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万伟 译
在人文学科的诞生地——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仍然有人相信文学的价值。不仅是当今阅读文学、撰写文学、讲授文学、包装文学和出售文学的人，而且还有真正相信文学价值的人。他们相信，某些古老典籍——包括诗歌、历史、道德哲学、戏剧和演讲等——能塑造年轻人的心灵，重建国家、社会、艺术和科学，能把野蛮人变成文明人。这些人认为典籍包含了早已消失的帝国的秘密，那是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帝国。古书教你如何变得强大、聪明、智慧、善良；如何说话以便让话语征服所有人；如何让城市变得和平、强大、和美丽；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如何摆脱民间宗教的迷信；如何重新发现早已被遗忘的精神世界。学习古典学的人据说是在研究人性，从而与学习神学和宗教书籍的其他人区别开来。
把人文学科作为连贯的研究科目而创造出来的最大功臣是弗朗西斯克`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h，1304-1374）。当今人们只知道他是伟大的意大利诗人。他生活在14世纪，好人对那个年代都感到绝望。欧洲受到奥斯曼帝国土耳其军队和东方伊斯兰势力崛起的威胁，但欧洲政治领袖痴迷于内部的勾心斗角，什么也不做。神圣罗马帝国是个没有实权的骗局，意大利则被血腥的独裁者所控制。更糟糕的是，当时奠定欧洲文化语调的宗教权威已经腐败到了令人惊骇的程度。教皇连同其谄媚者离开圣城罗马，前往法国南部欢乐的地中海城市阿维尼翁（Avignon）。前者被殉道者的鲜血变成圣地，后者则是权贵们嫖妓和饮用上好勃艮第（Burgundy）葡萄酒的乐园。他们关心的只有金钱和地位。教会这个欧洲最大的金融权力机构被控制在法国贵族手中，他们与意大利银行家和金融寡头沆瀣一气，把教会财富聚敛到自己的腰包。彼特拉克指控说，教会的高级教士已经从基督的贫儿变成脑满肠肥的家伙。“本性、财富和时代风俗已经令你们变成毫无羞耻之心的浑蛋。”1348年之后的瘟疫吞噬了欧洲人口的三分之一，这肯定是上帝对人类的惩罚。更糟糕的是，意大利的大部分地区已经连续几代遭受雇佣军士兵的掳掠蹂躏，而遭受威胁的城市和乡镇只好依靠巨额贿赂来阻止劫掠和破坏。如若不然，就遭到烧杀抢掠。一个以残酷暴虐著称的雇佣军首领曾经说过，“没有火的战争就像没有芥末的香肠那般乏味无趣。”
彼特拉克早期曾认为，欧洲问题的解决办法是民众起来反抗封建主的政治暴动。难怪刚开始他支持科拉·迪·里恩佐（Cola di Rienzo）在1347年的罗马民众革命。但这位革命者的虚荣、缺乏经验和反复无常的性格最后导致了失败。在贵族统治被恢复之后，彼特拉克设想出将欧洲从自我破坏中拯救出来的惊人新观点：学习人文学科（the studia humanitatis），也可以翻译成“对人道文化的痴迷”。他逐渐认识到需要改变的不是统治方式而是欧洲统治者的道德品质。这当然是因为虔诚、真理、忠诚、和平都已经处于流亡中，在整个世界上横行霸道的是背叛、虚假、欺骗、混乱和战争。因为道德遭到污染，教育走上邪路，风俗习惯遭到扭曲，很显然，罪恶完全和彻底根源于人的本性。[1]
因此，罗马人所说的人文教育和希腊人的“爱人类”（philanthropia）需要得到复兴。从根源上说，这个术语意味着对他人的友好和同情，但是其隐含意义被进一步扩展，包括了如“文明”或“文明的行为”等内容。从词汇学上说，其反义词是不人道、野蛮或残酷。
彼特拉克认为，依靠学习古罗马人写的书籍和学校讲授的东西，我们能恢复其高贵的人文教育。意大利的文人学者连续几代人都从古代拉丁语作品中获得灵感，但是现在，彼特拉克是要依靠学习古典文学来努力改造人的性格品质。他创造的运动被现代历史学家称为“人文主义”，虽然它与现代的反宗教人文主义实际上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受到彼特拉克和后来的伊拉斯谟（Erasmus）和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等启发的人文主义者都相信，自己是在通过返回古代根源而帮助重建基督教王国。他们相信学习中世纪（这是他们创造的一个概念）忽略的古典语言和文学能够改善人性，并创造出对智慧和真虔诚的热爱。
