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文 译
“有某种不成比例的东西和超人的东西”，安东尼奥·奈格里这样来概括斯宾诺莎所从事的理论冒险的特征；而其后果则是某种超乎寻常的恶意全力反扑而来，突入时代，打破这一冒险的表面的连续性，通过这种富有挑衅性的不成比例，他也在召唤我们重返造就了这场冒险的运动。奈格里对这一经验给出了这样的解释，我们也可以从相同的角度来看待他的这种解释，因为奈格里的野蛮的力量颠覆了人们借以理解哲学——不仅仅是斯宾诺莎的哲学——的那种流俗的条条框框：他迫使我们以一种颠倒过来的视角重读哲学，并使我们发现，在我们曾据信应该通过文献掌握的学说的位置上、在理论体系中固定的条框的位置上，存在着真正属于历史、属于我们的历史的“活的思想”。
把斯宾诺莎构想为历史中的思想家，这意味着什么呢？显然，这意味着充分地将他放回到他的时代，放回到17世纪下半叶的荷兰，放回到封建世界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的崩解之中，斯宾诺莎正是考虑到这一历史条件而对新社会诸形式做出发明，期望这些社会形式能具有与此历史条件相配套的生产方式、交往方式和意识方式：斯宾诺莎之所以能创造出理性的概念和方法，进而对这场变革做出贡献，恰恰是由于他处于这种“形而上学生产的非凡基质”之中。但是，斯宾诺莎既在自己的时代之中也背叛了他自己的时代，他让自己与这个时代拉开了一段距离，把自己投入了另一个时代——一个既属于他自己也属于我们的时代。奈格里在论述了斯宾诺莎对现实的政治建构——这是他全部思想工作的结果——的时候，强调了斯宾诺莎的“超常的现代性”（straordinaria modernità）：如果说这种哲学是“未来哲学”的话，那么这正是因为它是在“历史时代的界外”形成的。斯宾诺莎对他的时代所做的表述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以至于此时代超出了简单一时一地的界限：也正是这一点——至少在我们看来——使他不仅曾活过，而且也活在现在。
所以今天必须阅读斯宾诺莎。这是不是说我们必须把他当代化呢，是不是要把他移植到另一个时代、我们的时代呢——而这种做法势必要以一种使其复生的、化简的阐释对他做重新发现？绝不是这个意思。这绝不是斯宾诺莎的现在时。他之所以虽去犹在，正是由于他从来都是现在的。这种现在，不是那种无时间性的永恒的现在，而是历史的现在，因为这一历史还在一个方向上继续，不可遏抑地在他的时代和我们的时代里继续着它的步伐。斯宾诺莎思想中永远现在，或者——倘若你非要这么说的话——“永恒”的东西是什么呢？是其思想的历史性，或者说，一种内在性力量（potenza immanente）。斯宾诺莎的思想正是凭借这种力量超出具体一时一地的固定范围，由正由此力量而获得了理论生产性。斯宾诺莎不是像定点存在于抛物线之中那样存在于历史之中的——抛物线在此定点之外自有其完整的路线，相反，斯宾诺莎就是历史，他运动所到之处即是历史，一直投射到也是他的在场的这个未来之中。
奈格里让我们在斯宾诺莎之后重新发现斯宾诺莎，从“第一基础”转入了“第二基础”。斯宾诺莎之后的斯宾诺莎不是就斯宾诺莎还原的斯宾诺莎，那样不过是以思辨和镜像的方式为他举办荣休庆典，让他回到某种想象的同一性中罢了。评注者们在那种同一性中获得他们自己的满足，他们也乐于逗留其中，在那里搞出被他们称为“体系”的而确定的结构。奈格里却强调了斯宾诺莎工作的过度性，强调了它对人们总把它拉回其中的狭隘范围的超越，从而让这个结构发生了内爆。这种哲学就是一种完整的历史，我们不可能对它做终结性的定论，我们永远不可能穷尽对它的谈论，它是一种活的思想，它尚处于过程之中，还未被画上句号，这个过程再继续着，它还继续活着并因而不断地使自身发挥着作用。
