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康有为在青岛辞世。就在去世前一年的四月，他还致信北洋直系首领吴佩孚，痛诉中华民国的共和沦为“共争，共杀，共亡”，敦促吴佩孚扶植溥仪复辟。
一个人如果在一九〇八年主张君主立宪，他可以被称为中国政坛的主流；在一九一二年乃至一九一七年主张君主立宪，尽管不算台面上的主流，但也不算很奇怪。但到一九二六年，君宪已经是一种极其边缘的政治主张，但凡想在主流政坛里混个出身的，都唯恐避之不及。吴佩孚这样的北洋实力派对康有为只是敷衍，而对于南方的国共两党来说，君宪已经是一种他们根本无须特别回应的政治主张。
在二十世纪，晚年康有为的大众形象基本上是一个不知世界潮流，开历史倒车的“落后分子”。但到了二十一世纪，文化保守主义的上升带来了一种将晚年康有为塑造成“先知”的论述：康有为预见到了共和制实施所带来的种种灾难，惜乎时人未解其深意，因而中国“误入歧途”，贻害至今。上述两种形象高度对立，反映出论者相互抵牾的价值取向，但其共同的弱点是未将康有为置于时代的情境（context）之下，加以全面的考察与理解。具体而言，以往多数 “康学”论著将重点放在对国内政治变迁的情境描述，但在国际政治层面，往往语焉不详，或有所触及，但未成系统，往往从康有为对世界大势的总体判断直接跳到其具体政治主张，缺乏一个中介的环节。
康有为之所以被其追随者称为“南海圣人”，原因之一就是他如同孔子一样周游列国，熟谙天下之事。早在一八九五年考中进士之前，康有为即密切关注世界形势，而参与戊戌变法的经历，使他有机会直接接触诸多外交事务，并提出自己的主张；戊戌政变之后，康有为流亡海外，行踪遍及五大洲四大洋，是近代中国少有的具有全球经历的知识分子。康有为阐述其主张，惯以列国治法为据，故此中介环节，极为厚重，不可不考。
然而康有为的国际经验纷繁复杂，如何对其进行简洁而清晰的理论总结？全球史与国际关系学中对于国际体系的研究成果，在此可以提供一种便捷的理论工具。据之，我们可以将康有为的一生分为两大时段：在“一战”之前，康有为面对的是一个欧洲列强主导，但处于不断衰变之中的维也纳体系；“一战”爆发之后，康有为目睹了维也纳体系的崩溃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形成，但他的政治观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维也纳体系的塑造，当新的国际体系到来之后，他无法理解这一新体系的新特征，陷入了惶惑状态。国际体系的大转折，可以直接帮助我们理解 “吾道一以贯之 ”的康有为，何以从政坛的中心，走向边缘，更有助于我们重估康有为的思想遗产在今日的意义。
破解“大国协调”
从其早年到 “一战 ”爆发之前，康有为所经历的是一个处于衰变之中、“万国竞争 ”不断升级的国际体系。
之所以要特别强调“衰变之中”，是因为这个国际体系奠基时期的若干基本特征，在康有为生活的时期已经大大弱化。维也纳体系奠定于一八一四至一八一五年举行的维也纳会议。在奥地利首相梅特涅主持下，合力打败拿破仑的各王朝国家代表磋商数月，奠定英国、俄国、普鲁士、奥地利、法国“五强共治 ”（Pentarchy），实行大国协调（concert of powers）的格局。大国协调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捍卫王朝正统主义，将类似法国大革命这样的革命火苗扼杀在摇篮中。欧洲列强通过协调，避免欧洲大陆上发生大规模战争，各国将征服的矛头转向海外，加快对世界的瓜分。维也纳体系得以从欧洲走向全球，成为一个具有全球意义的国际体系。因此，可以说，在其奠基之时，这是一个欧洲人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以捍卫王朝正统主义为基础的大国协调体系。
这三个特征在康有为登上政治舞台的时代已经大大弱化。美国与日本在十九世纪的崛起，尽管未能颠覆，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欧洲列强的主导地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普及，土地贵族的衰落，削弱了王朝正统主义；列强之间 “商战”加剧，升级为军备竞赛，尤其是德国的统一与崛起，对英、法、俄等列强产生极大冲击，原有的大国协调机制摇摇欲坠。
