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讲座的题目看似很简单，应该是
大家都很熟悉的。然而我首先想说明：我国诗歌的文化精神其实非常特别。可供对比的参考对象就是西洋文学。
诗在中国文化中一直享有极高的地位，其价值、荣耀从来没有被人挑战、否定过。一谈到诗，就都像钟嵘般，说它可以感天地、动鬼神。所有文体中，诗也是最高的。从来没有人对诗不敬。即使有争论，亦仅属于诗内部的争论，或者你认为诗怎么好，我却觉得你说得还不够等等。
在中国如此，西方则不然。西方艺术史上有很多人曾经替诗做过辩护，比如锡德尼就有一本《为诗辩护》，雪莱也有篇著名的《为诗辩护》。中国就没有这样的答辩状。
锡德尼认为诗非常重要，是一切学问之母，是光的引领者。为什么重要？因为它历史悠久，希腊早期所有科学、哲学、历史，几乎都用诗来表达，自然科学家常以诗人的形式出现，早期的哲学家亦然。锡德尼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当时社会上弥漫着对诗不以为然、嘲讽诗人的气氛，所以他要为诗辩护。文艺复兴时期讲究一切回到古希腊，所以锡德尼说：你看，一、古希腊时期诗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知识形态，我们应该继承这种态度。二、古希腊人认为诗是具有创造性的东西，诗人可以像上帝创造自然那样创造人物与事件。这个讲法是有颠覆性的。因为在西方，自古就认为诗歌的原理是模仿，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都这么主张。所以他故意强调诗具创造性。第三，诗的功能是什么？它可以强化我们的理性，而且这种强化跟道德教育还不同，除了理性上告诉我们什么是道德之外，还可从感性上来感动我们，所以它比一切的道德伦理教训更高。当时人对诗的嘲讽，主要是认为诗人都是在干技术活，都在寻找诗韵。
近些年来，大家常以为我们传统诗才讲格律，做白话诗现代诗更自由些，因为我们看西方的诗好像也都是散文式的自由体。其实这不是西方的传统，西方传统诗歌也是有格律的，而且非常复杂。例如英诗节奏的基础是韵律（metre）。在希腊语中，“metre”这个字是尺度（标准）的意思。英诗就是根据诗行中的音节和重读节奏作为尺度（标准）来计算韵律的。诗写出来也与其他文体有不同的排列格式。各诗行不达到每页页边，每行开始词首要大写。几行成为一节（stanza），不分段落。各行都要讲究一定的音节数量，行末押韵或不押韵，交错排列。其中重读与非重读音节的特殊性组合叫作音步。一个音步的音节数量可能为两个或三个音节，但不能少于两个或多于三个音节，而且其中只有一个必须重读。分析英诗的格律，就得将它划分成音步，并区分出是何种音步以及计算音步的数量。这种音步划分叫scansion。根据一首英诗组成的音步数量，每一诗行一个音步称“单音步”（monometer）；每一诗行有两个音步的，称“双音步”（dimeter）；含有三个音步的，称“三音步”（trimeter）；此外还有四音步（tetrameter）、五音步（pentameter）、六音步（hexameter）、七音步（heptameter）、八音步（octometer）。英诗的韵律，即是依据音步包含音节的数量及重读音节的位置而加以区分的。传统英诗的音步有抑扬格（Lambus）、扬抑格（Trochee）、抑抑扬格（Anapaest）、扬抑抑格（Dactyl）及抑扬抑格（Amphibrach）等。我们中国人读西方诗，多是读翻译，故不知道对方的那种格律。要明白这些，才能体会当时人为什么讽刺诗人说他们只是一些在寻找韵律的人。
