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契诃夫
要和父亲一起依靠小铺子开始自己的“人间生计”，从9岁到14岁，他的主要生活就是“小铺子”、“希腊语学校”和“教会唱诗班或者是祷告”。少年时期的“小铺子生活”在契诃夫的早期作品中都有涉及。
“Лавка（小铺子）”是描述俄罗斯作家契诃夫少年生活的重要词汇之一，它是作家对于出生地塔甘罗格的主要记忆，后来传记作家习惯将契诃夫的“小铺子”生活与他的希腊语学校生活、教堂唱诗班生活叠加在一起，描述他在去莫斯科之前的少年时光。今天人们渐渐忘记了“лавка”一词在表述“小铺子、小杂货店”之前也多指旧俄时代再普通不过的长凳或者长椅。这在每个教堂的角落里、乡村农户的家里或者是火车站台边儿上都可能看得到。而在今天的俄罗斯城市街头，偶尔会看到这个词出现在一些店铺的招牌上，比如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авка（艺术小店）”、“лавка писателей（作家书店）”等等，不一而足。这些店铺都只是一些经营小本生意的地方，有点俄罗斯文化背景的人看到这个词大概会以为里面卖些好玩的小纪念品之类，其实里面所含有的商业因素聊胜于无，糊口而已，也或许类似于旧上海弄堂记忆里的“烟纸店”——不过是城市小业主的生计。
今天在俄罗斯取代“小铺子”这个词汇的，有不少其他表述。其中有1990年代之后英语对俄文的影响，比如，可以看到一些路边停靠的汽车背后写着“coffee to go”，这其实是“移动小店铺”。尽管俄美关系诡谲，不过多数人走过这样的小车子旁边都会要求来一杯“美式咖啡”。俄罗斯本土则有一些意义趋同的词语，比如街边类似从前的小报亭（киоск）一样的地方，里面卖些牛奶、面包和小香肠之类的小吃。条件好一点的，会搭个“小凉棚”（палатка）的简易摊位，俄罗斯外省菜场随处可见，上面摆着可能是酸黄瓜或者是一大桶酸奶油，再加上些其他杂品。一直将契诃夫作为自己写作导师的当代作家托卡列娃，在1995年完成的作品《雪崩》里就对这类简易的小生意摊做过细致描写：“小铺子还开着门，里面坐着两个人，一个金发姑娘和一个黑黝黝的小伙子，看着好像是阿塞拜疆人。”（《什么都可能发生——托卡列娃小说选集》，莫斯科ACT出版社，2002年，第20页）作者接着写到第二天一早，那个铺子（палатка）还在：“这也意味着昨天的生活和今天没有什么关系”——语气和契诃夫很是相似。
这样的小铺子、小摊位、小生意从契诃夫时代一直走到今天，卖的还是少年安东·契诃夫熟悉的茶叶、咖啡、面粉、大米或者辣椒等。传记作家及契诃夫研究者丘达科夫写道：一般整个夏天少年安东都只能在铺子里待着，从早晨五点钟开始，铺子就要开门（丘达科夫：《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莫斯科время出版社，2014年，第18页）。而那个因为作家契诃夫而不断被提起来的他的父亲巴维尔·叶果耶维奇·契诃夫，按照丘达科夫的说法，不是一个坏人，却是一个“坚硬”的人。他自己在商人科贝林家干活时候东家就是这样严厉地对待他的，而东家科贝林自己当童工的时也是这样：既然这个延续下来的逻辑并没有让生活在一个早晨戛然停止，那么安东·契诃夫和他的兄弟们站在门口等待可能的客人来买一点茶叶或者糖，或者压根儿就没有生意，也就不奇怪了：去吧，安东沙，到铺子里去好好看着——这是父亲经常对契诃夫讲的话。从铺子回来，有时候这位奇怪的父亲会在夜里两点将孩子们叫起来穿过泥泞的塔甘罗格街道去教堂参加早祷，有时候忙了一天还要去参加晚祷活动。
