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晶 译
虽然德勒兹并没有提出任何系统的文学哲学，但从《普鲁斯特与符号》到《批评与诊所文集》，他整个一生都与文学作品有着密切关系。如罗纳德·博格提出的，他的大部分著作是“伴随着文学作品的思考，是探讨与文学文本的遭遇产生和揭示的哲学问题”（Bogue2003, 2）。《什么是哲学？》将文学看作一种思想方式，该方式同哲学一样有价值，因为它致力于反抗现在、日常的奴役、不可忍受的和可耻的状况这一哲学使命。哲学和文学凭借其呼吁新地球和未来的民众的特定方式，以不同但类似的方式服务于这一使命（QP104, 108）。哲学通过创造概念破除日常的意见，而文学通过表现迄今为止尚未被认识到的感知和感受破除日常的感觉和情感。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家是“预言家”，他体验了各种新的“生成”（QP161, 171）。在《文学与生命》中，德勒兹提出伟大的文学总是一种世界-历史的谵妄，是沉湎于永远的生成-革命之中的人们的集体表达。这种文学的“最终目的”是“在谵妄中释放这一对健康的创造，或对某个民族，也就是对一种生命可能性的创造”（CCxx, 4）。
正是因为非个体的生命这一概念对德勒兹的哲学如此重要，所以可以理所当然地将他视作一位生机论思想家。在《对话》的一章中，他通过指出英美文学如何创造出新的生命可能性，解释他为何对托马斯·哈代、D.H. 劳伦斯、赫尔曼·麦尔维尔、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弗吉尼亚·伍尔夫、亨利·米勒和其他作家创作出来的英美文学青睐有加。他喜欢的作家是这样的，他们将生命描述为一个自我转变的过程，或逃离既定的身份而代之以逃向另一个世界的过程。对这些作家而言，写作关乎的是描绘逃逸线或生成过程，它们有可能会导致创造出新的生命形式。当个体成功地摆脱现有的生命形式并获得纯粹的、非个体的生命具有的原始的、变形的力量时，他们就实现了这一潜能。正是因为德勒兹青睐的文学重新描绘了这些生成，因此他可以说：“写作并不是以自身为目的，恰恰是因为生命不是个体的。更确切地说，写作的目的是将生命带到那个非个体的力量这一状态。”（D61, 50）我正是秉着这一文学观的精神，秉着德勒兹自己与文学作品遭遇的精神，提出阅读J.M.库切1999年荣获布克文学奖的小说《耻》。我认为《耻》应该被添加到德勒兹的文学经典中，因为小说的主人公走上了一条逃逸线或解域线，这条线有可能改变他关于自己是谁的理解。在这个人物及其女儿的例子中，个人的转变通过生成-动物发生。我的目的不仅是要概括对《耻》进行的一种德勒兹式阅读，而且要用这部小说来探讨下面这些重要概念具有的个人维度和政治维度，比如生成-动物、生成小民族，还有内在于人和动物的日常存在之中的纯粹生命这一概念。
南非、生成-动物和未来的民众 《耻》的背景是后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其主要人物的生活取决于殖民者和非殖民者之间的历史划分。发生在这些人物身上的许多事直接表明了向新南非的转型痛苦不堪，即使这些人和小说关心的问题不只是废除旧殖民体制的艰难过程。主要的人物戴维·卢里是一位日渐衰老的英国文学教授，他既不了解自己，也不了解新的职业大学和专业大学中的生活需要。他越来越不了解男人和女人、欧洲人和其他非洲人之间正在出现的新社会关系。虽然他清楚自己的年纪，但他的生活还是自私地拒绝自己终有一死的命运和对他人的依赖。卢里一直未被救赎，并且在许多方面他无法被救赎。但在小说的进展中，他进入了一种生成-动物的过程，这给他带来了改变他与自己的关系、与其他人和动物的关系的可能性。这些变化征兆表明，《耻》除了关注持续存在的殖民后果外，还是一部关于以下这些方面的小说：男女之间的关系，人类的有限性和我们与动物共有的自然生命。
