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泰 译[1]
跟随麦哲伦一道进行首次环球航行的佛罗伦萨航海家安东尼奥·皮加菲塔，经过我们南美洲之后，写了一篇准确的报道，然而它更像一篇虚构出来的历险记。他这样写道，他看见过肚脐长在脊背上的猪，还看见过没有爪的鸟，这种鸟的雌鸟在雄鸟背上孵蛋。此外，还有一种酷似鲣鸟却没有舌头的鸟，它们的喙部像把羹匙。他还写道，还有一种奇怪的动物，它们长着驴头和驴耳，身体像骆驼，腿像鹿，叫起来却又像马。他写道，当他们把一面镜子放到在巴塔哥尼亚[2]遇见的第一个土著居民眼前时，那个身材魁梧的巨人，被自己镜中的形象吓得魂不附体。
从这本引人入胜的小册子里，已隐约可见我们现在小说的萌芽。但是，它远非那个时代的现实中最令人惊奇的证明。西印度群岛的史学家们[3]，给我们留下了无数的类似记载。埃尔多拉多[4]这块为人垂涎，但并不存在的国土，长期以来出现在许多地图上，并随着绘图者的想象而不断改变其原来的位置和形状。那位传奇式阿尔瓦尔·努涅斯·卡维萨·德巴卡[5]，为了寻找长生不老的源泉，在墨西哥进行了为期八年的探查。在一次疯狂的远征中，他的同伴们之间发生了人吃人的事，以至于出发时的六百人，在到达终点时，仅有五人幸存。在无数个从未被揭开的奥秘中，有这样一个：一天，有一万一千头骡子从库斯科[6]出发，每头牲口驮有一百磅黄金，去赎回阿塔瓦尔帕[7]，可最终并没有到达目的地。后来在殖民时期，在西印度群岛中的卡塔赫纳[8]出售过一些在冲积土壤上饲养的母鸡，在它们的鸡胗里发现了金粒。我们开国者的这种黄金狂，直到不久前还在我们中间蔓延。就在上个世纪，研究在巴拿马地峡修筑连结两大洋铁路的德国代表团，还做出这样的结论：只要铁轨不用当地稀有的车铁来制造而是用黄金，那么方案便是可行的。
从西班牙的统治下独立后，我们并未摆脱这种疯癫的状态。曾三次连任墨西哥独裁者的安东尼奥·洛佩斯·德圣安纳将军[9]，竟用豪华的葬礼来掩埋他在一次称之为“糕点”战争[10]中被打断的右腿。在厄瓜多尔进行了十六年君主独裁统治的加夫列尔·加西亚·莫雷诺将军[11]，死后的尸体竟然被穿上大礼服和挂满勋章的铠甲，还安放在总统宝座上让人们守灵。萨尔瓦多特奥索福的独裁者马克西米利亚诺·埃尔南德斯·马丁内斯将军[12]，在一次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中，结果了三万农民的性命，他发明了一种用来测试食物中毒的摆锤，他还下令用红纸遮盖街灯，以控制猩红热的传染。修建在特古西加尔巴[13]中心广场的弗朗西斯科·莫拉桑[14]纪念碑，实际上是从巴黎一个旧雕塑制品仓库里买来的奈伊元帅[15]的塑像。
当代杰出的大诗人、智利的聂鲁达，十一年前，用他精彩的演说使这个地方生辉。那些有良知的欧洲人，当然也有居心不良的人，开始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关注起来自拉丁美洲神话般的消息，关注起那个广阔土地上富于幻想的男人和富有历史感的女人，他们生活节俭的程度可同神话故事相媲美。我们从未得到过片刻的安宁。一位普罗米修斯式的总统[16]，凭借火焰中的总统府为工事，同一支正规军对抗，最后英勇战死。两次令人怀疑，而又永远无法澄清的空中遇难，使一位性格豪爽的总统和一位恢复了民族尊严的民主军人丧生[17]。爆发过五次战争和十六次政变，出现过一个魔鬼式的独裁者[18]，他以上帝的名义对当代的拉丁美洲实行了第一次种族灭绝。与此同时，两千万拉丁美洲儿童，未满两周岁就夭折了。这个数字比一九七〇年以来欧洲出生的人口总数还要多。因遭迫害而失踪的人数约有十二万，这等于乌普萨拉[19]全城的居民不知去向。无数被捕的孕妇，在阿根廷的监狱里分娩，但随后便不知道孩子的下落和身份。实际上，他们有的被别人偷偷收养，有的被军事当局送进孤儿院。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全大陆有二十万男女英勇牺牲。十多万人死于中美洲三个任意杀人的小国：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如果这个比例数用之美国，便相当于四年内有一百六十万人暴卒。
