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星耀 译
不少朋友劝我全文印行《往事与随想》，这事并不困难，至少前两卷是这样。但是他们说，刊载在《北极星》上的一些片断系信笔写成，缺乏完整性，时断时续，忽前忽后。我觉得这都是事实，但我无法改正。作些补充，按年月顺序排列章节，这不难办到；但是彻底修订，我暂时还没有这个打算。
《往事与随想》不是接连不断写成的，有几章前后隔了整整几年。它们留下了写作时间和不同心情的痕迹，而我不想抹去这一切。
本书与其名为见闻录，不如说是自白书。正因为这个缘故，来自往事的片段回忆与出自内心的随想，交替出现，混杂难分。然而，总的说来，在这些厢房、顶楼和附属建筑物之间，还是有内在联系的，至少我认为这样。
我作这类笔记并非头一次。早在二十五岁左右，我已开始写作近乎回忆录的东西。事情是这样的：我从维亚特卡给调到了弗拉基米尔，心里闷得发慌。莫斯科已近在咫尺，我却不得不停留在这里，这使我心烦意乱，感到委屈；我像一个旅客到了最后一个驿站，却找不到马！
其实，这差不多是“行将告终的青年时代中最纯洁最重要的一个时期”[1]。我当时虽则苦闷，但觉得前途光明，幸福，这是孩子在生辰或节日前夕的苦闷。字迹娟秀细小的信[2]每天寄来，我为此沾沾自喜，引以为荣，并从中汲取生命的养料。然而离别终究是痛苦的，我不知怎样才能尽快打发这“盼不到头的岁月”——这四个来月的时间[3]……于是我听从别人的劝告：开始在闲暇中记下了我在克鲁季茨和维亚特卡的经历。我写了三本笔记……这以后往事就湮没在现实生活中了。
1840年别林斯基读了它们，感到满意，便在《祖国纪事》上发表了其中的两本（第一本和第三本）。[4]至于剩下的那本，如果还没成为引火物，应该至今仍放在莫斯科我家中的什么地方。
过了十五年[5]：
我住在伦敦樱草丘附近一个偏僻所在，这里与世隔绝，雾影笼罩，正合我的心愿。
在伦敦我举目无亲。有的只是我所尊敬的和尊敬我的人，但是没有一个亲近的人。大家来来往往，见了面无非谈些共同关心的问题，全人类、至少全民族的大事。与他们的交往可以说是毫不涉及个人感情的。几个月过去了，往往没有谈到一句我想一吐为快的话。
……那时节在一连串骇人的遭遇、不幸和错误之后，我还惊魂甫定，刚恢复正常。最近几年的生活情景仍历历在目，我看到，除我以外，无人知晓这一切，而随着我的辞世，真相将湮灭无闻，便不免感到惶恐。
我决定写下来；但是一个回忆唤起千百个别的回忆；一切接近遗忘的旧事复活了：少年时代的理想，青年时期的憧憬，豪迈的青春岁月，监禁和流放——这些早年的厄运没有在我心头留下一丝阴影，倒像穿越长空的春雷，以它们的巨响唤醒和激励了年轻的生命。[6]
这次我提起笔来可不是为了消磨时间——我已经没有地方急于要去了。
我动手写这新作品时，根本没有想到《一个青年人的笔记》的存在，只是有一次在大英博物馆披阅俄文杂志，偶然看到了它。我央人抄录下来，重读了一遍。它引起的印象是奇怪的：我深深意识到，十五年来，我已老了许多，起先这甚至使我震惊不已。那时我还在领受生活的乐趣和幸福，仿佛它们是永无止境的。《一个青年人的笔记》情调如此不同，以致我无法从中汲取片言只语；它属于青年时代，它应该是一个独立的整体。它那清晨的光辉无助于我晚年的著作。它包含着许多真理，但也有不少游戏笔墨。此外，对我说来，它显然留下了海涅的痕迹，因为在维亚特卡那个时期，我正陶醉在海涅的作品中。至于《往事与随想》，它有的只是生活的痕迹，除此以外，别无其他。
我的写作进展极慢……有些往事需要经历相当久的时间，才能形成一个清晰的观念——一种无可奈何、令人伤感、但又能获得谅解的观念。不经过这一步，写成的东西可能是真诚的，但不可能是真实的！
有些部分我写得并不成功，我把它们丢了。今年夏天，我终于给我青年时期的一位朋友[7]念了最后的稿本；通过我的朗读，我看到了我所熟悉的事物，这才罢手……我的工作总算完成了！