小说开始描述了他每周与一个妓女的幽会，但他愿意相信这不仅仅是以性换钱的关系。当他们偶然在一个公共场所见面后，幽会就停止了：她眼里的表情已经足以打破他关于他们之间关系的自私幻想。他努力保持自己是个男子汉的幻想，这让他和一位黑人女学生梅拉妮·艾萨克斯产生了一种恃强凌弱的性关系，后来他为此受到指控，并被判犯有性骚扰罪。这让他走上了一条逃逸线，这条线最后导致了对他的个人世界、社会世界、职业世界和学术世界的解域。他拒绝任何形式的悔罪或道歉，最终被迫辞去大学教授的职位。他去看他的女儿露茜，她住在乡下的一个小农场，靠种些农产品和花以及开办狗的临时寄养过着朴实的生活。虽然卢里在女儿的农场里帮助照料狗棚，并开始关心杜宾狗、德国牧羊犬、背脊犬、斗牛梗和罗威纳犬——露茜曾在某个时刻说它们是“看门狗，它们都是”（Coetzee1999, 61）。他觉得这些狗就像他一样，是历史废墟的一部分，是与新南非格格不入的动物，这一感伤情调滋长了他对这些被抛弃的、以前的“看门狗”怀有的同情感。
有这些狗在并没有阻止一群南非男青年对农场的袭击，露茜遭受了残暴的性侵犯，卢里挨了打，身上被浇上加了甲醇的酒精，然后被点了火。当他的女儿跟他说她因为遭受强暴而怀孕并决心把孩子生下来时，他决定留下来，能帮着做什么就帮着做些什么。他在一家动物福利诊所工作，帮那个开办诊所的女人贝芙·肖杀死和处理一些没人要的流浪动物。他与贝芙有过一段短暂且毫无乐趣的性关系，但这种关系也没伤害什么人。他逐渐喜欢上一条腿有些残疾的小狗，在必须杀死它之前那段短暂的仁慈时光中，它和他成了朋友。在小说最后，他放弃了这只动物，将它送上了不可避免的死亡之路，让它蒙受了之前所描绘的死亡的“耻辱”。
人们很容易将卢里看作一个寓言人物，他代表的如果不是旧殖民体制中的统治阶层的习惯和态度，那么至少是一种特定的欧洲中心论的、有教养的思维模式，这维持着殖民关系的可能性。开始他看不起女儿在乡下的生活，渴望过一种更高级、更有修养的生活。他将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准备创作一部以拜伦的最后时光为蓝本的歌剧上。就像他其他的职业生活一样，这一计划也如梦幻泡影一般。在这个层面上，他的故事是个关于去权（disempowerment）和耻辱的故事：首先是在大学，然后是在袭击他和性侵害他女儿的那帮年轻人手里。然后，在他的年轻学生梅兰妮的家人面前，他向他们请求原谅，这次他是自愿的。尽管他向这个学生及其父母道了歉，但他仍不愿改变，对他强奸这个学生毫无悔意，并且不了解周围发生的社会变化。他常常不能理解其他人的动机，尤其是他的学生、他的女儿和她的非洲邻居佩特鲁斯的动机。他曾一度对露茜说：“我可没有改过的准备。我就是我，永远也不想改。”（Coetzee1999, 77）
《耻》中展现的关于“新南非”的“暗淡景象”让许多评论者感到不安（Attridge2004, 164）。除了主人公戴维·卢里之外，小说中有很多内容表明库切对改变种族关系的可能性持有悲观的看法。白人和黑人之间的交往始终紧张，有时暴力，这表明旧殖民制度的社会、语言和心理结构如何根深蒂固地存在于后种族隔离时代的社会生活之中。库切指出，改变遗留下来的性格和语言结构异常艰难。他一度将卢里描绘为越来越“坚信，英语极不适合用做媒介来表达南非的事”（Coetzee1999, 117）。在露茜的农场被袭击时她所遭受的性暴力，那些作恶者受到保护，还有她的非洲邻居佩特鲁斯从“护狗员”变成农民和地主，这些都表明后种族隔离时代的一个政治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发生的是对地位进行重新安排，而不是真正的改变社会关系。照这些话来看，白人和黑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角色只是被简单地颠倒了。虽然有些人认为该小说是对态度和社会关系的准确报道，但其他人批评该小说对向着非种族歧视的、非性别歧视的社会发展这一可能性明显地持悲观态度。在一篇广为流传的书评中，萨尔曼·拉什迪认为小说中主人公之间的互不理解概括了小说关于后种族隔离时代政治的悲观看法：“白人不理解黑人，黑人对理解白人不感兴趣……佩特鲁斯走得最近，但他的动机成迷，并且随着小说的进展他的存在变得越来越骇人。”（Rushdie2002, 297-298）根据这一解读，作为个体的人物或社会关系——人物的生活展现于其中——没有发生任何改变。
