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国 译
生平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一部开篇讲了三次变形的故事：“精灵如何变成了骆驼，骆驼如何变成了狮子，最后，狮子如何变成了孩子。”骆驼是承载性动物：它承载着具有既定价值的重负，教育、道德和文化的负担。它把这些负担带到沙漠，并在那里变成了狮子；狮子捣毁了雕像，踏平了这些负担，对所有既定价值发起了批判。最后，狮子必须变成小孩，也就是说，代表戏剧和新的开端的人——新价值和新的评价原则的缔造者。
据尼采所说，这三次变形主要表示他工作的三个不同时刻，以及他生活和身体的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的划分无疑是任意的：骆驼身上有狮子的影子，狮子身上有孩子的影子；而在孩子身上已经有了悲剧结果。
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于1844年生于被普鲁士吞并的图林吉亚地区的罗肯教区。父母双方都来自路德教牧师家庭。父亲高雅而受过良好的教育，也当过牧师，1849年死于脑萎缩（脑炎或中风）。尼采在瑙姆堡长大，周围都是女人，其中有妹妹伊丽莎白。他是个灵童；他的文章以及尝试的音乐创作都保存了下来。他先在普福塔、然后到波恩和莱比锡学习。他放弃神学而选择了古典语文学。但那时他就念念不忘哲学和亚瑟·叔本华，那位孤独的思想家，“私下的思想家”。早在1869年，尼采的语文学著作（论西奥格尼斯，西摩尼得斯，狄奥吉尼斯·累尔提乌斯）就使他在巴塞尔大学获得了古典语文学教授职。
也就是在那时，他开始了与理查德·瓦格纳的亲密交往。他们在莱比锡邂逅。瓦格纳住在Lucerne附近的Tribschen。尼采说那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瓦格纳已近60岁了，他妻子科西玛刚30出头。科西玛是李斯特的女儿。她离开了音乐家汉斯·封·布洛，嫁给了瓦格纳。朋友们有时叫她阿里阿德涅，因此暗示了布洛-忒修斯和瓦格纳-狄奥尼索斯这两个对偶。尼采在这里遇到的是一个情感结构，他已经感到这也是他自己的情感结构，并会使它越来越具有自己的特性。但这些黄金岁月也并非无忧无虑：有时，他感到不快，感到瓦格纳在利用他，借用他自己的悲剧概念；有时，他感到非常快活，在科西玛的帮助下，他能让瓦格纳认清事实：他，瓦格纳，不可能靠自己去发现。
尼采的教授职使他成了瑞士公民。1870年战争期间他开救护车。在巴塞尔，他卸掉了最后的“负担”：一点民族主义和对陴斯麦和普鲁士的一点同情。他再也不把文化与国家视作同一，也不再把通过武力取得的胜利看作是文化的记号了。他对德国的鄙视已经显而易见，正如他无法在德国人当中生存一样。但对于尼采，抛弃旧的信仰并未构成任何危机（构成危机的恰恰是某一新思想的灵感或启示）。抛弃不是他所面对的问题。尽管他祖先的宗教背景，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他在《看哪，这人》中宣布的那些宗教事宜：他天生就本能地信奉无神论。尼采陷入更深的孤独之中。1871年，他写出《悲剧的诞生》，书中，真正的尼采从瓦格纳和叔本华的面具背后幡然露面。语文学家们并不欢迎这本书。尼采自己感到不和时宜，在私下思想家与公共教授之间发现了不可协调性。在《不合时宜的沉思》第四卷“拜罗伊特的瓦格纳”（1875）中，他关于瓦格纳的保留意见终于公开了。皇帝在拜罗伊特的加冕，以及马戏演出一样的氛围，仪仗队，演说，老皇帝的到场，都使他恶心。尼采身上发生的明显变化使朋友们震惊。他越来越对科学感兴趣：物理学，生物学，医学。他身体不好，时常头痛，胃痛，视力减退，有言语障碍。他终于放弃了教学。“我的疾病逐渐把我解放出来。……它有理由彻底改变我的生活方式。”由于瓦格纳是对教授尼采的补充，所以，当没有了教授职时，瓦格纳也消失了。
弗朗茨·奥佛贝克是尼采最忠实和聪明的朋友，他帮助尼采于1878年从巴塞尔获得了一笔退休金。也正是在那时，他的流动生活开始了：他像一个影子，租用家具简朴的房间，寻找适宜的气候，走遍了瑞士、意大利和法国南部的一个又一个胜地，有时独自一人，有时与朋友结伴（马尔维达·封·迈森布格，一个老瓦格纳迷；他的学生彼得·加斯特，他希望能取代瓦格纳的一个音乐家；还有与他共享自然科学和道德分析兴趣的保罗·雷）。他时常回瑙姆堡。在索伦托他最后一次见到瓦格纳，已经变成虔诚教徒和民族主义者的瓦格纳。1878年，随着《人性的，太人性的》的问世，他进入了狮子阶段，开始了伟大的价值批判。朋友们误解了他；瓦格纳抨击他。而最重要的是，他病情愈加严重。“不能读书了！只是偶尔才写作！不见任何人！不听任何音乐！”1880年，他这样描述他的境况：“连续的折磨，一天数个小时晕船的感觉，半瘫使我说话困难，有时疼痛剧烈（最后一次我呕吐三天三夜，饿得要死……）。如果我能够描述那全部的无情，我那连续的令人恶心的头痛，我的视力，以及从头到脚普遍瘫痪的感觉。”
疾病——或疯癫——何以出现在尼采的著作中呢？它从来就不是什么灵感。尼采也从未认为哲学就是从痛苦或折磨开始的，即便按他所说这位哲学家忍受了无尽的痛苦。他也不认为疾病是从外部影响身体-对象或大脑-对象的一个事件。相反，他在疾病中看到了有关健康的一个视点；也在健康中看到了有关疾病的一个视点。“作为一个病人观察比较健康的概念，比较健康的价值，然后再反过来，从一种丰富多彩的有信心的生活的高度，深入研究颓废本能的秘密——这就是我最经常从事的实践。……”疾病不是一个思想主体的动机，也不是思想的客体：相反，它在单一个体的心灵深处构成了一个秘密的互主体。疾病是对健康的评价，健康是对疾病的评价：这就是“颠倒”，“视角转换”，尼采认为这是他最重要的方法和改变价值的最重要使命。[1]然而，除了表面上，两个视角之间、两个评价之间并没有真正的互动。因此，从健康到疾病，从疾病到健康的运动，即便仅仅是一个想法，这种流动性也是高度健康的迹象；这种流动，这种轻快的运动，就是“非常健康”的迹象。所以，尼采直到生命的最后（即1888年）还仍然说：“我是病人的反面。我基本上健康。”然而，我们必须说结果还是糟糕的，因为狂人尼采恰恰是失去了这种流动性的尼采，失去了这种位移技术的尼采，他再也不能在健康的时候把疾病看作有关健康的一个视角了。