这是怎么出现的呢？人们相信性格是习惯养成的，性格的习得存在于人的灵魂深处。良好性格的形成需要有效的劝说和高贵行为的榜样。但是，重新返回到古代的高贵行为模式不能指望人们阅读中世纪后期的文学作品而受启发：如有关逻辑、医药或者神学的专业著作；流行的宗教虔诚书籍、行侠仗义的武士小说和卜伽丘（Boccaccio）的故事。他们需要普鲁塔克、塞涅卡、西塞罗、李维、还有亚里斯多德的伦理学。这本伦理学被重新翻译成人文主义者喜欢的流畅拉丁语。口如悬河的雄辩口才是主要目标。人文主义者相信，拥有高贵性格的人天生有一种个人魅力，但这种魅力的传播需要古代罗马人那样的雄辩口才。而学校平庸的、丑陋的、没有个人色彩的文笔——就像当今的学术著作——不大可能引发圣战热情，也不大可能用智慧和公义来治理城市。美德需要雄辩口才的宣扬。所以，人文主义者变成了语文学家、语言爱好者，他们迫切渴望复兴古代的语言艺术：正确说话（语法）艺术和雄辩演讲（修辞）艺术。这要求熟练掌握古代语言，尤其是诗歌和演讲术，古代人对演讲的精通达到最高峰。因此，人文主义者很快就意识到最伟大的拉丁语演讲者都是在希腊求学的，所以他们必须学习希腊语。
接着是历史和哲学。历史及其姊妹学科传记是谨慎教育——四大基本美德之一。它们为未来领袖提供的不仅是高贵行为模式而且使其认识到人类活动中重复出现的模型。它们培养谨慎的美德，有能力看到善行和恶行的后果。仅仅热爱善是不够的；人类腐化堕落而造成的混乱和痛苦的彻骨意识需要不断强化。历史也奖励美德：崇高荣誉和死后子孙后代对他的深情回忆。切斯特菲尔德伯爵（Lord Chesterfield）成长于人文主义传统中，他在写给儿子的信中说：
历史驱动和激励我们热爱美德，践行美德，依靠的是向我们显示时代伟人或高贵之人总是得到后人的关注和尊敬，他们的大名受到一代又一代人的称赞和推崇，一直持续至今。[2] 哲学为历史案例增添了理性的论证。人文主义者喜欢道德哲学甚于任何更加深奥难解的学科，大部分人认为技术哲学纯粹是浪费时间。但是，西塞罗和柏拉图的苏格拉底对话中描述的那种哲学---聪明和高贵的人提出有关人生应该如何度过的严肃问题---被他们认为在培养美德方面非常有用。哲学也为投身哲学研究的人提供了一种宇宙观，其中，理性行为或善行总是与自然法则和谐一致。“与自然和谐相处”是哲学家热爱美德的原则。文艺复兴哲学敦促接受古典教育的人拥有追求地位的不同形式，而不仅仅是听从腐败的人类社会的告诫。意大利哲学家、人文主义者乔瓦尼·皮科·德拉·米兰多拉（Giovanni Pico della Mirandola）写到，人们能够依靠智慧和善良提升自己在自然界的尊严和地位：人们能够跟着天使飞上天空，但也可能堕落到禽兽不如的水平，完全丧失人性。真正的高贵源自美德。
彼特拉克激发了几代意大利文人的灵感，他们坚信古书的力量。到了15世纪末，这个运动扩展到北欧，那里的领袖是伊拉斯谟和托马斯·莫尔。欧洲文人创造了修身的新方式，让你变好的作品，即“好的文学作品”（bonae litterae）”或者让你变成更有人性关怀的文学（the literae humaniores尤指古典文学的研究）。人文学科变成一种教育传统，在西方课堂占据支配地位长达四百多年。从整体上看，欧洲大学和欧洲文化的人文课程逐渐被它们所改变。人文主义激发了文艺复兴运动，但是，这种脉动通过西方教育体制的血液循环一直维持到最近。但到了18世纪末期，人文主义的基本假设——人生指南能够和应该到古代寻找，能够依靠学习古代语言而掌握——已经被冲垮，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多的人相信科学，即个人和社会能够和应该依靠科学创造新生活模式。我们应该朝着自己选择的未来不断取得进步，充分实现自己的潜力，改造个体的自我，用歌德的话说就是“提升我们存在的金字塔级别。”或者我们应该肩并肩平等迈向更加公平正义的社会。给学生灌输从腐朽的封建时代继承下来的行为规范模式的一致性不仅是倒退，而且比它更加糟糕得多。那是持续让人类处于被奴役的状态。
