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笔者
参加了一个刊物的座谈会，会上有几位先生不约而同地谈到，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他们所读到的一些当代文学研究论文实在不太尽如人意，与日渐成熟的现代文学研究论文相比，还有着不小的差距。事实的确如此，他们的观感正折射了目前现代文学研究和当代文学研究的总体状况与格局，体现的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内部研究路向的分野。按照一般设想，发展时长已经双倍于现代文学的当代文学，与当下社会文化的互动更为便利，可用的各种理论、方法资源十分丰富，可供讨论的议题应该更加多样、更具深度和广度，但为何相关的研究难以达到预期呢？
可以看到，近年来的现代文学研究已经取得了较大进展，其进展不只体现在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上，还在于研究观念、方法和视角的更新。笔者印象深刻的成果有：解志熙先生从他提出的“从文献学的校注到批评性的校读”主张出发，先后在其《考文叙事录》（中华书局2009年版）、《文学史的“诗与真”——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校读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文本的隐与显——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校读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等论著中，基于翔实史料对一些作家诗人的“文学行为”进行了辨析，其研究兼具文献价值和方法论意义。段从学继其颇见功力的论著《“文协”与抗战时期文艺运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之后，又推出《穆旦的精神结构与现代性问题》（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一书，从思想层面和精神意识切入穆旦的创作，较之以往的研究有了较大拓展。姜涛的新著《公寓里的塔——1920年代中国的文学与青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借用文学社会学方法、着眼于社会文化思潮与文学运动的互动，勾画了更为开阔、立体的文学研究空间。程凯在其《革命的张力——“大革命”前后新文学知识分子的历史处境与思想探求》（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一书中，构建了“文化实践与政治实践”“相互交织”的框架，以此考察“中国革命进程中文化与政治的辩证展开逻辑”，对“革命文学”的诸多议题作了富于启发性的诠释。这些研究特别是姜涛、程凯的论著，彰显了这两年被谈论较多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社会史视野”，其间涉及的并非简单的研究方法之“内”“外”粘合问题，而且有助于松动学科内部某些观念认知、范畴表述的固化样态。
那么，当代文学研究的症结在哪里？笔者以为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批评化”。
早先时候，程光炜先生曾在多个场合下表述过对当代文学研究偏于“批评化”的忧虑，在他看来，当代文学研究（作为一门学科）难以确立的症结之一即在于过度“批评化”。而他提出的一个解决方案，就是将自身和研究对象“历史化”，只有经过了“历史化”，才能够“在占有材料，充分理解现象背后所潜藏的各种问题的纠缠、矛盾和歧义之后”，“针对这些现象”作出“谨慎、稳妥和力求准确的论述”。洪子诚先生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初版）被认为是当代文学研究“历史化”的典范之作，出版后引发讨论的议题之一就是“历史化”的可能性与方法问题。程光炜先生本人近些年所进行的关于1980年代文学的系列研究，也可被视为对这一方案的践行。根据程先生的解释，“历史化”可以促进当代文学研究获得现代文学研究乃至古典文学研究所具有的深厚底蕴和功力——那是当代文学研究得到认可的前提。这令人想到解志熙先生多年前倡导的：“现代文学研究要想成为真正的学术，必须遵循严格的古典学术规范”，如今该对当代文学研究提出这样的要求了。
与此相似，朱寿桐先生也认为，在现有的学科格局里，文学的学术研究长期置身于其与文学批评特征混淆的窘境，而这带来了双重不良后果：“导致文学的学术研究失去了相对于文学批评的规范性，文学的学术研究成果呈现出批评化、评论化的趋向，同时也导致文学批评和文学评论在学术化、经院化的做作处理中失去自身的活力和灵性”。因此有必要厘清学术研究和批评之间的界线。当然，批评本身没有过错，只要看看本雅明、布朗肖、德曼、桑塔格等西方批评大家和中国现代时期的李健吾、李长之、梁宗岱、叶公超等批评家的文字，便可知晓批评的魅力和分量。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李长之对文学批评有着清醒的觉识：“批评是一门专门之学，它需要各种辅助的知识，它有它特有的课题。如果不承认这种学术性，以为‘入门’，‘讲话’的智识已足，再时时刻刻拿文学以外的标语口号来作为尺度硬填硬量的话，文学批评也不会产生。”李健吾更是指出：“一个批评家是学者和艺术家的化合，有颗创造的心灵运用死的知识”。由此可见，批评本身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好的批评同样需要独特的条件与能力——才情、学理和发现的眼光。