这位父亲1857年摆脱了城市小市民阶层，成为了塔甘罗格市的三等商人。而一个三等商人在1861年废除农奴制之后的俄国生活境况绝对不是最差的，俄罗斯当代历史学家米罗诺夫著文分析，从1863年起，一等商人每年缴纳500卢布基尔德税，二等商人——150卢布，三等商人的则被取消（米罗诺夫著，张广翔等译，《帝俄时代生活史》，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602页）。所以契诃夫的父亲作为一个三等商人甚至可以忝列“精英”末端，他和僧侣的地位差不多，位于贵族、官员与荣誉公民之后，属于最为复杂的一个阶层，所以也不奇怪契诃夫后来在自己的作品中多次呈现他们的生活。商人和1861年之后随着社会变革增加的年轻知识分子，比如在精神世界虽有一隅但是社会地位仍然低下的教师、僧侣都是经常在契诃夫作品中出现的人物。
少年安东要和父亲一起依靠这个小铺子开始自己的“人间生计”，在这个港口城市塔甘罗格，安东的主要生活就是“小铺子”、“希腊语学校”和“教会唱诗班或者是祷告”，他在这三点之间度过了他从9岁到14岁（1869—1874）的这段时光，这也应该是1861年废除农奴制之后一个外省城市市民阶层比较典型的生活。用今天的语言表达，契诃夫的父亲简直是让他们过着一种“有自己打算”、“有希望”的生活。
不过一个商人，哪怕是一个三等商人，渴望开一个自己的铺子总是天经地义的吧。
巴维尔·叶果耶维奇·契诃夫开了自己的小铺子，和大多数不成功的商人一样，他的生意经念得不好，美梦变成了噩梦——他破了产。全家先后迁到了莫斯科。而在莫斯科的时候，年轻的契诃夫总是要想办法攒钱。“我们在等着你，你有没有寄钱过来，明天我们想买……”，或者是“儿子，好好学会赚钱”，类似这样的交流经常在契诃夫和家庭之间展开。在和家人的书信中，契诃夫经常会描述自己如何精打细算给家人买东西。1898年4月23日在从巴黎给妹妹玛莎的信中，他写道：我可以从巴黎给你们带来很多东西，只是事情在于不是所有的愿望都能够得到满足，我想给老爸买件夹克，可是记不住尺寸不好买，怕买错了；想按照他给的纸样去买顶帽子，但是那种帽子巴黎没有卖的，听说可以定做；便宜的表质量不行，想买些漂亮衣服，也不知道这么多海关是否让过（《契诃夫书信集》（1897—1898），莫斯科文学艺术出版社，1949年，第262页）。一百年后的1998年，新俄罗斯社会在踽踽前行的时候，很多知识分子，比如钢琴家、舞蹈家等，继生意人之后率先有机会来到巴黎进行巡回演出，趁着赚点“外快”的机会，契诃夫在巴黎的选择也传递给了这些艺术家。这在上文提到的托卡列娃的《雪崩》中可以找到类似描写：钢琴家米夏釆夫给妻子买了貂皮大衣，给女儿买了晚礼服，给儿子从头到脚、四季的衣服都买全了（《什么都可能发生——托卡列娃小说选集》，第9页）。笔者做这样的对比无非是想告诉今天的读者，100年前的契诃夫与100年后的钢琴家米夏釆夫的生活——作为社会变革之后的中等知识分子的生活，并没有明显差别。
或许读者会想当然认为契诃夫从少年时候的艰苦生活会让他变成一个忧郁的人，事实上来到莫斯科大学医学系学习的契诃夫从没有表现出阴郁的一面。他经常给哥哥写信，叫他尽量让自己看起来帅一些，还在信件里和父母开玩笑。在他转换十几个笔名甚至不惜使用女人姓氏为不同报章撰写小文的时候，他的大学同学并不太清楚坐在教室里、经常托着腮的这个年轻人究竟是谁。虽然想象一个作家早期的所谓痛苦经历更有利于理解他作为一个俄国作家的成就，不过遗憾的是，莫斯科的生活虽然艰苦，青年契诃夫饿肚子估计还不至于。经济上的那点艰苦没有变成前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哀怨，也没有变成同时代人高尔基的《童年》里惊心动魄的情节，契诃夫一生当中写过的为数不多的时评文也是呼吁人们帮助饥馑的人。此外，少年时代小铺子的商业生活并没有让契诃夫变成一个擅于交际的人，但是他成为了一个擅于倾听的人。在他留下的4000多封信里，我们看到的多数是和编辑、亲人或者恋人的书信，和同时代声名隆隆的作家们的通信却很少。