第二项指控，是认为诗不重要，浪费人的光阴，不是一种有用的知识或有价值的知识。
第三，认为它放纵人的情欲，所以诗歌是没有价值的。诗也让人慵懒，因为诗把人悲伤或消极的情绪都揭扬出来了，所以诗常常让我们消极。
这是锡德尼的辩护，雪莱的辩护又如何？
雪莱是浪漫主义后的诗人，所以他从诗可以激发我们情绪与想象以寻找一个美好的事物这方面来辩护。说诗有神性，是一切知识的核心与来源，可以让我们的世界更为美好，像炼金术一样，点石成金：“诗是神圣之物。它既是知识的核心又是知识的边缘，它包容一切科学，一切科学都能溯源于诗。它是一切思想体系的根源，同时又是它们的花朵；一切都由它而生，受着它的滋润缀饰；如果它遭受到害虫的摧残，它便生长不出花果，结不出种子，荒凉的世界因此而失去美丽，生命之树也不能葱郁长青。诗是上苍赋予完美事物的外表和光泽，就像蔷薇一般，它平淡无奇的枝叶纹理，因为有了鲜艳的色彩和淡淡的幽香而变得分外美丽。”
他们的辩护，当然都很精彩，雄辩滔滔。但是我们试想一下，诗为何需要辩护？就是因为在西方有非常强大的反对诗的传统。中国没有这种传统，可是西方反对诗的阵营却十分强大。第一位大将就是希腊的柏拉图。
柏拉图是西方文艺思想的主要来源。他在《伊安》和《斐若德》两部对话集里主要阐述了“迷狂说”和“灵魂回忆说”。认为诗人获得了神的灵荫或在灵魂中回忆到了理念世界，就能产生一种精神上的迷狂状态。此说的意义是什么？就是否定了技术跟经验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后来浪漫主义或为诗辩护的人便由此找到了根据，为什么？因为西方古典主义的思路主要是从技术、诗歌传统、前辈那儿学习创作的典范、寻找规则。浪漫主义者则比较从灵感方面去讲。所以他们虽反对柏拉图，却也从他那儿吸收到了一些东西。这两本对话集并不强烈反对诗人，比较强烈的是《理想国》。《理想国》要构造一个理想世界，其中需要的是国王及护卫理想国的战士，不是诗人。为什么？诗人的问题在哪里？
第一是模仿的问题。其实中国人到现在都不大能了解“模仿”，但这是西方学问的关键词。西方学问的思路，基本上认为现实世界是假的、不重要，应寻找一个现实世界之上或之外或背后的那个真实。所以西方的哲学思维一直有个现象跟本质的区分。这个区分即从柏拉图来。我记得凤凰卫视有位主持人经常强调自己能“透过现象，掌握本质”，这讲法就完全西方式的。中国没有现象背后或外面或之上另有本质之说，中国人只说现象或事物的条理就显示为道，而不是在现象之后、之外还有一个本质的世界。
柏拉图将那个本质称为理念或理型。现实世界只是理念的模仿品，就好像这张桌子，它是第二性的。你得先有桌子的理念，才能依它做出一张桌子来。且现实世界的桌子会有各式各样，所有的桌子皆是对桌子这个理念的模仿，各得其一端。所以现实世界的所有事物都不重要，都是变动的，须先有理念才有这些万事万物。而诗又是对现实的模仿，所以它是第三级的，与理型、理念距离更远，更是无足轻重的知识。如果从诗去看，你看不到真理。
其次，诗不但是影子的影子，而且诗人还要为这个影子赋予毒素，让我们产生对死亡的恐惧、对生命中懦弱阴暗面的探索，引发我们不良的心理状态和原始的欲望。