在尼采那里，一切都是面具。他的身体是掩盖他天才的第一个面具；他的痛苦是第二个面具。这两个面具是用来掩盖他的天才和健康的。尼采不相信自我的统一，也没有经历过这种统一。不同“自我”之间的权力和评价的微妙关系既掩盖又表现了各种其他的力——生命的力，思想的力——这就是尼采的观念，尼采的生活方式。瓦格纳、叔本华、甚至保罗·雷都是作为他自己的面具而经验的。1890年以后，朋友们（奥佛贝克，加斯特）有时认为他的疯狂是他的最后一个面具。他写道：“有时疯狂本身就是隐藏致命的、太确定的一种知识的面具。”事实不是这样。疯狂恰恰标志着所有面具不再变换、不再交流而交汇成一个死一般的严酷时刻。尼采哲学的高峰正是他谈到有必要采取面具、谈到面具的本质和实证性、谈到面具的终极重要性的时刻。尼采自身的美就在于他的双手、双耳和双眼（他赞美自己的耳朵；认为小耳是通往狄奥尼索斯的神秘迷宫）。但是，就在这第一个面具之上他又盖上了另一个，以巨大的胡须为代表：“给我，请给我……——什么？——另一个面具，第二个面具。”
《人性的，太人性的》面世后，尼采继续进行他的总体批评：《漫游者和他的影子》（1879），《曙光》（1880）。他在撰写《快乐的科学》时，新的东西出现了：一种极度兴奋，一种充溢，仿佛尼采已经被推到了一点，在那里，评价改变了意义；在那里，人们从一种奇怪的安乐的高度来判断疾病。他的痛苦在继续，但往往被一种影响到他的身体的“热情”所控制。接着，尼采经历了他最兴奋的生存状态，尽管间或也产生过恐惧感。1881年8月，在西尔斯-玛利亚，当在西尔瓦普拉纳湖边散步时，压倒一切的永恒轮回的启示使他产生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灵感。在1883年到1885年，他写了其中四部，并为下一部收集了素材。他把批评置于比以往更高的水平；把批评当作“改变”价值的武器，让否定服务于更高的肯定（《超越善与恶》，1886；《道德谱系学》，1887）。这是第三次变形，或生成-儿童。
但他经常焦虑，经历了许多挫折。1882年，他与罗·封·萨洛美有染，这是与保罗·雷同居的一个年轻俄国女人，在尼采眼里她是一个理想的门徒，值得他爱。按照他已经有机会实施的一种情感结构，尼采很快就通过一个朋友向她求婚。他在追梦：自己是狄奥尼索斯，经过忒修斯的同意将接受阿里阿德涅。忒修斯是高个头儿，父亲般的形象——瓦格纳早就为尼采扮演了这个角色。但尼采没敢公开追求科西玛-阿里阿德涅。在保罗·雷和他之前的其他朋友身上，尼采发现了另一些忒修斯，比较年轻的、不那么咄咄逼人的父亲。[2]狄奥尼索斯比忒修斯强得多，正如尼采比瓦格纳强，更比保罗·雷强一样。显然而不可避免的是，这种幻想必定失败。阿里阿德涅始终喜欢忒修斯。玛尔维达·封·梅森伯格扮演女伴，与罗·封·萨洛美、保罗·雷和尼采构成了独特的四人组合。他们的生活中除了争吵就是和好。尼采的妹妹伊丽莎白有强烈的嫉妒心和占有欲，尽力要打破这个组合。她成功了，因为尼采本人既不能摆脱她，又不能收回他对妹妹的苛刻评价（“像我妹妹那样的人是我的思维方式和我的哲学的不共戴天的敌人，这是由于事物的永恒本质……”；“像你这样的人，可怜的妹妹，我不喜欢”；“我非常讨厌你那种不体面的道德说教……”）。罗·封·萨洛美喜欢尼采，但那不是爱；许多年后，她确实写了一部关于尼采的卓著。[3]
尼采越来越孤独。他听说瓦格纳死了，这又在他心中燃起了对阿里阿德涅-科西玛的欲念。1885年，伊丽莎白与伯纳德·福斯特结了婚，这是一个瓦格纳迷，反犹太主义者，普鲁士民族主义者。福斯特与伊丽莎白去了巴拉圭，要在那里建立一个纯雅利安人殖民地。尼采没有参加他们的婚礼，发现那个呆头呆脑的妹夫令人难以忍受。他写信给另一个种族主义者说：“请不要再寄给我你的作品；我担心我的耐力无法承受。”尼采突发的欣快症和沮丧间隔越来越密。有时，一切看起来都那么完美：穿的，吃的，接待他的人们，他相信他聚敛的那种令人神魂颠倒的吸引力。而另一些时候，绝望占了上风：缺少读者，死亡和上当的感觉。
然后迎来了1888年：《偶像的黄昏》，《瓦格纳》，《反基督》，《看哪，这人》。仿佛他的创作才能在彻底跨掉之前的最后一刻开始恶化了。甚至格调也在这些杰作中发生了变化：一种新的暴力，一种新的幽默，如在超人的喜剧中。尼采为自己画了一幅发人深省的全球图景（“总有一天对某一非凡事物的回忆将与我的名字联系起来”；“只是因为我才有了世界上的伟大政治”）；而同时，他又聚焦现在，关心眼前的成功。到1888年年底，他开始写一些奇怪的信件。他写信给奥古斯都·斯特林堡说：“我在罗马召开一个王子会议，我想要枪毙恺撒。现在告别吧，因为我们还会再见。有一个条件：我们离婚……尼采-恺撒。”1889年1月3日，他在图林又一次发作。他又开始写信，署名是狄奥尼索斯，或受难者，或二者。在给科西玛·瓦格纳的信中，他说：“阿里阿德涅，我爱你。狄奥尼索斯。”奥佛贝克急忙赶到图林，发现尼采过度紧张，失去了知觉。他设法把他带到巴塞尔，在那里，尼采安静地接受治疗。诊断是“慢性瘫痪。”母亲把他转到了耶那的医院。耶那的医生们怀疑是1866年传染的梅毒病。（这是否基于尼采自己的宣言呢？年轻时，他对朋友保罗·德森提过一次奇怪的冒险，一架钢琴救了他的命。《查拉图斯特拉》中的一个文本“在沙漠的姑娘当中”必须根据这一点来阅读。）时而安静，时而发作，他似乎全然忘记了自己的工作，尽管仍然演奏音乐。母亲带他回到了家；伊丽莎白于1890年年底从巴拉圭回国。他病情缓慢发展，直到全然冷漠和极度痛苦的到来。他于1900年死于魏玛。[4]
