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出的报刊批评家则很像
单枪匹马的斗士，形象突出但却非常人可以胜任。如今，这位令人重新对英美报刊批评刮目相看的批评家叫詹姆斯·伍德。本文为作者授权转载，原文刊于《经济观察报》2018年5月25日，发表时有删节。
20世纪以来，英美文学批评的一些大家——诸如瑞恰慈、利维斯、兰塞姆、燕卜逊、特里林、哈罗德·布鲁姆等——主要在高校任教，他们也就方便地被称为学院派批评家。另一方面，英美繁荣的报刊媒体催生了一批依托媒体主要给媒体撰稿的批评家，比如门肯、埃德蒙·威尔逊、伍尔夫、奥登、桑塔格等，他们主要给诸如《新共和》《大西洋月刊》《党派评论》《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纽约书评》《纽约客》等著名杂志撰稿。两派批评家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写作受众，都潜移默化并且深刻地影响到他们各自的批评文本。学院派批评通常追求某种批评体系，更倾向于对批评内部作用的追根溯源，他们试图搅动潜伏在文学深处的批评思潮的潜流，在几位杰出的学院派批评家的著作里的确有一种力透纸背的力道，但是更多在学院里谋生的较平庸的批评家则把批评变为寡淡的营生，最初充满生机的文本批评渐渐被刻板僵硬的批评范式所替代。
报刊批评对文学浪潮（或者说是图书市场）的变化更为敏感，报刊对于“新闻”的强调，也使报刊批评家更多地将关注的眼光投入到当代作家的新书上，并在较短时间里对这些新作做出反应。一般而言，较短的时间不利于写出有深度的批评，但是英美著名报刊较大的篇幅较高的稿酬以及巨大的影响力，吸引了上述一批杰出的批评家。他们对学院派批评家身上挥之不去的学究气不以为然，他们对建构自身的批评体系并不在意，而是更充分地关注文本本身，如果说学院派批评为了凸显自身对于作品形成了一种碾压之势的话，报刊批评则更多的是一种倾听和理解。这些报刊批评家乐于为有一定文学修养的读者指出一部作品的优异或者失败之处，也许他们中某些人的文风是咄咄逼人的，但从根本上讲，他们没有试图将自身凌驾于作品之上，他们提供的是某种优雅的“评鉴”。这个词看起来比较谦卑，但批评的本质不正在于比较优劣，并提出有说服力的理由吗？因此，英美报刊批评较低的批评姿态并没有将他们和简陋划等号，反而在几位杰出的报刊批评家的作品中，他们把报刊批评的各种优点发挥到极致，不仅在公众影响力方面力压学院派批评家，而且在批评文本上也更加优雅和更富魅力。
当然，能做到这几点的报刊批评家总是极少数，如果说学院批评家由于人数众多而显得面目模糊的话，杰出的报刊批评家则很像单枪匹马的斗士，形象突出但却非常人可以胜任。因此，英美报刊批评看起来像是一种岌岌可危的传统，时刻面临着后继乏人的危险，直到下一位耀眼的名字出现，人们才长长松一口气。如今，这位令人重新对英美报刊批评刮目相看的批评家叫詹姆斯·伍德，我手头这本《私货》收录伍德写于2004年至2011年的25篇文章，绝大多数都发表于《新共和》《纽约客》及《伦敦书评》，事实上他的另外几本影响较大的批评著作《不负责任的自我》《小说机杼》等也大多是给英美著名报刊撰写的批评文章的结集，因此詹姆斯·伍德当然是典型意义上的英美报刊批评的新传人，无论是他给英美报刊撰文这一事实本身而言，还是就他的批评文章的特点而言都是如此。
《私货》收录二十多篇文章，第一篇《私货：向基斯·穆恩致敬》是纪念谁人乐队鼓手基斯·穆恩的文章，其中提到穆恩作为鼓手的第三条原则“是将尽可能多的私货塞进每个小节，这给他的表演带来了非凡的多样性。他似乎会同时对所有东西生出触及的渴望”。当伍德写这段话时，一定想到了自己的书评写作，是啊，批评家不也正是借助于批评对象抒发自己对文学对人生（那些私货）的看法吗？大概正因为这个原因，伍德将此篇作为《私货》的开场白，并将篇名作为书籍的名字。