但尽管如此，维也纳体系呈现的仍然是这样的底色：一系列欧洲君主制国家高居金字塔的顶端，对全球弱小国家与民族进行宰制。在康有为开始著述之时，法国已经是一个共和国，但却是一个议会中充斥着保王党人、缺乏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的共和国；美洲国家以共和国居多，但即便是实力最强的美国，也缺乏国际威望。对于欧洲相互通婚的各国王公贵族而言，君主制优于共和制是天经地义的，反过来就是异端邪说。对外，欧洲列强炮制了一套“文明的标准”（Standard of Civilization）话语，将殖民扩张美化为传播文明。这套话语实际上是十九世纪国际法的法理学，只有所谓“文明国家”之间才能够有形式上平等的法律地位。中国既然被归为 “半文明 ”国家，列强即可据之在中国攫取领事裁判权，签订不平等条约。而对所谓野蛮部落，列强通常直接征服。
康有为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对国际体系展开系统的研究。甲午以来，短短数年内，日本占领台湾，德国占领青岛，英国占领威海，俄国占领旅顺，继而有八国联军侵华。对中国构成最大威胁的国家，基本上都是君主国，作为共和国的法国存在感稍弱。康有为在一八九八年一月《上清帝第五书》中痛陈时局之危：“昔视我为半教之国者，今等我于非洲黑奴矣 ……”在此，他担心的是被列强划入“半教之国”的中国，进一步滑落到第三等级。他在一系列论述中指出，中国需要避免最糟糕的命运，防止维也纳会议上列强通过“大国协调”瓜分波兰的一幕在中国上演。
那么，如何避免以瓜分中国为目的的“大国协调”呢？康有为提出的原理是以“均势”来破解“大国协调”，挑动和利用列强的内部矛盾，使其相互牵制。在一八九七至一八九八年，他主张联合日本、英国与美国来对抗俄、德等国的领土野心。在戊戌变法的晚期，其联日、联英与联美的主张，进一步上升为中、英、美、日四国 “合邦论”，其远期目标是在四国政府之上，形成一个“合邦政府”来统筹外交、军事等事务，而近期的政策意涵则是从这些盟邦 “借才”来推进中国的维新变法。康党的思路是让英国的李提摩太、日本的伊藤博文与康有为共同组成维新变法的核心顾问，以遏制与俄国结盟的慈禧太后一党。然而戊戌政变终结了这一切设计。康梁师徒流亡海外，仿照申包胥在日本作“秦庭之哭”，试图借助外力拯救光绪皇帝，然而日本政府对欧美颇多忌惮，并无积极回应。康氏最终离日赴加，开始他的保皇会事业。
一九〇〇年，康有为与唐才常合作，从海外策划国内的自立军起义，恰逢义和团运动兴起，八国联军入京，张之洞、刘坤一等督抚“东南互保”。康有为设想在八国联军、东南督抚和自立军之间建立某种政治联盟，以打击后党以及义和团，甚至设想过坐英国军舰入京救出光绪皇帝，南下建立新政府。自立军起义失败之后，他致信李鸿章，提出清廷宜在列强形成协调之前与各国分别订立条约，以免重蹈维也纳会议上波兰之覆辙；如此计不成，可将俄占东北领土抛出，以供列强争夺。一九〇一年《辛丑条约》签订，中国幸而未遭瓜分，但原因不在康有为计谋奏效，而在于列强内部利益分歧，并忌惮义和团运动表现出来的中国民气，致其无法形成瓜分中国的“大国协调”。
自立军起义的失败，使得保皇派短期内都难以实施类似的武装起义计划。在此之后，康有为开始系统地周游列国，自诩以“神农尝百草”的精神，为中国寻找一味对症良药。而在二十世纪初，他所找到的典范是威廉二世治下的德意志第二帝国，并预测德国在不久以后的一场战争中，取代英国霸权，统合欧洲各国。
德国作为典范 为什么是德国？在二十世纪初，欧美舆论界已经普遍意识到，德国上升势头迅猛，开始冲击英国的霸权地位。康有为曾十一次造访柏林，足迹遍及德国数十个城市，足见考察之勤。康有为敏锐地注意到，德国革新教育体系，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并将其与高等教育结合起来；在产业组织上，德国超越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加强同业和上下游产业的整合，爆发了惊人的生产力。而产业的扩张也带来了政治军事保护的需要，由此产生了德国的全球扩张态势。对德国的考察，是康有为一九〇四年“物质救国论 ”出台的重要背景，康有为意识到，中国如果遭到一个德国这样的强权的侵略，扩张民权的改革缓不救急，物质建设，即工业化，具有更紧迫的意义。
