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
最早谈到意大利是一九〇七年撰写的《科学史教篇》：
法朗西意大利诸国学校，则解剖之学大盛；科学协会亦始立，意之林舍亚克特美（Accademiadei Lincei）即科学研究之渊薮也。
该文的重要性在于从意大利科学进一步讲到包括意大利在内的欧洲各国社会思想，尤其是启蒙时代世俗化和宗教改革进程中欧洲各国反对身处意大利的教皇，殃及池鱼，也一并仇视意大利人：
教皇以其权力，制御全欧，使列国靡然受圈，如同社会，疆域之判，等于一区；益以梏亡人心，思想之自由几绝……虽然，民如大波，受沮益浩，则于是始思脱宗教之系缚，英德二国，不平者多，法皇宫庭，实为怨府，又以居于意也，乃并意大利人而疾之。
同年撰写的《摩罗诗力说》讲到意大利就更加具体了：
意太利分崩矣，然实一统也，彼生但丁（Dante Alighieri），彼有意语……迨兵刃炮火，无不腐蚀，而但丁之声依然。
他认为意大利统一的基础是新的意大利语，尤其是为新意大利语的成立作出卓越贡献的诗人但丁。这虽然引自卡莱尔《英雄和英雄崇拜》，却也正是鲁迅当时的“确信”，所谓“盖人文之留遗后世者，最有力者莫如心声”。他曾举果戈理为例：“俄之无声，激响在焉。俄如孺子，而非暗人；俄如伏流，而非古井。十九世纪前叶，果有鄂戈理（N. Gogol）者起，以不可见之泪痕悲色，振其邦人。”但相比果戈理，更能启发中国文学界的还是但丁，因为但丁不仅创造了伟大的文学，还更新了“意语”。正是但丁的文学和“意语”共同保证了分崩离析的意大利最终的统一。
一九一八年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认为“欧洲各国国语的历史”，“没有一种不是文学家造成的”，所举第一例就是意大利：
五百年前，欧洲各国但有方言，没有“国语”。欧洲最早的国语是意大利文。那时欧洲各国的人多用拉丁文著书通信。到了十四世纪的初年意大利的大文学家但丁（Dante）极力主张用意大利话来代拉丁文。他说拉丁文是已死了的文字，不如他本国俗语的优美。所以他自己的杰作《喜剧》，全用脱斯堪尼（Tuscany）（意大利北部的一邦）的俗语。这部《喜剧》，风行一时，人都称他做《神圣喜剧》。那《神圣喜剧》的白话后来都成了意大利的标准国语。
胡适还进一步强调：
意大利国语成立的历史，最可供我们中国人的研究。为什么呢？因为欧洲西部北部的新国，如英吉利法兰西德意志，他们的方言和拉丁文相差太远了，所以他们渐渐的用国语著作文学，还不算稀奇。只有意大利是当年罗马帝国的京畿近地，在拉丁文的故乡；各处的方言又和拉丁文最近。在意大利提倡用白话文代拉丁文，真正和在中国提倡用白话代汉文，有同样的困难。 应该说，胡适借但丁之事阐述“文学改良”的理念，提出“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的主张，论述比鲁迅的《摩罗诗力说》更加详明了，但核心思想鲁迅十年前就提出了，而他们共同的理论依据和历史背景都与但丁有关。
据鲁迅研究界前辈姚锡佩先生考察，留日时期鲁迅陆续购置了G.维尔加《西里西亚乡村故事》、E.卡斯特罗诺沃《泰洛基娜的发辫，基欧万尼诺的腿》、S.法里耶《皮克布伯，滨海浴场的暴君》、P.伦勃罗梭《珂达克，意大利生活速写》、阿尔贝塔·V.普特卡莫尔《邓南遮》评传这五本意大利作家著作的德译本。最重要的则是还购置了但丁第一本书《〈新生〉和但丁抒情诗总集》的德译本，这使我们相信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对但丁的介绍并非止于引用卡莱尔的话。诚如他后来所回忆的，那时候但丁作品给他震撼极大，与尼采、拜伦、雪莱、安德烈耶夫、显克微支诸人同等。但丁不属“摩罗诗人”序列，但作为马克思所谓中世纪最后一个和近代第一个诗人，但丁针对教皇和君主的双重反叛思想，尤其他对灵魂世界无畏的探索，也启迪了十九世纪末“轨道破坏者”们，称道“摩罗诗人”的青年鲁迅热爱但丁也就理所当然，正如他也极口称道并不属“摩罗诗人”序列的奥古斯丁、卢梭和托尔斯泰的“自忏之书”。青年鲁迅在留日后期开始“提倡文艺运动”，举措之一就是和二三同志创办文学刊物《新生》，这本刊物的命名即源于《〈新生〉和但丁抒情诗总集》。周作人所谓鲁迅留日时期文学活动的《新生》甲编（论文）和《新生》乙编（翻译小说），毫无疑问都统辖于对但丁的高度认同。
一九〇九年回国，直到定居上海，鲁迅继续购买有关意大利的图书。一九二六年购置日本学者所译英人跋忒莱尔《但丁》评传（很快就在杂文中用赞赏的口吻提到这本传记）。一九二七年购置L.皮兰德娄（1867-1936）《六个登场人物》、薄伽丘（1313-1375）《十日谈》、G.莱奥帕尔迪（GiacomoLeopardi，1798-1837）《道德小品集》的日译本。一九二八年还购置了法人陀莱《但丁神曲画集》的日译本（该书另有购置时间不详的德译本）。