最末一篇《给岳父的图书馆打包》则是本书两篇记叙文中的另一篇，是写伍德岳父去世之后，他和妻子处理岳父四千册藏书——“在平坦开阔的安大略乡间，一栋巨大的维多利亚式的房子里，有大约四千册书，也差不多这样沉睡着”——的经过，和许多批评家的回忆文章一样，此文也充满了“思考”，伍德是一位在西方声誉日隆的职业书评人，他自然也是终日和书打交道的读书人，这些思考也就多少带上了伍德自己的夫子之道。他这样看图书馆：“它们同收藏家具有同样的个性，同时又是对无个人性的知识的理想表达，因为它是普遍的、抽象的，远远地超越了某一个人的人生。”在文章末尾，伍德换一种方式再次强调了这一点：“这些书在某种程度上使他更渺小，而非更伟大，就好像他们正在窃窃私语：‘一个人的一生，充满着忙碌、短暂、毫无意义的项目，是多么渺小啊。’所有的废墟都在这样说话，但我们奇怪地一直假装书不是废墟，也不是破败的石柱。”和岳父只是痴迷于阅读和藏书不同，伍德毕竟还是颇勤奋的书评人，但和巨大的书籍的废墟相比，勤奋写作带来的这几本书籍又有何意义呢？面对岳父藏书所产生的一丝虚无感，将全书献给众多作家的更多致敬和少量鞭挞突然带入一种最终没落的氛围。那么在伍德看来，这篇文章作为一本书评集的结尾也就顺理成章了。
《私货》二十多篇书评，涵盖当代西方最有活力的一批小说家——泽巴尔德、石黑一雄、诺曼·拉什、科马克·麦卡锡、亚历山大·黑蒙、奈保尔、玛丽莲·罗宾逊、莉迪亚·戴维斯、麦克尤恩、理查德·耶茨、杰夫·戴尔、保罗·奥斯特、拉斯洛·克劳斯瑙霍尔凯、伊斯梅达·卡达莱、艾伦·霍林赫斯特、本·勒纳等，显然这是一份华丽的名单，仅从这份名单都能感受到詹姆斯·伍德对于西方当代小说积极的探索，而作为中国读者这也是了解西方当代小说的一根有效的指南针——上述绝大多数作家在近年才刚刚有了中译本，中国的读者都还没有对这些生机勃勃的小说做出准确及时的反应，那么在这些小说中译本之后紧随而至的《私货》对于中国读者来说，也就恰逢其时了。
《私货》里还有几篇是评论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其中包括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乔治·奥威尔、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托马斯·哈代等，对于这些经典作家，伍德文章的介绍意义打了折扣，这几篇文章的意义全在于有没有对这些经典小说提出更新的观点，和之前相关的海量批评比有无推陈出新的特异之处。总体而言，《私货》里的这些小说评论秉承了英美报刊批评的传统，最突出的印象是，这些文章都写得很讲究，行文优雅敏感，不仅仅是传达评论者对于所评小说的观点，同时它也极为注意自身的文本和文体感，当然所有这些都是建立在大量阅读基础之上的——旁征博引，信手拈来自是不在话下。
报刊批评作者一般都不在意自身批评体系的建设，甚或他们可能认为那种批评本身是误入了歧途，作为英美报刊批评当代有力的新传人，伍德也继承了这一重要观念。整本《私货》读完，尽管比较愉快，但是你很难厘清伍德自己对于小说理解的提纲，至少你很难提炼出过于简单明了的提纲。伍德在书评中总是熨贴于小说文本，在文章中他总是一再强调文笔的重要性，在评论诺曼·拉什时他写道：“拉什让爱好文学的读者如此兴奋——而且至今只用一本小说就让他们感到强烈兴奋——原因之一是他非凡的文笔，这种文笔那么美国，只能美国人才会有，就像贝娄的语言一样，杂糅着文雅鄙俗的各种记号，保存在极度不稳定的复合语法里。”后殖民小说《尼德兰》的作者奥尼尔则因为“写着优雅的长句，正式但并不过分考究，讽刺也是搭载抒情准确的隐喻而来”而受到伍德的赞赏。对于《基列家书》作者玛丽莲·罗宾逊的宗教狂热，伍德坦言并不欣赏，但是“我尤其敬佩的，是她行文语言的精确和抒情力量，以及其中裹挟的争斗——和词语的争斗。”在《私货》里罕见的一篇以抨击为主的文章中，小说家保罗·奥斯特不幸成为靶子，尽管起先伍德有点言不由衷恭维奥斯特小说“有不少值得赞赏之处”，但很快就将批评的火力对准了奥斯特“无味的文笔”——“没有任何语义理解上的障碍，没有词汇难度，也没有复杂句法带来的困扰。”还有更尖刻的，伍德批评《隐者》的主要叙述者满嘴陈腐套话“实在令人难以信任，而将这些话安在他身上的作家似乎也并不想说服读者去相信这些话有什么意义“。