西方人常讲：“整个哲学史，都是柏拉图的注解而已。”柏拉图这么反对诗，当然在西方就会有一个庞大的反诗歌传统。中世纪，又在柏拉图之外加上了希伯来的基督教，融合成中世纪的哲学体系。这是个神学时代，有几位神学家影响极大，如圣奥古斯丁，强调禁欲，其人格固然伟大，但形成了一种压制、禁止、镇压异端的结果。还有圣阿奎那斯，认为美是对欲望的消除，要跟德行结合才是美。他们都是反对诗的。因西方有源远流长的反诗传统，所以才不断有人出来为诗辩护。在锡德尼之前就有两位值得一提的人，一位是贺拉斯，他专门写了一本书叫《诗歌的艺术》。正面解释了什么是诗、诗的艺术是什么。他提出的几个创作原则影响到了西方古典主义传统，认为作诗应该取鉴前辈，看看人家是怎么写的，模仿其作品。
现代文学兴起，常批评写传统文学只是模仿复古，所以现代文学以创新自诩。可是在西方，诗歌写作的根本原则就是模仿，古典主义第一就是要借鉴。
第二则是理性原则。雪莱、锡德尼等都谈到了诗跟科学、哲学是有关系的，而且诗要处理人的德性、道德问题，所以诗表现理性是非常重要的事，要特别重视诗歌的思想，还有要合适，就是要合情合理，符合身份、年龄、行为等等。这我们一般称为现实主义原则，认为诗不能跟现实有太大的距离。接下来是布瓦诺，他是法国诗人，其《诗的艺术》共分四章。第一章：总论，论述文学创作的基本原则和要求。第二章：论述悲歌、牧歌、颂歌、讽刺诗等次要问题的特点和创作规律。第三章：论述悲剧、喜剧、史诗等主要文体的特点和创作规律。第四章：结论，论述诗人的人格修养和艺术使命。布瓦洛也是古典主义，崇尚理性、皈依古典，人物塑造类型化，戏剧创作要遵守三一律；主张诗人要加强人格修养，肩负起教化社会的使命。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第三章讨论悲剧喜剧史诗，是西方诗歌的主要文体，第二章那些颂歌、牧歌、哀歌在西方只是次要文体，如亚里士多德主要谈的就只是悲剧。因为中国诗着重音乐性和文字性，西方诗比较强的是叙事和说理，这是中西方很不一样的地方。另外，他强调理性，故要遵守三一律。三一律指情节单一，时间发生在一天之内，场景也在同一个场景。西方的戏曲大多遵守三一律。
此外值得一谈的，还有维柯的“诗性思维”说。西方在启蒙运动之后，不断强调理性精神。可是维柯说：原始人也同样有他们自己的思维，而那是一种诗性思维，拥有诗性的智慧，最早的人类就是靠着这种诗性思维发展下来的。
附带一提：近年也有很多国人援用其说，谓西方文化是靠理性思维形成的，而中国靠诗性思维，中国的诗歌、汉字、人的性格都比较接近诗性思维。殊不知诗性思维在西方被认为是原始思维！
这大概就是西方为诗辩护的脉络。
二
此外还该了解的是：诗在中国，不但没人否定它，且诗在所有的文艺中被认为是最重要的；然而在西方肯定诗的阵营里，诗也不一定最高。
西方确实有把诗看成是最高艺术的，最典型的例子是黑格尔。黑格尔把艺术分成了象征性艺术、浪漫性艺术和古典型的艺术。最差的、最初级的艺术是雕塑和建筑，古希腊古罗马都以雕塑和建筑见长，但黑格尔认为金字塔和希腊神殿这些都是艺术最初级的阶段，要靠大体积的建筑物、石头等来表达我们的观念。但它们笨重且受限于物体的体积和重量，并不太容易表达我们的想法。到绘画就较进步了，它不需要大石块，也不需要盖房子，所以绘画比雕塑和建筑更容易表达我们的想法。可是音乐连形象都不要，就能表达我们的所思所想了，靠音符就行，所以是更高级的艺术。然而音乐虽美，仍有局限，没法表达哲学的论辩的过程。故最高级的艺术乃不得不让位于诗。