相形之下，借助德勒兹的生命、生成-小民族、生成-动物这些概念的多样镜头阅读《耻》，揭示了该小说具有的更具肯定性的一面。即使该小说间接地涉及为其提供历史背景的艰难的社会和政治转型，但它在主要人物的生活中描绘了表明可能会发生改变的迹象。用德勒兹的话说，这里有小民族生成的迹象，既在社会关系的微观政治层面上，甚至也在卢里这个显然不可救赎的人物身上。只有当有关的组装中发生运动或改变时，小民族生成才会发生。必须有某种逃逸线或解域线——大民族主体沿着它开始改变。在卢里和他女儿这个例子中，这一转变通过生成-动物发生。
生成-小民族和生成-动物 在《千高原》中，德勒兹和瓜塔里以一种关于多样性或机器组装的理论阐释了他们的那种生成本体论。归根结底，这些组装或抽象机器是一种开放的或发展着的多样性，它本身就是一个生成他者的过程。多样性总是彼此互相转变，这并不奇怪，“因为生成和多样性是一回事儿”（MP305，249）。组装不是由它们的保存形式界定，而是由它们的改变或变形形式界定，由它们的“解域前沿”界定（MP112, 88），这一事实反映了生成在这一机器形而上学中本体论上的优先性。照这些话来看，他们认为个人和社会一样由其逃逸线或解域线界定。他们的意思是，没有哪个人、没有哪个社会不是在一个层面上保存或维持自身，而同时在另一个层面上变成其他东西。换言之，个人和社会身份的根本变化时刻都在发生。有时这些变化逐渐发生，但有时根本的变化通过事件的突然爆发而发生，后者开创了一个由个人的、社会的或情感的可能性构成的新领域。这些变化是个体生活或历史中的转折点，继其之后，有些事物将永远不复如前。德勒兹提出，它们是“生成突围而出进入历史”的例子（P209, 153；第四章，第154～155页；第五章，第195～197页）。
德勒兹和瓜塔里在何种意义上将他们的哲学看作政治的，这与他们对生成过程的关注有关，社会和政治身份正是通过生成发生改变。在《什么是哲学？》中，他们区分了两种生成。第一种生成在某些种类的感性客体中常见，包括“某物或某人借以继续变得不同的行为（但继续是其所是）”（QP168, 177）。这种生成限于现实界，差不多是德里达所理解的重复过程，即在对同一的重复中进行渐进的改变。第二种生成涉及超越现实界向潜在界的运动。哲学和文学在下面这一意义上具有政治性，即它们关注的是这种生成，是将个体从特定身份的限制中解放出来、带来改变可能性的生成。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成“并不是获得一种形式（认同，仿效，模仿），而是找到那个临近区域、不可辨别区域或无差别区域，在那里人不再与一个女人、一个动物或一个分子区分开来”（CC xx, I）。虽然德里达往往将自己局限于分析各种领域中的可重复性结构，或分析“未来”，该“未来”一直是变化之可能性和不可能性的内在性条件，但德勒兹和瓜塔里描述了一系列更具体的方式，个体和群体正是凭借这些方式生成他者。
在第10高原“1730：生成-强度，生成-动物，生成-不可感知……”中，他们依赖于一个小民族概念来解释许多各种各样的生成。生成与界定某个特定组装或多样性的解域过程密切相关。德勒兹和瓜塔里区分了小民族和生成-小民族的过程，前者被看作某个特定大民族中的子系统或一群确定的人，而后者被理解为涵盖各种各样的方式，特定的一群人可以用这些方式背离界定所说大民族的标准或规范。照这些话来看，生成-小民族是开始一个解域过程或背离标准的过程，某个特定的大民族身份正是根据该标准被界定。没有生成-大民族的：“大民族从来不生成。所有的生成都是小民族的。”（MP134, 206）比如，就现代欧洲社会和政治团体的权利、义务和道德责任的主体是成年的、男性的和压倒性的白人而言，动物、儿童、女人和有色人种都是小民族。生成-动物、生成-儿童、生成-女人、生成-有色人种等都是对“大民族”进行解域的潜在途径，“大民族”指的是质的大民族。将所有这些生成放在一起，可以说它们是一系列超越现有的人类社会性形式、向着未来的新地球和人民前进的潜在途径。