很可能，我对它的评价远远超过了实际，在这些隐约刻画出事物面貌的笔记中，不少地方仅对我个人具有意义；也可能我从我写下的一切中，看到了多得多的东西，它们在我心头唤起梦境，成为唯有我才能解答的象形文字。也可能只有我一个人能从它们的字里行间听到心灵的跳跃……尽管这样，这书对我依然是宝贵的。多年来，它代替了我的亲人和失去的一切。但现在它也要离我而去了。
个人的一切转瞬即逝，对这种消逝除了顺从别无他法。这不是绝望，不是衰老，不是冷漠，也不是无动于衷；这是暮年的青春，生命活力恢复的形态之一，或者不如说，即是这个过程本身。有些创伤，人是只有通过这样的途径才能忍受的。
一个僧侣，不论他多大年纪，总同时既是老人又是少年。他由于埋葬了个人的一切而重返于青春，变得超然物外，心胸开阔……有时甚至过于开阔……确实，在个性泯灭的普遍性之间，在历史发展的诸元素，以及云影一般在它们表面飘忽移动的未来诸形象之间，人难免感到空虚和孤独。但这又算得什么呢？人是但愿一切都保存的：他既要玫瑰，也要冰雪；在枯熟的葡萄藤旁边，他希望缠络着五月的鲜花！在忧伤的时刻，僧侣靠祈祷获得解脱；我们不能祈祷，我们可以写作。写作就是我们的祈祷。看来，前者与后者的效果并无不同，但是此刻我们且不谈这个。
是的，反复的节奏，重现的旋律，人生对此是有所偏爱的。谁不知道，童年与老年多么近似。生活中有桂冠也有荆棘，有摇床也有棺木，而在生命全盛时期的两端，只要仔细观察，就不难发现，往往是两个在主要之点上相仿的时期。那在青年尚未获致的东西，在老年则已经丧失。青年不计个人得失、梦寐以求的，到了老年，在乌云和夕阳的衬托下，将显得更为光辉灿烂，庄严肃穆，而且同样无关乎个人的得失。
……每当我想起，我们两人此刻在将近五十高龄的时候，如何站在俄国自由论坛的第一架印刷机旁边，我就依稀觉得，麻雀山上我们童年的格琉特利[8]离今天不是三十三年，而是至多——三年！
人生……不同的生活场景，不同的民族，革命，亲友的面容，在麻雀山和樱草丘之间相继出现、变换和消失了；事变像无情的旋风，几乎已把它们的踪迹一扫而光。周围一切都变了：泰晤士河代替了莫斯科河，我处在异乡客地……我们通向祖国的道路已被切断……只有两个孩子（一个十三岁，一个十四岁）的憧憬依然如故！
让《往事与随想》来总结我个人的一生，作为它的纲目吧。而我其余的“思想”将诉之于行动，其余的“精力”将付之于斗争。
我们仍然同心同德……
并将再度踏上孤独而忧伤的征途，
不倦地呼号真理——
哪怕希望扬长而去，人们毫不眷顾！[9]
译注：
[1]见《监狱与流放》。——作者注。按：这是指1854年作者在伦敦出版的《监狱与流放》，在本书中文字已略有改动。
[2]指赫尔岑的未婚妻的来信。
[3]赫尔岑于1838年1月从维亚特卡给调到弗拉基米尔，同年5月与纳塔利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在弗拉基米尔私自结婚，这其间共四个来月时间。
[4]指赫尔岑发表的第一部作品《一个青年人的笔记》，它登载在1840年和1841年的《祖国纪事》上。
[5]《监狱与流放》的导言写于1854年5月。——作者注。
[6]这几节文字引自《监狱与流放》初版导言。原文开头是：“1852年底，我住在伦敦樱草丘附近……”根据现有资料，赫尔岑正是在这时开始写《往事与随想》，离1838年恰好是十五年。
[7]指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萨京（1814-1873），诗人，翻译家，赫尔岑在莫斯科大学的同学和好友。
[8]据传说，1307年，在瑞士中部的格琉特利草原上，乌利州、施维茨州和下瓦尔登州的代表一起宣誓，要为祖国的解放而斗争到底，史称“永久同盟”。它奠定了瑞士国家独立的基础。赫尔岑用这传说的宣誓比拟他与奥加辽夫在莫斯科麻雀山上的宣誓。
[9]奥加辽夫的诗歌《致伊斯坎德尔》（《我行走在空旷的平原上》）的最后几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