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史籍经常提及沈约（441-513）诸人在识声律、辩音韵方面的才学。比如：
《梁书·庾肩吾传》（卷四十九）：“齐永明中，文士王融、谢朓、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至是转拘声韵，弥尚丽靡，复踰于往时。”
《梁书·沈约传》（卷十三）：“沈约字休文，吴兴武康人也。……又撰《四声谱》，以为在昔词人，累千载而不寤，而独得胸衿，穷其妙旨，自谓入神之作，高祖雅不好焉。帝问周舍曰：何谓四声？舍曰：‘天子圣哲’是也。然帝竟不遵用。”
《南史·周颙传》（卷三十四）：“转国子博士，兼著作。太学诸生慕其风，争事华辩。始著《四声切韵》行于时，后卒于官。子舍。舍善诵诗书，音韵清辩。”
《南史·陆厥传》（卷四十八）：“（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琊王融以气类相推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沈）约等文皆用宫商，将平上去入四声，以此制韵，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徵不同，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
归纳一下，上面几段话的主要意思是：第一，提出“四声说”的，沈约为中心人物，王融（467-493）、谢朓（464-499）、周顒等人，也参与其事。第二，“四声说”就是发现平上去入各自独立，“天子圣哲”四字，声调各异，代表了汉语的四个声调。第三，齐梁时代，写诗讲究识声辨韵，其中“八病”是需要避免的。《南史・陆厥传》只提到了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其他四病是大韵、小韵、傍纽、正纽。第四，四声又与“五音”、“五声”（即宫商角徵羽）相联系。
四声
日僧遍照金刚（774-835）《文镜秘府论·调四声谱》（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说：“东方平声（平伻病别）、南方上声（常上尚杓）、西方去声（祛麮去刻）、北方入声（壬衽任入）。”《文镜》举的四组例字，每组除了按平上去入依次排列，还注意到了用同声母的字。古人很热衷于把四方、阴阳、五行等名词附会于一些跟音韵学有关的术语，四方和四声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纯粹数字能凑得上罢了。
除了“调四声谱”，《文镜》的“调声”、“诗章中用声法式”、“四声论”、“文二十八种病”诸篇都论及四声，其中尤以“四声论”最为详赡。当时与之有关的著作，除了沈约《四声》、张谏《四声韵林》、刘善经《四声指归》、夏侯咏《四声韵略》（皆据《隋书·经籍志》，沈、夏侯二氏书，其他著述分别引作《四声谱》《韵略》）之外，还有周顒《四声切韵》、常景《四声赞》、王斌《四声论》（据《南史・陆厥传》，《文镜·四声论》引作《五格四声论》）等，今皆已亡佚不存。其他如阳休之《韵略》、李季节《音韵决疑》、吕静《韵集》，书名虽然没有冠以“四声”，但无疑也属同类，所以不但被《文镜》所引述，而且后来的陆法言《切韵》（601）也有提及。
总的来说，《文镜》在描述四声时，措辞比较模糊，基本上都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意象式描述，比如“夫四声者，无响不到，无言不摄，总括三才，苞隆万象”之类的话，但该书也指出了与四声有关的一些重要的事实，比如：“宋末以来，始有四声之目。沈氏乃著其《谱》论，云起自周顒。”又如：“且夫平上去入者，四声之总名也，征整政隻者，四声之实称也。”
要知道，虽然沈约、谢朓等人已经辨明四声对于文学创作的重要性，但在当时，有此种意识的尚在少数。《文镜·四声论》说：“颍川钟嵘之作《诗评》，料简次第，议其工拙。乃以谢朓之诗末句多謇，降为中品，侏儒一节，可谓有心哉！又云：‘但使清浊同流，口吻调和，斯为足矣。至于平上去入，余病未能。’”同篇又说：“经数闻江表人士说：梁王萧衍不知四声，尝纵容谓中领军朱异曰：‘何者名为四声？’异答云：‘“天子万福”，即是四声。’衍谓异：‘“天子寿考”，岂不是四声也？’以萧主之博洽通识，而竟不能辨之。”
上面引过的《南史・陆厥传》还提到：“尚书亦云：自灵均以来，此祕未睹，或暗与理合，非由思至。张、蔡、曹、王曾无先觉，潘、陆、颜、谢去之弥远。”沈约撰《宋书·谢灵运列传》（卷六十七）也有类似的话。