考虑下生成-动物这个例子：德勒兹和瓜塔里指出，人类学、神话和民间故事提供了证据表明人们普遍地倾向于各种各样的生成-动物。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些生成-动物的过程常常和社会的边缘群体或活动有关，因此存在着“一种纯粹的生成-动物的政治，以及巫术的政治，它们在既非家庭也非宗教也非国家的组装中发展出来。相反，它们表达的是小民族群体，或者被压迫的、被禁止的、反抗中的群体，或者总是处于被认可的体制的边缘的群体……”（MP302, 247）。文学向我们展现了许多不同形式的生成-动物。这些通常需要经历生成的人与某类一群东西或多样性有关系，还需要这个人与处于多样性边界的那个异常体有关系，这个异常体代表的是界限，越过这个界限，一切就都变了。麦尔维尔《白鲸》中的莫比·迪克提供了一个关于其中一个异常体的例子，个体进入和这个异常体的约定之中，以超越生命或存在的某个特定状态。白鲸代表的是“不平等、粗野、狂暴，解域的前沿”（MP298, 244），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异常的。德勒兹和瓜塔里明确地说明，只有当两物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或当有什么在这两物之间通过因而它们都被改变了的时候，生成才会发生。亚哈船长通过不屈不挠地追捕莫比·迪克，进入了生成-鲸之中，而同时他追捕的对象变成了一座代表人类弱点和有限性的白墙，这是他想要超越的：“除了从墙中挤过，囚徒怎样才能到外面呢？对我而言，白鲸就是那堵墙，被推到了我面前。有时我觉得墙那边什么都没有。但是光有墙就够了。”（Melville1994, 167）亚哈的生成-鲸是逃逸线或解域线，它们表达的都是他所是的那个非凡的奇点，那个带他超越其个人生活的界限的奇点。
生成-动物不是模仿动物，也不总是意味着真的变成相关的动物。当它们变成真的动物时，就像在卡夫卡所写的格里高尔·萨姆沙变成大甲虫的那个故事中一样，结果是人和动物特性的奇特混合（Kafka1992）。生成-动物通常是通过进入和动物的一个“临近区域”，增加或减少某人的力量，或获得新的力量。此外，因为生成-动物的主体是人，所以变形可以在各种层面上发生。它可以涉及动物的生理力量，就像在萨姆莎这个例子中那样，或者只是认为动物具有的力量，比如在魔法和巫术中那样。德勒兹和瓜塔里用斯宾诺莎的感受这一概念来指界定个人身体的不同种类和不同程度的力量。在此基础上，他们概括出一种斯宾诺莎主义的行为学，这将用动物能够具有的主动和被动感受而不是它们的种或属来界定动物：“直到我们知道身体能够做什么时，换言之，知道它们如何能够或不能进入与其他感受、另一个身体的感受的组合之中……我们才对身体有所了解。”（MP314, 257）这样来理解的话，个体是这样的组装，它们由能够产生影响或被影响的能力界定，或者用同样的话来说，由它们能够进行的生成界定。内在性的、非有机的生命这一概念支持根据个体的感受或生成来界定他们的方式。对德勒兹而言，在事物个体化为自然的种类或人之前，所有的事物都作为前个体的奇点在这个非个体的生命的内在性平面上存在。反过来说，这为不同组装——比如像人和大昆虫那么不同——之间的“非自然参与”的可能性留出了余地。生成-动物总是和所说动物的真正力量或想象中的力量构成一种个体间的组装。
在《耻》中，通过与真实的和想象出来的狗之间的关系，戴维·卢里和他的女儿都陷入一种生成-动物之中。他们对非洲青年袭击他们的反应不同，这表明欧洲人在这个以前是殖民地的社会中所面临的艰难选择。卢里想让作恶者的行为受到究诘，恢复他自己和他女儿的自尊，但他女儿更关心的是能够和她的非洲邻居一起生活。她接受自己与佩特鲁斯之间的关系改变了这一事实，她以前的雇工和“护狗员”现在成了她的邻居，拥有了她以前的土地。最后，她的反应是接受下面这一事实，即她将依靠佩特鲁斯而不是警察或有武器的白人邻居保护她不受其他非洲人伤害。她甚至接受袭击自己的一个人是佩特鲁斯的亲戚，因此有权受到同样的保护这一点。她同意用自己的土地交换在他大家庭中的一席之地，接受她父亲只能认为是丢脸的事情：