那些反对诗歌的人，见解却相反。他们认为哲学或历史更高明，作为一种知识形态，应该以哲学为最高或以历史为最高。还有像达·芬奇这样的人，认为诗与绘画相比，绘画更高。在中国，谈到诗画关系时主要是说诗画的结合；西方则主要是将诗与画分开。例如莱辛曾写过一本《拉奥孔》，就是谈诗与画的界限。而关注诗与画的区别，自然也就会谈到他们的优劣高下。
此外，中国的诗是一个整体，而西方诗其实不是“一种艺术”，很难统一。因此，历来皆是基本上是分体论诗，而且叙事诗、悲剧跟小说和戏剧永远纠缠不清。
还有，中西方的诗的性质不同，中国人说诗言志，感物而动，而西方人虽也有情感，但没有感应的思想。
西方论诗，不说诗言志，也不说感物吟志；主要是神意说，以诗赞美神或通过诗歌与神沟通，诗人创作的源泉亦本于神的恩典。另一种创作源头则是诗人自己的天才。不过他们论天才与中国截然不同。中国人讲的是诗人的才华，而西方有两种形态的讲法，一是说人有酒神精神，是与理性的太阳神相对的精神，具有迷狂、情欲、疯狂等性质，故论者会朝向精神病、疯子的路子去解释。例如佛洛伊德说诗人是会做白日梦的人，是小时候受性压抑而以变形方式表现出来。另一种则是理性化并朝科学路子走的解释，比如以遗传学来研究，或爱因斯坦把自己的脑子捐去做研究那一类。
三
以上所讲，是通过中西文化的对比与差异来看中国诗歌的一些特色。
通过这样的说明，可以看出中国诗与西方诗的文化状态不一样，西方的传统是反对诗歌的。他们当然也有人希望所有人都能享受诗歌、参与诗，但其方法多如雪莱那样，把诗人抬高、把诗歌精英化、把诗说成毫无实用价值的纯艺术之花。说诗要高扬于一切飞鸟所不敢翱翔的永恒境界，从那神圣的领域撷下光明与火焰等等。我们则不然，诗当然精粹崇高，但我们认为诗应普及到社会各领域，所以我把中国传统社会称为“诗人社会”。
什么叫诗人社会呢？首先，我们认为诗在整个人文教育中非常重要，对每一个受教育的人来说，诗对其人格成长、知识养成均极重要。所以只要你读书、识字、受教育，诗就都是必须要学到的一套知识或技能。而且这种知识、技能弥漫在所有蒙学教育中。你看孔子、王阳明教小孩，怎么教？就都是从诗歌开始的。古人认为“诗之教，温柔敦厚”，可培养成较好的性情，而且这又不是那种强迫式、灌输式的教育，而是从优柔善诱的这个角度进去。这是传统中国社会中最普遍、最常见的教学方式，它对整个人文教育起到绝大的作用。
第二，诗又构成了整个知识体系。刚刚已经说了，在西方，诗跟别的知识一直有竞争关系。在中国，却没有这样的关系。什么缘故？因为诗跟其他知识不是平列的关系，而是统摄的。中国有诗歌以外的知识吗？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们现代人，例如在座的各位朋友，都受着现代教育，所以常不能理解在中国其实没有诗以外的知识。
这是什么意思？各位要知道，西方有百科全书，当然中国也有百科全书式的“类书”，但类书从曹丕的《皇览》开始，就都不是知识性的。跟西方完全不同。西方的百科全书是根据知识来的，构成庞大知识体系。现在的百度、谷歌，都是这样的知识检索体系。但类书之编辑，却起于作诗写文章时寻找典故和摘选辞藻之需，跟西方人编百科全书起于知识的归类不同。