从上面的例子不难看出，对修辞（文笔）的关注始终居于伍德批评的中心位置，顺理成章在几乎每篇书评里，他都不忘对于小说的精彩细节展开细致敏锐的评析，所以当我们在伍德评论《战争与和平》的文章中读到“托尔斯泰是如此致力于丰厚的，普通的细节“时，好像找到了解码伍德批评的一把钥匙。他当然知道细节作为构筑长篇巨制的砖石，决定着小说的质地和优劣，那么对于这些细节敏感的剖析也就体现出批评者的高下。《私货》中这样的例子很多，我印象较深的是伍德对于科马克·麦卡锡和哈代的评论。对科马克·麦卡锡，伍德评价甚高，称他为”以文笔华丽闻名的风格大师“，并以激赏的口吻具体地评论了麦卡锡的文风：”这本书（指麦卡锡代表作《路》）里满是短促的陈述句，动词紧贴着它们的对象，形容词和副词几无踪影，插入语和从句谢绝入内。“《路》是所谓的后启示录小说里的杰作，描述了未来的核战争之后，一对父子在巨大的人类废墟上的游历。最后父亲死去，而孩子”再次回来，跪在父亲身边，握着父亲冰冷的手，一遍又一遍叫着他的名字“。伍德对最末一句颇为欣赏，显然小说持续推进的力量最终击中了伍德，而伍德也以精彩的分析准确传达了这种震撼：“这句中压抑着的强烈情感尤其绝妙，除了此处，我们很少在这本小说中看见儿子称父亲“父亲”；这些温柔的词语仅在此时此刻迸发了出来，就在小说快要结束的地方，而且也只是平铺直叙。”
在关于哈代的评论中，一开始伍德借助切斯特顿1903年论述勃朗宁的一段话，再次强调了“细节可怕的重要性“，并就此展开对哈代“硬度十足”的细节描写的展示和分析：诸如描写打霜的草沙沙作响“像木头刨花“落在脚边；描写刺人的雨是这样的——早上起了风，短短一场阵雨播撒下来，像谷粒似的掷向辛托克农舍的墙壁和窗玻璃。而哈代在《苔丝》里对于奶牛奶头的描述——“它们布满血管的巨大乳房像沙袋一样沉沉地挂着，乳头贴在上面像是吉卜赛瓦罐的腿”——则激起伍德粉丝般的热情，甚至不惜以贬低亨利·詹姆斯为代价，虽然詹姆斯对哈代颇为不屑，但伍德认为詹姆斯根本写不出如此传神的句子。
伍德对于修辞的强调很容易和二十世纪中叶盛极一时的新批评派混为一谈，但两者其实很不一样。新批评派对于文本近乎偏执般的关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于19世纪以前的传记式批评的反动，新批评对于过去批评家总是从作家传记资料中寻找理解作品的途径呲之以鼻，因而他们断然与这种业已泛滥的批评方式决裂，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文本本身蕴含着一个完整自足的世界。因此，新批评对于文本的分析更加充分也更具野心，而后来一些平庸的新批评家则将这一特点扭曲到牵强附会的地步。而像伍德这样的报刊批评家对于文本则从审美的角度持一种评鉴的态度，更重要的是，报刊批评家并不拒绝作家的传记资料，相反，后者亦成为前者批评文章的重要构成部分。比如，在伍德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哈代在1870年遇到艾玛，立刻堕入爱河，旋即展开追求，但因为没有稳定的前景和收入，四年之后哈代才抱得美人归；也可看到奥威尔在伊顿公学度过的还算开心的时光，尽管已经意识到阶级出身带给自己的羞辱；也可看到理查德·耶茨颠沛流离的生活，并且在每一处房间里，“都会有一个写字台，座椅脚边会有一圈儿被碾死的蟑螂，窗帘被烟熏得辨不清颜色”。当然，和以前的传记派批评家不同的是，伍德（和其他报刊批评家）并没有打算从这些传记资料中寻找破解其作品的灵丹妙药，而是作为一种有价值的资讯介绍给读者，当然更重要的是，这些传记资料在优雅文风的作用下形成一种氛围，从侧面帮助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尽管伍德已经不再认同传记资料和作品本身的直接对应关系，但是从“文如其人”的角度，一个作家的整体状况到底会和他的作品存在着千丝万缕的曲折联系。从这个的角度出发，伍德这样的报刊批评家确实扭转了新批评派滑向极端的势头，而作家和作品隐蔽的内在联系，又是一块报刊批评家得以施展身手的新阵地。