尽管我们并不确切，但全身瘫痪的诊断似乎是准确的。问题是：1875年、1881年和1888年的病状是否构成了同一幅临床图景？是否是同一种疾病？看上去像是同一种疾病。究竟是精神错乱还是神经病，这已无关紧要了。我们已经看到疾病甚至疯癫在尼采著作中的重要性。全身瘫痪标志着疾病走出工作、干扰工作、使工作无法继续的一个时刻。尼采最后的书信证实了这一极端的时刻，因此仍然属于他著作的有机部分。只要尼采能够实践变换视角的艺术，从健康到疾病再回到健康，尽管他可能病了，但还是享受了使他的工作成为可能的那种“伟大的健康”。但当他无法使用这种艺术时，当那些面具在有机过程的作用下膨胀成为傻瓜和小丑的面具时，疾病就与他著作的尾声不可分割了（尼采说疯癫是“喜剧的结尾”，是最后一出闹剧）。
伊丽莎白帮助母亲照顾尼采。她忠实地解释了这种疾病。她曾对奥佛贝克尖酸刻薄，后者也严厉地回应了她。她做了很多好事：她尽全力宣扬哥哥的思想；组织了魏玛尼采档案馆。[5]但这些好事比起她的背叛却显得苍白无力：她曾努力让尼采效忠民族社会主义。这是尼采生命中的最后一次发作：在每一个“被诅咒的思想家”的葬礼上作为重要人物出席的腐败的家人。
哲学 尼采开创了哲学的两种表达方式：格言和诗歌。这两种表达方式意味着一种新的哲学观，思想家和思想的一个新的形象。尼采用阐释和评价取代知识的理想和真理的发现。阐释确定某一现象的“意义”，而意义始终是片段的、不完整的；评价决定了意义的等级“价值”，在不减少或消除多元性的情况下对片段加以总体化。实际上，格言既是阐释的艺术又是被阐释的内容；诗歌既是评价的艺术又是被评价的内容。阐释者是生理学家或医生，把现象看作症候、用格言说话的人。评价者是考虑和创造视角的艺术家，通过诗歌说话。未来的哲学家既是艺术家又是医生——一句话，立法者。
这也是哲学家的最陈旧的、最古老的形象。这是前苏格拉底时代的思想家，“生理学家”和艺术家，世界的阐释者和评价者。我们如何理解未来与过去之间的这种相近性？未来的哲学家是古代世界的探险者，山峰和洞穴的探险者，他只根据所回忆的实际上已经忘记的事物的多寡来创造。据尼采所说，那回忆起来的事物就是生活与思想的统一。一个复杂的统一：一个步骤为生活，一个步骤为思想。生活方式激发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创造生活方式。生活激活思想，思想反过来肯定生活。关于这个前苏格拉底时代的统一，我们已经不再有丝毫的记忆了。我们现在只有证明思想束缚和残害生活，使生活成为知觉的一些例子；只有证明生活开始复仇，迫使思想疯狂起来，在这个过程中自行消失了。现在我们只能在平凡生活与疯狂思想家之间做出选择。对思想家来说太温顺的生活，对生活来说太疯狂的思想：伊曼努尔·康德和弗里得里希·荷尔德林。但是，将不再如此疯狂的那种完美统一目前尚未发现——把生活琐事变成思想格言的一种统一，把思想变成生活的一个新视角的一种评价。
所以，哲学命中注定要在历史发展中堕落，它反对自身，被自身的面具所掩盖。思想不是把一种积极的生活与肯定的思想联系起来，反倒承担起判断生活的任务，为它提出了据说是更高的价值，用这些价值来衡量它、限制它和谴责它。因此，当思想变成否定的时候，生活也开始贬值，不再是积极的了，简约为最微弱的形式，病态的形式，只有这些才与所谓的更高价值相一致。这是“反动”征服积极生活、否定征服肯定思想的胜利。这对哲学的影响是灾难性的，因为作为立法者的哲学家的美德首先是对一切既定价值的批判——即对高于生活的价值以及这些价值所依赖的原则的批判，然后创造新的价值，要求新的原理的生活价值。锤子加改造。在哲学如此堕落的同时，作为立法者的哲学家被温驯的哲学家取代了。非但不是既定价值的批评家，非但不是新价值和新评价的创造者，反倒出现了既定价值的卫道士。哲学家不再是生理学家或医生，而成为形而上学家。他不再是诗人，而成为“公共教授”。他声称遵循真理和理性的要求；但在理性的这些要求之下却是根本不合理的力：国家，宗教，所有现行价值。哲学不过成了对人自身遵守的所有那些理性的审查。哲学家唤起对真理的爱，但那是一种对人无害的真理（“看起来像是自满的幸福的造物，不断让所有的权力放心，因为没有人真正关心它，因为它毕竟只是纯科学”）。[6]哲学家根据他支撑重量和承载负担的能力来评价生活。这些重量，这些负担，恰恰是那些更高的价值。这就是在同一片沙漠上把承载者与承载物、把反动的、被贬值的生活与否定的、进行贬值的思想统统捏在一起的那种沉重的精神。那么，所剩的一切就只有批判的幻觉和创造的幽灵，因为与创造者相对立的莫过于承载者了。创造就是轻装上阵，就是卸掉生活的重压，就是发明新的生活的可能性。创造者是立法者——舞者。……
尼采是告诉我们杀死上帝并不足以改变价值的第一人。在他的著作中，至少有15种上帝之死的说法，所有这些都是绝妙的说法。[7]但是，在最精彩的一种说法中，上帝的谋杀者是“最丑陋的人。”尼采的意思是说，当人不再需要一个外在权威的时候，他使自身显得更加丑陋，他拒绝给自己曾经被拒绝的东西，自发地承担了他以为不再来自外部的管制和负担。因此，从苏格拉底到黑格尔的哲学史始终是人类服从的漫长历史，是人用理性约束自身的漫长历史。这个堕落的过程不仅关系到哲学，而且越来越普遍，或者说是历史的最基本范畴——不是历史中的事实，而是历史的原理，决定我们思维和生活的大多数事件；腐败的症状，都派生于这个原理。所以，作为未来哲学的真正的哲学既不是历史的，也不是永恒的：它必须是不合时宜的，总是不合时宜的。
