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力卫 译
丸山真男作为一个学者，在日本思想史和政治史方面留下了许多重要著作；同时，他又是一个思想家，终身投入到活生生的政治舆论场上。上述这两个方面互不可分，本书内容也充分显示了这点：它汇集了作者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约十年间发表在杂志上的有重大反响的论文和评论，其中包含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意识，虽然并没有那么系统地组合在一起，而丸山自己，则是终其一生都在思考之、追求探索之。
这些论文的写作时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5-1951年，当时日本正处于包括苏联在内的“同盟国”占领统治之下，当然实际上是由美国来占领接管的。在这一阶段，一方面到处都在赞扬美国的民主主义，而同时日本共产党也具有强大的号召力。但这一状态随着中国革命的成功和朝鲜战争的爆发、美苏对立的日益加深而销声匿迹了。第二阶段是日本从占领统治下获得新的独立并迅速恢复了经济生产，随之民族主义也开始复兴。比如，曾列为战犯的岸信介当上了首相，他所推进的政策正是要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改为军事同盟。所以，1960年反对《日美安保条约》的运动成了空前高涨的市民运动。
丸山的各篇论文正是应对这一政治状况而写的。因此，在第一阶段，他主要考察了战前和战争期间的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形成；第二阶段则主要论述了战后美苏对立下显露出来的政治及文学问题。这些论述在当时分别给予人们以强烈的印象，展示了知识分子的思考和意见的可能性。
第一阶段里之所以就战前的法西斯主义展开批判是因为战后开始的一系列审判和反思。我们知道不仅在日本国内，战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同盟国军”在德国和日本都开设国际军事法庭开始审判战争犯罪，即著名的德国纽伦堡大审判和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这些情况相互交织，烘托出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战前的法西斯主义到底是什么？对此，当时的意见大体分为两种：一是从美国式的民主主义的观点来批判法西斯主义；另一种看法则认为法西斯主义是垄断资本与国家权力相互勾结的产物。
但是，丸山的看法明显不同于这些观点，比如在“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及运动”一文中，他首先注意到德国法西斯与日本法西斯（天皇制法西斯主义）的不同之处。丸山认为纳粹主义是从魏玛民主主义中“自下而上”的革命。与此相反，日本的法西斯主义则是“自上而下”的革命，亦即是由天皇制和军队及国家官僚组建的绝对主义体制所导致的，也就是由于民主主义欠缺的结果所产生的。这一分析并不是说要赞赏纳粹主义，将之视为民主主义的产物。丸山只是想要考察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特征，以免其被掩盖在一般的法西斯主义批判之中。
在“军国统治者的精神状态”一文中，丸山关注到以下几点：德国纽伦堡大审判中纳粹领导人都对其行为承认自己所负的责任，而且申诉自己的正当性；但在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日本的战争领导人从不主张自己的正当性，当然也就不承认自己的责任，只是强调一点：听从了天皇旨令而已。而天皇也说，受明治宪法所规定的立宪君主制的制约，自己所处的地位没有直接下命令的可能。天皇得以免除东京审判的理由正在于此。但是，这样一来，对于日本的那场战争就谁也不去担负责任了。丸山称之为“不负责任的体制”。
如果说日本法西斯主义是这样的话，那么将之单纯地解释为出自资本主义经济的问题，或者当作封建制的残留所引发的问题都是无法解释得通的。应该将之作为更为根深蒂固的日本社会的特性，从思想传统上来审视之。实际上，丸山在本书里阐述的各种问题，之后又从历史的角度更为深入地再次加以追问。反过来说，丸山后来就日本思想史所展开的论述，许多问题都是由这本书中他自己考察的问题作为出发点引发出来的。
第二阶段，也就是针对20世纪50年代美苏对立和日本经济复苏过程中发生的种种状况和问题，丸山将视点倾注到大众社会的一些现象上来。迄今为止，他一贯是在共同体与市民社会这一对比上，即人们是属于某一共同体，还是作为一个自律的个人（individual），在这一比较上来考虑问题的。这可以说是他的基本出发点，在追究日本和德国的法西斯主义不同之处时也是如此。但是到了第二阶段，他就法西斯主义问题开始导入了新的视点。
那就是，他观察到了另一个侧面：在大众社会，亦即个人既不属于共同体也不属于市民社会时，法西斯主义是由四分五裂的原子化状态产生的。从这一角度来看，德国魏玛时代尽管有民主主义，但还是产生了希特勒独裁体制，那可以说是因为已经是大众社会了。而且这一点也可以对应战前的日本。尽管当时实际上还处于半封建的社会，但同时随着城市化的扩大和大众媒体的发展，也已经呈现出大众社会的种种现象了。