这些少年时期的“小铺子生活”在契诃夫的早期作品中都有涉及。比如1886年12月发表在《彼得堡报》上的《凡卡》。凡卡就为乡下的爷爷描述了莫斯科这个大城市：有一回在一家铺子（лавка）的橱窗里就看见了一些钓钩摆着卖，还看见几家铺子在卖各式各样的枪，肉铺子（мясные лавки）卖松鸡或者兔子什么的。而在完成于1880年代的所有作品中，契诃夫几乎都提了少年生活中比较重要的经历：小商铺的生活与教堂的回忆。比如1885年《生意人》《一团乱麻》、1888年的《困》等，而完成于1902年的《主教》应该算是契诃夫关于教士的日常的、世俗的、悲凉的生活最好的文字。
从反方向来看“小铺子”生活对于契诃夫作品的影响则更加有趣。著名诗人阿赫玛托娃大概是唯一的对于契诃夫作品不那么赞美的人，在1960年初她对刚刚结识不久的诗人阿纳托利·那伊曼说：“契诃夫和诗歌是彼此矛盾的。我很难相信一个人既喜欢契诃夫也喜欢诗歌。你看看在他的每一部作品里都是殖民地的东西摆在里面，什么茶、咖啡、可可、香料；什么闷热的天气呀，什么小铺子（лавки）呀，这些东西和诗歌是不相融合的。甚至契诃夫为他的主人公选的衣服都极端奇怪，破帽子、破斗篷。”（尤里·佐伯宁：《阿赫玛托娃》，莫斯科中央出版社，2016年，第359页）这番关于契诃夫创作的言论令诗人那伊曼惊愕不已。当然，在其他场合阿赫玛托娃也不怎么掩饰自己的意见，她认为读契诃夫作品的都是些教师或者是医士这样的读者，她甚至抱怨总是上演《海鸥》是对俄罗斯戏剧艺术的破坏。
虽然阿赫玛托娃的这段描述有些苛刻，但是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在契诃夫创作的主要历史阶段，即从1880年代直到1904年，正是俄罗斯的文化转型期，这一阶段新兴阶层的、包括契诃夫自己的生活，成为作家最重要的创作灵感来源。跳脱文学文本，历史学家米罗诺夫根据史料统计叙述了这段转型时期的社会变更，他认为，1863年到1913年，俄国人口增长了1.3倍，教育、医疗、文化与科学领域的熟练脑力劳动者增加了7—9倍，而医生、教师、律师、自由职业和工程师也数倍增加。1860年到1914年，大学毕业人数增加了14倍（《帝俄时代生活史》，第604—605页）。在这新兴的呼应时代变化的职业中，契诃夫既是其中的大学生，也是一个拿到行医资格的医生。而根据米罗诺夫的观点，僧侣在19世纪则是就业最困难的职业，一些教区人员短缺，而有些地方则盈余。
尽管可以列举出契诃夫生活时代的一般图景，读者还是无法指认在作家的小说与戏剧中究竟哪一个人物可能是作家本人或者是读者自己。
如果读者打算想当然地认为契诃夫的作品一定是少年经历的直接投射，恐怕有刻舟求剑之嫌。固化地体认俄罗斯式的苦修主义——放弃美好的外在形象与心灵的松弛，从来只属于托尔斯泰，而不是契诃夫。相对于自己的前辈屠格涅夫、自己仰视的托尔斯泰伯爵和自己的同时代人高尔基，契诃夫并不打算用一种主观的道德感和责任感来创作。在契诃夫看来，“主观性是可怕的，它会将作者捆绑着完全出卖，而必须珍视个性，如果戏剧人物都像你自己，那么戏剧别无出路。应该让人物回到人群中去”（《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第23页）。