鲁迅先后购置的从文艺复兴前期直至二十世纪的意大利作家著作对他本人有何影响？一九二六至一九二八年购置《但丁》评传、L.皮兰德娄《六个登场人物》、薄伽丘《十日谈》和《但丁神曲画集》都不难理解，但为何关注贾科莫·莱奥帕尔迪写于一八二四年前后的对话体《道德小品集》？鲁迅杂文有一些对话体，他对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勃兴的新文学小品也一直感兴趣，是否因此就想看看一百年前这位意大利小品文作者的著作呢？这些都有待深入梳理（祝本雄等译《道德小品》已由西安出版社于1998年出版）。正如学者孙郁所言，鲁迅在文章中常常有意隐藏他读了哪些书，这种“暗功夫”使他并不像周作人那样以“关于一本书”的书评形式直接告诉读者对自己所读之书的看法。
鲁迅对意大利的兴趣从未间断，直到生命终点。一九三五年《陀思妥夫斯基的事——为日本三笠书房〈陀思妥夫斯基全集〉普及本作》谈陀思妥耶夫斯基，顺带也谈到但丁，于是讲了鲁迅爱好者都耳熟能详的一段话：
回想起来，在年青时候，读了伟大的文学者的作品，虽然敬服那作者，然而总不能爱的，一共有两个人。一个是但丁，那《神曲》的《炼狱》里，就有我所爱的异端在；有些鬼魂还在把很重的石头，推上峻峭的岩壁去。这是极吃力的工作，但一松手，可就立刻压烂了自己。不知怎地，自己也好像很是疲乏了。于是我就在这地方停住，没有能够走到天国去。
第二年《写于深夜》又说：
我先前读但丁的《神曲》，到《地狱》篇，就惊异于这作者设想的残酷，但到现在，阅历加多，才知道他还是仁厚的了：他还没有想出一个现在已极平常的惨苦到谁也看不见的地狱来。 晚年鲁迅这样谈但丁，一方面固然因日本《陀思妥夫斯基全集》普及本和中国社会现实的刺激；另一方面（或许更主要）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乃是和鲁迅正在力疾翻译果戈理《死魂灵》有关。
果戈理《死魂灵》和但丁《神曲》的关系，鲁迅学生、青年翻译家韦素园早就指出过：
他一生最大的杰作是《死灵》，前后历有十七年之久，终于尚未完成。他想在三部《死灵》中，划出三个俄罗斯来，犹如但丁的《神曲》：地狱，净土，天堂。一幅死的王国底阴森可怕的图画，第一部《死灵》完成了；第二部，在他死前不久，为一己的内心懊恼，深夜时候，唤醒小儿，同到书斋，却将那待付印的誊清的稿本烧去了，现在只剩一些残篇；第三部当然是更谈不到了。他想写出快乐的，健全的，一些纯洁无疵的“活的灵魂”，显现给现时过着愁苦的，病态的，阴森到万分的生活的兄弟们（也就是第一部《死灵》中的人物），然而却写不出——这虽说为他不曾禀赋这种天才，可是数百年来农奴制度形成的十九世纪俄罗斯背景，却至少也是主要原因。
不知韦素园是否参考过，《死魂灵》第一部译完之后，鲁迅于一九三六年十月接着译出的俄国学者内斯妥尔·珂德略来夫的《死魂灵序》，珂德略来夫认为：
果戈理是把自己想做一个从黑暗进向光明的但丁第二的。有一种思想，很深的掌握而且震撼着诗人的灵魂，是仗着感悟和悔恨，将他的主角拔出孽障，纵使不入圣贤之域，也使他成为高贵的和道德的人。这思想，是要在诗的第二部和第三部上表现出来的，然而果戈理没有做好布置和草案，失败了，到底是把先前所写下来的一切，都抛在火里面。所以完成的诗的圆满的形式，留给我们的，就只有诗篇的第一部：俄国人的堕落的历史，他的邪恶，他的空虚，他的无聊和庸俗的故事。
鲁迅对韦素园和珂德略来夫的论述无疑是熟悉而且首肯的，所以他在翻译《死魂灵》第二部残稿时就说：“其实，只要第一部也就足够，以后的两部——《炼狱》和《天堂》已不是作者的力量所能达到了。果然，第二部完成后，他竟连自己也不相信了自己，在临终前烧掉，世上就只剩了残存的五章，描写出来的人物，积极者偏远逊于没落者：在讽刺作家果戈理，真是无可奈何的事。”又说：“其实，这一部书，单是第一部就已经足够的，果戈理的运命所限，就在讽刺他本身所属的一流人物。所以他描写没落人物，依然栩栩如生，一到创造他之所谓好人，就没有生气。”
了解鲁迅晚年公开谈论但丁的两篇文章《陀思妥夫斯基的事》和《写于深夜》所依托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果戈理的背景，有助于揣摩鲁迅对但丁的真实想法。《陀思妥夫斯基的事》所谓“不知怎地，自己也好像很是疲乏了。于是我就在这地方停住，没有能够走到天国去”，乃是引未出场的果戈理为同道来侧面谈但丁，《写于深夜》则完全借但丁和同样未出场的果戈理来愤恨地针砭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所以并非鲁迅晚年对但丁的定论。当人们说鲁迅是“中国的但丁”并具体比较鲁迅《野草》《故事新编》等作品与但丁《神曲》的异同时，应该记住鲁迅曾特意强调过，他没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伟大的忍从”，所以未能穿过但丁的地狱和炼狱直达天国；他只能像“无可奈何”的果戈理那样半途而废，留在但丁式的地狱里，以完成专门针对本国的污秽现实的“讽刺作家”的应尽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