看来，谢灵运（385-433）的“山水诗”作为咏怀诗的重要代表，在中国文学史上固然有其独特的价值，但在体悟与发现中国语言文字的特质方面，沈、周诸人，更胜一筹。
稍晚的刘勰（约465-约532）则“此祕已睹”，且能追随沈、周之流。《梁书·刘勰传》（卷五十）说：“勰自重其文，欲取定于沈约。……尝与沈约坐赋，得《咏烛》，甚为约赏。”刘勰撰《文心雕龙》有“声律”一篇，其文学主张与沈约若合符节，《文心》各篇的“赞”用韵严格，可见刘氏也有审音辩韵的卓识（详参：周祖谟《切韵的性质和它的音系基础》，《问学集》，中华书局1966年版）。
“四声论”为什么会不早不晚，在永明年间兴起？《文镜·四声论》有一段文字，可备参考：
萧赜永明元年，即魏高祖孝文皇帝太和之六年也。……及太和任运，志在辞彩，上之化下，风俗俄移。故后魏《文苑·序》云：‘高祖驭天，锐情文学，盖以颉颃汉彻，淹跨曹丕，气远运高，艳藻独构。衣冠仰止，咸慕新风，律调颇殊，曲度遂改，辞罕渊源，言多胸臆，练古雕今，有所未值。至于雅言丽则之奇，绮合绣联之美，眇历年岁，未闻独得。继而陈郡袁翻、河内常景，晚拔畴类，稍革其风。及肃宗御历，文雅大盛，学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从此之后，才子比肩，声韵抑扬，文情婉丽，洛阳之下，吟讽成群。及徙宅邺中，辞人间出，风流弘雅，泉涌云奔，动合宫商，韵谐金石者，盖以千数，海内莫之比也。
上面一段话，虽然所指没那么明确，但大致的意思可以看得出来，说的是文体演进、追求语言的形式美，到了六朝时已经非常明显，其中上层阶级的锐意革新、有识文士的有力践行起到了关键作用，比如写过《四声赞》的常景；尤其是南渡之后，对“动合宫商、韵谐金石”的追求更是蔚然成风。从山水诗，到宫体诗，再到律诗这样型式固定的诗歌形式，与南朝文士发现四声之美必然有直接的关系，但为何在那个时期发现了四声，《文镜》并没有给我们满意的答复。
近人陈寅恪先生独辟蹊径，从文化与语言接触的角度，提出梵文声律对沈约、周颙诸人四声说的发明起到了决定作用：
南齐武帝永明七年二月二十日，竟陵王子良集善声沙门于京邸，造经呗新声。实为当时考文审音之一大事。在此略前之时，建康之审音文士及善声沙门讨论研求必已甚众而且精。永明七年竟陵京邸之结集，不过此新学说研求成绩之发表耳。此四声说之成立所以适值南齐永明之世，而周颙、沈约之徒又适为此新学说代表人物之故也。（详参：《四声三问》，《金明馆丛稿初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版）
沈、周之流恰在永明之时与善声沙门接触甚密，由此发现梵呗新声与汉语四声的相似之处，固然可以理解，但具体如何与汉语四声对应,也是必须解答的问题。
陈文指出，印度古时声明论有三声，表现为音高的高低区别，从类别上讲，正好可以和汉语的平上去三声相对应。至于入声，它和其他三声性质不同，入声首先是具有[p t k]塞音韵尾，而其他三声只有零韵尾、[i u]韵尾或[m n ŋ]韵尾，这是音段（segment）性质的不同；另一方面，平上去入四声，在韵律（prosody）层面，也各自有别。唐沙门神珙在《四声五音九弄反纽图·序》（附于《玉篇》卷末）里说：“昔有梁朝沈约，创立纽字之图，皆以平书，碎难寻见。唐又有阳宁公、南阳释处忠，此二公者，又撰《元和韵谱》，……谱曰：平声者，哀而安；上声者，厉而举；去声者，清而远；入声者，直而促。”《文镜》（西卷）引唐人《文笔式》的说法也完全相同。这段话说明，用现代语音学的眼光来看，平上去入在调形、调值、音高、音高等方面都是各有特点的。
六朝汉语有“四声”固然为事实，那“八调”又如何解释？我们显然不能将此处的“声”和“调”两者相混同；或者说，“八调”的说法至少在当时是不能成立的。具体来说，中古四声可各分阴阳，如平声有阴平、阳平两个，依此类推，共有八类。阴、阳之分根据声母的清浊，清声母（按现代语音学的概念，准确地说应为“带声”、“不带声”）配阴调，浊声母配阳调。然而，六朝隋唐时期，声母虽有清浊之分，却并没有影响到整个字调的高低，所以清平字和浊平字同调，上去入声字亦如此，并没有由四声分化成八调。
五音
古书里常被称作“五音”或“五声”的宫商角徵羽，它经常出现，但涵义不定。其一，指声调的，除了上面引的《南史》，还有《文镜・调声》引元兢的话：“声有五声，角徵宫商羽”。可是，“宫商”是五音，和四声对不上。李季节《音韵决疑・序》说：“商不合律，盖与宫同声也。五行则火土同位，五音则宫商同律。”《文镜·四声论》引此文，并谓：“经每见当世文人，论四声者众矣，然其以五音配偶，多不能谐。李氏忽以《周礼》证明，商不合律，与四声相配便合，恰然悬同。”李氏的意思是，“四声”之所以不能和“五音”一一相配，是因为宫、商二音都是平声，所以叫做合律；角徵羽三音，则正好跟上去入相配。
