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成富、房美 译
如同所有伟大的思想家一样，尼采并没有过时，也没有被战胜；没有因时间的残酷而被抛弃，也没有因历史的激变或因其精神的崩溃而被遗忘掉。尼采超越了那些七嘴八舌的追随者以及人云亦云的反对者，正缓缓地向我们走来。当代另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海德格尔（虽然我们现在很少提及他的名字）说得好：“（尼采的）基本思想穿越了拥护者和反对者的人潮，却一尘不染。”有关当今世界的解体，尼采是赞成还是否定呢? 我们或许能够从他始终如一的哲学思想中找到答案。
在《快乐的科学》中，尼采借用疯子的话直言不讳地说：“上帝死了，我们把上帝给杀死了！是你和我一起杀的！咱们大伙都是凶手！我们是怎么杀的？我们怎么才能把海水喝光呢？要擦掉整个世界，谁给我们海绵呢？我们把地球从太阳的锁链下解救出来之后，该怎么办呢？地球运行到什么地方去呢？我们运行到哪里去呢？会离开太阳吗？我们会一直往下坠落吗？向后，向前，向旁侧？还是全方位地坠落呢？有没有上下之分？我们穿越了无穷的幻景，是否会迷路呢？”尼采狂放的文风跃然纸上。
上帝死了吗。二十世纪末对于这一命题，抗议之声似乎此起彼伏：怎么，上帝死了？上帝，上帝从来就没有像今天这样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上帝及其衍生物披着原教旨主义、宗教狂热主义、新教权主义和蒙昧主义的外衣，又回到了我们中间，就连言辞犀利的哲学先驱伏尔泰（虽然我们已把他忘记）也承认上帝的存在。上帝没有死，他一直会存在下去。
退一步说，假如上帝死了，战争、暴政和屠杀等灾难就很容易爆发。究竟会不会爆发？有可能，但这个证明不了什么。
再者，上帝，是哪个上帝呢？从来就没有出现过有形的上帝。在理性的影响下，持久而牢靠的经验，即为上帝。因此，宣扬无神论也就成了我们的毕生工作。人成了上帝，代替了上帝。上帝在彼世不存在，而且来世也不能给我们所谓的救赎。天堂里空无一人，人会不会在通往来世的路上踽踽独行呢？庆幸的是，仍然有一部分人相信上帝的存在。我们的任务就是耐心地向他们证明，有形的上帝并不存在。简言之，假如上帝不存在，我们至少就得杜撰出一个来加以驳斥。因此，“上帝死了”是荒谬的。
但是，尼采大胆地宣称上帝死了，而人就是其凶手。地平线消失了，地球远离了太阳。人通过否定、遗忘和虚无的意志，或者说，消灭任何思想来做出反应，因为这种思想对于信的人和不信的人都是无法容忍的。不要再想了，不要再思考了。所以，我们必须更加谦虚、诚朴、细心、守纪律：“卑微、热忱、有善心且谦虚，这就是你想要‘好人’吧？我认为那只是个理想的奴隶，一个未来的奴隶罢了。”为了向“未来的（也就是说今天的）奴隶”掩盖奴役的真相，只要每天向他反复强调他拥有的权利，使他陷入权利观之中，一直到他同意不再对目的地发问，也不再对其本质质疑。最好的奴役伎俩就是不断限制他的语言。谁敢说我们没有这么做呢？
对于尼采而言，形而上的解体意味着最高价值体系和传统哲学体系的解体。随着最高价值的丧失，进步、幸福、科学、文化连同文明本身的价值信仰也随之遁入虚无。很多人对尼采的这一观点不以为然：虚无主义难道不是异端邪说吗？在理论上，难道没有给很多野蛮性行径（这类例子不胜枚举）大开方便之门吗？难道尼采不该对非人道主义事件的空前爆发负有责任吗（就像伏尔泰和卢梭要对法国大革命负有责任一样）？“究竟要多少个世纪，人们才能理解一个智者的话呢？”这个问题问得好。但是，我们真的理解伏尔泰吗？尼采是灾难的先知，他渴望毁灭。他精神错乱，但从来没有描绘过世界末日。尼采认为，即使面对比文明中的“不满”严重得多的问题，我们也不会走向末日。恰恰相反，本来就没有一个结局。没有开头，哪来的结束？即使人们控制了整个地球及其资源，成了再生产的主人（新的种族主义狂热的出现，就是受其影响），但还是不能控制对自我的控制。