人人都以为自己是契诃夫的读者、观众甚至朋友。契诃夫对于这个他热爱、怜悯、相信并且温和地为之辩护的世界，他自己的内心大概还是选择了一种离索的心绪。在1901年4月26日从雅尔塔给未婚妻克尼碧尔的信中，契诃夫写道，除了工作上的事情，他来莫斯科就是为了在好天气里逛逛，大吃一顿，最好趁天气好的时候也可以到小城兹维尼戈罗德去一次。而在4月24日的信中他还很欢喜地说小城兹维尼戈罗德其实是个不错的地方，他在那里行过医。他请求克尼碧尔答应，如果保证没有一个莫斯科人知道他们将要结婚，他愿意一到莫斯科就完成婚礼，因为害怕仪式和祝福：要一直拿着香槟，并且要不停地微笑（这是一件很傻的事情），他请求未婚妻从教堂出来就直接去兹维尼戈罗德，或者干脆就在兹维尼戈罗德完婚[《契诃夫书信集》（1901—1902），第78页]，契诃夫的这种生活方式基本注定他将成为传记作家最为青睐的俄国作家之一。
一种漂浮的孤独感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契诃夫创作的基本特征，虽然“现代性”这个语汇会让契诃夫拂逆，但是，契诃夫的现代性甚至穿越了后来以现代性写入文学史的任何诗歌。那种远离人本身的抽象的心理的或者精神的归化，在契诃夫笔下难觅其迹，所以要是将契诃夫归于悲观主义或者是“淡淡的哀伤”，似乎也就有些许一厢情愿。至于契诃夫的作品究竟是现实的还是别有途径，在强大的俄罗斯现实主义传统面前很难自辩与他辩。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早在1860年代之后，随着俄国艰难改革的开始，社会生活已经发生变化。俄罗斯音乐、绘画已经在现实主义的幕布之下上演了印象主义的东西。只是到20世纪初，它们或者是以一个集体的宣誓短暂地留存于俄罗斯文化史中，或者外溢出了俄罗斯本土，在对俄罗斯文化采取最和解态度的巴黎得以延续。在印象派画家康斯坦丁·科洛文或者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的作品中早已言说了什么才是“俄罗斯的现代性”。自然，这并不是本文讨论的话题。只是，联想到契诃夫的喜好，他对于文学的理解恰好是它的“非文学性（нелитературность）”或者是特别的“文学性”，否则也就无法解读契诃夫耗时3个月穿过西伯利亚，到达库页岛这样的举动。
今天，在彼得堡、莫斯科甚或是莫斯科旁边的小城，小铺子里的少年多是来自草原和沙漠阻隔的另一端——中亚。小铺子后面、小铺子旁边立着不是契诃夫自己的兄弟们，是契诃夫的中亚兄弟们。在涅瓦大街的拐角边上总有一个亚裔女子在那里的“小推车”后面立着卖金黄色的玉米，夏季的早晨，前一天玩耍到尽夜的游客不可能在五点钟出来买一只玉米。可是这个妇女就站在小摊儿后面打瞌睡，像是少年契诃夫立在自家小铺子门口一样——没有客人的时候就站在那里等客人。我从她身边路过好多次也没有看见有谁来买她的玉米。晚上她的生意好得很，不过又能看见有些吃了几口的玉米棒子被扔在了街边——估计也是中看不中吃的生意吧。今天在俄罗斯从事这类诸如地下通道里卖热狗、三明治或者开修车作坊的、开小巴生意的多是中亚或者高加索来的人，而这些由前苏联影响地区的人们共同构成的新俄罗斯底层的商业镜像在进入文化学研究的领域的同时，也使得人们又回到了契诃夫的命题：生活是不是会变得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