19世纪革命之后的人文学科 但是，教育实践总有些保守色彩。鼓吹进步的人士花费了一个多世纪才将学校从传统人文学科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但是，在快速迈向21世纪的当下，却陷入“人文学科的危机”之中。当代评论家们哀叹人文学科的危机至少已经四十年了。每过去一年，人文学科在大学内外被边缘化的程度似乎就更进一步。在笔者任职的哈佛大学，想学习人文学科的大学新生比例已经从20世纪80年代的30%下降到今天的15%，虽然招生部官员承认学文科的学生比例出奇得多。尤其是在过去几年，人文学科的新教学岗位越来越少。文科教师似乎不能说服学生和管理者（更不要说国家立法者）意识到他们讲授的东西的价值，重新塑造人文学科以便推动政治和文化议程的尝试只是成功地让人文学者陷入分裂和自相残杀的泥沼，引发自然科学同行愈加强烈的敌意。为什么现代人文学者对自己学科价值的论证如此之弱？答案就在于人文学科自19世纪以来发生的新变化。
从文艺复兴继承下来的传统人文学科课程以古典文学和道德修身为中心，到了19世纪下半叶，它在美国遭受哈佛校长查尔斯·艾略特（Charles W.Eliot）的攻击。学化学出身的艾略特创立了“选修制”，因为相信现代学生更需要自己选择教育途径的自由。文学研究不再被认为是文明价值观的独特序幕，而应该被视为另外一个话题，就像教育选择自助餐菜单中的另一道菜。20世纪进步教育理论的领袖人物约翰·杜威（John Dewey）认为，教育应该被彻底重新塑造。它应该不再强迫学生掌握死掉的语言，而是让他们“积极学习”与其日常生活经验和作为社会人的成长相关的东西。教育不应该集中在习得一整套固定的事实，而是应该帮助学生学会创造性和自我表现，使用自己选择的技能来推动社会变革和民主改革。
随着19世纪后期美国研究型大学的成型，人文学科只能通过强调其最擅长的专业化传统才能生存，即语文学：研究文本的历史和科学。[3]人文学科分裂成杂乱一堆的众多学科和院系。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学习人文学科的合理性论证已经随着历史洪流而逐渐减弱了。在我们这个时代，如果某些新的伊拉斯谟站出来试图表达其观点，大部分教育者做出的反应肯定是一脸茫然、充满愤怒，甚至觉得滑稽可笑。
抛弃人文学科 不容置疑的是，20世纪的很多人很难满怀同情地看待传统人文学科，也很难看到它与当今人们所关心的问题有多大相关性。拉丁语法或修辞学？在今天，拉丁语仍然维持某种势利性的价值，但对于受教育者的话语来说最无关紧要；甚至连研究古典语言的教授常常也不能充分掌握其细腻的差别。令人感到悲哀的是，现代世界的大部分语言专家认为，将过去的优秀用法与当今用法区分开来的尝试极其不民主，而“修辞”这个词本身在当代文化中就带有强烈的负面含义。修辞学课程从前是学院核心课程的主要组成部分，到20世纪50年代时仍然是哈佛学院的必修课——现在已经被大学抛弃了。今天，即便强烈维护人文学科的捍卫者如安纳波利斯（Annapolis，美国马里兰州首府）的圣约翰学院（St.John’s College）也不再声称，其学院课程应该全部由古典作家的原语作品所构成。连自诩提供“古典教育”的美国高中的若干反文化项目也没有走那么远。讲授拉丁语的学校很少，讲授希腊语的学校就更少了。很显然，想把人文学科恢复到前现代形式的任何尝试，从最好处说可能是堂吉诃德式的好古癖；从最坏处说则是令人厌倦的老学究（Dr.Dryasdust）痴迷。
传统人文学科的实质性领域——历史、诗歌、道德哲学如今都已经掌握在教授手中。其功能不再是滋养人文素养，培养美德和智慧或者激发对文明中最优秀成果的同情和忠诚。老一代教授学者认为，典籍是准科学研究领域。为“知识做出的贡献”被本学科的其他教授（或本学科的小集团）阅读是其学术研究生涯的核心使命。从最好处说，这些教授可能认为，自己为学生提供了文学研究的乐趣或者解决智慧或者“文化素养”问题的快乐。通过阅读典籍，学生成为全球知识分子共同体（the globus intellectualis）的成员，有能力辨认出相互传播的典故。这种本领让他们觉得自己“很聪明”（新的代码词是精英），比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或受到不同教育的人更优越一些。了解典籍在年轻人中是被广泛推崇的极客智慧，不过，其道德影响十分有限，甚至有可能是负面的。
