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这么说的，不谈论《红楼梦》，
任你读过多少书都是枉然。这话没问题也有问题。
有问题是当代中国真正读过《红楼梦》的人并不多，其厚度和婆婆妈妈的叙述对当代阅读习惯绝对是一种阻碍，也是一种嘲讽。或者说，影视已经成为一种新的阅读方式，读原著的能力正在日渐衰微。另外就是对《红楼梦》的谈论，多数还是围绕着曹雪芹的身世、康雍乾时期的政治生活、版本、人物关系等等，就著作本身而谈的并不多。比如鲁迅，他那么厉害的一个人，对《红楼梦》也没有深谈过，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仅使用“世情小说”一词一笔带过，委实遗憾。最近两年比较火的“蒋勋细说红楼梦”，我听过几集，他倒是老实，几乎是逐字酌句地在说，确实有其心得，也颇“会心”，但听着听着也乏味，不如读原著来得踏实。至于本人，倒真是不敢谈，读得不够，也没什么见识。还有就是自己太拙了，或按书中的话说，是一个地道的“浊物”。所以我也没有自信能说得好。只能试着找些点来聊。也不打算翻书，就着可怜的记忆力来吧。
清与浊 顺着上面的字眼，先说清与浊。“清”，我觉得这是《红楼梦》一书的灵魂所在，但作者却从来没有把它说出来，他不断地让宝玉自省是个浊物来指认“清”的存在。“清”就是至上之善，至上之美，乃至于“清”就是真理。
宝玉是追求“清”的。在他看来，“清”在俗世的载体是那些漂亮的人：大观园里的女孩子们，袭人家过年时那个穿红袄的表妹，刘姥姥故事里大雪天出现在柴火堆里的陌生女子……宝玉不是好色如好真理，而是好色即好真理。“须眉浊物”中也有例外，秦钟、蒋玉涵、柳湘莲和北静王，这些让宝玉惺惺相惜的同性也在局部和阶段性中体现着“不俗”之处。“清”的局部和阶段性是宝玉或曹雪芹认识的深刻性所在。
抄检大观园时，王善保家的就让宝玉感慨道，女孩子本来在家都是好的，嫁了人就变了，成了婆子，个个比男人还可恨。所有人的命运都通向“浊”，“浊”才是归宿。设置“槛外人”妙玉被绑架拐卖最后沦落风尘，就是这个意思。“浊”几乎就是六道轮回的譬喻。只有一人跳脱了“清”的局部和阶段性，飞越了那条通往污浊的泥沼大道，不在轮回之中，那就是黛玉。宝玉把北静王赠与的一个手串（皇帝赠给北静王的）转赠给黛玉，黛玉说，什么臭男人拿过的东西也敢拿来送她。这岂仅仅是蔑视权贵之举？黛玉至此，美到了极致。
这一章节中，作者蓄意避开黛玉参与秦可卿的葬礼，而让她远赴扬州处理父亲林如海的丧事，秦可卿的葬礼是集中展示俗世的高潮部分，黛玉必须避而远之。黛玉才是作者醉心塑造的人物，她是恒定的“清”的载体。以贾母为核心的俗世岂能容她，她的死是必然，也是必须，这是“清”与“浊”不可调和妥协的结果。只有庸俗的“好心人”才忍心让黛玉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最后成为一个贾母那样的老婆子。作为理想或“清”的化身，黛玉之死才是艺术的震撼之处，才是大善。黛玉之死绝非悲惨，而是一种大喜悦，有紫鹃隐隐听到云端之上传来缥缈的仙乐为证。所谓“质本洁来还洁去”。
宝玉自称浊物，实为慧者。他对女孩子们的爱皆源自于善，而非欲。“对情感不专一”这种俗论不说也罢。他和黛玉更多的是一种知己关系。他的最后遁入空门仍然可以理解为是对黛玉之死的回应。似乎宝玉在跟黛玉说：你把我一个人撂在这白茫茫大地上，叫我到哪里去呀，不如跟着那和尚道士走吧。其动作一如钟子期死后伯牙摔琴。
王夫人手上的两条人命 说白了，“浊”就是按照世俗生活的一切规章制度把日子或好或歹地过下去，“清”则是对超逸于此的努力。
其实在黛玉这里，死这个字眼都是错的。是“去”是“回”，回到她的本位：绛珠仙草。她来到人间以泪洗面，只是报答神瑛侍者（贾宝玉）曾经的灌溉之恩。世上的人哪里会死呢。作者试图告诉我们，“死”本身就是俗见或无知。
宝玉以为晴雯死了，但有人告诉他，晴雯没有死，而是去天上做了芙蓉花神，他的心情一下子变得好多了。他说，也只有晴雯这么美的姑娘才配得了做芙蓉这么美的花的司神。我记得自己读到此处，不禁感动得落了泪。
其实作者设置晴雯的削肩膀水蛇腰长得像林姑娘，其用意已很明显，晴雯之死预演的正是黛玉之死。在怡红院内，袭人和晴雯对应的正是院外的宝钗和黛玉。宝钗跟宝玉说过仕途经济的话，被宝玉轰走了，袭人则代表王夫人一味地劝宝玉好好读书。晴雯和黛玉从来没有说过此类“混账话”（宝玉语）。后者更多的是和宝玉“没大没小”的耍性子，玩。