智利这个以好客闻名的国家，竟有一百万人外逃，即占智利人口的百分之十。乌拉圭历来被认为是本大陆最文明的国家，在这个只有二百五十万人口的小国里，每五个公民中便有一人被放逐。一九七九年以来，萨尔瓦多的内战，几乎每二十分钟就迫使一人逃难。如果把拉丁美洲所有的流亡者和难民合在一起，便可组成一个比挪威人口还要多的国家。
我甚至这样认为，正是拉丁美洲这个非同寻常的现实，而不仅仅是它的文学表现形式，博得了瑞典文学院的重视。这非同寻常的现实并非写在纸上，而是与我们共存的，并且造成我们每时每刻的大量死亡，同时它也成为永不枯竭的、充满不幸与美好事物的创作源泉。而我这个流浪和思乡的哥伦比亚人，只不过是一个被命运圈定的数码而已。诗人和乞丐，音乐家和预言家，武士和恶棍，总之，我们，一切隶属于这个非同寻常的现实的人，很少需要求助于想象力。因为对我们最大的挑战，是我们没有足够的常规手段来让人们相信我们生活的现实。朋友们，这就是我们感到孤独的症结所在。
因此，如果说这些困难尚且造成我们这些了解困难实质的人感觉迟钝，那就不难理解，世界这一边有理智、有才干的人们，由于醉心于欣赏自己的文化，便不可能正确有效地理解我们拉丁美洲了。同样可以理解的是，他们用衡量自己的尺度来衡量我们，而忘却了生活给人们带来的灾难并不是平等的。他们忘却了追求平等对我们──如同他们所经历过的一样──是艰巨和残酷的。用他人的模式来解释我们的生活现实，只能使我们显得更加陌生，只能使我们越发不自由，只能使我们越发感到孤独。假如可尊敬的欧洲乐于用他们的历史来对照我们的今天，那么他们的理解力也许会增加一些。如果欧洲人能够记得伦敦曾经需要三百年时间才建成它的城墙，又用另外三百年才有了一位大主教；如果他们能够记得，在伊特鲁里亚[20]，在一位国王确立罗马在历史上的地位之前，它曾经在蒙昧的黑暗里挣扎了两千年之久，如果他们能够记得今天用酥香的奶酪和精确的钟表使我们感到快乐的、热爱和平的瑞士人，在十六世纪时曾像野蛮的大兵一样血洗欧洲，那么他们的理解力也许会提高一些。就是在文艺复兴的高潮时期，一万二千名由东罗马帝国豢养的德国雇佣军，还对罗马烧杀劫掠，用刀子捅死了八千个当地居民。
我并不想把托尼奥·克勒格尔[21]的幻想加以实体化，五十三年前托马斯·曼曾在这个大厅里赞扬过这位主人公统一纯洁的北方和热情的南方的梦想。但是，我相信那些思想敏锐的欧洲人，那些也在为更人道、更正义的伟大国家而奋斗的欧洲人，只要认真地修正自己看待我们的方式，便能够从远方帮助我们。对渴望在世界之林享有一席之地的人民的支持，如果不变成真正的具体行动，而仅仅声援我们的幻想，那是丝毫也不能减少我们的孤独感的。
拉丁美洲不愿意，也没有理由成为任他人摆布的棋子。她除了希望自己保持在西半球的独立自主地位，没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尽管航海技术的进步大大缩短了我们美洲和欧洲之间在地理上的距离，然而我们双方在文化上的距离却扩大了。为什么可以允许我们在文学上保持特色，却疑团满腹地拒绝我们在社会变革方面要求的独立自主呢？为什么认为，先进的欧洲人在其国内努力追求的社会正义，不能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条件下，也成为拉丁美洲的目标呢？不，我们历史上肆无忌惮的暴力和过分的痛苦，是世代的不公正和无尽无休的苦难的恶果，而不是什么远离我们家园三千海里之外的地方策划出来的预谋。可是，不少欧洲领导人和思想家却相信这种策划，他们犯了和他们祖辈同样的幼稚病，忘记了他们祖辈年轻时代进取向上的狂热，似乎以为除了任凭世界两大主宰者[22]的摆布之外就没有其他生路。朋友们，这就是我们孤独的严重程度。