需要澄清的是，讲授“文学素养”从来都不应该遭到谴责。有知识总比无知更好。但是，我们不应该将其与传统人文教育追求的目标混为一谈，即对思想和性格的深刻改造。更为关键的是，超级专业化的研究呆子制造出一些难以卒读的论文，除了自己，其他任何人都不会感兴趣；他们讲授的一整套学科培养出什么都知道一些的通才学生，这并不是要求分得社会资源的有利位置。人文学科的严肃学术研究或许是高尚的呼吁，它的确服务于重要的文明目标；它能确保我们对过去的准确记忆。不过，当今大学里生产和评估人文学科研究成果的方法常常背离任何更大的道德目标。
当然，大学教授有其他的方式为人文学科辩护。政治意识更强烈的教授把典籍当作发挥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Paul Ricoeur）所说的“怀疑阐释学”训练的语料库来使用。这些典籍是一些文本，其表层意义需要被揭开面纱以暴露出腐败的社会经济制度结出的有毒果实，或者揭露其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其他得到公认的道德谴责目标等本质。对典籍的尊敬就是怀疑。形成尊敬经典的态度就是在服务于占支配地位的社会阶级；它支持了一种使其统治阶级利益永久化的霸权意识形态。在此观点看来，传统人文学科不过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化形式，旨在论证统治精英牢牢抓住权力的合理性。宣称旨在培养雄辩口才和美德的传统教育体制的“真正”目标不过是为受到良好教育者的社会和政治权力进行辩护而已。这种教育通过将精英阶层的价值观呈现为常态或者自然状态而使其长久化。因而，这种怀疑阐释学的政治化训练充当了灵魂的预防剂，防止读者在学习古代诗人或者哲学家的时候被洗脑。他们在进行苏格拉底所说的精神助产术或者回应其追求真正美德的呼吁时，不可能不同时对自己作为压迫者的帮凶而感到内疚。
用更加讲究实用的、以学生为中心的术语来说，激进的阐释学让学生将古典文学简化为少数名字和很容易掌握的时髦词汇，接下来就进行下一项作业。这就提出了问题：在老师们已经将这些古代作家视为统治体系的传声筒马屁精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让学生沉浸到这些作家的实际文本中呢?（完全是用拉丁语和希腊语所写的东西，没别的）。如果想以学问高深而唬人的话，查阅维基百科就足以让你有理论深度了，何必花费很长时间阅读极其困难的文本呢？
有些激进教授非常迟钝地意识到，以这种方式将课程大纲政治化可能产生破坏本学科长远发展的消极影响。一旦把所有的雕像都推倒，把所有雕像都扯下来，捣毁偶像者就没有更多工作可做了。一旦经典的真相被揭露出来，为什么还要继续阅读经典呢？激进教授试图论证自己存在的合理性的景象令人厌恶，甚至略微有些喜剧性。他们试图改变经典，以容纳更加激进的文本。他们修改文学理论，用从法国或德国进口的最新理论取代旧模式。他们为自己讲授“批评”感到自豪，这种批评提出的是非常可笑的主张，即暴露简·奥斯汀（Jane Austen）的恶意政治附属文本将帮助学生更有效地解读现代政治神话。但是，当人文学科被用作党派政治斗争的工具时，尤其是在你必须找到赞助者来支持教授岗位时，或者在你支持的一方在选举中失败时，它是难以繁荣发展的。
令人感到悲哀的真相是，通过批判过去的作家将人文学科政治化并没有产生激进主义，这本来是其宣扬的初衷。政治化的人文学科把过去传唤到当今学生面前，只是用当今启蒙立场对其进行例行公事式地批评而已。在这样的幌子下阅读古典著作已经产生了本来要挑战的那种堕落和退化本身。人文学科本来被认为是过去当权者的帮凶，却由于他们的批判而成为当今矫揉造作文风的帮凶。
后卫行动的风险 当然，圈内人的背叛只是人文学科在高等教育中逐渐消亡的部分原因。这与即便在名牌大学里也逐渐普遍盛行的推崇职业教育有很大关系。这反映了美国社会的物质主义以及随之产生的将人文学科视为相对便宜的奢侈品的趋势：令人愉快、要求不高、不过没有多大现金价值。选修文学和哲学不会改善你的就业机会，经济学专业或者工程学专业的未来收入水平远远超过英语专业学生能够期待的收入水平。所以人文学科只能依靠模糊的“丰富你的人生”来辩护；文科能改善思想生活，让毕业生在后来的人生阶段能欣赏博物馆、音乐会和讲座。