毛泽东说，《红楼梦》里的阶级斗争很厉害，几十条人命呢。也不无道理。不过，在我看来，“身为下贱”的晴雯与其说是阶级压迫的牺牲品，不如说是贾府上下发泄对林黛玉不满（黛玉不讨喜）的一个替身。
诚如王熙凤跟刘姥姥所说的那样“大有大的难处”，从小说一开始，贾府就出现了一个危机，一个后继无人的危机。被焦大从死人堆里背出来的贾太公为这个家挣来了世袭爵位，按清代相关制度，世袭爵位每代都是递减的。“一代不如一代”，具体到荣国府，贾赦不务正业，心思全在讨小老婆和搜刮古玩上，贾政则完全依托祖荫混了一个工部员外郎，连个正式编制都不是。后擢升为工部郎中，给了编制，则靠的是自己国丈的身份。贾元春的身体健康成了维系这个家族政治命运的唯一稻草，其缥缈和不确定性可想而知。在太平盛世，加固这个世袭家族政治根基的正规和最佳途径则是子侄通过科举途径重新进入权力中枢。贾珠早亡，贾环庶出，宝二爷是为唯一的合法接班人。可以说，宝玉是这个家族的最后希望。而这个集众望于一身的却是个求清去浊的人。
说贾政严苛，只是表象。真正严苛的恰恰是吃斋念佛（这个设置也别有意味）的王夫人。金钏跳井和晴雯之死，均出于其手。按她的话说，这些“蹄子”都会勾引和教坏宝玉。随着宝玉越长越大，所有人都意识到了一点：那就是宝玉迎娶的二奶奶绝对不能是从来不说“混账话”的林姑娘，只能是“金玉良缘”的宝姑娘。林姑娘和晴雯是一样的，她们不像袭人那样“懂事”，不像宝钗那样善于持家。她们仅仅是审美者和审美对象，是“无用”的，对这个家是没有“建设性”的人物，她们是“多余的人”，是妨碍。这就是世俗生活的残酷性。或者如黛玉在收到贾元春赏赐的礼物时说的那样（给宝玉和宝钗的一样，黛玉和其他姐妹一样）：好没意思。
哀伤的静物 怡红院门前那株枯死的海棠始终萦绕在我的脑子里。所谓“木犹如此人何以堪”。中国人是相信感应的。不信感应也是这几十年间的事。这棵枯死的海棠在十一月份又突然开花了，贾府上下紧张了起来。大概也只有中国人会因此紧张。贾母说，因为天气暖和，合着像小阳春的气候，所以开花。但她老人家只是出于家长的责任来安抚众人，她自己也不信。王熙凤吩咐袭人用红布将海棠树扎起来，这个主意应该就是贾母出的，她毕竟是上了年纪见识多些的人。异兆的出现总是让人不安，因为我们无法获知上天的意思，不知这些兆头感应何事。宝玉的玉丢了，魂也丢了；宫里传来了噩耗，元春贵妃薨了。
还有一年中秋节，一家子人赏月吃喝。贾珍突然听到墙根下人有人长叹。不仅他一个人听到，所有在场的都听到得真真的。贾珍问“谁在那里”，没人回答，倒是一阵风刮了过去，听见有门窗晃动。他媳妇尤氏说不会是人，因为墙那边是贾府的祠堂，深更半夜不可能有人。次日，贾珍还去祠堂查看了，什么异象也没有，一如往日。相信稍稍有点“中国心”的读者读到此处，都会和贾珍一样毛骨悚然。中国式恐怖其实从来不是《聊斋志异》这样的东西，那些都是明摆着的因果故事。中国最恐怖的就是这些异兆，没有来由，无法探究，不知何意。
当然，事后这些异兆自有应验处。焦大说贾珍父子，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红刀子进去白刀子出来，还嚷着要到祠堂哭太公去。这声黑暗中的叹息也许来自于祖先的鬼魂。焦大对宁国府丑闻的揭露在柳湘莲的口中也得到了佐证。他悔婚的缘由不因别的，而是未婚妻尤三姐系贾珍媳妇尤氏的娘家妹妹，相信他也早已风闻贾珍父子的荒唐，秦可卿不明不白的死掉至今还是个疑案。他跟宝玉说，你们东府（宁国府）里怕只有门口那两个雪白的石狮子还比较干净些。这里宝玉没接话，我的理解，宝玉应该是屏蔽这些东西的。话说焦大，此人没有再出现，石狮子也没有再提，大概也是一直静静地蹲伏在大门口吧。1989年谢铁骊导演的电影版《红楼梦》中，倒是在官兵查抄宁国府当日让焦大一头撞死在石狮子上。我以为这是电影中的神来之笔。
生活流 《红楼梦》是一部没有故事悬念的书，因为它一开始（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就告诉了你结局是什么。只是这种告诉是以诗词曲赋的方式，像一个个谜面。大概也正是因为那些“金陵十二钗”的正副册页，八十回后才能续得上来。从这一点来看，《红楼梦》完全颠覆了小说法则。但它仍然引人入胜，感人至深，这几乎是无解的。事实是，它的可读性从来不是故事，而只是细节或“事儿”。