在大众社会里，原子化的个人是无法自律的，他们不断要受到媒体的影响和操纵，而且原子化的个人也不能仅仅躲进自己封闭的私人空间里，不时地还要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后来丸山这样写道：
原子化的个人一般对公共问题不甚关心，但正是这种不关心往往会突然转化为狂热的政治参与，也就是说他们为摆脱孤独和不安而焦虑，正因为此，这种人才会全面归依权威主义的领导，会全身投入那种国民共同体、人种文化之永存这一观念所表现出的神秘的“集体”中去。（“种种个人类型的析出”，《九山真男集》第九卷）
从农村共同体出来的人们，在城市里不是作为市民，即一个有自律的个人，而是作为一个原子化的个人浮游于其中。工人阶级也基本相同。这便是法西斯主义滋生的温床（hotbed）。而这种状态，不光是在丸山写这本书的当时，而且现在也仍然处在进行之中。即使达不到战前法西斯主义那种程度，类似的现象随时随处都可能发生。
一般来说，市民是指城市居民，或不属于劳动阶层的中产阶级。所以，提倡市民运动的丸山的想法曾被人视为基于西方个人主义的市民主义，也被批评为知识精英主义。但是，丸山所说的市民不单是指城市居民或个人主义者，他说的市民是指可以与他者自主地构成一种社会关系（结社）的个人。
在欧洲，自立的城市都是始自各种工商业者之间结成的联合体，也就是说，市民社会不单是原子的个人的集合，而是始于个人之间结成的组合。由此才能产生民主主义。在日本，城市是原子的个人的聚合，也就是说，那里没有市民社会，也就产生不了民主主义。民主主义并不单单建立在议会选举上，或集会的喝彩之中，它只有以每个人的自主的社会关系为基础才有可能实现。换言之，民主主义并非是由一定的制度和某种状态所保证的，它实际上是通过“不断革命”的过程得以实现的，即要不断地更新个人之间结成的自主的社会关系。
毋庸置疑，民主主义并非只终结于议会制民主主义。议会制民主主义只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民主主义在某种制度上的表现而已。但是，我们不管是过去还是将来都不会看到一个完全体现民主主义的制度，人们至多只能谈论某种程度的民主主义。在这一意义上，“不断革命”才是真正符合民主主义这个词的。（丸山“追记”，《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未来社，1964年，第574页）
1960年的反安保斗争中，丸山用以鼓舞市民运动的，正是出于这种观点。（顺便插一句，我在那年刚刚进入丸山执教的东京大学，也参加了这场斗争。）但是，当时丸山被学生运动组织者们轻视为“市民主义者”，在这之前也被旧左翼批判为非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到了60年代末，他又成为新左翼攻击的对象，被说成是具有特权的进步的自由主义派教授。更有甚者，到了80年代又遭到后殖民主义者的攻击，说他是民族主义者。但是，那些批判没有一条是看清了丸山所处的背景，以及所经历过的体验来说的。
丸山实际上所从事的研究，并不是市民主义或自由主义之类，而一以贯之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这早在他1934年进入大学时就开始了，当时，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运动分为两派，一派称作讲座派——政治上属于共产党（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另一派称作劳农派——政治上属于劳农党（战后成为社会党左派）。前者的名称缘于他们刊行的《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讲座》（1932-1933年）。
劳农派将明治维新视为资产阶级革命，维新以后的日本是近代资本主义国家，所以主张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另一方的共产党系的讲座派则认为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是绝对主义国家，在先于社会主义革命之前，必须要实行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以扫除封建主义残余，也就是要打倒天皇制、地主制。即所谓的二次革命发展阶段论。
讲座派的观点只不过是将俄国革命的历史经验生搬硬套到日本，亦即对共产国际理论的一种盲从。在1927年时，立宪君主制已经形成，而且普通选举法也已成立，不去针对当时紧迫的社会问题，反而首先高喊“打倒君主制”的口号，简直是愚劣之举。由此招来的只是镇压，而且被广大群众所孤立，其结果是出现了大量的思想转向者。对此，劳农派倒是在议会政治中从事合法活动。两派并非敌对关系，非合法化的共产党员也有作为劳农党员参加选举获胜后当选议员的例子。