毫无疑问，所有这些都是真实的，对于我们这些曾经受益于人文教育的人来说也具有真正的价值。我们非常感激老师给予我们的东西。但是，那些不大可能同情人文教育的普通国会议员可能忍不住询问：人文学科能为经济发展做出什么贡献？为什么纳税人要花钱购买奢侈品？为什么我要资助政治对手的工具？将孩子送入大学的家长希望孩子享受更美好的生活——而“更美好的生活”常常是靠物质术语来理解的——如果了解到自己的孩子打算学习女性研究或民俗学或者神话学，他们会非常警惕和不安。家长们花掉一辈子的积蓄难度只是让孩子娱乐自己，到头来连工作也找不到吗？对于毫不同情文科的国会议员，教授们倾向于感到无奈和愤怒；对于关心孩子就业前景的家长，他们则点头微笑表示理解。但是，这两种反应都不大可能增加人们对人文学科的理解和支持。
不过，有些人文学者已经开始组织起来防止人文学科丧失更多政治和经济支持。这意味着使用能够很容易被粗鲁的政客和焦虑的家长明白的说法为人文学科辩护。这种为人文学科辩护的途径的典型例子是被称为“4人文”（4Humanities）的国际倡议，这是以网络为基础的小组，其自我描述是“利用技术、新媒体知识和国际数字人文共同体的观念，呼吁人们支持人文学科的国际组织。”成员主要来自英美国家的公立大学和小型文科学院的学者，他们受到人文学科资助削减的威胁最大。该组织在华盛顿特区、在州立法机关等地发起有关人文学科的公共话语讨论，旨在针对有关人文学科的误解做出建设性回应。该组织尝试提出在最富有的私立大学和欧洲研究性大学等天堂之下的人文学科的积极论证。
访问该组织的网站及其附属机构显示，他们认为在当今环境中的有效市场营销是什么。广义地说，存在两条辩护路线。一条是强调人文学科教育能够产生种种技能和经济回报。该组织发表的信息图表设计带有强烈刺激性的标题“人文学科重要！”，它告诉我们人文学科研究能教导我们“如何利用不完美的信息进行批判性地和符合逻辑地思考。”据说学生能有效地学习口笔头交际能力，解决问题的技能，以及在多样性的大组织机构内工作所需要的同情心和文化理解能力。据说证据就是艺术、人文和社会科学毕业生的就业机会与理工科毕业生一样好，甚至更好。它宣称，公司总裁中60%拥有文科学位。而且，据说语言技能方面的投资欠缺导致英国经济每年损失90亿英镑，而大学为经济做出的贡献是450亿英镑。但是，虽然有对企业、政府和经济的这些杰出贡献，美国联邦政府每年拨给人文学科的研究经费只有0.45%，甚至连据说非常开明的欧洲人也只是把科研预算的1.06%拨给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这个信息一点儿都不含蓄：学我们的课程！给我们资金支持！它会带来巨额收益！
尤其是过去10年，人文学科提供的第二条辩护路线则要复杂得多，它建立在严肃的历史研究和越来越强大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之上。该战略宣称，现代学术文化中在人文学科与科学之间划出的边界线是后来才有的而且是误导人的。人文学科一直具有科学性，为正确理解的科学做出过重要贡献，激发了自然科学的革新，并在当今更加积极地参与高科技的计算机辅助研究。正如国际数字人文组织联盟（the Alliance of Digital Humanities Organizations）所说，人文学科中的现有科学研究（通常被称为“数字人文学科”）依靠的是大数据，站在科学的最前沿，“如文本分析、电子出版、文件编码、文本研究和理论、新媒体研究和多媒体、数字图书馆、应用性增强现实（augmented reality）、互动游戏等。”我们不仅讲授但丁和简·奥斯汀！从前被认为是支持高质量学术研究的主要研究型大学、美国国家人文学科捐助基金会（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私立基金会如安德鲁·梅隆基金会（the Andrew W.Mellon Foundation）已经为数字人文学科注入资金。使用数字教学和研究方法的能力已经迅速成为渴望获得晋升的年轻人文学者在简历中必不可少的基本素质要求。