全部阐释决定一个现象的意义。意义包括各个力的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某一行为与其他行为在一个复杂的和等级制的整体中反作用。不管一个现象多么复杂，我们都可以把本原的力，征服和破坏的力与反动的、次要的力，与适应和调节的力区别开来。这个区别不仅是量的，而且是质的和类型学的，因为力的本质就是与其他力构成关系，而且恰恰在这种关系中力获得了本质或性质。力与力的这种关系称作“意志”。所以我们才必须不遗余力地避免对尼采权力意志原则的误解。这个原则并不意味着（或至少并不从根本上意味着）意志想要权力，或希望统治。只要根据“统治的欲望”来解释权力意志，我们就必然使其依赖于既定价值，在任何情况或冲突下唯一能决定谁是最有力的人的那些价值。我们因此不能把权力意志的性质看作是我们所有评价的一个弹性原则，看作创造未经承认的新价值的隐蔽原则。尼采说，权力意志不仅包括觊觎甚或索取，而且包括创造和给予。作为权力意志的权力并不是意志想要的东西，而是意志（狄奥尼索斯本人）中所缺乏的东西。权力意志是区别性因素，作用的力以及复杂整体中的不同性质都是从这个因素中派生出来的。因此，它总是被赋予一个流动的、虚幻的、多元的因素。一个力通过权力意志发号施令，但一个力也通过权力意志服从命令。与力的这两种类型或性质相对应的是权力意志的两副面孔，两个特性，它们是终极的和流动的，比派生它们的力深奥，因为权力意志决定让主动的力去肯定事物，肯定这些力的差异：在这些力中，肯定在先，而否定不过是一个结果，一种剩余的快乐。另一方面，反作用的力的特点是与它们所不是的东西构成对立，以及限制他者的倾向：在这些力中，否定在先，通过否定它们造成肯定的假象。肯定和否定因此成了权力意志的特性，正如作用和反作用是力的性质一样。而正如阐释在力中发现了意义原则，评价也在权力意志中发现了价值原则。仅就前此术语的准确性而言，我们可以避免把尼采的思想简化为简单的二元论，因为如我们将看到的，肯定本质上是多元的、复数的，而否定则总是一，或严重的一元论。
然而，历史把一个最独特的现象呈现给我们：反作用力占了上风；权力意志中的否定力量胜利了！这不仅是人的历史，而且是生命和地球的历史，至少人所居住的地球的表面上的历史。我们到处都看到否定战胜了肯定，反作用战胜了正面作用。生命具有了适应性和调节性，被简约为次要的形式；我们不再理解行为的意义了。甚至地球的力也在这荒芜的表面上耗尽了。尼采称此为反作用力和否定“虚无主义”的意志的联合胜利——或奴隶的胜利。据他所说，对虚无主义的分析是心理学的对象，也可解作宇宙的心理学。
一种关于力或意志的哲学似乎很难解释反作用力、奴隶或弱者是如何取得胜利的。如果所发生的一切结合起来构成了比强者更大的力，那就难以看到究竟什么发生了变化，一种质的评价是以什么为基础的。但是，事实上，弱者，奴隶，不是由于联合力量，而是通过抽取别人的力量而赢得胜利的：他们使强者不再干涉他们所做的事。他们之所以胜利不是因为权力的合成，而是因为他们具有感染力的权力。他们促使所有力发挥反作用。那就是“堕落”的真正意思。尼采早就表明生命斗争和自然选择的准则必然有利于弱者和病人，“次要的人”（病指的是被简约为反作用过程的一种生活）。这在人的情况下更加真实，这里，历史的准则有利于奴隶这样的人。正是所有生命的生成-病态，所有人的生成-奴隶，促成了虚无主义的胜利。我们必须再次避免对尼采的“强者”和“弱者”、“主人”和“奴隶”等术语产生误解：显然，奴隶在获得权力后依然是奴隶，弱者依然是弱者。甚至在他们胜利之时，反作用的力也仍然是反作用的。据尼采所说，在所有事物中，最关键的是质的分类：是卑贱和高贵的问题。我们的主人是在普遍的生成-奴隶中取得胜利的奴隶：欧洲人，归化的人，小丑。尼采把现代国家说成是蚁群，其中，领袖和强者通过卑贱，通过传染这种卑贱和丑化取得了胜利。不管尼采的著作有多么复杂，读者都很容易猜到他会把纳粹所说的“主人”放在哪个范畴（也就是归入哪类）。当虚无主义胜利的时候，那时，只有在那时，权力意志才不再是创造的意思了，开始指“夺取权力”，“想要统治”（所以才把自身或把别人归属于既定价值：金钱，荣誉，权力等）。然而，那种权力意志恰恰是奴隶的权力意志；那是奴隶或弱者构思权力的方式，他关于权力的看法，以及胜利后对权力的行使。一个病人可能会说，噢，如果我没有病，我会做这个做那个——他也许会的，但他的计划和他的思想却仍然是一个病人的计划和思想，只是一个病人的。同样的情况也适合于奴隶，适合于他对主人地位和权力的思考。同样的情况也适合于反作用的人和他对行为的看法。价值和评价始终是在逆转的，事物总是被看作一个微不足道的角，形象就像在靶心一样都是倒现着的。尼采的伟大格言之一是：“我们总是要保护强者不受弱者的欺负。”
现在我们来详细谈谈在人的状况下虚无主义取得胜利的各个阶段。这些阶段是尼采心理学的伟大发现，属于深度分类学的范畴。
1、怨恨：是你的错……。是你的错……。投射性谴责和反责。如果我软弱和不幸那是你的错。反作用的生命离开了积极的力；反动停止了“行动”。它变成某种感性的东西，一种“怨恨”，向一切积极的力发泄出来。行动变成令人羞辱的了：生命本身受到了谴责，与其权力分离开来，与它所能做的事情分离开来。那羔羊说：凡是鹰能做的，我也能；我没有做那才令人羡慕呢。让鹰学着我做吧……
2、内疚：是我的错……。内省的时刻。由于像用鱼钩捕鱼一样捕捉到了生命，反作用力便转向自身。他们把错误内化，说他们有罪，责怪自己。他们就这样树立了一个样板，吸引一切生命加入他们的行列，他们获得了最大限度的感染力——他们建立了反作用社会。
3、苦行的理想。升华的时刻。弱者或反作用的生命最终所需要的是否定生命。其权力意志是一种虚无意志，是其胜利的条件。反过来，虚无意志只能容忍弱者、伤残者、反动者的生命——近乎于虚无的状态。然后形成了干扰的联合。生命是根据据说高于生命的价值来判断的：这些虔诚的价值与生命相对立，谴责生命，引导生命走向虚无；他们只许诺给那些最反动的、最软弱的、最病态的生命形式以救赎。这就是上帝-虚无与反作用-人之间的联合。一切都被颠倒了：奴隶被称作主人；弱者被称作强者；卑贱被称作高贵。我们说某人是高贵的和强壮的，因为他承载；他承载着更高价值的重负；他有责任感。甚至生命，尤其是生命，似乎对他来说难以承载。评价被如此扭曲，以至于我们再也看不到作为承载者的奴隶了，再也看不到他所承载的是奴隶制了，而承载的是弱者的承载——创造者或舞者的对立面。事实上，人只出于软弱才承载；人只希望被从一种意志带到虚无中去（看看《查拉图斯特拉》中的小丑和驴的形象吧）。
