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乔治巴塔耶在他的手记中
留下共通体的设想后，让-吕克·南希沿着共通体的道路写下“非功效的共通体”，而六年之后，布朗肖则以《不可言明的共通体》来再次将人们的目光移向失落的共通体。这本小册子主要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名为“否定的共通体”，在一开始，布朗肖就直截了当地回应了巴塔耶的“那些无共通性者的的共通体”，指出共通体仿佛已经消失不在，但是共通体反思确是紧迫的，尤其是南希对巴塔耶的回应，“没有共通体的共通体（没有共同体的共同体）”说着是没有共同体的共同体主义（communisme sans communaute）已经是人类必然的命运。同南希一样，在巴塔耶的共通体思想的辉映之下，布朗肖被召唤或者是被送到了共通体面前，使得主体本身不得不予以回应。
对于共通体存在与否的讨论首先必须回到历史内部或者回到共通体的绝对内在性之中。当布朗肖在巴塔耶的手稿中不断地摸索着共通体的政治学片段之时，他实际上在表达的是一种基于共通体伦理基础的缺席，共通/同体（commnuity）和交流/沟通（communication）在概念上的统一性则进一步表明语言在共通体起源中的核心作用，而语言表示的则是逃出自身，凝望他者（the other）的欲望与冲动，当人与人的关系中引入不可还原的他者的时候，同者与同者的关系就被打破了。个体的匮乏要求共通体的存在，正如巴塔耶所说的“每一个存在（etre）的根基上，有着不充分性（insuffsance）的原则……”（第11页），匮乏成为了一种命令的原则，并再次指向个体自身的不完满，布朗肖认为我们必须在自我的不可能性再次发现自我，自我必须走向他者，在“他人在他的世界中重新把握我的世界”（萨特）中走向“为他”的存在，并最终成为“死者的邻人”。死在布朗肖看来从来就不是“我自己的”，“我”真正关切的是他人（autrui）的死亡，而这正是布朗肖认为奠定共通体的东西。在海德格尔看来每个人的死亡都是自我最私密的部分，正是“我”自己的死才使得我之为我，死，是一个人最个体性的标记。但是布朗肖却正是通过撕开死亡的个体性缺口，打开了共通体的通道。这个思想源于布朗肖称之为“甚过死亡的垂死（a dying stronger than death）”，这是一种无名的和消泯了个体性的死亡，每一个人的死亡都只仅仅是“每一个人（他者）”的死亡，同时当我说出死亡的时候，不仅仅被言指的客体死去了，“我”也随之消失了。这种死亡正是共通体存在的根基，但不是自我本身存在的根基，布朗肖将这称之为自身的“可能性的不可能性（the impossibility of possibility）”，而这正好倒置了海德格尔所说的“不可能性的可能性（the possibility of impossibility）”，这种倒置则要求“每个人”都要分享自己的死亡，忍受他者的在场，正是在自身的死亡这一不可能性（否定性）当中，“我”开始向共通体的“敞开（Ouvert）”敞开。这里我们可以很明显看到南希思想（共通体在解构中分享时间的间隔，分享共通体从而进入历史之中）的痕迹，而在接下来的叙述中，布朗肖正是更为直接地将巴塔耶思想中的“无头者”、“献祭”、“内在体验”和“至尊性”作为讨论的核心。“无头者”首先就已经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关于共通体最现实的神话，正如南希所表达的，历史之中的共通体本身就是一个神话。在对基督教的神话怀旧之中，巴塔耶追寻失落的共通体的碎片，而布朗肖认为正是通过献祭（sacrifice），自身开始向他者敞开（给予），在共同的离弃之中，无头者形成了共通体的契约（共契？），并最终以一种坠落的（斩首）形式恢复了其至尊性的行为。而这样一种绝对者，以自身的出离暗示着共通体的缺席，它是“共通体的极端时刻”，时间使得一切被暴裂，无头者的离弃使共通体进入一个内在性的空间，在共通体的扰动下秩序（主体的完整，他者的关系）是不稳定的，这种全新的关系源于“内在体验”（巴塔耶）所形成的命令，即，自身不断地向他者外露。内在体验不能被限定在一个孤独的个体，倘若如此，共通体就不可能发生，但是在他者的凝视下（“看”），共通体是缺席的，它不仅仅是预设下的缺席，而且更是缺席本身，换言之，缺席就是共通体。共通体的缺席实质上即是语言的缺席，语言毁灭了主体，并让自身在言说中消解。语言在无头者献祭的死亡中掩盖了不可撤销的暴力，时间的暴力。在与海德格尔的长时间对话中，布朗肖意识到，这里必须有一种超越时间的记忆，而这种记忆，则来自书文的共通体。