怎么配呢？应该是角配入、徵配上，羽配去。宋本《广韵》（余迺永新校互注本，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版）“羽”字有上、去两读，并引《晋书・乐志》“宫，中也，中和之道，无往而不理。商，强也，谓金性之坚强。角，触也，象诸阳之气触动而生。徵，止也，言物盛则止。羽，舒也，阳气将复万物孳育而舒生，又音禹”。需要说明，“宫，中也”这类训解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声训，因为训释字和被释字只有韵母相同，声母就不一定管了。
其二，指声母的，比如神珙《辨五音法》说：“宫，舌居中。商，口开张。角，舌缩却。羽，撮口聚。徵，舌柱齿。与今字母多异。”敦煌出土的《守温韵学残卷》“辨宫商角徵羽例”、南宋《切韵指掌图》“辨五音例”，也将“宫商”指称声母。郑樵《通志・七音略》批评了南朝文士把“宫商”等同于四声的做法，指出“江左之儒，知纵有平上去入为四声，而不知横有宫、商、角、徵、羽、半徵、半商”。
其三，指韵母的。上引《晋书・乐志》解释“宫商”的用字只管韵母不管声母，即是明证。还有如宋本《玉篇・五音之图》，都是用反切来注音，看起来很繁复，但却安排巧妙。具体如下：（括号内是反切，其左为被切字）
宫：宫（居隆）、居（宫闾）；
商：商（书阳）、书（商余）；
角：角（古岳）、古（角伍）；
徵：徵（陟里）、陟（徵力）；
羽：羽（于矩）、于（羽俱）。
以“宫”音反切上下字“居隆宫闾”为例，“居宫”、“隆闾”两两双声，“居闾”、“宫隆”两两叠韵，其余四音也可依此类推。笔者曾在《试释宋本〈玉篇・五音之图〉与“宫商”“五姓”之名》[《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一期]一文中指出，此处“宫商”的内涵，“不能以声母作为区分标准，也不能单凭韵母主元音，更不能只看韵尾或声调，而应该着眼于韵母主元音与韵尾搭配后的发音状态，即‘韵’的语音性质。”
平仄
今人高友工在《中国语言文字对诗歌的影响》一文中说：“在齐梁时期四声开始有意识成为诗律的成分，渐而四声简化为平仄真正为新节律铺了路。以前节律的基础只是音节，也就是字节。一字一音，或二字或三字构成节律的基本单位。在平仄作为对立的根据以后，音节律又加上了平仄律，看上去只是叠床架屋的形式主义的枷锁，但其于节奏意义之转变实有极深的象征性。”
在《律诗的美学》一文中，高氏也表达了大致相同的意见：“沈约通常被誉为声调的发现者，也许他只是许多关注着声调规则的诗界中人的一分子。谢朓与王融也属于这一集团。但是最重大的贡献则是将声调系统由四声体系简化为一种两分法，它使声调与诗歌的结合成为现实。” （详参：《美典：中国文学研究论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版）
我们要问的是，周、沈之流在当时是否已经有意识地将汉字音节的四分（四声）转变为二分（平仄）了呢？从目前所及文献来看，当时最多有那么点朦胧的感受，而绝没有像四声那么绝对的分野。
《南史·陆厥传》：“大旨欲宫商相变，低昂舛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宋书·谢灵运列传》“舛节”写作“互节”；“宫商”则作“宫羽”。）“宫商”的问题上文已作了分析，在这句话里头无疑应该指的声调（或者说是韵律）的差别；可以注意的是“低昂”、“轻重”等描写，似乎也应该跟声调有关。“宫商”或者“宫羽”之间，应该就是低昂的不同。上文已经指出，李季节说“宫商同律”，而且宫、商二字确实都是平声调，谈不上“低昂舛节”，所以《宋书》“宫羽相变”的说法是可靠的。
再者，从古人和今人对六朝隋唐声调的认识来看，平声低沉、上声高昂，确实和《南史》等的记载相符。反过来也说明，若将汉字音节作二元分立，字调的高低区别可能就是“平仄”之分的一种表现。
梁慧皎《高僧传》谓：“平调牒旬，殊有宫商。……时有道朗、法忍、智欣、慧光，并无余界，薄能转读，道朗捉调小缓，法忍好存击切，智欣善能侧调，慧光喜骋飞声。”可能是有关平仄的最早文献。《说文》：“仄，倾侧也。”又：“倾，仄也。”可见“仄”、“侧”本来就是同义字；读音上，中古又都是庄母职韵。从字面理解，“仄”即为不平、倾侧之意。落实到声调层面，平声“哀而安”，那么仄声应该就是除此以外的其他韵律表现。高低固然是其中的一种，但长短、平曲、升降等特点，也都可以区分平仄。
由此可见，沈约作为永明体文学运动的主将，他对四声的发现、诗律的演进影响甚巨，在中国文学史、汉语史、文化思想史上无疑都是值得浓墨重书的大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