缩小人文学科的定义范围 重新将人文学科纳入科学领域的再包装运动的主要推动者和塑造者是阿姆斯特丹大学逻辑、语言和计算学院教授任斯·博德（Rens Bod）。作为从事语言学和音乐学的计算机辅助研究专家，博德是具有强大分析能力的思想家，精通多种语言，其《人文学科的新历史：自古至今的研究原则和模式》（牛津大学出版社，2013）是首部全面的人文学科历史书，这一点特别令人吃惊。该书值得更详细的书评，可惜本文篇幅有限，但其主要主张可以简述如下。人文学科（现在通常被描述为humanities）自古以来就创造出强有力的方法原则来辨认出文学、艺术和音乐等“人类心智的表现”模式。这些原则和模式在语言学（语法）、语文学、历史学、艺术史、逻辑学、修辞学和诗学等学科中都有详细的介绍。我们有很好的理由认为这些学科是充分意义上的科学。历史研究显示，现代科学史上被认为是自然科学家的著名人物总是卷入当时更广泛的人文学科的研究中或者常常受到这些研究的启发。换句话说，西方和其他文化中的科学进步和创新总是依靠人文学科的研究，或者与当今更狭隘地描述为科学研究的东西合作进行。这样的情形就在当今也仍然是真实的。博德认为，人文学科的价值在于它们对创新和进步做出的贡献，很少或几乎没有提到人文学科研究对道德目标的贡献，虽然这是传统上理解的人文学科的价值所在。他甚至公然宣称人文主义语文学对诸如《圣经》或其他伟大经典作家文本的依赖在某些方面或者在某些时候阻碍的人类的发展。这种将人文学科去道德化和对更古老的文明价值的冷漠是博德和人文学科的其他现代辩护者共同拥有的一种倾向。
公平地说，更深入地探索4人文和数字人文网站将会发现，很多现代学者仍然喜欢真正的人文学科，即某些老师和学生仍然热爱的那种人文学科。他们知道人文学科的灵魂是与过去的伟大文学和哲学的持久接触，是年轻一代融入到文化传统之中，是在伟大思想家的镜子面前发现自我的影子。他们知道，仅仅通过兜售人文学科研究的外在价值来为文科辩护是太小看它了。但是，他们不再相信，自己能用这些话向控制大学财政的人解释清楚人文学科的真正目标的。他们认为，他们必须使用科学、技术和经济生产力等伪装来确保公众对他们的事业的善意理解和支持。
他们能否成功，现在还不能确定。西方传统之前曾出现过这种情况。在中世纪后期，从12世纪末期到14世纪早期，大学老师也试图将经典作家的研究转变成一揽子的职业前技能训练。他们将语法转变成语言学理论，将修辞学和诗学转变成实用性的技能手册。他们不再纯粹为了学习本身来阅读经典作家的作品。由此造成的道德真空是人文学者如彼特拉克开始在14世纪末期掀起研究古代学者的文艺复兴热潮的主要原因。将人文学科去道德化---将其变成一整套技能，变成同情心的培养或者其他手段的政治或者变成自然科学的奴仆——都是误入歧途的战略。人文学科的道德目的终究会卷土重来。打破当今人文学科衰落的最好办法是通过高举文明精华的旗帜使其回归原初的、现在已经被抛弃的目的——挑战文化自满。
重新定位人文学科 但是，人文学科能再次学会如何为自己提出道德论证吗？我相信，这取决于他们讲授的东西是否值得为之辩护。正如经典修辞学家所说，这取决于具体的环境：是谁在向谁提出论证？论证内容的本质是什么？如果目标是保住我们的工作，我们应该不惜一切代价爬上数字人文这辆快车，决不下来。但是，如果目标是挽救我们的文明，那前面的道路将更加困难得多。考虑到当今人们对待人文学科的态度，传统人文学科的老师可能没有办法再从大学获得支持。传统人文学科必须到大学之外寻求帮助或甘愿畏缩在大学边缘，或栖身于可敬的美国最负盛名的古典学机构之一教养所（Paideia Institute）或独立的《伟大著作》项目等。这不一定是坏事。这意味着人文学科回归其根源，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学研究就是从大学之外的运动开始的，只是后来渐渐得到大学的支持，这些在很多情况下是反对人文的、不自由的职业培训机构。现代大学是这样的机构，其首要动机是积累名望。如果人文研究在其轨道之外用激动人心的方式讲授，如果它开始再次培养出令人印象深刻的领袖，培养出能够优雅和雄辩地为善良辩护的男男女女，大学最后不得不重新形成对人文学科的新的、更高的评价就只是时间问题。
比在哪里讲授人文学科更重要得多的问题是讲授什么。那些理解和尊重传统人文学科的人需要使用道德上严肃的和非党派偏见的语言来论证文科的价值。他们需要显示，人文学科如何让我们过去的最优秀成果在当今仍然充满活力。他们需要证明，为什么记住西方文明的伟大成就和失败教训十分重要。他们需要排除这种谣言，即传统的人文学科教育向学生灌输了毫无批判性地全盘接受西方经典作家讲授的每个观点（其中很多观点当然是有害的）。