像现存唐代《北堂书钞》《艺文类聚》看起来规模十分惊人，但在当时还只是极小的一部分。唐太宗不但编了这两套书，还另编了一千卷的《文思博要》。后来诸帝对此也颇热衷，从龙朔到开元，官修了《累璧》六百三十卷、《瑶山玉彩》五百卷、《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芳林要览》三百卷、《事类》百三十卷、《初学记》三十卷、《文府》二十卷。私撰的则有《碧玉芳林》四百卷、《玉藻琼林》一百卷、《笔海》十卷等，每部都卷帙庞大，且都不同于后来杜佑的《通典》。杜佑那种存一代典章制度性的百科全书，起于唐中叶以后，之前都是这样的文学性类书，既像总集，又像辞藻类选；既供文士采挹，又是以诗文角度对一切知识的处理。通过这样的类书编选，文学知识体系化了，一切知识也诗化了。
类书只有一种功能，帮助你作诗写文章，帮助你从古代海量的文献中去体会人家遣词造句之美。怎么形容天、怎么形容地、怎么形容日出日落，把相关典故和词汇摘录下来，供你参考。对一辆车子、一座房子、一支笔或一张桌子，我们怎么去认识？也都要去看诗文是怎么描述的。也就是通过诗赋去理解世界。这是传统中国人认识世界最基本的方法。所以诗跟我们的日常也就异常密切。一切生命仪式，出生、成年、结婚、生小孩、老寿死丧，都要有诗点染之。有些诗选，例如《千家诗》，其编辑方式就是告诉你：人怎么过节气，过节气也都是跟诗有关的。诗在我们的生活之中，提醒我们每件事的意义所在。过重阳、过端午都有其意义。意义均用诗来表达，来点醒我们。乃至吃饭、游戏、猜谜、喝酒，无不与诗有关。
其他艺术也要向诗歌靠拢。例如绘画。早先跟诗没关系，确实是另一种艺术。但后来诗人开始在画上题诗，画家也开始以诗来作画，慢慢地，绘画的性质就产生了变化，出现了文人画，而且这种画还从异端变成了正宗。文人画是什么？其实文人画就是画的诗化，它慢慢把自己变成了诗。绘画之重点不是在表达画家的技术，而是在表现一种诗情。这是文人画的根本原理。
绘画如此，其他的文房四宝、各种传统的工艺，亦皆如此。例如茶艺，中国的茶书那么多，陆羽以下凡百馀种。但这么多茶书，其实只有一个声调、都在讲同一种话，都是文人茶。
茶最初并不是文人的，早期乃是市井茶，是在市井中老百姓一般喝的。慢慢地，为高士所赏，出现道士茶。唐代又有了僧寮茶席，再则才有文人茶。可是后来文人茶独居正宗了。其他做陶、做瓷、做铜器、刻印章等等，也都以体现文人的诗情为主。
在那个文学化的社会中，当然也是人人都喜欢诗、认同诗的价值、学习着也享用着诗、到处都看得到诗的。
比如唐代寒山子“好为诗，每得一篇一句，则题于树间石上。有好事者，随而录之，凡三百馀首”（《太平广记·卷五五·仙传拾遗》）。不只因寒山子身居山野故如此，朝士处士均是如此的，所以后来姚合《和裴令公新成绿野堂即事》云：“携诗就竹写。”诗作成了，动辄题在树间竹上石上。
诗何止题于树间石上？题壁、题柱、题屏风、题亭、题额、题门，几乎无处不能题。像元稹描述的，白居易诗“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侯墙壁之上无不书”。白居易自己也说：“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可见题诗无所不在。
而除了读者读了喜欢而题写抄录之外，作者自己题的也很多，唐人诗题中凡有“题”的都是。又有互相题写的，如元稹题白居易诗于阆州西寺，白就写元稹诗百首于屏风上，曰：“君写我诗盈寺壁，我题君句满屏风”，又曰：“障成定被人争写，从此南中纸价高”。可见题诗本身就促进了流通，诗人也有意推波助澜。
