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殿忠 译
地中海上的太阳有点儿悲剧色彩，但并非如海上的薄雾所具有的那种悲剧色彩。有那么一些晚上，你站在山脚下，凝望着海面上，夜幕已然笼罩在一个小海湾极其美丽的弯曲的海岸线上，海水静悄悄的，这时一种切实的焦虑便渐渐升起。可以理解，在这样的环境中，如果希腊人感到消沉的话，那总是以美为媒介，以那种美所具有的使人抑郁的气氛为媒介。在这美丽的烦恼中，悲剧占据了制高点。而我们的时代却恰恰相反，引起消沉、绝望的，是丑，是混乱。因此，如果痛苦在欧洲永远维持不变的话，那么欧洲就永远非常难看。
我们把美放逐了，而希腊人则为美而拿起武器。这是第一个不同，但其渊源却是很远的。希腊人的思想总是掩藏在有限度的观念之下，它从不把事情推向极限，无论是骂人或讲道理都是如此。它存在于一切事物中，以光明来调和黑暗。我们的欧洲却相反，它一切都要全部据为己有，乃是无节制者的后代。欧洲否认美，正如它否认一切不为它赞颂的事物那样。尽管它不喜欢的东西很多，它却赞美一件东西，那就是未来的理智权威。它狂热地击退了所有的永久的限度，并且就在此刻，从黑暗中走出来厄里倪厄斯女神便向它猛扑过来，并把它撕了个粉碎。涅墨西斯，乃是管限度的女神，而不是复仇女神，她负责监视，任何人只要超过了限度，就会受到她严厉的惩罚。
希腊人在数百年来不断地自问，什么是正义的东西，但却始终对我们关于正义的思想不得要领。对他们来说，公正就意味着有限度，而我们整个的欧洲大陆却在乱纷纷地寻找它所希望的一种全面而完整的正义。在希腊哲学思想刚启蒙时，赫拉克利特就曾设想，正义向物质世界提出了限度。“太阳不能超出它的界限，否则掌管正义的厄里倪厄斯女神就会找上门来。”可我们呢，却脱离开人类思维的轨迹，并反其道而行之，而且对这种说法予以嘲笑。我们在一种沉醉的天体中点燃起所有我们喜欢的太阳，但这只能阻碍限度的存在，只能使我们对这个限度愈加模糊。处于这种超级荒唐之中，我们梦想着一种被我们抛弃到身后去的平衡，并且天真地认为，只要这样一味地干下去，到头来总会得到这种平衡的。真是无知的傲慢。依照这种为自己辩护的说法，幼稚的世界人民是我们这种荒唐想法的继承者，今天的历史车轮是由他们来推动的。
仍然是那位赫拉克利特，他只简单地宣称：“傲慢，就是前进中的后退。”在以弗所死去数百年之后，苏格拉底在死刑的威胁面前，坚持认为他所不了解的东西，绝不自认为了解它。那个时代最具典范意义的生命及思想，就这样在自豪地承认自己的无知中结束。我们自己，不但忘记了这些，同时也忘记了自己的男子气概。我们所偏爱的是强权，因为它象征着伟大，首先是亚历山大，再就是罗马的征服者们。我们那些教科书的编纂者们，带着无比的奴颜婢膝态度，教育我们的孩子赞扬他们。随之而来的，便是我们自己也开始了征服，打破了所有的界限，从地下一直控制到天上。我们的真理就是孤立。于是，最终只有我们自己在一片沙漠上建立起自己的帝国。为了建立起这样一个高级平衡，在这种平衡中，自然在平衡着历史，平衡着美，平衡着善，并且给众人带来美妙的音乐，一直到带来流血的悲剧，为了这种平衡，我们需要有何等的想象力！我们对自然不理不睬，我们在美的面前感到羞耻，我们制造的那些残忍的悲剧散发着一股文牍味，在这些悲剧中流淌出来的血是黑色的，是黏稠的。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宣布说，我们是希腊人的子孙，是不合适的。倒不如说我们是他们的不肖子孙。把历史放在上帝的宝座上，然后我们便向着神权政治走去，像被希腊人称为蛮族的人们一样，在萨拉米岛的海面上一直战斗到死。如果有人愿意抓住我们之间的不同，那就应该向我们哲学家中真正能够同柏拉图媲美的人请教。黑格尔就敢于这样说：“只有现代化的城市，才能向思想提供一块自我意识的土地。”我们正生活在大城市的时代。因此，世界便直截了当地失去了它的永恒性：没有了自然之美，没有了大海，没有了山丘，也没有了黄昏的沉思。除了在大街上，人们也没有了意识，因为只有在大街上才有人间百态。这就是法则。随之而来的，我们那些最具典型意义的文学作品也表现了同样的偏见。自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后，在欧洲伟大的文学作品中，你就根本找不到景物的描写。那故事情节，既不能解释故事发生之前的自然世界，也不能反映驾于故事之上的美。这些作品走的是对自然美不闻不问的路子。柏拉图包罗万象，包罗了荒谬、包罗了理性也包罗了空想。而我们的哲学家则除了荒谬和理性之外什么也没有，因为他们除此之外，在其他一切事物面前，则闭上双眼，其思维如鼹鼠。