德国政制则给康有为带来了第二波冲击。我们大致可以这样概括康有为对二十世纪初德国政制的认知：它是一个君主主导的政制，政党和议会的作用比较弱，内阁对君主而非议会负责，因此，德国政制是一个比英式君主立宪制更具专制色彩的立宪模式，但德国国势却蒸蒸日上，而这也让康有为产生了英式政制不再代表时代潮流的判断。而在“央地关系”上，虽然德国实行联邦制，但各邦地域范围较小，而且各邦已被普鲁士整合进了一个中央集权化的政治过程，普鲁士代表在联邦参议院中占据较多席位，能够较好地实现皇帝的立法意图。
不仅如此，德国政制还深刻影响了康有为对 “三世说 ”的理论阐述。康有为在一九一三年的《不忍》杂志上发表过《大同书》部分内容，集中体现了康有为在二十世纪初对国际体系走向的认识。在其中，康有为回顾了国家之间冲突所造成的种种惨烈后果，而“欲去国害必自弭兵破国界始 ”。而要“破国界”，则需要推动两方面的进步：第一是实现各国 “自分而合”，小国逐渐合并于大国；第二是“民权进化”，革新政治——在此康有为的思考与康德《永久和平论》相似，即相信人民比君主更倾向于和平。具体展开，则“先自弭兵会倡之，次以联盟国缔之，继以公议会导之”。而联合邦国有三种不同的形式，分别对应于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
据乱世则可召集平等的国家联盟，康有为举出的例子如春秋时的晋楚弭兵、古希腊各国的联盟、十九世纪的维也纳会议、俄法同盟、德奥意同盟，等等。平等国家联盟的特征是：“其政体主权，各在其国，并无中央政府，但遣使订约，以约章为范围 ……主权既各在其国，既各有其私利，并无一强有力者制之 ……”而这意味着这种联盟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很容易因为偶然的原因而破裂。
升平世则是“造新公国”。康有为举出三代之夏商周，春秋之齐桓公、晋文公，以及当今的德国作为例子。在他看来，三代与德国的统一体比较坚固，而齐桓、晋文不及。德国治体的建立，则是先立公议会，允许各国举议员，普鲁士在联邦参议院中独占十七席，普鲁士总理遂成为德意志的首相。在“公议会 ”之后设立的“公政府”，“立各国之上，虽不干预各国内治，但有公兵公律以弹压各国 ”。而这在康有为看来，亦类似于德国的联邦政府，只是公政府也要经过选举产生，不应通过帝王世袭的方式，在此意义上，公政府将超越德国所实行的二元君主立宪制。
一旦能建立公议政院，不需百年时间，即可巩固联邦，而民权的逐渐扩大，可以起到削弱各国政府主权的作用，“如德国联邦”；各国即便有世袭君主，“亦必如德之联邦各国”。考虑到康有为写作《大同书》时候，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是君主制国家，德国以联邦合诸国的经验，就尤其具有普遍意义。
而要进入太平世，则需要进一步张扬民权，“削除邦国号域，各建自主州郡而统一于公政府者，若美国、瑞士之制也”。“于是时，无邦国，无帝王，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是谓大同。”
在二十世纪初，同为立宪派的梁启超与不少革命党人均将德国的统一视为民族主义蔚然成风的论据。但康有为在阐释德国统一的时候，强调的并非民族主义，而是将其视为一个在“国竞”时代推进区域一体化的范例。德式联邦制能比中国的“三代之制”更好地保存被整合国家的王公贵族们的面子，从而加速区域一体化的进程。而当若干区域出现德国式的区域霸主，人类也就离大同更近了一步。康有为期待中国能够通过学习德国的经验，在亚洲的区域一体化过程中，扮演一个中心的角色。