因此，需要有个“超人”，但“超人”是不易出现的，而且会带来劣等民族论蔓延的风险。上帝要死了，上帝死了，说到底，上帝沦落为一个很可怜的人。因此，随处可见这样的情形：怨声载道、勉强承认的绝望、极度的虚情假意（用欺诈来掩盖怒气）、信教者强烈的优越感，玄学变成了心理学，为了生存下去，对上帝的轻信也变成了对历史的信仰。虚无主义已发展到这个地步，无处不在，深度的行动没有一点“人性的”东西。不管是通过理想的道德思想，还是通过反虚无主义的夸张言论，人们都无法挽救。确实，虚无主义越走越远，越走越低俗。但是，虚无主义者们并不这么想。
“为价值理念而奋斗”笑话因此而产生，人们可以将之当成耳旁风。假如，在彻底的虚无主义（尼采所说）中“最崇高的价值观贬了值”，那么价值观的概念本身也就陷入了危机，这是任何意志也无法阻挡的。我们会听到对积极的理性或抽象的人道的辩护，听到对良知和对他者尊重的呼唤，各种权力也越来越向这一方向发展。所有这些都是“善”，我们赞同这种“善”。遗憾的是，用一句名言来说，这种“善”的手伸不长。或更确切地说，“恶”并没有因此感觉不好，而是感觉越来越好，这太令人意外了。
思想变化了的教士对上帝进行低调处理（而且怀疑），但是，忠实的信徒却杜撰出更加严厉的教士，其目的就是为了让上帝继续活下去。一方面，人们期盼更多的宁静、理解和善举；另一方面，人们一边挥舞神圣经文一边叫喊，无端的暴力越来越多。
两个过程合而为一。人们越谈论文化，就越容易证实非文化不断抬头；越说上帝存在，就越能听到唯一的证明方法就是杀掉其同类；我说过我反对任何排挤行为、尊重他者吗？毫无疑问。但是，我每天的实际行为都在驳斥我。我坚信理性吗？不对。我不停地主张无梦之眠，一种深层的睡眠状态，类似感应性的佛教，这种宗教的发展伴随着普遍的文盲。我要完善信息、交际和尖端技术吗？我得到了自相矛盾的东西，被轻信和宗派淹没了。我鼓吹爱情吗？到处是怨恨。鼓吹性解放吗？流行病到处蔓延。鼓吹妇女解放吗？保守主义倾向越来越激进。
因此，是否该陷入绝望呢？不应该。虚无主义有自己的逻辑，跟历史的波折或是“堕落”无关，而是跟形而上的历史有关。尼采没有回避这一点，而是认为只要将之推翻（永恒的回归、权力意志、价值观的改变）。尼采是最后一位伟大的形而上的思想家，使我们一否定（就是说常常）形而上就变成了人。
海德格尔写道，“在尼采所进行的反叛之后，形而上哲学只得自身变得邪恶。”吸引我们的恰恰是这种变质的行为，也就是越来越明显的冷漠和荒谬的主宰。怨恨和复仇精神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也是任何时代的病根。为了不被淹没，我们与生命和时间就必须建立一种完全不同的关系。
道德呢？“对道德的评判和谴责，是精神匮乏之人针对精神丰富之人最喜欢采用的报复方式”；“奴隶的爱与他的恨一样，并没有什么区别，刻骨铭心，直至痛苦，直至病态。长期掩饰的痛苦反抗着那个似乎在否定痛苦的好感。”
再者，“奴隶愿意相信，即使他人的幸福也不是真的。”
我列举了三段话，目的是为了让人听到尼采“箴言”，实际是些本质的东西：风格。这关系到三个很好的问题，人们可以自问，也可以问当代人。
1889年1月6日在都灵，在一封被情绪化所渲染的信中，如同荷尔德林的思想一样，尼采激动地写道：“我每时每刻都在为这个古老的世界感谢上苍，人类表现得不够简单，不够沉默。”
试着听进耳朵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