拿笔在人家墙上门上到处写诗，今日不会有此现象；现在人只会涂鸦，或写些xxx我爱你之类。若不幸被人涂抹，亦必大生诟厉，或自觉倒霉。唐代却不然。《韵语阳秋》卷四载：“张祜喜游山而多苦吟，凡历僧寺，往往题咏。……僧房佛寺赖其诗以标榜者多矣”，《云溪友议》载：“崔涯……每题一诗于倡肆，无不诵之于衢路。誉之，则车马继来；毁之，则杯盘失错。”又《洛阳缙绅旧闻记》载杨凝式过寺庙多题诗，“僧道等护而宝之，院僧有少师未留题咏之处，必先粉饰其壁，洁其下，俟其至”。杨去题了以后，“游客睹之，无不叹赏”。这类故事，在唐代太多了。这就叫做文学社会。人人以诗相矜赏，故题者愉、观者悦，很把诗当一回事。
像寒山子，并不是有名的诗人，而竟也有“好事者随而录之”，可见一斑。王梵志诗，光是敦煌的唐人写本就有数十种，大历间沙门法忍也抄过王梵志诗百馀首。其他更有名的作家，抄录自然就更多，像陈子昂，赵儋替他作功德碑时说：“拾遗之文，四海之内，家藏一本。”吴筠，《旧唐书》说：“所著歌篇，传于京师”，“每制一篇，人皆传写”。孟郊，贾岛哭他时说他：“诗随过海船”，王建哭他说：“但是洛阳城里客，家传一首杏殇诗。”姚合哭贾岛则说贾：“从今旧诗卷，人觅写应争。”杜牧，裴延翰替他编集时也说：“凡有撰制……虽适僻阻，不远千里，以获写示。”诸如此类描述，可说触处然。
元稹曾形容白居易诗：“自六宫、两都，八方，至南蛮、东夷国皆传写之。每一章一句出，无胫而走，疾于珠玉”，其实并不只有白居易才获此待遇，只是白诗也许传抄得更广远罢了。这样举国上下热衷于传抄诗篇，乃是从前不曾见过的，风气成于唐初，波衍盛于后来，乃竟有诗筒、诗瓢、诗板、诗刺青等。
可见诗不是某一阶层之物，诗由朝士、贵族士大夫扩大到一般民众。民众能读诗的，即传抄题写之，或练习写作之；不识字不能读的，就听人吟诵之传唱之，或看诗意图画。诗也是社会上共同认可的价值并一同享用着它，所以诗人拥有社会性权威，受人仰慕。就连市井恶少也要用刺青涅诗等方式来表现自我。整个知识体系更已文学化，人对世界、人生与社会，均已惯于用文学感性及文学知识去处理。
因此，人人都想成为诗人。高者如帝王，也羡慕诗人，想把自己变成诗人，乾隆皇帝就是典型，写了几万首诗。中间的，如宋代就有屠夫、货郎儿等争相入诗社学诗；西湖诗社又是当时社会上所有社团行会的领袖。底层的，则无论方外僧道或妓女，也都要学诗，成为诗人。后来才子佳人小说中，佳人皆不能仅是美女，还必须是才女，必须能作诗。
这确实在全世界都是很特别的。
四
传统中国，除了是诗人社会之外，诗在人文精神上的作用是什么呢？
在西方，如果谈诗在人文精神上的作用，大概有三种说法，一说在伦理道德上有作用，如亚里士多德说诗能够“净化”我们；或像但丁所说，诗能让人获得方向，能表达美德，让社会和谐。
二说诗最重要的不是道德和伦理，而是具有娱乐性。如果没有娱乐性，谁管你道德不道德？如意大利最早译介亚理士多德的卡斯特尔维屈罗，就重新解释了净化，说净化就是让人快乐。
三说诗其实没有其他的作用，犹如庄子说无用之用。过去朱光潜先生《谈美》也是如此，一开头就说看树有三种方法，一是看这树是什么科，什么种啊，这是科学的方法。另一种是看它可以做桥梁还是建房子等等，这是实用的。第三，我们既不知道它是什么科什么本，能做什么我也不了解，但是我看这棵树姿态婆娑，非常美。