据尼采所说，虚无主义的这些阶段与犹太教相对应，但后者的确有希腊哲学的坚实铺垫，也就是希腊哲学的堕落。在更一般的意义上，尼采表明这些阶段如何也是我们的更大思想范畴的起源：自我，世界，上帝，因果关系，终极性，等等。但是，虚无主义并未就此停步，继而走上了构成我们整个历史的一条道路。
4、上帝之死：恢复的时刻。长期以来，人们以为上帝之死是一出宗教间的戏剧，是犹太教上帝与基督教上帝之间的问题，以至于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是圣子出于对圣父的怨恨而死，还是圣父为了让圣子独立（因而成为“世界公民”）而死去。但是，圣保罗早已经建立了基督教，其原则就是基督由于我们的罪孽而死。宗教改良以后，上帝之死越来越成为上帝与人之间的一个问题，直到有一天，人发现他亲手杀死了上帝，希望自己是这样的人，并愿意承载这个新的重负。他想要得到上帝之死的逻辑结果：自己成为上帝，取代上帝。
尼采想要说的是，上帝之死是一个重大事件，喧嚣哗然但却不足以让虚无主义继续下去，几乎不能改变它的形式。早先，虚无主义意味着贬值，以更高价值的名义否定生命。可是现在对这些更高价值的否定被人性价值取代了——所有那些太人性的价值（道德取代了宗教；功利性，进步，甚至历史取代了神性价值）。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因为还是那同一个反动生命，同一个在神性价值的掩盖下取得胜利的奴隶制，现在通过人性价值获得了胜利。同一个承载者，同一条驴，曾经承载着神的遗骨的重负，在上帝面前回应，现在背上了自己的重负，权当是自己的责任。我们甚至更进一步走进了虚无主义的荒漠：我们主张拥抱一切现实，但我们拥抱的却只是抛弃了现实的更高价值，反作用力的残余和虚无意志。所以尼采才在《查拉图斯特拉》第四部中追溯了他称为“高级人”的巨大痛苦。这些人想要取代上帝；他们承载人的价值；他们甚至相信他们在重新发现现实，恢复肯定的意义。但是，他们所能做的唯一的肯定就是驴的驯化，Y-A，以虚无主义的产物为重负的反作用力，而每当它承载否定时它都以为它在肯定。（关于肯定和否定及其真实性和神秘化的两部现代著作就是尼采和詹姆斯·乔伊斯的作品。）
5、末人和想要死的人：终结的时刻。因此说上帝之死是一个事件，其意义和价值仍有待于说明。只要我们的评价原则不变，只要我们用新的价值取代旧的价值，使反动的力与虚无意志达成新的结合，就不会发生任何变化；我们仍然在既定价值的保护之下。我们完全明白有些价值一出现就是旧的，从诞生之日起就展示了因循守旧，墨守成规，不能颠覆既定秩序。然而，每走一步，虚无主义就深入一步，空虚就进一步显示出来。上帝之死所显示的反动的力与虚无意志的联合，反动的人与虚无主义者上帝的联合，而这正在消解的过程之中：人声称他没有上帝照样可以做的很好，和上帝做的一样好。尼采的这些概念都是无意识范畴。重要的是这出戏剧是如何在无意识中上演的：当反动的力声称在没有“意志”的情况下可以做得很好时，他们越来越深地陷入了虚无的深渊，陷入了越来越没有价值的一个世界，无论神性价值还是人性价值。继高贵人之后出现了末人，这个人说一切皆无，最好是被动的消失。要的是意志的虚无而不是虚无的意志。但是，由于这一分裂，虚无意志把矛头对准了反动的力，成为否定反动生命自身的意志，在人的心中激起了主动毁灭自身的愿望。那么，在末人之后，就仍然是想要死的人。而在虚无主义的这个圆满时刻（午夜），一切都准备就绪——为一次变形准备就绪。[8]
所有价值的变形是以下列方式定义的：力的主动生成，权力意志中肯定的胜利。按照虚无主义的规则，否定是权力意志的形式和内容；肯定只是次要的，从属于否定，收集和承载否定的果实。因此，驴的驯服，Y-A，就是虚假的驯服，对肯定的一种讽刺。现在一切都变了：肯定成了本质和权力意志本身；至于否定，它持存下来，但却是肯定之人的存在模式，作为属于肯定的激进性，正如进行预告的闪电和闪电过后的雷声，所肯定的东西——仿佛伴随着创造的总体批判。因此，查拉图斯特拉是纯粹的肯定，但也是把否定发展到至高点的人，将其变成一种行动，变成为肯定和创造之人服务的一种动力。查拉图斯特拉的肯定与驴子的肯定是对立的，因为创造与承载是对立的。查拉图斯特拉的否定与虚无主义的否定是对立的，因为激进与怨恨是对立的。变形表示肯定-否定关系的颠倒。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变形只有在虚无主义结束时才有可能。我们不得不去找末人，然后去找想要死的人，因为否定最终得抵制反动的力，变成一种服务于一种更高肯定的行动（于是尼采说：虚无主义被征服了，但却是被自己征服的……）。
肯定是最高的权力意志。但肯定了什么呢？大地，生命……但是，当大地和生命成为肯定的对象时它们以什么形式呈现呢？对于只居住在地球之荒芜外表、生活在近乎零的状态的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未知的形式。虚无主义所谴责和试图否定的并不完全是存在，因为我们久已知道存在就像是虚无的兄弟。它所谴责和否定的是多元性；是生成。虚无主义认为生成是必须调解的东西，必须重新融入存在的东西，而多则是不正当的东西，必须加以判断、重新融入一的东西。生成与多元性是有罪的——这就是虚无主义的第一也是最后一句话。正因如此，哲学才在它的保护下以忧郁的怨恨为动机：一种“不满”，一种确定无疑的痛苦，一种关于生存的不安，一种模糊的罪过感。对比之下，变形的第一个人物赋予多元性和生成以较高的权力，使其成为肯定的对象。在对多的肯定中蕴涵着多样性的实际的欢乐。欢乐是作为哲学化的唯一动机出现的。赋予否定的情感或悲伤的情感以价值——这就是虚无主义用以奠定其权力基础的神秘化。（卢克莱修，然后是斯宾诺莎，都写过关于这个主题的定论性文章。在尼采之前，他们把哲学看作肯定的权力，看作抵制神秘化的实际斗争，看作对否定的驱逐。）