也许这就是我该学着接受的东西。从起点开始。从一无所有开始。不是从“一无所有，但是……开始”，而是真正的一无所有。没有办法，没有武器，没有财产，没有权利，没有尊严。
就像狗一样。
对，像狗一样。（Coetzee1999, 205） 必须要根据特定的背景理解露茜的生成-动物。这并不是说她接受了人类的想象中与狗有关的一切。生成-狗明显地与那些袭击者的行为截然不同：那些袭击者把她作为其领土的一部分划了出来，她把他们比作“一队狗”（Coetzee1999, 158-159）。生成-狗表明通常与狗有关的没有财产、权利和尊严的状况类似。因为这意味着她不再认为自己比邻居地位更高，这也代表着改变与旧体制相关的心理和社会关系的起点。虽然她父亲无法对佩特鲁斯的人对他自己人的侵犯释怀，但她本人所做的是创造新的社会关系，因而创造新的民众或“未来的民众”。在整部小说中，她比她的父亲更清楚正在发生的社会变化，她对这些变化的回应也更慎重。佩特鲁斯说她“是个向前看的女人”（Coetzee1999, 136），这意味深长。露茜愿意通过将自己的土地转让给佩特鲁斯并接受他的保护，开始生成-非洲人，这表明德勒兹和瓜塔里所认为的对种族隔离时代的社会和情感结构进行的“肯定的”而非“否定的”解域化是可能的。
然而，我们如何理解库切选择用露茜的故事来表现开始用微观政治废除种族隔离制度这一事实？如一些批评家已经指出的，小说中白人的罪行主要刻写在这位白人女性身上：“将白人的统治和战胜白人的统治都描述为需要征服女性的身体，这是关于剥削女性的漫长历史的一部分，这个故事本身注意到了这一点。”（Boehmer2002, 344）如果确实可以认为这部小说表明接受强暴是要向实际上的后殖民社会转变付出的不可避免的代价，那么，如同埃莱克·伯默尔提出的，这是个“令人失望的评价”（Boehmer2002, 349）。但这已经是超越小说所表达的任何内容来进行解释和推测。在这个故事的背景中，认为露茜的反应表明她具有致力于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和未来的新民众的非凡力量，这样解读她对那些她基本上无法控制或根本无法控制的可怕事件的反应是可能的。是她选择不向警察说她遭受了强暴。她同意换个时代、换个地方，这可能是件与公众有关的事，但她选择“在眼下，在这里”把这件事当作自己的私事，这里是指南非（Coetzee1999, 112）。她选择留下来，而不是接受她父亲的提议，即帮离开南非，重新回到荷兰与她的母亲在一起。她选择留下因为遭受袭击而怀上的孩子，并在缓慢改变的社会关系这一艰难的背景中将他抚养长大，不管就现实的看法和感情而言，这可能看起来多么难以置信。露茜似乎超越了袭击这一情况和对她身体的强暴，仅仅成为一个能够生儿育女的女人，就此而言，她开始走上了一条逃逸线或绝对的解域化之线。
如我们在麦尔维尔的亚哈船长这个例子中看到的，这样的生成通常发生在与某种特定的质的多样性的关系中，通常由一个处于多样性边界的异常体起中介作用而促成，这个异常体代表着绝对解域化的界限。就《耻》中露茜的生成-非洲人而言，发挥中介作用的是佩特鲁斯。对于佩特鲁斯自己的故事，我们只是管中窥豹，然后主要通过和他谈话的白人的眼光了解他。从白人的视角来看，非洲人和非洲的社会关系都是神秘的，有时险恶，但总是不同。卢里正是在提到佩特鲁斯的故事时表达出他对英语表达南非现实的能力心存疑虑：“他很想哪一天听听佩特鲁斯的故事。但是，他最好不要用英语讲。”（Coetzee1999, 117）同时，佩特鲁斯是露茜、她的父亲与在很大程度上不可区分的非洲人之间唯一的一个伦理接触点。除了他以外，只有年轻人的暴力。正是由于露茜与佩特鲁斯的关系，由于她拒绝规定这一关系的条件或在被袭击后拒绝放弃这一关系，她的生成-狗才与她的生成-非洲人密切联系起来。她的故事是个关于解域社会关系的微观政治故事，虽然痛苦但却是肯定性的，而这些社会关系既是殖民体制的产物也是其支撑。这里所描述的这种生成-非洲人不是并且不可能是那种与过去突然而彻底地决裂的新开端，但可能是从曾经的南非转向真正的后殖民社会的唯一可能的方式。