大家都知道，近代美学，自康德以下，比较强调的即是这种，强调文学跟实用分开，搞得很多人在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时困扰不已，因为很多文体，现代人都认为不是“纯文学”，而是“杂文学”。我就看过不少名家讥讽刘勰《文心雕龙》说：文学观是慢慢进化的，刘勰的思想还不精密，当时还不清楚什么是纯文学、什么是杂文学，以致把一大堆具实用性的文章都当成文学作品来讨论了，我们现在则要拨乱反正。还有很多人则大骂古人解释《诗经》，说他们完全解错了。《诗经》只是一些民间男女歌谣，一些情诗。古人却用政治和道德扭曲了它，所以我们要改革。这些，都是基于西方这种把审美和道德区分开来的观点。
但西方这种区分，在中国并不适用，为什么？因它是真善美分别说。真是知识，为科学所擅长；善是道德的，哲学所擅长；美才是文学艺术之所长。中国不这样讲，我们乃真善美合一说，真人即善人，又是美人（如庄子所说的藐姑射山之神人，或楚辞中美人香草之美人）。故诗与人格教育有关，古人一向把诗作为人文教育、人格教育的核心，通过诗来养成人格并让社会风俗纯美，成为君子的社会，这才是中国诗教的主要精神。
可是我们现在对诗教的理解是怎样的呢？
当然是一片骂声啦！诗教是以《诗经》为核心的，可是近代人老是说中国传统的诗经学有问题。经学是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随着封建社会的崩溃，作为经学一个部分的传统诗经学，也必须革新。我见过一篇《孔子诗教与华夏传统教育》，说诗教就是“把《诗》看作启蒙教材，教育人民从“思无邪”中培养“温良敦厚”的性情，进而使整个社会变得驯化和易于管理的教化手段。你说这不是笑死人吗？
可是近代人却以此嘲笑古人，自认为对诗经的研究远远超过了古代。因为传统诗经学强调诗的教化功能，而其实诗只是男女情爱的作品、是民间的歌谣，怎能用政教去“扭曲”它呢？
五四运动以来，讲国学之整体倾向就是如此“化神奇为腐朽”，把传统所有高明的东西往低处讲、往浅处讲、往庸俗讲。唉，《诗经》怎么会是民歌呢？
《诗经》分风、雅、颂三大部分。雅，是朝廷乐章；颂，是宗庙歌舞，跟民间有什么关系？至于风，风就是风化教化之风。其第一首是《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君子是什么人？孔子以后，才把君子的含义扩大，在此之前君子指谁？国君的儿子叫君子、公的儿子叫公子，公的孙子叫公孙。这不是基本常识吗?此诗既说“君子好逑”，怎么还会是民歌呢?所有讲《诗经》是民歌的人，到底认不认识字？这首诗，前面讲“君子好逑”，中间讲追求的过程，最后追求到了，结婚，“琴瑟友之，钟鼓乐之。”周朝是礼乐社会，民间哪有钟鼓呢？所以《诗经》一开篇就知道不是民歌了。
又，诗教是要让学习到人文的教养。但今人主要是强调《诗经》如何大胆表现情欲、暴露隐私。可是若说情欲，动物也一样有这些情欲。人文教养就是要让人脱离动物状态。人与禽兽是不同的。古人为什么要把情欲之事往上讲，讲成家国社会？因为这个才是人文，你现在往下讲，是要把人拉向禽兽界吗？不仅自居下流，还要批判古人，说古人讲错了。这种口气、这种视野、这种观点、这种心态，现在还弥漫于文学界呢！
此风气之下，对诗教的批评多不胜举，像中南大学宋湘绮的《传统诗教现代转型的理论破冰——中国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文化个性探源》就说：“传统诗教实质上是一种伦理化的美育观。封建专制道德对人的活力的束缚也由此成为我们必须突破的囹圄。从孔子提倡的‘无邪’，到后来主张‘发乎情、止乎礼’，以至‘温柔敦厚’的诗教，无不统摄在诗之志必须符合统治阶级的道德规范这一铁腕之下，强力扼制了人的自我意识、自由精神、创造活力。可是伦理化是中国封建专制文化的特点，是大一统的工具，‘和为贵’消解不了人性的矛盾，伦理的教化难以培养培养平等、自由、创造的精神和独立、自主的人格。”所以他认为诗教应该改革。