劳农派的认识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正确的，但某种意义上又是错误的。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天皇制、地主制等封建残余的制度会自然消灭的。也就是说，他们从来没有从日本社会的“政治、观念的上层建筑”来进行考察。之后，劳农派中虽然也产生了以宇野弘藏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但是，除了经济学领域之外，特别是在历史学和文学领域倒是讲座派拥有广泛的影响力。尽管共产党遭到破坏并出现了大量的转向者，但讲座派提出的问题反倒在以后一直是作为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留下来了。
丸山一直对讲座派抱有关注。哪怕是他们被镇压被消灭，这种关注依然未变。讲座派的理论中，值得瞩目的是关于以天皇制为首的、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社会残留的各种“封建残余”，他们试图从地主制等经济基础来对其加以说明，但以受挫告终。但是，他们的失败可以说再次给人以契机追问：天皇制到底是什么？说得再通俗一点，那就是留给我们了这样一个课题：观念、政治的上层建筑的维度虽然根本上受制于经济基础，但它本身也具有相对自立的构造，所以必须阐明这一点。
比如，历史唯物论认为，国家就是统治阶级所持有的一个暴力装置，但仅靠暴力又无法维护持续性统治。权力在基于暴力的同时，也基于服从者的积极同意。所以，其固有的问题是政治层面上的问题无法还原到经济基础上来。丸山努力在思考这一点，对他来说“政治学”就是从经济基础上来观察分析相对自立的政治上的层面。而且，那是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历史，也就是与思想史的问题意识相重合。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丸山一直在思考讲座派引发出来的问题。本书的各篇论文都是先导入德国的马克斯·韦伯、卡尔·施密特，以及美国的政治学、心理学来加以阐述，所以，丸山也被视为只是倚仗西方得来的新知识的非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也被批判为以西方为典范来寻找日本的缺点的那类近代主义者。但是，这些批判实际上都没有说到点子上。他所从事的工作主要是出自对讲座派的关注，他在同法西斯的斗争中一直独自思考着这一问题。
我们看丸山的工作，应该与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比如马克斯·霍克海默和埃里希·弗洛姆）等做一比较，他们在马克思主义运动败给纳粹后，从其体验和反省开始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他们为了阐明败给纳粹主义不是靠经济基础能够说明的那一部分因素，导入了迄今为止被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而遭排斥的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丸山当时无缘于法兰克福学派，也没有关注弗洛伊德。但是，他对日本法西斯主义的考察正可以说是应对了下面这段弗洛伊德的话：
马克思主义的力量不在于它对历史的见解，也不在于它的以此见解对未来的预测，而在于它深刻理解了人类的经济状况对学术、伦理及艺术反应的影响。因此，它乃发现了从前完全为人忽略的整个因果关系。然而我们不能假定经济的动机是决定社会中人的行为的唯一动机。不同的个人、种族及国家在相同的经济状况下有不同的行为，足见经济的因素不是唯一的决定原因。我们不能理解的是研究活人的行为如何能忽略心理的因素呢？不仅这种因素与经济基础的建设有关，而且即使人受这些条件控制时，也只能动员其原始的本能冲动——如自存本能、攻击本能、爱的需要、求乐避苦冲动等。前次演讲曾侧重超我的地位，因为超我代表古代的风尚及理想，并有时抵抗新的经济情境的压迫。
但是，与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不同，丸山在日本的研究工作并没有被视为直接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内部的问题上，只是被认为单纯地吸收了欧美的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方面的新动态。然而，丸山的真髓并不在此，我们只要看看下面两点就一清二楚。第一，他最亲密的朋友就是论述鲁迅的竹内好和写过司马迁的武田泰淳这些文学家，这也意味着丸山始终是把中国挂在心上的。第二，当那些批判他的左翼们统统转向后，或者1990年，随着苏联的崩溃，社会主义理念遭到根本质疑的时候，丸山的姿态都没有过一丝动摇。他一贯追求的就是“社会主义”，但他将之称为“民主主义”。那既不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国家主义），也不是美国式的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前面讲到过，那是要创造出一个自主的、每一个个体的社会的联合体。而且，那是要在“继续革命”中完成的，丸山真男是毕其生涯都在探索思考之的思想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