“说事儿”而不仅仅是说故事是《红楼梦》的一项伟大的发明。对比另一部同期名著《金瓶梅》，后者更吻合小说的法则。我们毕竟想知道潘金莲那根撑窗户的木棍砸到西门庆后会发生什么。《金瓶梅》的叙述动力源自西门庆和几个女人的关系及他们的命运。它是运动式的，是推着走的，它是真正的小说，也是真正的剧情电影。《红楼梦》不是，它在宏观上是静止的，一座园子，里面是亭台楼阁，摇曳其间的始终是那几个婀娜身影。《红楼梦》更像一幅画一幅长卷，只有细微处才有动静，死水微澜，却又惊心动魄。一如傻大姐在假山上捡到了一个春宫荷包。
正是傻大姐捡到了荷包，才有邢夫人去找王夫人，王夫人再找王熙凤，再有抄检大观园，再有探春的强硬迎春的软弱惜春的冷酷，然后王善保家的报应在了自己身上——外甥女司棋因和表弟潘又安的私情败露而自尽。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儿牵出了更多的小事儿，一个因诱出另一个因，一个果挨着另一个果。这既是“蝴蝶效应”，也是我们的生活真相。不知道有没有人使用过这个词，我将《红楼梦》的这种写法誉为“生活流”。
《红楼梦》的视角是微观的，它完全切入到生活的肌理内部，通过熟悉每一根肌理，然后才让你意识到这是一个庞然大物，整个社会，整个世界，一个独立的宇宙。《红楼梦》的独立性和严密程度除了让人叹为观止，有时甚至让人产生疑惑，怀疑它非人力所能为。它对生活和人物的描摹能力精准到无以复加的地步。除了和尚道士太虚幻境这些现实之外的事物，全是实打实的过日子，全是干货，全是实体，无一句虚言，作者也无一句自作主张的抒情。然而，它恰恰又是使用了洋洋百万字、几百个活灵活现的人物、整个人生一般浩瀚的生活细节最后抒了一句情：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这句总让我想到人类出现以前的地球地貌）。实与虚、真与假、有与无，如梦似幻，庄周与蝶，不知何身，不知何地。“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既可以理解为原始的“因”，也可以理解为最终的“果”。当我读到《百年孤独》结尾整个马孔多小镇被大风刮走时，我的脑子里冒出的话也正是：“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文明和盛世 《红楼梦》的伟大已然超越了小说层面。确切地说，它是一部可以自我繁殖的文献，活着一般美妙地呈现了一种业已死掉的文明。这个文明就是中国的文明。它是对中国文明的集成，是中国文明结出来的一个最漂亮最甜美的大果子，以至于它自身也成为了中国文明的一部分。真正好的东西都是这样，它隶属于文明，而不是简单的文艺。提请注意的是，我说的“中国文明”是过去两三千年形成的东西，构成了一个完整而独立的体系——价值、伦理、审美、意识和意志等。这一文明体系直到西学东渐近一百多年来的政治斗争和战乱而终止。这个文明与当代中国基本没有关系（政治外力和文化自残的结果），完整地被保留在线装书中。我不说它是“中国古代文明”，是因为当代中国还没有形成自己的文明。按陈寅恪的说法，中国文明到了宋代已经到达顶峰，所谓“造极于宋”。之后的明清，无非像荣宁二府承袭祖荫，日渐腐烂。到了曹雪芹生活的乾隆年间，早已“烂”进了中国人的血肉。从这一点来看，曹雪芹恰逢其时，实为一个最伟大的 “文明终结者”。
乾隆盛世是中国文明最后一个盛世，一个回光返照式的盛世。纵观中国历史，几乎所有伟大的艺术杰作都集中在寥寥可数的几个盛世里。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可以肯定地说，乱世出英雄，出学说出思想出主义，也许也出诗人，但乱世不出小说，不出典籍。盛世的特征是什么？就是高度的制度化和平庸化，以至于固化，继而是最重要的一环——腐化。在我看来，腐化才是一切文艺赖以滋生的土壤。此外，盛世的平板一块、枯燥乏味才能构成某些幻想，给予精神动荡的内在力量。《红楼梦》是一部动荡之书，叛乱之书，幻灭之书，这应该是乾隆年间书报检查官的嗅觉能闻出来的。其被禁毁、手抄存世的命运盖与此有关。对于个体或曹雪芹而言，盛世下的繁花似锦或举家食粥都是听天由命的遭遇，人力岂可为？盛世这架运转如常的机器可以轻易地吞噬所有人。在这架机器面前，一切不仅不可预知，也无需预知，所谓“浮世”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因此，活在盛世中的人不禁要质疑“有”的真实性和可控性。相比之下，“无”似乎才是确凿的、可信的、真切的和踏实的。《红楼梦》不正是通过“有”来证明“无”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