以德国制度为参照，其他国家的制度就相形见绌：英国的制度显得过于自由散漫，不符合赶超战略的需要；法国在普法战争之后一蹶不振，在康有为看来，这恰恰证明法国的共和思想没有前途；一九〇〇年美国已是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康有为无法否认美国的繁荣，于是对其进行了特殊化处理——共和制之所以在美国有效，系因美国有特殊的条件，类似的制度在墨西哥等拉美国家造成了极大的混乱，故美国的成功并不表明其共和模式的普遍有效性；至于原属于维也纳体系五强的奥地利，其所组建的奥匈帝国深受内部民族矛盾的困扰，与德国相比，主要提供的是教训而非经验。康有为欠缺的是一个对俄国政制的系统评论——他曾准备访俄，却因被告知可能会在俄国被后党势力逮捕，从而打消念头。而从后续的发展来看，他在俄国经验上的欠缺，可能对他的政治判断产生了显著的消极影响。
世情之剧变 早在“一战”爆发之前，时势就已经向康有为担心的方向转变。一九一〇年，葡萄牙爆发共和革命，共和派甚至在澳门升起了共和旗帜。康有为给军机大臣毓朗上书，提议以帮助葡萄牙国王平定共和叛乱为名，出兵澳门。一九一一年，墨西哥爆发革命，掌权三十五年的迪亚斯总统被推翻。康有为曾在一九〇六与一九〇七年到访墨西哥托雷翁，投资地产、金融与交通运输业，其投资在托雷翁的骚乱中打了水漂，其族人康同惠死于屠杀之中。
一九一一年十月，辛亥革命爆发。康有为在十一月写作《救亡论》称：“今万国之新化新政，莫不出于欧，即美亦欧化也。则欧人之俗，最宜详考之。”这就首先在修辞上确立欧洲政俗的正统地位。而欧洲人的常见做法，却是“迎立君主于外国”。十九世纪，比利时、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希腊、挪威各国独立，均不建共和，甚至从外国迎立君主。康有为暗示，革命派的做法，其实偏离了国际的主流。而他提出的修辞，是用共和话语来包装君主立宪制，将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称为“虚君共和”——在此，他不得不放弃了德式君主立宪制，而将英式君主立宪制作为首选项。
形势的发展当然没有按照康有为的期望走下去，共和制成为现实。但康有为坚持这样一个基本判断：共和制并不是国际社会中的主流政体，而且也不适合其“三世说”对于中国所处历史阶段的界定，必然会造成混乱，而从共和制回到君主制恰恰符合国际社会的主流。这一事业也离不开其他君主国的支持。在一九一七年，正当黎元洪与段祺瑞为是否出兵参加“一战”而发生“府院之争 ”时，康有为致信黎、段二人，旗帜鲜明地反对对德宣战，理由是德国很可能会赢得战争，届时中国将处于被动地位。而另一个重要的背景是，他正在与张勋合谋发动复辟，而德皇威廉二世承诺给予支持。
丁巳复辟迅速遭到镇压。同年，俄国爆发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最终退出 “一战”。一九一八年德国战败，康有为所推崇的“英主”威廉二世躲到了荷兰。在“一战 ”结束之后，君主制作为欧洲主流政制的时代，也走向了终结。德意志第二帝国、奥匈帝国与俄罗斯帝国 “走向共和”，一系列新的民族国家成立并采取了共和制，维也纳体系中曾经的五强，只有英国还是君主立宪国，而美国的国际影响力进一步上升。在这种情况之下，宣布君主立宪制是世界主流政制就缺乏可信度了。康有为继续主张君主立宪制，但在新的国际体系影响下，其国内听众日益寥落。
面对德国的惨败，康有为不得不修正他的德国观。他在一九一九年的一封书信里论证，处于“升平世”的德国本来应当做到“内诸夏而外夷狄”，联合文明国家，但是却采取了“据乱世”的“内其国而外诸夏”的做法，与欧洲各文明国家交战，违背了自己的使命。然而这不过是康有为的事后解释。在不久前，他还将普鲁士通过铁血政策统一德国视为区域一体化的典范，换而言之，铁血政策对他来说本来不是问题。
维也纳体系业已崩溃，正在到来的新国际体系又是何种构造呢？当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十四点和平计划时，康有为欢呼雀跃，以为看到了大同的曙光，同时他认为威尔逊倡导的“民族自决”适用到中国，其自然的意涵就是收回列强攫取的利益。然而，巴黎和会给了康有为一记重重的耳光。中国爆发五四运动，康有为发表声明支持爱国学生，反对在和约上签字。但他仍对威尔逊国际联盟抱有一定的希望。一九二〇年国际联盟成立，然而中国山东问题仍没有答案，美国这个倡议者最终也没有加入国联。康有为的期望一一落空，痛感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不再寄望于列强的善意。