多元性被肯定为多元性；生成被肯定为生成。这就是说肯定本身是多，它生成自身，而生成和多元性本身又是肯定。在正确理解的肯定中有像是镜子游戏的东西：“永恒的肯定……我永远是你的肯定！”变形的第二个人物就是肯定的肯定，那重叠，狄奥尼索斯与阿里阿德涅这神圣的一对儿。
可以在狄奥尼索斯身上识别出前面提到的一切特性。我们谈论的决不是第一个狄奥尼索斯，即查拉图斯特拉在叔本华的影响下所想象的狄奥尼索斯，他重新把生命融入原始的基础，与阿波罗联合，创造了悲剧。的确，从《悲剧的诞生》开始，狄奥尼索斯就是通过他与苏格拉底的对立来定义的，而不完全是通过他与阿波罗的联合；苏格拉底以更高价值的名义审判和谴责生命，但狄奥尼索斯感到生命是不能审判的，它自身就是充足的，完全充足的。当尼采在著作中逐渐深化时，真正的对立出现了：狄奥尼索斯不再与苏格拉底对立了，而与受难者对立起来。他们的殉身似乎是相同的，但是对殉身的阐释和评价却是不同的：一方面，是对生命的一种证明，包括否定生命在内的一种复仇；另一方面，是对生命的肯定，在对狄奥尼索斯的切割和断臂残肢中得以延伸的对生成和多元性的肯定。舞蹈，轻盈，欢笑，都是狄奥尼索斯的属性。作为肯定的权力，狄奥尼索斯在他的镜子中唤起了另一面镜子，在他的指环中唤起了另一个指环：肯定自身若要得到肯定需要一个第二次肯定。狄奥尼索斯有一个未婚妻阿里阿德涅（“你有小耳朵，你有我的耳朵：对它们说一句聪明的话吧”）。唯一聪明的话就是“是的”。阿里阿德涅完成了用来定义狄奥尼索斯和狄奥尼索斯式哲学家的那组关系。
多元性不再能够回应一了，生成也不再能够回应存在了。但存在和一不但失去了意义，而且具有了新的意义。现在一被说成是作为多的多（碎片或片断）；存在被说成是作为生成的生成。这就是尼采的颠倒，或变形的第三个人物。生成不再与存在相对立，多也不再与一相对立（这些对立是虚无主义的范畴）。相反，所肯定的是多元性的一，是生成的存在。或如尼采所说，肯定偶然的必然性。狄奥尼索斯是个表演者。真正的表演者把偶然性作为肯定的对象：他肯定碎片，构成偶然性的各个因素；从这种肯定中产生出必然的数，它投回了掷出的骰子。我们现在看到这第三个人物究竟是什么了：永恒轮回的戏剧。这个轮回恰恰是生成的存在，多元的一，偶然的必然性。因此，我们不必把永恒轮回说成是相同者的回归。这样做就等于误解了变形的形式和根本关系的改变，因为相同并不先存于多样（除非在虚无主义的范畴中）。回归的不是相同者，因为回归的是相同者的原始形式，据说它只有多样、多和生成。相同者并不回归；唯一回归的是生成中的相同者。
永恒轮回的本质是关键。我们必须摆脱永恒轮回这个问题中的全部无用的话题。时常有人问起尼采何以相信这个思想是新的、非凡的，因为这在古人中是非常普通的。但是，尼采恰恰完全知道这在古代哲学中是找不到的，无论在希腊还是在东方，除非是以点滴或犹豫的方式提出来的，而且与他自己的提法相当不同。尼采已经就赫拉克利特提出了最清晰的保留意见。在借查拉图拉斯特之口说出永恒轮回的时候，就好比喉咙里卡着一条蛇，尼采只不过想给索罗亚斯德这个古代人物注入连他本人都不曾想象的东西。尼采解释说他把查拉图斯特拉看作一种委婉表达，甚或是一个对仗，一个换喻，故意让他说出他自己不可能创造的概念。[9]
人们还问既然永恒轮回包括一个循环，即整体的回归，相同者的回归，向相同者的回归，那还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呢？而实际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尼采的秘密是：永恒轮回是选择性的。而且是双重选择。首先作为一个思想，它是我们使意志摆脱道德而自治的一条法则：不管我想要什么（我的懒惰，我的贪吃，我的胆怯，我的罪恶和我的美德），我都“必须”以这种方式要它，即我还想要它的永恒轮回。因此，“半需要”的世界被消除了：当我们说“一次，只一次”的时候，我们想要的是全部。甚至胆怯，懒惰，它希望能够永恒轮回，但也会成为别的东西，而不是懒惰，不是胆怯；它会成为肯定的一股积极的力量。
永恒轮回不仅是选择性思维，也是选择性存在。回归的只有肯定，只有可以被肯定的东西，只有快乐。可以被否定的一切，本身就是进行否定的一切，都被永恒轮回的运动驱逐了。我们可能担心虚无主义与反动意志的结合会永久回归。永恒轮回应该比作一个车轮，它的运动具有一股向心力，把一切否定的东西驱逐出去。由于存在被肯定为生成，它便把一切与肯定相冲突的东西驱逐出去，虚无主义和反动的一切形式：品质恶劣，怨恨……。我们只能看到它们一次。
然而，在许多文本中，尼采把永恒轮回看作一个循环，一切都在循环中回归，或相同者的回归，那等于是相同的。但这些文本的意思是什么呢？尼采是一个把观念“戏剧化”的思想家，就是说，把观念作为连续的事件呈现出来，具有不同层次的张力。在上帝之死中我们已经看到这一点。同样，永恒轮回是两个叙事的客体（如果他的工作不是受到疯癫的干扰的话，还会有更多的叙事，疯癫使得尼采的一个循序渐进的清晰计划没有进行到底）。关于这两个叙事，一个讲述病态的查拉图斯特拉，另一个是康复的几乎治好了的查拉图斯特拉。使查拉图斯特拉生病的原因恰恰是轮回的思想：一切都回归，相同者回归，一切都回归到相同者这样一个思想。这样，永恒轮回就只是一个假设，既平庸又恐怖的一个假设：平庸是因为它对应于一个自然的、动物的、直观的必然性（所以当鹰和蛇试图安慰他时，查拉图斯特拉才回答说：你把永恒轮回变成了一个疲倦的叠歌，你把永恒轮回简约为一个普通的、太普通的公式）；[10]恐怖是因为如果一切真的回归了，而且回归到相同者，那么，小人，微屑的人，虚无主义和反动，也将回归（所以查拉图斯特拉才大声疾呼，发泄他的厌恶，他的蔑视，宣称他不能、不会、也不敢说永恒轮回）。