在卢里这个例子中，他的态度和情感开始转变也是通过生成-动物发生的，生成-动物也是德勒兹和瓜塔里所理解的一种小民族生成的形式。根据他们对这一概念的描述，小民族生成总是复杂的，往往联合其他过程一起发生，它们会构成一个“生成区块”。在露茜的例子中，她的生成-狗与她的生成-非洲人密切相关。在她父亲的例子中，生成-狗与生成-女人密切相关，因为卢里对自己的男子气概逐渐具有一种越来越具批判性的意识。他认为自己和诊所里那些被处理掉的多余的狗是一样的，这在某一时刻在下面这一想法中表现出来：“我们太多了。”（Coetzee1999, 146）除了明显提到托马斯·哈代，很难不会将此理解为指的是男性。他后来清楚了自己的性行为与强奸者和公狗的行为之间的关系。他可以生活于他们的世界，但问题是，他或者库切问道：“他有没有做女人的胆？”（Coetzee1999, 160）
卢里的生成-狗和他女儿的生成-狗截然不同。在小说的进展中，他进入到一系列与特定动物的情感联盟之中，包括他女儿狗棚里的那些狗中的一只狗，两只注定要被佩特鲁斯宰杀的羊，还有动物诊所那只一瘸一拐的小狗儿。通过这些遭遇，通过他自己和他女儿遭受的袭击，他变得更能体恤他者的感情。他在自己身上重新发现了爱别人、关心别人的能力，包括爱和关心他不理解的女儿。他对狗的所作所为让他大哭起来，这是他以前所不能的。杀死狗的经历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他原来以为自己能习惯这种事。可事实并非如此。他帮助杀掉的狗越多，内心就越焦躁不安。有一个星期天晚上，他开着露茜的小货车回家，还真不得不在路边歇一下，等缓过气来才能继续上路。他止不住顺着面颊淌下的眼泪，他的手不住地颤抖。
他不明白自己发生了什么事。直到现在他对动物的态度还多少有点无所谓……
他整个人都被杀狗现场所发生的事牵动着。他确信，这些狗明白自己的大限已到……它们耳朵耷了、尾巴垂下，好像它们也感觉到了死亡的耻辱……（Coetzee1999, 142-143） 最后，虽然卢里反复声言自己太老了不能学习新技艺，但他变成了一个不同的人。他学会了接受女儿的独立以及她有权就自己的生活做选择，而她女儿的生活是他无法过的。在某些方面，他确实仍是一个旧世界的人，在那个慢慢地、痛苦地从种族隔离制度的废墟中浮现出来的新世界中，他没有一席之地。因此，在小说的结尾，他大部分时间都陪伴着那些流浪狗，同时仍然旁观着他女儿和他人的生活发生的变化，他们这些人都参与到新南非的诞生之中。就他周围发生的历史和政治变革而言，他的故事仍是个否定性的而非肯定性的解域化。
非个体的生命：我们与动物共有的生命 我们上面看到德勒兹对英美文学的青睐与英美文学如何描绘人物、人民和世界被改变的逃逸线或生成过程有关。如罗纳德·博格提醒我们的，“归根结底，逃逸线是生成-他者的过程的轨迹，是一条总是‘在中间通过’的线的进程”（Bogue2003, 6）。《耻》中不同的生成-狗是这种意义上的逃逸线。这些生成-狗都与某种特定的耻辱有关。如德里克·阿特里奇指出的，在通常的用法中，耻辱与荣耀而不是与天恩相对。除了露茜在袭击她的非洲人那里遭受的耻辱和她为了应对继续独自生活在乡下的危险而生成-狗之外，还有她父亲在大学遭受的社会上的耻辱。卢里那样对待梅拉妮，并且后来拒绝道歉，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是耻辱的。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后来在他跪在地上用前额触着地板，向着他以前学生的母亲和妹妹道歉之前，他承认自己陷入了“耻辱状态”。（Coetzee1999, 172-173）