那么，中国又能以何种方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呢？在康有为去世前几年的政论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一方面仍然反复强调君主立宪、尊崇孔教与物质救国三大旧纲领，另一方面，将疑惧的目光投向正在崛起的苏俄。从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随着时局的发展，康有为对苏俄的恐惧不断加深。布尔什维克推行的诸多国内政策，当然是符合康有为“大同义”的，但康有为认为在一个不成熟的历史阶段推行这些政策必然会带来灾难。他将发动北京政变的冯玉祥与广东的国共两党一概而论，呼吁北洋系军阀停止内斗，合力遏制中国的 “俄化 ”。
在其人生的最后岁月里，康有为真的算得上是先知吗？一个真正看清历史走向的先知，即便身处逆境，也绝不会陷入这样的惶惑。康有为的惶惑究竟从何而来？从根本上，还是源于他视角的偏差。康有为清晰地看到了维也纳体系下 “万国竞争”与“大国协调”的并行，看到当“国竞”的范围和强度超出列强的协调能力时，国际体系必将发生衰变。但是，他采取的主要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视角，而非“自下而上”的视角。而这就使得他无法准确地把握维也纳体系的内在矛盾。
在国际体系的剧变之中，至少有两个因素超出了康有为的预期：第一是工人的反抗运动。《大同书》从欧美的社会主义思想中汲取了诸多资源，但康有为仅将工人运动视为社会财富两极分化的伴生现象，值得同情，但在当下很难拥有改变国际体系的力量。然而，资本主义始终无法克服发展的不平衡性，当资本——贵族集团相互之间陷入激烈冲突，造成上层建筑趋于瘫痪之时，工人运动也就出现了创造国内新秩序乃至于改造国际旧秩序的可能性。而这正是十月革命的经验。
第二是 “以族立国”的自下而上的民族主义的力量。康有为的“三世说”所设想的历史进程，是大国不断兼并小国，最终走向全球一统。他重视 “以国立族”的“官方民族主义”（official nationalism），反对革命派的反满民族主义，其背景就是他对人类历史进程的这一判断。然而，发展的不平衡、印刷资本主义的传播、帝国之间相互“挖墙脚”的行为，凡此种种因素，都在不断加强某些帝国内部以裂土自立为诉求的民族主义。十九世纪的大国协调体系有助于扼杀或限制某些民族独立运动，但既然维也纳体系处于衰退之中，它的这一功能也在不断弱化，当这个协调体系在“一战”中崩溃之后，民族独立运动蔚然成风。出乎康有为预料的是，在二十世纪，民族主义的力量比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都更为强劲和持久。
在康有为去世之后，正是他恐惧的苏俄传入的思想主张与组织技术，经过中国本土的改造，在中国革命中，成为动员基层民众、实现 “旧邦新造 ”的利器。而这一切都告诉我们，康有为的遗产存在深刻的局限性，他观察世界的视角，未能在自上而下的统治和自下而上的反抗之间维持一种平衡。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康有为的思想遗产已经与今人无关。随着生产方式与国际局势的演变，超越民族国家的视野、推进区域一体化已经成为极具现实意义的议题。作为一位思考全球秩序的思想先驱，康有为的区域一体化乃至全球大同的思想在今天仍然对于我们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只是在旧国际体系走向瓦解之际，我们需要以康为鉴，更全面地把握旧体系的内在矛盾，以免在远方地平线上出现新的桅杆之时，反而陷入惶惑的境地。
（《万国竞争：康有为与维也纳体系的衰变》，章永乐著，商务印书馆二〇一七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