《私货》里有一篇评论埃德蒙·威尔逊的文章引起我格外的兴趣，因为威尔逊恰恰是英美报刊批评传统中最具影响力的一位，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批评家，我很好奇伍德会怎样评论这位大名鼎鼎的前辈。这篇长达三十页的长文，对我而言提供了不少新鲜资料，但是文章对威尔逊过于苛刻的语调却让我觉得不舒服。文章一开始，伍德即高度赞扬《三重思想家》《创伤与弓》和《去芬兰车站》这三部出版于1938年到1941年的书，“必然撑起了美国文学批评高产的最伟大时代，也同时是创作高产的最伟大时代”。但文章对这几部威尔逊重要作品却着墨不多，倒是跳开它们不厌其烦地分析威尔逊最不成功（伍德的判断）的作品《浅析契诃夫》，认为读威尔逊论契诃夫，读者“完全感受不到美之存在，也感受不到这位批评家对此有所虑及”。我没有读过《浅析契诃夫》，无从判断伍德观点是否正确，可对于一个著作等身的作家，要从他浩如烟海的作品挑几件劣作实在是太容易了，在我看来一个作家的地位应该是由他最好的作品奠定的。随着文章的推进，尽管其间点缀空洞的赞美，伍德对威尔逊批评的声调却逐渐升高：“最令人惊讶的一点也许是，尽管威尔逊声望甚高，但有时，从几篇重要的文章看来，却是一个令人失望的文学评论家。他延伸到研究对象身上的消极感受力——他们的模棱两可，他们的深渊，他们的神经质黑洞——他经常拒绝将这份感受力用到文本本身上。”到文章末尾，伍德甚至断定威尔逊许多已经绝版的作品将可能永不再版。
但是伍德这回显然看走了眼，在伍德完成这篇文章没多久（2007年），威尔逊厚厚的两卷本文集就作为著名的美国文库的一种出版了，而就在近年，威尔逊也有几部重要著作——《阿克塞尔的城堡》《去芬兰车站》《爱国者之血》——先后出版了中译本，并为他赢得了一批忠实的中国读者。当然关于威尔逊，伍德看走眼的地方远远不止于此。我不知道伍德何以如此看轻威尔逊，事实上，他的书评写作和威尔逊的写作方式很相像——都是为英美著名报刊撰写有深度的书评，都是对图书市场新近出版物及时的评论，行文都比较优雅敏感，对文本分析和传记资料的同时借重等等。那么伍德对威尔逊的苛评很可能是文人相轻？或者是后辈作家对于前辈作家挥之不去的弑父情结？我不知道。但我清楚的是，伍德的批评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在魅力本身都远不及威尔逊——他应该好好向威尔逊学习才对。在有关威尔逊文章最后，伍德抓住威尔逊自诩的“文学记者”的头衔做文章，指出“威尔逊的批评相形之下（和兰德尔·贾雷尔比）道出了文学新闻的局限”。可是伍德难道没有看出威尔逊的这一自诩其实是出自骄傲吗？威尔逊对学院派那种学究气十足的貌似很有深度的批评实际上是瞧不上眼的，他所说的“文学记者”的潜台词其实是指文学批评本质上正是在于高下的比较，在于选择和推荐，那种几欲将自身凌驾于所评对象之上的批评，在威尔逊看来不仅造作而且是误入了歧途。
《私货》无可置疑地是一本扎实和勤勉的小说批评，但是如果和威尔逊的批评比，它还有明显的差距。伍德的兴趣显得更加狭窄和集中，他的绝大多数文章都是关于小说的评论，少有越界，而威尔逊的兴趣极为广泛，他的著作也驳杂得多——除了数百篇书评之外，还包括旅行游记、政治新闻评论、有关加拿大文学、易洛魁人、海地、死海古卷、美国南北战争时期文学等等等等的著作。威尔逊那部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起源的巨制《去芬兰车站》，很难想象还有哪位文学批评家可以写出来——除了他。威尔逊对于18世纪以来西方社会思潮的精深研究，使他获得了一种别人难以企及的开阔视野，因为具备纵深感十足的观察力，当代文学的许多小伎俩和小花招根本不可能在他那里蒙混过关，这使他的批评有一种过人的犀利，赞扬和抨击都可以落到实处，避免了批评文章几乎是固有的空泛。威尔逊对于文本也很敏感，但是在他的文章里对于文笔的分析并不是主流（和伍德不同），就像以赛亚·柏林说过的那样“威尔逊是一个道德动物”，在文笔、修辞之上还有一个“道德”更让威尔逊牵肠挂肚。自然，完全从道德角度看作品肯定是拙劣的，但是建立在敏锐的文体感之上的道德视角则是一流批评家的标志，从这个角度看，伍德的小说批评还稍稍流于肤浅还缺乏足够的穿透力，因为他还没有掌握“道德”这把锋利的手术刀。