但这里有另一种与天恩相对的耻辱，可以说它对小说中的主要人物更为重要。这就是“死亡的耻辱”，卢里确信福利诊所的那些狗感觉到了这种耻辱，在把它们拖过门槛时，正是这种耻辱让它们“耳朵耷了”“尾巴垂下”（Coetzee1999, 143）。在某一时刻，在他开始帮助贝芙减少狗们临死时的痛苦之后不久，贝芙对他说：“我觉得人都不愿死，任何人都一样，非得另有人引导才行。”（Coetzee1999, 84）他在福利诊所扮演的最后的护送员的角色恰恰就是引导人的角色，他和狗都感受到的是“死亡的耻辱”（Coetzee1999, 143）。可以将这个词理解为对关于死亡的后基督的和世俗的理解进行的反讽表达。因为如果死亡是一种耻辱的话，这不是因为死亡让我们遭受耻辱，而是因为生命本身是一种天恩眷顾，是上帝的恩赐或祝福。如果贝芙的收容所中的动物有灵魂的话，它们也会被强行剥夺天恩，就像我们最终也会如此一样。
在小说中较早的时候，卢里承认他相信人有灵魂，但还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他从来不认为动物有灵魂。当他刚到女儿的农场时，他确信“同动物相比”，人“属于不同层次的生灵”（Coetzee1999, 74）。他赞许地援引教堂里的神甫们的教义，即我们甚至在出生之前都是灵魂，而动物的灵魂不完善：“它们的灵魂同它们的身体紧紧捆在一起，身子一死，灵魂也跟着死了。”（Coetzee1999，78）到小说结束时，他确信他和贝芙为流浪狗实施死刑的那间屋子是这样一个地方，在那里，灵魂在“被吸走”之前“被挤出肉体”（Coetzee1999, 219）。显然，他不再在不同种类的生物之间进行同样明显的区分了。
卢里和即将死去的狗在一起的体验改变了他对待人和动物之生死的态度。这是他自己的情感结构和他与他人关系中的转折点。通过这一体验，他开始接受自己的存在是平凡和短暂的。当他刚到农场时，露茜发现他不赞同自己选择的生活，他仍坚持不懈地专心追求学问，相信更高层次的生活。露茜声言：“根本就不存在更高层次的生活。生活就是现在这个样子，那是我们同动物共同拥有的生活。”（Coetzee1999, 74）她就是这样为自己选择简朴的乡村生活辩护。在小说最后，卢里“放弃”了他喜欢的那只狗，让它死去，因此表明他自己认可了没有任何更高层次的生活，认可了他与动物共同拥有的生命的有限性。
对德勒兹而言，伟大的文学肯定的生命并不是个体人物的个体生命，而是非个人的、抽象的生命，它表现于却不能还原为其特定的具现。在《文学与生命》中，他将文学定义为这样的写作，它“在表面的人称之下发现了非个人的力量——它不是一般性的，而是处于最高点的独一性的：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一只野兽，一个胃，一个孩子……只有当第三人称——它剥夺了我们说‘我’（布朗肖的‘中性词’）的权力——在我们身上出现时，文学才开始”（CCxx, 3）。在去世之前发表的一篇极为简洁的文章《内在性：一种生命……》中，德勒兹概括了作为绝对的或纯粹的内在性的生命如何既是非个人的和不确定的也是独一性的（DRF359-363, 388-393）。为了说明这一概念，他引用了《我们共同的朋友》中的一段文字，狄更斯在其中描述了差点淹死的经历。小说中的人物赖德胡德是个坏蛋，所有认识他的人都讨厌他。然而，当围在他身边的那些人看到他在生死之间徘徊时，都不禁对哪怕是一丁点儿生命迹象表现出某种尊敬和同情：“没有人对赖德胡德有一丁点儿尊重：对他们所有人来说，他都是躲避的对象，是怀疑和厌恶的对象；但是现在，他体内生命的火花与他这个人分不开了，他们对这生命的火花都极感兴趣，或许是因为它是生命，因为他们都活着并且必将死去。”（DRF1989, 443-445）
德勒兹用狄更斯的这段文字说明他的非个人的、不确定的和独一性的生命，它表现于但并不只是表现于经验个体的生命之中。这是他称之为一种生命的东西，正是这一生命引起了那些旁观者的兴趣：不是那个人的平凡的生命，而是一种非个体的、不确定的生命，只有在离开的时刻才能看到它。虽然只有在这些非常时刻才能看到它，但它不仅存在于个体面临死亡之时，而且在构成个体一生的所有时刻中一直存在。这一抽象的、非个体的生命是一个例子，它表明的是德勒兹所谓的潜在的或内在的存在领域，它现实化于现实的事件和事态之中：“我称为潜在的不是某种缺乏真实性的东西。相反，潜在沿着赋予其完全的现实性的平面行进时参与到现实化的过程之中。内在性的事件现实化在事情和生活经历的状态之中，正是这些状态产生了事件。”（DRF363, 392）
