曩读全祖望《阳曲傅先生事略》，见傅山批欧阳修《集古录》曰：“
吾今乃知此老真不读书也”，不觉失笑，以为晚明轻狂习气而已。后知此语始作俑者，竟是欧公的挚友刘敞，祝穆《古今事文类聚》载其原话：“好个欧九，极有文章，但可惜不甚读书耳！”据说苏轼听闻此语，自愧道：“轼辈将如之何？”虽然“欧九不读书”从此流传开去，甚而成为宋人属对的诗料（刘克庄“每嘲介甫行新法，常恨欧公不读书”），但究竟是一句玩笑话，明清之际却变了味道。阎百诗在《困学纪闻笺》中重提此语，已然是痛骂口吻：“文人无过欧公，而学殖之漏，亦无过欧公！”钱锺书曾在《谈艺录·学人之诗》中将欧阳修与韩愈比较，结论是：“欧公不得为学人”，韩愈亦不足为学人，仅为“诗人之学而已”。
欧阳公在《集古录跋尾》上露了怯，韩文公似好不到哪去。苏辙读了韩愈的《原道》就说他不懂“形而上”学，只是“工于文者”罢了。除“形而上”之外，韩愈的“形而下”也遭受质疑，引起质疑的就是那篇收入《唐诗三百首》的名诗《石鼓歌》。石鼓共计十枚，唐初出土，以籀文分刻十首四言诗，记述国君游猎，亦称“猎碣”，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近代以来，海上吴昌硕数十载寝馈，膏其法乳，汲古生新，遂使石鼓文的书法艺术重焕光彩。石鼓文历代多有歌咏，韩愈同时有韦应物，宋代有梅尧臣、苏轼、苏辙、张耒等，直至明清不绝，然皆无法超越韩愈之作。王士禛《池北偶谈》赞韩愈《石鼓歌》“雄奇怪伟”，赵翼《瓯北诗话》以“杰作”许之，称其“磊落豪横，挫笼万有”。可是，清代同样以“学人之诗”著称的翁方纲，却质疑起韩愈的小学（文字学）素养：
既云“毫发尽备”，而又云有“缺画”，则可见韩公于篆学，或尚未详审，而深期于讲解切磋也。（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七798页引）
《石鼓歌》全诗六十六句，翁方纲所质疑的文本在第十七句至二十二句：
公从何处得纸本，毫发尽备无差讹。辞严义密读难晓，字体不类隶与蝌。年深岂免有缺画，快剑斫断生蛟鼍。
韩愈说石鼓文“毫发尽备”，“无差讹”，可是仅隔两句，却又说“有缺画”，显然前后矛盾。近时某友人读至此处亦生疑窦，遂来与我商讨。其实，若细绎文本，韩愈原意应是说，这份“纸本”拓印清晰，能将石鼓上文字的精彩细微之处“毫发”尽现（当然也包括原石上的刓泐），而“有缺画”则指石鼓原石年深日久，雨露风霜，不免剥蚀缺讹，此前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已言及“陈仓石鼓久已讹”。清人朱彝尊《石鼓文跋》亦注意及此，推论曰：“石鼓在唐时已无全文，故吏部见张生之纸本以为难得也”，意谓“纸本”是石鼓毁坏之前的拓本。虽如此一番解说，似可替韩愈“洗冤”；但毋庸讳言，就诗歌本身意脉而言，此处“年深”一句确有阻塞文气之疵，说是韩愈的败笔并不为过，何焯《义门读书记》也批评道：“横插此，句势不直。”
《石鼓歌》文本之裂既已弥缝，则翁方纲对韩愈“于篆学或尚未详审”的指摘便无着落了。事实上却未必然，翁方纲恰“歪打正着”了。韩愈对文字学、书学确实有欠缺，原诗中“读难晓”已承认不通石鼓文了；而更为重要的是，韩愈在元和年间遭遇了一次“小学危机”。
韩愈自言“性不喜书”（《题哀辞后》），存世墨迹无几，从上海博物馆所藏宋拓《汝帖》韩愈《谒少室李渤题名》来看，楷书水平确实一般。北宋朱长文评韩愈书法：“虽不学书，而天骨劲健，自有高处，非众人所可及”（《续书断》），应是凭主观印象给了高分。贞元九年（793），韩愈第一次试博学宏词科落榜，《上考公崔虞部书》将失利归咎于自己不善干谒，以及名刺上的小字写得太丑：“患不能小书，困于投刺。”韩愈虽不善书，然唐代书学自欧虞褚薛百年涵养，积蕴深厚，韩愈于此道自然会有体悟，其《高闲上人序》一文是唐代书论的名篇，揭櫫了张旭草书的抒情特质：
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 韩愈对笔法也有研究，据林蕴《拨镫序》，其师卢肇（唐会昌三年状元）曾亲炙韩愈学“拨镫”之法。韩愈还写了与文房四宝有关的作品，如《瘞砚铭》《毛颖传》等。唐代用纸的生、熟问题，韩愈文章留有可贵资料。韩愈曾将《送孟东野序》抄在“生纸”上呈给当时的给事中陈京，《与陈给事书》云：
并献近所为《复志赋》以下十首，为一卷，卷有标轴。《送孟郊序一首》，生纸写，不加妆饰，皆有揩字注字处，急于自解而谢，不能俟更写，阁下取其意而略其礼可也。
