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宇 译
今天，是7月17日，天气晴明。我坐在长凳上，出于好奇，便像孩子那样眯起眼睛，我看见一株花园中常见的雏菊随意地横在前面公路另一侧的草地上。
公路如一条平静的河水向前延伸。公路上不时驶过轻骑摩托车或拖拉机（只有此时才出现真正的农村的声音，这些声音最终也像鸟的歌声一样富有诗意。由于稀少，这些声音更突显了大自然的寂静，并赋予其一种人类活动的标志），它一直通向村子远处的住宅区。这个村庄虽然不大，却总还有几处偏离中心的宅第。在法国，村庄难道不总是某种矛盾的空间吗？
在法国，村庄都不大，却集中，且延伸很远。我的家乡很典型，它只有一个广场、一座教堂、一家面包店、一家药店和两家杂货铺（如今，我应该说是两家自助商店）。不过，就好像执意要打破人文地理的表面规律那样，它还有两家理发店和两位医生。法兰西是一个可以用大小来谈论的国家吗？从国家生活的各个层面上看，我们更应该说：它是一个多方面都很复杂的国家。
这些画面，依照我们把握它们的感知层次变化着，我的西南方也在以相同的方式延伸。就这样，我主观地感知到三个西南方。
第一个“西南方”极为广阔（四分之一法国那么大），一种顽固的连带意识本能地为我指明了它（因为我并未完整地参观过）：来自于这个空间的任何消息都以个人的方式触及我。仔细想来，这作为整体的大西南方，对我来讲，似乎就是语言，而不是方言（因为我不会任何奥克语）。但是，这种语言带有地方乡音，因为西南方的乡音无疑影响了我幼年时的说话声调。在我看来，这种加斯科尼乡音（从广义上讲）和南方的乡音（即地中海一带的乡音）是有区别的。在当今法国，加斯科尼乡音具有某种值得骄傲的东西：无论是电影中，还是在广告中、旅游方面的民俗创作中，均坚持采用这种乡音。西南方的乡音（也许更沉重，更不易于歌唱）无法用现在使用的字母来书写。为了显示自己，它只出现在对橄榄球运动员的采访之中。我自己也没有乡音。不过，我小时候还是有点“南方味”：我说“socializme”，而不说“socialisme”（谁知道会不会产生两种“社会主义”呢？）。
我的第二个“西南方”不是一个地区，而仅仅是一条线，一段经历过的路程。在我从巴黎出发驱车（我已无数次做过这种旅行了）经过昂古莱姆市时，一个信号告诉我，我已经进了家门口，进人了童年时的故乡了。路边一小片松树，院内一棵棕桐，低低的云在地面投影出一副活动的面孔。于是，西南方高贵和妙不可言的灿烂光亮开始了。这种光亮从不灰蒙、从不浅淡（即便太阳不放光彩），它是一种宇宙之光，不由借以影响各种东西的色彩（就像在另一侧的南方那样）来确定，而是由它赋予大地的极适宜居住的性质来确定。我只能这样说：它是灿烂的光亮。
应该在秋天（这是这一地区最好的季节）来看这种光亮（我几乎想说，来听这种光亮，因为它是富有音乐感的）。它是液态的、辐射的、令人怜惜的，因为它是一年中最后的美丽之光，它照出了每件事物的差别（西南方是小气候地区），它使这一地区抵御所有庸俗、所有群居行为，使它无法随意简单地一游了事，并揭示出其内在的高贵性（这不是一个阶级问题，而是一个特征性问题）。
在对此大加赞扬的时候，我无疑是小心谨慎的：西南方的天气，就从来没有令人讨厌的时候吗？当然有，但对我来说，那不是阴雨天或暴雨天（尽管这种时候很多），也不是天空灰暗的时候。在我看来，光亮方面的意外不产生任何忧郁。这些意外不影响“灵魂”，只影响躯体：有时身上湿漉漉的，甚至带有绿色的脏东西，有时则被西班牙方向吹来的风搞得精疲力竭——这种风使比利牛斯山变得既显得很近又带着点怒气。这是一种模糊的感觉，这种感觉的疲惫最终包含有某种令人快活的东西，如同每当我的躯体（而不是我的目光）出现紊乱时所发生的情况。