不过，毋庸讳言，除极少数优异者，当下的文学批评大多与理想的批评相去甚远。当代文学研究偏于批评的那部分，恰好沾染了低劣批评的种种陋习：或者将批评“时评”化、媒体化，以浅表的“印象式”思维替代深入探究，行文空疏、浮泛；或者极大地受制于舆论与批评对象，不具批评的“自立性”（陈超语）和创新意识，作出的论断常常是跟风式的、似是而非的；或者罔顾已有的研究成果，缺乏必要的学术史意识，以一种“盲视”的状态展开批评，这样的批评往往带有很强的随意性，其过程和结论都经不住推敲。而显出学术面目的那些研究，则有不少拘泥于表面的“套路”与程式，一派驾轻就熟的八股文风不说，思路、观点乃至论题本身却陈旧不堪，陷入了自我重复、自我衍生的恶性循环。这两类所谓研究显然都算不上真正的学术。
套用解志熙先生的说法，当代文学研究要想确立，就必须以真正的学术为鹄的和标准，遵循其严格的规范。虽然谈及“规范”难免遭到诟病，但讲求规范无疑应被看作对学术传统中良性成分的敬畏。这里所说的良性成分，至少包括如下两个方面——这两方面或许仍然是老生常谈，却是学术研究应当具有的最基本的层面，再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其一，对历史材料的重视。史料之于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人所共知，但不同研究方向、不同研究阶段对于史料需求和运用的侧重点不尽相同。史料是克服当代文学研究“批评化”弊端的利器，可喜的是，近几年当代文学研究界像前些年的现代文学研究界一样，开始重视起了史料的建设；前述程光炜先生提出的“历史化”，也是意在突出史料的优先地位。当下研究对史料的观念、态度和择取向度上发生了较大转变。诚如谢泳先生所说，当代文学研究的“研究者较多注意使用公开报刊的史料，而很少有意识深入拓展公开史料背后的材料”。不过，包括谢泳先生在内的一些学者已经有意识地拓展当代文学研究史料，比如谢先生提出：“有一个重要的史料方向，目前还不为研究者注意，这就是意识形态部门的内部材料，包括政治运动中的揭发材料或者本人的检讨，还有相关机构的秘密报告，这些材料共同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史料来源中一个特殊的方面”。可以看到，这些学者的史料视野不再限于一般报刊和公开出版的日记、书信等，而是更多地留意到了一些具有“档案”性质的材料（方志、掌故、通讯录、检讨书乃至法律文书）。
而且，在看待史料的方式上，一些研究者也力图做出调整。关于史料的功用，人们早已熟悉“重返历史现场”、“还原事实细节”之类的说法，其目的大多是为了建立一种历史叙述的连续性，通过拼接历史进程中的关键节点而最大程度地逼近历史“真实”。经过调整之后，今后的当代文学研究中对史料所进行的甄辨，恰恰是为了洞察历史叙述的非连续性，如福柯指出：“重新找到那些从内部赋予人们所听到的声音以活力的、无声的、悄悄的和无止息的话语；重建细小的和看不到的本文，这种本文贯穿着字里行间，有时还会把它们搅乱”。也许正是在历史的喑哑之际、在各个节点之间的缝隙或晦暗不明的交叉地带，才可能更切实地触摸历史的“本真”。
其二，对问题意识的强化。尽管学术研究需要提出问题，也是一个几乎无须多说的常识，但当代文学研究因受过度“批评化”的影响，要么根本提不出问题，只是就事论事地对作家作品进行一番品评，其言路是对象式的、封闭于所谈内容；要么讨论的是没什么价值的“伪问题”，已经丧失活力的重复性话题，或未经省思和考量的细枝末节的小问题。当研究者以真正学术态度、以问题化方式去面对和处理当代文学的现象及作家作品时，某种开阔的视域、议题的纵深感和论述的丰厚与饱满，就有可能呈现出来。譬如，在最近的研究中，何吉贤就将张承志作为“问题”甚至“难题”予以探究，从“当代”“中国”的视角敞开了纠缠在张承志身上的相关“问题”纽结并逐一阐释，其研究显出很强的立体感和深度。从一些熟视无睹的文学现象或习焉不察的作家作品个案延展开去，重新提问或设置议题框架，虽然不免遭遇“提问之难”（李河语），但研究者会发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地已从贫瘠变得富饶。
问题意识的自觉葆有提醒着研究者：当代文学的发展及研究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在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的环绕之中。曾几何时，文学与这些因素相互激荡并从中生发出诸多主题。然而，随着社会语境转换和文学与上述因素关系的日益松散，目下的文学面临着难以排遣的焦虑与困惑：没有产生与急遽变迁的思想文化相对称、进行对话的有力作品。文学研究同样如此。因此，在研究中如何探寻蕴含于文学现象及作家作品之内的思想文化线索，重新找回文学与上述因素的错综复杂的关联，应成为激发当代文学研究问题意识的动力。当然，这样的问题意识不是要将文学研究拉回至狭隘的主题学研究和庸俗的文化研究，文学发展与上述因素特别是思想文化进展的关系，也并非各自处于板滞状态的整体性关系。正如姜涛在为程凯的《革命的张力》撰写评论、谈到文学研究引入人类学家格尔茨阐发的“深描”理论方法时提出：“研究者不能外在、抽象地考察，必须深入到特定群落生活世界的‘稠密’之处，把握各种关系，进行有想象力的解读”，而“稠密”之处就是文学与周边各种因素的波动不宁的交错关系，这也是文学研究需要着力关注的。
尽管朱寿桐先生告诫在文学的学术研究和文学批评之间应进行必要的区分，但那种既能保持批评的鲜活与敏锐，又具有坚实的学术底蕴的当代文学研究，难道不令人期待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