查拉图斯特拉复原时发生了什么事？他是否简单地决定承担他以前所不能承担的东西？他接受了永恒轮回；他深得其乐趣。这只是一个心理变化吗？当然不是。这是对永恒轮回本身的理解和意义的变化。查拉图斯特拉认识到，当病的时候，他不明白什么是永恒：那不是循环，不是相同者的回归，也不是向相同者的回归；那不是为使用动物而进行的简单自然的假设，也不是为使用人而进行的悲惨的道德惩罚。查拉图斯特拉明白“永恒轮回=选择性存在”这个等式。反动和虚无主义，否定，怎样才能回归？永恒轮回是只说肯定的存在，是行动中的生成。一个向心之轮，“存在的最高星群，没有任何愿望可以达到，没有任何否定可以玷污。”永恒轮回是重复；但那是选择性重复，拯救性重复。重复的最大秘密是解放和选择。
因此，变形具有第四个也就是最后一个维度：它暗示和生产了超人。人由于具有人的本质而是反动的存在，把自己的力与虚无主义结合了起来。永恒轮回拒斥他、排斥他。变形涉及一种本质的、根本的人的皈依，也就是这种皈依生产了超人。超人特指所有可以肯定的事物的综合，是现实的最高形式，代表选择性存在、其后裔和主体性的人物。他因此是两个谱系的交叉点。一方面，他是从人生产出来的，通过末人和想要死的人，但却超越了二者，通过人的本质的一种扭曲和变形。而另一方面，尽管他是从人生产出来的，他却不是由人生产的：他是狄奥尼索斯和阿里阿德涅的成果。查拉图斯特拉本人遵循的是第一条谱系路线；所以他始终低于狄奥尼索斯，成了他的先知或使者。查拉图斯特拉称超人是他的孩子，但他的孩子超越了他，那孩子的真正父亲是狄奥尼索斯。于是，变形的人物全部到齐了：狄奥尼索斯或肯定，狄奥尼索斯-阿里阿德涅或双重肯定；永恒轮回或加倍的双重肯定；超人或肯定的人物和产物。
我们作为尼采的读者必须避免四个潜在的误解：（1）关于权力意志（以为权力意志就是“想要统治”或“想要权力”）；（2）关于强者和弱者（以为社会政权中最有权的就是强者）；（3）关于永恒轮回（以为这是一个古老的观念，借自希腊人、印度人和巴比伦人……；以为那是一个循环，或相同者的回归，或向相同者的回归）；（4）关于他最后的著作（以为它们由于尼采的疯癫而过分或不合格）。
尼采著作中主要人物词典 鹰与蛇：它们是查拉图斯特拉的动物。蛇缠绕在鹰的脖子上。因此它们都代表作为环的永恒轮回，环中之环，是狄奥尼索斯和阿里阿德涅这对神侣的结合。但它们却以动物的方式再现这种结合，一种直观的确实性或自然的假设。（它们所丢失的是永恒轮回的本质，也就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它是选择性的，既是思想又是存在。）因此它们把永恒轮回变成一种“咿呀学语”，一种“叠歌”。此外：未缠绕的蛇代表永恒轮回中不可容忍的和不可能的东西，被看作是一种自然事实，根据这个事实“一切都回归”。
驴与骆驼：它们是荒漠（虚无主义）的动物。它们把货物载到沙漠的中心。驴有两个缺点：它的否定是虚假的否定，怨恨的否定。此外，它的肯定（Y-A,Y-A）是虚假的肯定。他以为肯定就是载物，就是负有重担。驴基本上是基督教动物：它承载着据说“高于生命”的价值重负。上帝死后，它自己背上负担，承载着人的价值的重负；它有意处理“实际的现实”：它因此也是较高贵之人的新上帝。驴由始至终都嘲讽背叛狄奥尼索斯之肯定的人；他肯定，但只肯定虚无主义的产物。他的长耳朵也是狄奥尼索斯和阿里阿德涅的小而圆的迷宫式的耳朵的对立面。
蜘蛛（或查拉图斯特拉）：这是复仇精神或怨恨。其感染力是毒液。其意志就是惩罚和审判的意志。其武器是蛛丝，道德的蛛丝。它宣扬平等（让每一个人都像蜘蛛一样）。
阿里阿德涅和忒修斯：她是女性意向。忒修斯爱她，她也爱他。但那正是她吐丝、有一点蜘蛛气质的时候，一个怨恨的冷血动物。忒修斯是英雄，一幅高贵者的面孔。他具有高贵者的一切低级品质：承载，负载，不懂得卸载，不懂得轻装。只要阿里阿德涅爱忒修斯并被他所爱，她的女性性征就不能释放出来，就会被蛛丝所控制。但是，当公牛狄奥尼索斯到来时，她发现了真正的肯定和轻装。她成了肯定的女性意向，顺从了狄奥尼索斯。他们一起结成永恒轮回的伴侣，生出了超人，因为“只有在那时英雄才放弃他的灵魂，超人仿佛在梦中姗姗而来。”
小丑（猴子，侏儒，或精灵）：他是查拉图斯特拉的讽刺漫画。他模仿查拉图斯特拉，就仿佛重模仿轻。因此，他代表查拉图斯特拉面对的最大危险：离经叛道。小丑蔑视一切，但却出于怨恨。他是重负的精神。与查拉图斯特拉一样，他主张超越，征服。但征服对于他意味着被承载（爬到人的肩膀上，甚或查拉图斯特拉的肩膀上），或跳过他。这代表了两种关于“超人”的误读。
基督（圣保罗和佛陀）：（1）他代表虚无主义的一个本质时刻：犹大的怨恨之后的恶劣品质。但仍然是同样的复仇事业，对生命的敌意，因为基督徒的爱只给予病人和悲惨的生命。基督似乎以死而独立于犹太教的上帝：他成了普世主义者和“世界主义者”。但他只发现了一种新的判断生活的方式，一种普及诅咒生命的方式，即内化罪孽（恶劣品质）。基督为我们而死，为我们的罪孽而死！这至少是圣保罗的阐释，而且是在教会里、在历史上盛行的一种阐释。基督的殉身因此与狄奥尼索斯的殉身是对立的：在基督那里，生命受到审判，必须赎罪；在狄奥尼索斯那里，只事物自身就足以证实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受难者对立的狄奥尼索斯。”
（2）但是如果我们在保罗的阐释之下寻求基督的个性，我们就能推测出基督以一种非常不同的方式属于虚无主义。他仁慈，乐观，不责难，漠视任何罪过；他只想要死；他寻求自己的死。他因此走在了圣保罗的前面，因为他代表着虚无主义的最后阶段：末人或想要死的人——最接近狄奥尼索斯式变形的阶段。基督是“最有趣的颓废者”，佛陀式的人物。他促成了一种变形；基督和狄奥尼索斯的综合现在是可能的：“狄奥尼索斯-受难者”。
狄奥尼索斯：狄奥尼索斯有许多不同的方面——与阿波罗的关系，与苏格拉底的对立，与基督的对照，与阿里阿德涅的互补。
高贵的人：他们是多数，但表示相同的努力：上帝死后，用人的价值取代神的价值。他们因此代表文化的生成，或用人取代上帝的尝试。由于评价原则没有变，由于变形还没有发生，所以他们完全属于虚无主义，更接近查拉图斯特拉的小丑而非他本人。他们“失败了，”“废弃了，”不懂得怎样去笑、去玩耍、去舞蹈。他们在逻辑上构成了下列顺序：