还有论者认为：中国尽管有阳刚、风骨、雄浑，但由于这些都被囚禁在“温柔敦厚”的规范之中，其雄浑范畴当然不可能走向“反抗挑战”“野蛮”“粗犷”的西方式崇高，而只能走向偏于平和敦厚的柔美。又有人说，温厚和平是对不平之情的压抑，优柔敦厚是在长期专制淫威下形成的顺从、软弱的性格。
这些看法皆可笑。《荀子·不苟》早就说了：“君子宽而不僈，廉而不刿，辩而不争，察而不激，寡立而不胜，坚强而不暴，柔从而不流，恭敬谨慎而容，夫是之谓至文。《诗》曰：‘温温恭人，惟德之基。’此之谓矣。”这即是温柔的正解。
再具体看孟子是如何温柔敦厚！《孟子·梁惠王章句上》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孟子用诗来解释温柔敦厚。他批评国君：恩惠给禽兽而不给百姓，怎么行？若国君还不改过，老百姓就可以革命，推翻这个政权了。孟子是深于诗书的人，而其温柔敦厚如此。
解诗，则《韩诗外传·卷五》第二十四章亦早已说过：“天有四时：春夏秋冬，风雨霜露，无非教也。清明在躬，气志如神，嗜欲将至，有开必先。天降时雨，山川出云。《诗》曰：‘崧高维岳，峻极于天。维岳降神，生甫及申。维申及甫，维周之翰。四国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现代人认为温柔敦厚的诗教会让人慢慢懦弱了，变成一个什么话都不敢讲的人。当然不是！四时有寒暑，有春风就有夏雷。不是喜乐才叫温柔敦厚，悲怒也是啊！
后来黄宗羲也说：“今之论诗者，谁不言本于性情？顾非烹炼使银铜铅铁之尽去，则性情不可出。彼以为温柔敦厚之诗教，必委蛇颓堕，有怀而不吐，将相趋于厌厌无气而后已。若是，则四时之发敛寒暑，必发敛乃为温柔敦厚，寒暑则非矣。人之喜怒哀乐，必喜乐乃为温柔敦厚，怒哀则非矣。其人之为诗者，亦必闲散放荡，岩居川观，无所事事而后可。亦必茗碗熏垆、法书名画，位置雅洁，入其室者，萧然如睹云林海岳之风而后可。然吾观夫子所删，非无《考盘》《丘中》之什厝于其间，而讽之令人低徊而不能去者，必于变风变雅归焉。盖其疾恶思古，指事陈情，不异熏风之南来、履冰之中骨，怒则掣电流虹、哀则凄楚蕴结，激扬以抵和平，方可谓之温柔敦厚也。”（《万贞一诗序》）
可见温柔敦厚不是偏于柔的，而是该刚则刚、该柔就柔，刚柔得乎中。故温柔敦厚其实就是中和。
朱子《论语集注》对孔子所说的“不学《诗》，无以言”解释道：事理通达，而心气和平，故能言。此外，他说：“古人情意温厚宽和，道得言语自恁地好。”（《朱子语类·卷八十》）和平即是中和，不偏不倚，无过不及。
所以，诗教温柔敦厚绝没有现代人胡说八道的那些毛病。而且诗教也不是孔子发明的。孔子以前，礼乐就是非常重要的贵族教育内容。孔子把它提升后施诸一般人。教育从诗开始，让每个人都在诗的教化之中成为一位君子，让我们的社会越来越和善。这难道不是中国目前应该要走的重要的方向吗？希望我们今天还能够追求这样的理想、看到这样的方向、走向正确的道路，摆脱近人一些误解，让我们再度成为诗的国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