的，组织为一个有纪律的密谋团队的突击队。它的任务将是“占领”数字网络系统，或把它从现在事实上控制着它的公司和国家机构手中夺过来。
在这里，维基解密只是开始，而我们的口号，也应该是一个毛主义的口号：百维基解密齐放。那些当权者，那些控制着我们的数字公共物的人，在对阿桑奇作出反应的时候的恐慌和暴怒恰恰证明了，这样的活动，打到了他们的痛处。在这场战斗中，会有很多暗箭：我们这一方，会被指控“受敌人渗透”（就像反对阿桑奇的运动说他为普京服务一样）。但我们应该习惯这样的指控，并学会用利益来反击，无情地挑拨各方势力，以实现把它们全部干翻的目的。列宁和托洛茨基不也被指控接受德国佬和/或犹太银行家的资助吗？至于对这样的活动可能会扰乱我们社会的运行并因此而危及数百万人的生计的恐惧，我们应该牢记，那些当权者，已经在有选择地关闭数字网络系统，来孤立、和遏制抗议了。在公众的不满大规模爆发的时候，（当局的）第一步，永远是断网，断手机信号。
因此，我们需要黑格尔的普世（the Universal，全）、特殊（the Particular）、单个（the Singular，个）之三一的政治对应物。全：社会民主力量党风格的大规模动乱。特：一个把（群众的）不满翻译为一个可操作的政治计划的政治组织。个：“精英主义的”专业化群体，这些群体以纯粹“技术的”方式行动，破坏国家的控制和管制的运转。没有这第三个元素，前两个元素将一直是无能的。
注释：① 引自尼尔·哈丁(Neil Harding)：《列宁主义》(Leninis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309.
②哈丁，前引书，p. 152.
③前引书，p. 87.
④前引书，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