《邵氏闻见录》曰：“唐人有生纸、熟纸。熟纸妍妙辉光，生纸非有丧故不用。退之云：‘《送孟郊序》用生纸。’急于自解，不暇择耳。”《复志赋》等十篇熟纸抄写，精心装裱，乃素有准备；而近作《送孟东野序》急于送呈，遂用生纸，不避涂抹之迹，可见韩愈对此文的自信与喜爱。
元和十一年（816）六月四日，韩愈作《科斗书后记》。文中说韩愈叔父韩云卿，大历年间就以擅撰碑志著称，与李阳冰、韩择木齐名，三家子弟也有交往过从。韩愈贞元中结实李阳冰子李服之，李服之赠送两部书给韩愈，一部科斗文《孝经》，一部卫宏《官书》（《新唐书·艺文志》作《字书》），韩愈“宝蓄之而不暇学”。不暇学也就罢了，但很过分的是，韩愈竟将两部书转手再赠他人，“后来京师，为四门博士，识归公，归公好古书，能通之”，于是“进其所有书”给了归公。可能送走的不止两部，家中所有小学书籍都送干净了吧。然而元和以来，韩愈给人撰写碑志日渐增多，才有了一种文字学的危机意识：“思凡为文辞宜略识字”，于是又向归公借回两部书，“留月馀”。韩愈门生张籍听闻此事，便请当时一位善书的进士贺拔恕替韩愈抄写一过，留了个副本。《石鼓歌》作于五年前的元和六年（811），彼时仍未留意小学，翁方纲的“于篆学或尚未详审”，并没有厚诬韩愈啊。
道学、文学、书学之间的紧张，在唐代古文运动中不是个例。韩愈前辈、古文运动先驱李华，从友人那里看到一篇《小学说》的文章，记述了当时学校里的场景：“传道解惑”的鸿文先生不善书法，遭到非难，“先生通儒也，而弗能字学，何哉？”鸿文先生辩解道：“儒之立身以学乎？以书乎？尔徒学书记姓名而已。”李华看后“心愤愤然”，于是倾情贡献出自己的二字书诀：“截拽”（载于陈思《书苑菁华》），说只要掌握二字诀，超越“逸少伯英”也不是很难的事。李华的愤然与鸿文先生的狼狈，韩愈或许也遭遇过吧。元和元年（806），韩愈权知国子博士，两年后转正。元和七年（812），再任国子博士。韩愈早岁四次试进士、三次试博学宏词的焦躁与功利心理（张子韶骂其累上书宰相“略不知耻”），至元和年间已稍得抚平，原先“不暇学”的知识此时得有馀裕而留意之。元和十年（815）韩愈任考功郎中知制诰，开始参与中央政权运作，借回科斗文就在一年以后。整体而言，撰写碑志的知识之需，传道受业的教学之责，以及对于政治精英、通儒事业的身份期许，这些都可能是韩愈“小学危机”的原因吧。
有趣的是，韩愈另一位老友柳宗元，也具有相似的紧张，且痛苦程度更深。与韩愈“性不喜书”相反，柳宗元自幼喜好书法，家中收藏魏晋尺牍颇丰，又“二十年来，遍观长安贵人好事者所蓄，殆无遗焉”，尝以“善知书”自许（《与吕恭论墓中石书书》）。老友刘禹锡说他“箧盈草隶，架满文篇”（《为鄂州李大夫祭柳员外文》）。然而对于自己的爱好，柳宗元时刻保持着自我反省。在《报崔黯秀才论文书》一文中，柳宗元批评：“今世因贵辞而矜书，粉泽以为工，遒密以为能，不亦外乎？吾子之所言道，匪辞而书。”将文章与书法，毅然驱逐出“道”。又言：“凡人好辞工书者，皆病癖也。吾不幸早得二病，学道以来，日思砭针攻熨，卒不能去，缠结心腑牢甚，愿斯须忘之而不克。”柳宗元下定决心“痛改前非”，可事与愿违，他还是在书法史上留下来不能磨灭的印记。元代《衍极注》中保留了柳宗元的《笔精赋》。赵璘《因话录》说柳宗元元和年间就以章草著名，“湖湘以南，童稚悉学其书”，刘禹锡家中子弟就喜欢柳叔叔的字，柳宗元甚为得意地对老刘说：“闻道近来诸子弟，临池寻已厌家鸡。”彼时柳公权还尚未出道。柳宗元还有一招自创的“必杀技”——新样元和脚，影响深远。宋代黄庭坚为诗坛宗主，陈师道依葫芦画瓢地打出“黄家元祐脚”的旗帜。近代以来，史家陈寅恪甚喜“元和脚”这一文化暗码，以之寄托深意。1927年作《寄傅斯年》诗：“正始遗音成绝响，元和新脚未成军”，1953年作《答北客》诗：“柳家既负元和脚，不采蘋花即自由”。
韩柳于文字学、书学的轻视与鄙视，折射出中唐古文运动的功利主义，儒道尚不能完美涵容文艺与小学（虽然小学自汉代《七略》即归入儒家）。源于中唐社会危机而产生重建权威秩序的渴望，致使古文运动中的“道”具有极强的现实性与狭隘性。骈俪之文已不容安身，更何况书法与字学。虽然韩愈元和末年借回科斗文《孝经》，显示他的“道”开始具有一定的融通性（这也表现为他文学创作上的“以文为戏”“以文为诗”，当然他还一度沉溺于博戏）；然而道、文、艺之间紧张关系的真正消解，却还要到北宋欧阳修、苏轼、黄庭坚那里。北宋文人通融释老从而使“道”深具包容性，不过在程朱一系看来，已然不纯粹了。“小道必有可观者，君子不为，致远恐泥。”也许，历史已然证明，对于人生在世实践的丰富多样与全副呈现，原始儒学所能提供的合法性终究是有所欠缺的，而敞开、融通的“道”始能为广大生民立命，纵浪大化，万物并育而不相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