现实界和潜在界的区别决定着对一种生命进行的这一描述，这是德勒兹在其全部著作中以其他方式进行的一种区分。《意义的逻辑》中的事件本体论，《差异与重复》中纯粹的先验理念的本体论，《反俄狄浦斯》和《千高原》中的机器本体论，它们都用自己的语言再现了不确定的、抽象的、非有机的和强度的生命这一概念，它先于其在固定的和有组织的形式之中的具现。比如，他区分了机器组装和支配其运作的抽象机器，或现实中的日常的、经验性的或历史的事件与潜在的或纯粹的事件，后者表达于或体现于前者之中。绝对的解域化这一概念为这一抽象的生命提供了另一个名称，后者表达于对社会、人民、事物和历史过程的现实组织及其相对的解域化过程之中。德勒兹和瓜塔里认为该生命“与地球本身是同一的”，或者是“连接质料和功能的更深层的运动”，只以“特定的界域，否定性的或相对的解域化和与之互补的再辖域化”的形式出现（MP178, 143）。这一抽象的、非个人的生命只会以特定的形式展现。这些可能是生物的、技术的、文化的或知识的形式，但它们总是对从本体上说主要是生命或生成之流的次级限定：“如果一切都是活着的，这不是因为一切都是有机的或有组织的，而是相反，因为有机体是生命的一种转向。换言之，我们所说的生命是非有机的、生发的和强度的，是一种无器官的强大生命……”（MP623, 499）
在《纯粹的内在性：一种生命……》中的一处，德勒兹提出他在狄更斯那里发现的不确定的、非个人的但独一的生命这一概念是作为纯粹事件的生命的概念。在这段文字中，他说：“个体的生命让位于一种非个体的但独一的生命，它将纯粹的事件置于突出的地位，这样的事件已经被从内部和外部生命的偶然事件中解放了出来……构成一种生命的奇点或事件与该生命相对应的偶然事件共存，但它们不是以同样的方式被安排和分布。它们以一种与个体截然不同的方式彼此联系起来。”（DRF361-362, 390-391）
库切的《耻》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关于纯粹的、不确定的生命的理解，该生命体现于人和动物的日常生活之中。虽然这种理解依赖于关于灵魂的神学术语，但却绝对是对一种内在性生命的世俗理解，该生命个体化于特定生命——无论是人的生命还是动物的生命——之中。实际上，正是对死亡中耻辱的认识构成了一个不可区分区域，而卢里在该区域中生成-狗。他在小客车中泪流满面的反应表明，比起他被大学开除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意义上的死亡来，这一耻辱更危险。它威胁着他关于自己作为这样一个人的意识，即他的生命和事业的意义要高于他和动物共同拥有的生命。
在小说的结尾，卢里已经学会接受死亡的不可避免性，他和动物共同拥有的生命是有限的。在他的生成-狗中，某种东西在他和狗之间穿过，因此这二者都变了。他生成-狗，但他喜欢的那只狗变成了他现在能够放弃的一切，包括他的荣耀、他那知识分子的骄傲和他对生命本身的依恋。他变得能够放弃他的社会身份和个人身份。但只有当死亡被重新评价，从而包括对非个人的、不确定的生命的认同时，他才可以为了死亡的耻辱放弃天恩的眷顾。非个人的、不确定的生命是一种宇宙生命，他现在认为这样的生命穿过他自己、他的女儿和她的孩子：“这条存在线不断发展，而他在其中的份额，他为此提供的奉献将会越来越小，直到有一天被彻底忘记。”（Coetzee1999, 217）在放弃自己喜欢的那只狗的行为中，卢里接受了自己终有一死这一事实。他肯定了非个人的生命——这一生命表达于所有有限的生命，包括他自己的生命之中。因此，他就摆脱了只能被我们讽刺性地称为死亡的“耻辱”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