以灵魂的悲剧取代对世界的凝视，那是基督教。然而，它至少同一种自然的灵性有关，通过这灵性，可以维持着某种永恒。上帝升天了，留下来的只有纠纷和强权。长时间以来，我们哲学家们的全部努力，就放在如何以客体形式的概念取代人间自然的概念，如何以偶然性的无秩序的动乱或者以理智推动下残酷的运动，取代固有的自然界的和谐。当希腊人赋予意愿以理性的界限时，我们却把意愿的冲动当成理智的核心，从而使自己成了理智的谋杀者。对希腊人来说，这种理性的界限，其价值在于，对所有的行动，都在事先赋予它准确的界限。当代的哲学则把它们的价值，放在行动之后。这种价值便不是原有的了，它乃是后来转变出来的，而我们也只能在事件过后，才能看见它的全貌。按这些价值衡量事物，界限便没有了。
然而自然界却是客观存在，它以其中宁静的天空，以其理性，同人类的疯狂作对。直到原子因发怒而裂变，直到事变在理智的胜利中，在争端的完结时，完成其发展过程。然而，希腊人从未说过界限不可以被打破。他们只说过界限是存在的，还说凡敢于超出这个界限者，无疑对界限本身是一个无情的打击。在当今的历史事件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对此予以反驳。
历史人物以及艺术家们都想改造世界，但艺术家们由于他们工作性质使然，他们了解自己的界限，而历史人物却不了解。因此，后者的结局便是走向暴政，而前者所钟爱的则是自由。当今之世界，所有为自由而斗争者，始终都在为美而战斗。当然，这并不是单纯地为美本身而斗争。美不可能离开人而独立存在。因此在当代，我们只能在它的痛苦中去追寻它，才能赋予它以伟大和庄严。今后我们将不再孤独了。同样，我们人也不能离开美而生存。然而我们这个时代却做出一副对此一无所知的面孔。它为达到自己的绝对权威而硬撑到底，它企图在把这个世界搞得精疲力竭之前，把它弄得面目全非，在理解这个世界之前，向它发号施令。不管这个时代在说什么，其结果都是背离这个世界。奥德修斯可以在女神卡吕普索那里，在长生不死和回到自己祖国的土地两者之间任选其一。他选择了祖国的土地，宁愿死在自己的土地上。这样一件极其朴素而崇高的情感，而今于我们竟是那么陌生。有些人会说我们缺乏谦逊态度。但这句话总的来说，却有些暖昧。我们有点儿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那些小丑。他们自吹什么都能做得到，要上天上去摘星星，但到头来却在公众面前大丢其人。我们缺乏的仅是人的自豪感，这样的人应该是遵守自己的界限，明确地懂得并且珍惜自己的生存条件。
圣埃克苏佩里在他临终前写道：“我恨我的时代”，其理由同我上面所讲的差不多。然而，这种呼声是出自一位在各方面都对人类表现出极大爱心的人，是令人惊异的。因此，我们不应把这种说法作为我们的依据。然而却可以看出，在某些时间内，他是多么想离开这个沉闷而贫乏的世界啊！但是，毕竟这个时代是我们的时代，我们不应该生活在这个时代里却又互相仇恨。它只是因为把自己的品德同自己的缺陷不加选择地滥用，才堕落到如此地步。我们将为那些正向我们走来的时代的品德而斗争。什么是它的品德呢？帕特洛克罗斯的战马在战场上为它们死去的主人而哭号。一切都完了，但在阿基琉斯的参与下战斗继续进行，直到最后的胜利，因为这种友谊源自于被惨杀：友谊便是一种品德。
承认自己的无知，不狂热。承认世界和人类有其局限，有可爱的面孔以及承认美的存在，这便是我们的基地，从这里出发，我们便能够追上希腊人。明天的历史走向，其方式并不同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历史的走向取决于创造和宗教裁判之间的斗争。尽管赤手空拳的艺术家们要为此付出很高的代价，但那胜利是可以期待的。黑暗的哲学将在霞光灿烂的大海上烟消云散。啊，南方的思想，特洛伊的战争在离真正战场很远的地方进行着！还是这一次，现代化城市的高墙，将为献出海伦的美而坍塌，将在如平静的大海般安详的灵魂中坍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