虽然如此，面对压迫、掠夺和歧视，我们的回答是生活下去。任何洪水猛兽、瘟疫、饥馑、动乱，甚至数百年的战争，都不能削弱生命战胜死亡的优势。这种优势还在发展，还在加速：每年的出生者要比死亡者多七千四百万，新出生的人口相当于纽约每年人口增长的七倍，而他们大部分出生在并不富裕的国家里，其中当然包括拉丁美洲。相反地，那些最繁荣的国家却积蓄了足够摧毁不仅百倍于当今存在的人类，而且可以消灭存在于这个倒霉世界上的任何生物的破坏力。
也是在像今天这样一个场合里，我的导师威廉·福克纳在这个大厅里说过：“我拒绝接受人类末日的说法。”他在三十二年前拒绝接受这一世界灾难的说法，如今它仅仅是纯属科学判断上的一种可能。假若我未能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我便感到不配占据他曾占据的这一讲坛。面对这个出人意外，从人类史上看似乎是乌托邦式的现实，我们作为寓言的创造者，相信这一切是可能的。我们感到有权利相信：着手创造一种与这种乌托邦相反的现实还为时不晚。到那里，任何人无权决定他人的生活或者死亡的方式；到那里，爱情将成为千真万确的现实，幸福将成为可能；到那时，那些命中注定成为百年孤独的家族，将最终得到在地球上永远生存的第二次机会。
注释：[1]这篇演说作于1982年12月8日，是著名的诺贝尔文学奖受奖演说辞。[2]位于南美洲的南端，今属阿根廷和智利。[3]十六世纪西班牙殖民者在征服美洲过程中出现了一批记载征服史的作家。[4] 意为“黄金国”，系西班牙征服者想象中存在于美洲大陆中心的富饶之地。[5]西班牙探险家，拉普拉塔和密西西比地区的发现者，后任巴拉圭总督。[6]古印加帝国的首都。[7]印加帝国末代国王，曾被征服者皮萨罗用计绑架，1533年被绞死。
[8]哥伦比亚一城市，位于加勒比海的一海岛上。[9]德圣安纳将军（1794—1876），墨西哥政治家，将军，独裁者，对美战争失败后，签署卖国条约。
[10]1838年法国侵略军发动了一次对墨西哥的远征，导火线之一是一家糕点铺要求赔偿在一次暴乱中损失价值七万比索的糕点。
[11]莫雷诺将军（1821—1875），两次任厄瓜多尔总统，死于党派之争。
[12]马丁内斯将军，1934—1945年间任萨尔瓦多总统，是个杀人如麻的独裁者。
[13]特古西加尔巴，洪都拉斯首都。
[14]莫拉桑（1792—1842），在中美战争中崭露头角，随即占领洪都拉斯，并任总统，1837年下台，1842年被杀。
[15]米歇尔·奈伊元帅（1769—1815），出名于法国大革命，后因支持拿破仑被杀。[16]系指1973年9月智利总统阿连德在同政变部队作战中以身殉职的事迹。
[17]系指危地马拉总统阿本斯和巴拿马总统托里霍斯将军先后乘飞机失事遇难的事。
[18]系指尼加拉瓜前独裁者索摩查。
[19]乌普萨拉，瑞典一海滨城市。[20]伊特鲁里亚，即古代意大利。
[21]托尼奥·克勒格尔是德国著名小说家，192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托马斯·曼（1875—1955）早期小说《托尼奥·克勒格尔》的主人公。
[22]系指两个超级大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