总体而言，威尔逊激赏一种倡导积极人生的文学，他对文学的“颓废”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厌恶，在《阿克塞尔的城堡》一书中，威尔逊评论诗人兰波的一句话清楚地体现出这一点：“如果行动可以与写作相比较的话，兰波的人生似乎比他同代的象征主义作家更为令人满足，比那些后来的象征主义作家更为理想，因为他们只是终日留在家中创作文学作品。”也就是说，对于作为一种幻象的语言艺术，威尔逊是持批评态度的，而这句话我们也可以作为答案提供给伍德，因为伍德在文章里疑惑于“尽管在大学里他（指威尔逊）周围尽是文本分析式的研究，他却从来没有被那种方法所吸引”。其实岂止是“不被吸引”，更准确的表达应该是“蔑视”。文本分析固然有高下之分，但毕竟是有迹可循的一种批评方法，而威尔逊纵览数个世纪的眼光则肯定是极为罕见的，像威尔逊在《阿克塞尔的城堡》结尾处高瞻远瞩式的断语，伍德是决计写不出来的：“象征主义对19世纪自然主义的反抗到现在已是强弩之末了，而三百年来在客观与主观两极之间的摆荡，现在又回落到客观里去。”在我看来，这才是纵横捭阖的气度，这才是大批评家才力之所在。
伍德是纯粹的小说批评家，这种纯既表现在他极少涉猎人文社科书籍，而且对文学的另一重要门类——诗歌——持一种洁癖般的拒斥。整本《私货》没有一篇关于诗人和诗歌的评论，而且提到诗人的地方都极少，我印象中只有两处，一处是在论《战争与和平》文章的末尾，他以色列诗人阿米亥的诗句做结：“活着，诗人耶胡达·阿米亥写道，是同时去造一条船，再建一个码头：‘搭好那个码头/在船沉没以后很久很久。’”还有一处，是在论威尔逊的文章中提到过几位诗人的名字：“他（指威尔逊）倾向于看轻华兹华斯和雪莱，还会用经典的歌德和但丁作为棍棒，用以攻击浪漫主义过度的宗教情节。”在威尔逊浩如烟海的著作中，有关诗歌的评论比例不高，更多的是小说和人文著作的评论，但是他毕竟在《阿克塞尔的城堡》一书中极为精彩地评论过叶芝、瓦雷里、艾略特和兰波等诗人，甚至最早奠定了这几位大诗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如果我们认同诗歌是语言艺术最敏感最高级的部分的话，那么对一位批评家而言，他对诗歌的批评往往也就最能体现他的批评嗅觉。可是在这方面，伍德完全缺席了，更糟糕的是，这也令我们对他的小说批评里大量基于语言和文本的分析少了一点信任感。
伍德无疑是当代英美报刊批评领域里炙手可热的人物，作为该传统新传人的地位坚如磐石，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批评和小说、诗歌一样，并不是越新越晚近的批评家就越出色，文学里的进化论是根本行不通的。就像伍德评论的那些西方当代小说不能和威尔逊时代的小说家——菲茨杰拉德、海明威、福克纳、约翰·多斯·帕索斯、纳博科夫——相提并论，作为批评家伍德和威尔逊也不是一个等量级的。也许，这再次印证了批评作为再生文学的尴尬地位——它的水准很大程度上要依附于评论对象的水准。可是，在目前这个显著的文学低潮期，伍德已经是它能贡献出来的最好的批评家之一了。
对于批评，还有一个简单的功利主义的评判标准，就是它的褒扬和贬抑是否具有说服力。在这方面，《私货》做得不错，看完这本书后，我立刻在网店下单购买了耶茨的《革命之路》、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科马克·麦卡锡的《路》这几本伍德备加赞赏的书，我打算顺着伍德激赏的语言的气流去好好地“实地考察”一番。同样，也因为伍德毫不留情地抨击，我把出版社多年前寄赠给我但一直未看的几本奥斯特的小说下架打包，寄给了二手书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