我的第三个“西南方”更小：这便是我度过幼年而后又度过少年暑期的城市（巴约纳市），是我每年都回来探望的村庄，是连接这个城市与另一个城市，我为了去城里购买雪茄、纸张或去火车站接朋友而无数次经过的地方。我有几条公路可走，有一条较长，它绕行田野中心，直穿贝亚恩城与巴斯克地区的交汇地带。另一条是美丽的乡间公路，它沿阿杜尔河岸的山脊线蜿蜒攀爬。在河的另一侧，我看见一条林带绵延不断，越远越葱郁，那便是朗德地区的松林第三条公路是新修的（就是今年），它傍依着阿杜尔河左岸。除了行程快捷之外，这条路没什么用处，只是有时在某一段时间内，由于河宽水缓而招来某个水上俱乐部的点点白色帆影。但是，我所喜欢和经常愿意赋予乐趣的公路，是那条沿阿杜尔河右岸而伸展的公路。它原先是一条纤夫用的小道，沿途是农庄和漂亮的屋舍。我喜欢这条公路，无疑是因为它具有自然性。因为唯西南方才有的这种极富有高贵与随和的搭配。我们似乎可以说，与其对岸的竞争对手相反，它仍是一条真正的公路，它不是一条只求实用有效的交通路线，而是类似一种可带来多种感受的某种东西。在这种感受中，一种连续的场面（阿杜尔河是一条人们知之甚少的美丽的河流）与对于先辈的实践（跋涉的实践、缓慢而有节奏地深人景致的实践）的回忆同时出现，而这种景致的各种比例从此也就发生了变化。
在此，我们又回到了开始时说过的情况，即回到了实际上就是这个地方所具有的打乱明信片僵化特征的那种能力：不能过分追求拍照效果。为了评断，为了喜爱，必须来此逗留，以便浏览由不同地点、不同季节、不同气候和不同光亮交织而成的整幅图案。
有人肯定会说：您光谈天气，光谈模糊的审美感受——不用说都是纯粹主观的感受，可是，人呢？人际关系呢？工业呢？商业呢？存在的问题呢？尽管您是位普通的外来住户，您就对这些毫无感受吗？——我是以我自己的方式即以我的躯体进人现实中的这些地方的。而我的躯体，便是我的童年，便是历史所造就的那个童年。这种历史赋予我一种外省的、南方的和有产者的青少年时代。在我看来，这三方面的成分是不易区分的。在我看来，资产阶级便是外省，而外省便是巴约纳市。（我童年时的）农村在巴约纳的腹地，那里是可供游览、参观和搜集故事的网系。于是，在刚记事的那个年纪，我就只记下了那些“主要的现实”所带给我的感受：气味、疲劳、嗓音、路途、光亮，总之，一切现实中无须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和后来只构成对往事回忆的东西（剩下的便是我在巴黎度过的童年：由于物质匾乏，可以说，这段童年只保留了关于贫困的一般模糊概念，而对当时的巴黎则“印象”极淡）。我之所以这样说西南方——就像记忆把它折射在我身上那样，是因为我相信作家茹贝尔说过的一句话：“不应按照感觉，而应按照记忆来表白自己。”
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可以作为进人现在社会学知识和政治分析予以关注的这一广阔地区的敲门砖。例如，在我的记忆中，没有比尼弗河与阿杜尔河之间这块被称为小巴约纳的古老地区的气味更为重要的事物了。小本经营的各种物品随处可见，构成了唯有此地才有的一种芳香：巴斯克老人编出的草鞋绳，巧克力，西班牙食用油，黑暗的店铺里和狭窄的街道上滞留不散的气味，市镇图书馆里所藏的古旧书籍。这一切都像是一种已经消失了的商业活动（只有这个地方还保留着一点这种古老魅力）的化学公式在运作，或者更准确地讲，在今天就像是这种消失本身的公式在运作。从气味上讲，这甚至就是我所理解的一种消费方式的变化：草鞋（可悲的是，鞋底上加了一层胶皮）已不是手工所做，巧克力和食用油也不在城里买，而要去郊区超级市场。气味的消失，就好像城市污染的发展正在驱赶家庭的温馨，就好像“纯洁”反而是污染的一种可耻形式。
另一种归纳便是，我童年时认识了巴约纳市的许多有产阶级家庭（当时的巴约纳市有着某种很像是巴尔扎克描述过的特征）：我了解他们的习惯，他们的礼俗，他们的言谈话语和他们的生活方式。这些自由资产阶级当时充满了偏见，而资金并不雄厚。在这个阶级（坦率地讲，是反动的阶级）的意识与其（有时是可悲的）经济地位之间存在着某种扭曲。这种扭曲从未被社会学分析或政治学分析所注意，因为那些分析都像是一把大的漏勺，把社会辩证法的“精巧细腻”统统漏掉了。可是，这些精巧细腻——或者说这些历史上的不合常理的事物，尽管当时表达不出，但我已有感觉：我已经在“解读西南方”，已在浏览一种文本。这种文本从一处风景的光亮和被西班牙来的风搞得精疲力竭的一天，一直铺陈到整个的一种社会的与外省的话语类型。因为，“解读”一个地区，首先便是依据躯体与记忆即依据躯体的记忆来感受它。我认为，正是在进入知识与分析之前的这个区域作家得到了确定：他更富有意识，而欠缺能力，他甚至能意识到能力的缺陷。因此，童年便是我们认识一个地区的最佳途径。实际上，只有童年才谈得上家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