事实上，认为过去的人文学科教师被动地学习古代权威，轻易相信书上讲的一切，这是严重的误解。即使在文艺复兴时期——尤其是在文艺复兴时期——在阅读古书时，人文学者总是鼓励读者运用自己的道德和精神辨别能力。在文艺复兴时期和现代早期，人文学者花费很大精力校准他们在阅读异教徒作者时发现的东西，这些作家往往拥有自己的道德、政治、和宗教承诺。那正是人文学者理解德尔菲神谕“认识你自己”的方式。积极的辩论总是有关异教徒忠诚的哪些方面是可敬的、值得基督徒模仿的；西塞罗（被指控滥权）和塞涅卡（被指控为独裁者服务）的人生是否值得赞同，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赞同都引起积极的争论。
持续了若干世纪的激烈争论还有：凯撒究竟是暴君还是罗马需要的强大和智慧的统治者以终结古代共和国的腐败？奥古斯都（Augustus）把罗马变成君主制国家对罗马传统来说是必要的还是对罗马传统的灾难性背叛？文艺复兴话语的主要话题——称赞还是指责就是道德辩论的工具。一直延伸到现代时期，古典文学、历史、哲学的研究总是与道德评价联系在一起。人文学者总是明白，古代充满道德堕落和错误，同时也有英雄美德和洞察力，但是，他们也认为，古代人拥有他们这个世界已经丧失或极其罕见的高贵品质和智慧。这些在我们这个时代就更加稀缺了。我们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那些品质。
人文学科和道德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源头，人文学科不仅仅是古代热心者研究的几本古书的荟萃而已。它们出现在挑战政治、文化、和教育堕落的场景中。从一开始——或许从来没有比现在更迫切——人文学科的合理性辩护就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它们总是被期待暴露出我们教育的缺乏灵魂和我们精英的道德傲慢。当今，批判过去的左派政治批评家不再能宣称具有革命性。它已经变得乏味和可以预期；它提出的问题，我们已经知道了答案是什么。无论人文学科是在大学里继续存在下去还是走出大学之外的一步，它们都将通过与受教育者结盟使其从事值得称赞的行为来延缓腐败并让我们这个世界变得更加高贵来维持其最初的潜在可能性。如今，这样值得称赞的行为已经非常稀罕了。为什么会这样呢？
人文学科能够发挥这种威力的理由看起来或许违反本能，但它们构成了为人文学科辩护的核心。第一个涉及到语言研究的简单好处。古代轴心时代的思想家如孔子、苏格拉底、佛陀首次发现的所有道德体系的基础是这样的教导：其他人值得我们的帮助和同情，首先是家人、朋友和国家，最后扩展到全人类。人类物种的伟大道德传统讲授的不仅是我们应该善待他人，其中的算计是他们会回报我们的好意，你帮我，我帮你。他们还教导佛教意义上的无私的价值，儒家传统中的孝顺父母和同情他人的恻隐之心，苏格拉底的教义——宁肯自己受苦也不要作恶。我们能够而且应该用同情代替自私；我们在竞争的同时还需要合作。合作要求信任、理解和同情心，这些，如果没有学习语言都是不可能的。他们依靠精确的标准和自己语言的正确使用。他们依靠用自己的语言理解他人言论的能力，并将这种言论翻译成自己的语言。这是人类社交生活的基本必要性，现代人文学科不赋予它更高的价值实在太丢人了。
第二,雄辩口才的价值。有时候，在聆听演讲家如丘吉尔或肯尼迪的演讲录音或者在阅读林肯的演讲时，我们非常真切地意识到我们自己的政治文化中缺乏对雄辩口才的重视，缺乏对坚强有力和优美地表达我们信念的能力的重视。在美国，最近有很多证据表明，表达的不准确和对自己信念和道德品质的漠不关心如何毒化了政治话语。写作课讲授的不仅是如何写出清晰和礼貌的商务信函。优秀作家都知道，写作是一种道德训练，是认识自我的一种方式。如果在写作时真诚，我们就会逐渐意识到自己的思想缺陷和道德缺陷。如果我们身上有什么优点，如果我们有自己相信的东西，我们需要掌握写作和说话的艺术来与他人交流。“善与人同”（Bonum diffusivum sui）这名格言，善的本质在于将自己传予别人，天主以最完善的方式将他无限的完善传予受造者。善应该被传递给他人。政治顾问知道，最强有力的论证总是道德论证。当领袖拥有道德权威和雄辩口才的时候，领袖是最有效的。只有在这个时候，才是有效的。甚至对于并不期待发挥领袖作用的作家，雄辩的口笔头表达能力培养也是重要的道德训练。西塞罗写到，真正的雄辩来自“精于演说的好人（the vir bonus dicendi peritus，这是加图（Cato）的话。）当我们有漂亮的口才和流畅的文笔时，我们就在显示我们的身份。因为人人都天生希望被人爱戴而不是遭人蔑视，渴望准确有力地表达自我就成为一种性格训练。正如真正的教育一样，关心受教育者的性格培养的教育要求教师也必须是道德君子。