奈格里对斯宾诺莎哲学的阐释是惊人的，因为它让我们看到了一种过程性（processività）——这种过程性从该哲学的内在要求出发让它开始持续运动起来。此过程性是内在性的，它源自“斯宾诺莎思想的内在成熟过程”：它不是外部环境压力的结果，不是为它规定了方向的客观的、无条件的历史的结果，而是一种“危机”的结果，哲学也分享了它自己时代里的这个危机，面对着这个危机以自己的方式形成了应对的方案并获得了它自己的对象。所以，“这种过度与其说是与危机时代——相对地——不匹配的关系所造成的，不如说是危机意识为了克服危机而在规划之中不得不引入的绝对的组织方式的结果”：斯宾诺莎形而上学中的政治维度绝非武断的蛮力而致，而是得自于这种形而上学为自己的设定的强力，即迫使自己重建全部建筑的强力。在本书的最非凡的章节之一里，奈格里对《神学政治论》进行了阅读，但却不是通过《伦理学》或按照《伦理学》去读，而是在《伦理学》中去读，也就是说，在《伦理学》理路和概念中存在的“不平衡”所造成的间隙中去阅读的：这种解读表明，政治理论的作用就是一种形而上学运算符（un operatore metafisico），因为它既是这种形而上学的症状，又是促成其改造的力量。“斯宾诺莎的努力的尺度和过度：政治理论把这种反常吸收并投射进了形而上学思想当中。形而上学被推到了政治斗争的前线，在它自身内包含着不平衡的平衡、不可尺度化的尺度——这些构成了斯宾诺莎的典型特征”。如果说斯宾诺莎哲学既听命于理论也听命于实践的话，这正是因为斯宾诺莎哲学是与哲学决裂的哲学，它在自己的体系中发现了必须超越此体系的迫切要求。
这种内部成熟并不是一种连续发展：正如我们所说，它源自一种危机，一种时代危机，这一危机也是思想危机，时代中的裂隙在他的思想中造成裂隙，造成了理论断裂和实践裂隙。“历史时间与斯宾诺莎哲学的真实时间之间是不一致的。大到无可尺度化的这种特性正是这种哲学在危机中对其自身的理解、重新配置它自身的策略的产物。它之所以如此规定自身，实际上是为了标明差异、呈现裂隙”。要与自己的时代来开距离、与自己本身来开距离，就必须“对其体系进行新的形而上学奠基”，它使斯宾诺莎“把由本质而来的事物的生产过程置于危机之中”，从而造成一种新的构成性方案，使斯宾诺莎实现了一种“极其重要的逻辑飞跃”。如果说他的思想是如此有效和真实，并因而总是现在时的，其原因就在于正是对断裂的欲望让它充满活力。
由于这种不断的切分，哲学也会增殖，不断返回自身，这种返回不是再次使自身闭锁于自身体系的遮蔽性的确定性之中，而是不断向着它前抛的张力和风险敞开。在转入“第二基础”之后，奈格里在《伦理学》专论第三类知识的第五卷中，发现了作为第一、二卷主题的“第一基础”的要素。奈格里对此做出了解释，这种解释很像将精神分析技术运用于斯宾诺莎——奈格里说这种重复是一种“具有宣泄净化功能的偶然失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理论中断——斯宾诺莎思想中的暂停——的复现，它被再次模拟一遍，以便得到升华”。“在经验的连续体中，几乎可以明确地发现不同的阶段或内容、不同的方案和解决办法”，就像在“教育剧”中所看到的那样。哲学因为直面这些校正，而达到了它的实在，掌握了现实：这是一种在它自身内部又外在于它的运动，哲学正是通过这一运动实现了自身。其实现方式，并不是黑格尔视角下的那种解决方法，而是对由历史造成的不可跨越的裂隙进行呈现，进而也使它自己成为真理。
正是这样一种对真理的生产扩展了斯宾诺莎的全部思想，而在奈格里看来他的全部思想不仅是对努力（conatus）的理论思索——这个概念是在《伦理学》第三卷得到集中阐明的，也就是在这里斯宾诺莎的学说遭遇了危机——，而且也是对努力的生动实践：斯宾诺莎的全部思想都表现出一种动态平衡，在不断的左支右绌之间把自身抛向一个必然的未来。“它绝不是一种终结了的本质，而毋宁说就是行动本身，是无休止的存在的给予及其在意识中的呈现。”“存在造就本质，以动态的方式、构成性的方式，所以现在也造就形式：哲学要想保持平衡，就得奔向未来”。斯宾诺莎的哲学在每一次形成不平衡观念的那一刻，都使自身进入到裂隙之中，这种裂隙完全洞开，并预见到超越了它的简单一时一地性的现在性之中。我们应该看到，这种同步性也提出了一个难题：一个学说倘若只完全囿于自身，仅汲汲于我们借以辨认自己的同一性的那种理论与实践的融合，难道就没想到真理内在目的论——真理就是它自己的意义和统一性的担保者——的幻觉吗？我们可以拿这个问题求教于奈格里。
然而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之前，就让我们听任裂解式的解读所带来的不可抗拒的撕扯之力的侵袭吧，这种解读把斯宾诺莎本人的论述推到了我们所能达到的极致，“犹如——在力量的长期积累之后——可怕的风暴即将到临”。我们且听风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