1、最后一个教皇：他知道上帝已经死了，但以为上帝是出于怜悯而窒息身亡，因为他不再能够忍受他对人的爱。最后的教皇没有了主人，但并不自由；他生活在记忆中。
2、两个国王：他们代表“世俗道德”的运动，这种道德试图培养和构成人，通过最暴力和最严格的手段创造自由人。因此有两个国王：左边的代表工具，右边的代表目的。但是，在上帝死之前和之后，对于工具以及目的而言，世俗道德本身堕落了，以错误的方式培养和选择，受到大众的欢迎（奴隶的胜利）。两个国王带来了那头驴，这样，那些高贵的人就会朝拜他们的新神。
3、最丑的人：是他杀死了上帝，因为他再也无法容忍上帝的怜悯了。但他仍然是老人，比较丑的老人：他体验的不是为他而死的一个神的恶劣品质，而是由于他而死的一个神的恶劣品质；他感到的不是上帝的怜悯，而是人的怜悯，大众的怜悯，这甚至更加难以忍受。正是他领导驴的连祷，鼓励虚假的肯定。
4、带水蛭的人：他想要用知识取代神的价值，宗教，甚至道德。知识必须是科学的，准确的，犀利的，无论其客体大或小；对最微小的事物的准确认识将取代我们对“宏大的”模糊价值的信仰。正因如此，这个人才诉诸于水蛭，承担起认识微小事物的任务和理想：水蛭的大脑（而不追溯首要原因）。但是，带水蛭的人不知道知识就是水蛭本身，它通过追求相同的目标而成为道德和宗教的驿站：切割生命，残害和审判生命。
5、自愿的乞丐：他放弃了知识。他只相信人的幸福；他寻求现世幸福。但是，由于人类幸福可能是愚钝的，却在大众中找不到，其动机是怨恨和恶劣品质。人类幸福只能在母牛中找到。
6、术士：他是品质恶劣的人，在上帝死后仍然服从上帝的统治。恶劣品质从根本上是一个喜剧演员，一个表现癖。它扮演每一个角色，甚至无神论者，甚至诗人，甚至阿里阿德涅。但它总是撒谎和反责。当它说“是我的错”时，它想要唤起怜悯，激发罪过感，甚至在强者中；它想要羞辱每一个生物，传播它的毒液。“你的抱怨是一个诱饵！”
7、漫游者的影子：这是试图到处实现相同目标的文化事业（把人解放出来，选择和培养他们）：在上帝制下，在上帝死后，在知识中，在幸福中，等等。它处处失败，因为这个目标本身是个影子。这个目标，高贵的人，也是个失败。它是查拉图斯特拉的影子，只是他的影子，跟随着他，但在两个重要的变形时刻消失了：正午和午夜。
8、占卜者：他说“四大皆空。”他宣告虚无主义的最后阶段：当衡量了试图取代上帝的努力之后，人宁愿没有任何愿望，而不是渴望虚无。占卜者于是宣告了末人。由于预见到虚无主义的终结，他比高贵者走得更远。但是他所没有捕捉到的是连末人都不可触及的：想要死的人，想要自己的终结的人。正是由于他，虚无主义才得以结束，才以失败告终：变形和超人已经临近了。
查拉图斯特拉和狮子：查拉图斯特拉不是狄奥尼索斯，而只是他的预言家。有两种方式表达这种从属关系。首先可以说查拉图斯特拉始终是否定的，尽管这个否定不再属于虚无主义：那是狮子的神圣的否定。那是对一切既定价值的破坏，对构成虚无主义的价值的破坏，无论是神的还是人的。那是变形中固有的跨虚无主义的否定。因此，当查拉图斯特拉把手伸进狮子的鬃毛时，他似乎完成了他的使命。而实际上，查拉图斯特拉并未坚持否定，哪怕是神的和变形的否定。他完全参与了狄奥尼索斯的肯定；他已经是这种肯定的观念，狄奥尼索斯的观念。正如狄奥尼索斯与阿里阿德涅在永恒轮回中永结伉俪，查拉图斯特拉也在永恒轮回中找到了未婚妻。正如狄奥尼索死是超人的父亲，查拉图斯特拉称超人是他的孩子。然而，查拉图斯特拉被他自己的孩子们战胜了，只是永恒轮回之环的觊觎者，而非构成因素。他与其说生产了超人，毋宁说保证了在人之内的这种生产，创造了人征服自己并被征服以及狮子变成孩子的全部条件。
注释：
[1]“我为什么这样聪明，”《看哪，这人》第一部。
[2]1876年，尼采通过朋友雨果·封·桑格尔向一位年轻女人求婚，终于与她结了婚。
[3]Lou Andreas-Salomé, Friedrich Nietzsche (Vienna: C. Konegen, 1894).
[4]关于尼采的疾病，见Erich Friedrich Podach’s The Madness of Nietzsche (New York: Putnam, 1931).
[5]1950年以后，尼采手稿都存放在魏玛的前歌德-席勒档案馆。
[6]“Schopenhauer as Educator,” vol. 3 of Untimely Meditations.
[7]“狂人”，《快乐的科学》第三部，第125页。有时被认为是上帝之死的第一种重要表达。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流浪者和他的影子》中，有一个称作“囚徒”的精彩故事。与卡夫卡的作品产生了神秘的共鸣。
[8]末人与想要死的人之间的区别是尼采哲学的基础：比较《查拉图斯特拉》中占卜者的预言（“占卜者”，第二部）与查拉图斯特拉的召唤（序言，第4-5页）。
[9]见“为什么我是命中注定的，”3，《看哪，这人》。事实上，永恒轮回的思想不可能在古代世界受到欢迎。整个希腊思想对这个话题保持沉默：见Charles Mugler, Deux Thèmesde la cosmologie grècque: Devenir cyclique etpluralité des mondes (Paris: Klincksieck, 1953)。专家们承认在中国、印度、伊朗和巴比伦思想中也同样。古代人相信的循环时间与现代人相信的线性时间之间的对立是表面上的，不准确的。我们可以像尼采一样根据上述所有这些方面认为永恒轮回是尼采的发现，尽管有古代的前提。
[10]“复原”，2，《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三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