书文（文学，文字和书写）的共通体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种极致，即，自我在最大地可能中分享了他者。当自我不断地向外部敞开之时，自我的本身消失了，同时“心”中他者的面孔也随即消失了，而这正是书文的共通体的特质。在书文的共通体之中，自身同他者的关系显露出了最大的可能。“我”时时刻刻走向极限，而这种极限可以被交流和分享，我离弃了自己，并在文学体验中与他者融为一体（实际上在这本书中布朗肖已经试图分享了巴塔耶和南希的“书文”，三人的思想仿佛已经消失了界限）。当我们在布朗肖这里说共通体的时候，毋宁说是文学的共通体，布朗肖认为所有的共通体都奠基于语言之中，这种语言不是日常的语言，而是深植与布朗肖死亡观念中的文学语言。正如同南希所说的，所有的共通体最初都是一种文学共通体。通过文学经验的分享（这里可能诞生一种友爱的政治），这里从而产生了一种不可倾诉的匿名性，它在自我的绝对中拒绝了分享，而成为巴塔耶所说的“否定的共通体”。而“否定性”正是布朗肖一直思索的，他认为只有通过否定（最终将被被限定为死亡书写），通过自身不断地消解，自身才能得以存在。唯有通过书文的共通体，自身才能走向“存在之尽头”（由此可见个体在时间的暴力之下多么脆弱），内在性的体验最终不是在个人（特定者的特定性将不再存在）的身上，而是在每个人的身上，而“离弃的无限性”也将不仅仅导致无名和秘密的共享，同时它在自我的暴露中毁灭了孤独，我们可以言说孤独，但孤独却不复存在。
正如布朗肖在“文学空间”中指出（命名）第一种夜的同时也言涉第二种夜一样，在这本书的第二部分布朗肖提出了“情人的共通体”。这一部分实质上是对玛格丽特·杜拉斯作品的政治解读，在共通体的纯粹理论的讨论后，布朗肖试图直接面对实在的身体，身体是最本能的，它在不自觉之中揭示了人与他者之间的感性，它不是肤浅的，而是情欲的，直接的，最为凸显主体的。这种身体的痛苦被命名为“死亡的疾病”，而死亡也吸引了布朗肖。他指出了身体的封闭性，身体透过痛苦而悬置了存在的可能，它不断的呼唤他者，自我的被动性要求这样一种绝对，无限地渴望他者，召唤和询问。我们又回到了布朗肖最初的哲学思考，他认为某种东西存在于知识世界之前，同时这种“直接”之物只能在“文学经验”理解，而在这里则具体为一种身体伦理，“死亡的疾病”实际上来自自我与他者的“非相互性”，而这种异质物则来自于身体之间最私密的东西——爱。但一定是“情人的共通体”吗？共通体不是“不可言明”的吗？在此布朗肖认为我们有必要区分传统的共通体（communante traditionnelle）和选择的共通体（communaute elective），对于前者我们没有决定的自由，而后者则是“选择的”，身体的伦理要求我们选择了它，它是激情的，具有毁灭性的，而这种“绝对”正是共通体的可能。“他”和“她”最终在身体的欲望中耗尽语言的力量，二者互相完成了各自的死亡（想象的死亡，真实的死亡），而死亡则指向不可言说。共通体终究是缺席的，它始终没有在场。那么，共同体是可能的吗？布朗肖最后指出了共通体是不可言明的，而我们也必须打破共同体的沉默（这种沉默已经太久），因为这种沉默也是在语言中产生的。而沉默之后共通体是否如阿甘本所说的那样是“正在来临”的呢，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出于这样一种责任，它使得我们保持着总被“威胁”与“渴望”的关系，从而驱使我们必须谈论甚至是召唤共通体。
2016.8.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