最后，为传统人文学科辩护的论证必须包括教育的重新定位，即面向性格塑造和判断力培养。在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研究中，我们需要放弃民主化的现代文化典型特征“拒绝做出价值判断”的做法。相反，我们需要讲授一种更加勇敢的洞察力：在我们的文学和艺术中，敢于宣称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敢于捍卫最好生活方式的坚定信念。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学者总是坚信真正的人道和尊严和真正的高贵，它们能超越财富和地位，也超越成功的职业。你是什么比你看起来如何更重要。正如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最近指出的那样，对你的幸福而言，你的性格比你的简历更重要。[4]从前的基督教人文学者相信，对经典作家充满敬意地解读——建立在尊重传统基础上的阅读——将帮助学生意识到在人类生活中，什么是真正值得敬佩的和值得做的事。就像年轻的古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他们忍不住钦佩那些高贵的灵魂，渴望向他们学习。这扇门对当今学生来说已经被关闭了，我们必须重新打开它---不是为了称赞过去时代的罪恶，而是要找到需要模仿和学习的典范。
我想大胆地确认，这种反应不仅仍然可能，而且仍然必要。正像所有时代一样，在我们这个时代，名利场对我们呼喊，如果拥有足够多的财富和权力，我们就能得到想要的任何东西，就能随心所欲地迫使他人做任何事。换句话说，不文明的人性声音教导我们变成反社会人格（不爱社交的人）。古老人文学科的声音是我们文明中最优秀者的声音，它将教给我们另一个教训。它教导我们，当我们关心自己将变成什么样的人，当我们学会热爱值得热爱的东西，当我们得到那些拥有值得拥有的良好判断者的赞赏时，我们的生活就更有价值。它防止我们成为当权者的意识形态傀儡，它保护我们免受商业文化的虚假价值观的侵袭，并给予我们专属于自我的核心。总而言之，它让我们成为更具人性（humanior）的人。
译自：How Not to Defend the Humanities by James Hankins，from American Affairs Volume I, Number 4 (Winter 2017): 193–209.
注释：
[1]Francesco Petrarca, Selected Letters, trans. Elaine Fantham, 2 vol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2:535–37.
[2]Lord Chesterfield’s Letters to His Son and Godson, Selected, ed. Henry H. Belfield (New York: Maynard, Merrill, 1897), 13.
[3]See especially James Turner, Philology: The Forgotten Origins of the Modern Humanit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4]David Brooks, The Road to Character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