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从容 译
对知识分子的定义依据的常常是他们的职业。有时，人们提出用大脑工作的人就是在从事着知识分子工作——在西方，越来越少的人从事体力劳动，因此那里成千上万的人从事着知识分子的工作。除了教师、律师、科学家这类显而易见的人选之外，还有政府部门和私有部门的雇员这一名副其实的大军被雇佣来从事脑力工作。然而，从事非体力职业的人并不必然就是知识分子。就如罗恩·艾尔曼（Ron Eyerman）提出的，把脑力劳动者与知识分子区分开来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知识分子这一身份“不是产生于与社会地位相关的兴趣，而是其他方面的兴趣”。定义知识分子的，不是他们做什么工作，而是他们的行为方式、他们看待自己的方式，以及他们所维护的价值。
成为一个知识分子与谋生的方式无关。刘易斯·科塞（Lewis Coser）提出，知识分子“为思想而活，而不是靠思想生活”。艾尔曼重复了这一观点，说“知识分子也许靠思想生活，但他们也必须为思想而活”。虽然为一种思想而活这种观念会让读者觉得过于理想化、毫无希望，它却是近几个世纪成千上万人行为的动因。事实上，可以说不论人们对这类理想主义有什么异议，它激励了许多人，使他们看到了在严肃的日常现实之上存在着创造的可能性。甚至成为一位学者也不直接等于成为一个知识分子。就如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所说的，要想“拥有知识分子这一头衔”，文化生产者“必须把他们在特定文化领域里的特殊专长和权威用于这一领域之外的政治活动”。从布尔迪厄的观点看，像爱因斯坦这样的人在跨出他的专业领域（物理学）时，运用了知识分子的权威，对国际政治状况作出评论。他们作为知识分子的身份感部分地来自参与到超越了任何特定职业或兴趣的事务中。鲍曼（Bauman）提出，“‘成为知识分子’这句话所意味的，是要超越对自己的职业或艺术流派的偏爱和专注，关注真理、正义和时代趣味这些全球性问题”。难怪知识分子最赞许的一个美德，是有能力追求独立的和自由的生活。古德纳相信意志自由（autonomy）是知识分子主要渴望的东西，声称“知识分子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最深层的支柱，是他们对自己的意志自由的自豪”。渴望拥有根据自己的信仰和思考来行动的自由，深深影响着知识分子的行为。这解释了知识分子何以常处于一种创造性的紧张状态之中，与主流机构加在日常生活之上的规则和限制相冲突。
要像知识分子一样感觉和行动，至少需要在精神上与日常事务的惯例和压力保持距离。艾尔曼注意到，“一个人的脑力劳动越受外部力量、法则、常规、审查者等的控制，就越少感觉自己是一个知识分子”。之所以渴望意志自由，正是因为明白思想不可能按照时间表或者特定机构的指令而发展。一般认为，一定程度的超然对获得观点和创造性至关重要。知识分子可以受雇于某个机构，但是如果他们的想象和工作始终局限于这些机构的范围内，他们就将变成纯粹的专家和技术官僚。20世纪60年代发表的一份重要的美国研究提出，假如知识分子们迷恋于“成就”，这“将意味着近代历史所了解的那种知识分子的终结”。该文的作者警告说，这种变化对美国毫无益处，因为“只有当知识分子保持批评的能力，与日常工作保持一定的距离，并培养起对终极价值的兴趣，而不是关心切近的价值时，他们才能充分地服务于社会”。
即便在最有利于文化发展的时期，知识分子也往往不安于现状。当然也存在着为占统治地位的寡头组织服务的知识界名流。但这类名流很快就转变为拥护者和辩护者，疏远了知识分子的追求。他们很快损害了他们作为知识分子的权威。很难想象在完全遵纪守法的情况下，知识分子的工作能够取得进展。无论保守的还是激进的知识分子都透过原则的三棱镜阐释世界，这些原则永远与实际的社会事务相冲突。前者批评事物的现行状况，目的是开历史的倒车，后者则是为了对它的某些方面加以改进。
知识分子的创造角色要求他远离任何特定的身份和利益。自现代社会以来，知识分子的权威就来源于他们声称一切言行都是为了社会整体利益。知识分子可以被视为启蒙传统的化身，始终追求代表全人类的立场。皮埃尔·布尔迪厄评论说，通过他们对普适性（universalism）的信奉，现代知识分子“在对特殊论（particularism）的拒绝中，而且通过对特殊论的拒绝，塑造着自己”。通过为那些超出特定经验的价值——理性、合理、科学、自由辩护，知识分子重新肯定了启蒙运动的独特之处。
不管个人的性格如何，知识分子总是被迫挑战当代的观念和传统。这类冲突的潜在根源存在于知识分子的普适视角中，该视角与习俗和传统相对立，后者是出于指导特定群体的生活这一实用目的而建立的。就如爱德华·萨伊德指出的，把普适性作为行动原则是一件冒险的事情。“普适意味着冒险，以便超越我们的背景、语言、民族性提供给我们的容易把握的肯定之事，正是它们经常保护我们不受他人的现实世界的威胁。”正因为有着普适信念的知识分子常常质疑流行的习俗和假定，引起不安，因此他们常被视为不爱国的、世界主义的局外人。奥威尔批评知识分子“对他们的民族性感到羞愧”，正体现了这一点。疏离的知识分子、不大顺从通行的准则，这是20世纪知识分子的部分形象。
并非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赞同启蒙运动的哲学观点和政治观点。多年来，推动保守知识分子的，是他们对启蒙价值的厌恶。不过，正是在反对启蒙运动的主张、试图维护他们的传统观念时，他们也不得不超越他们特定的经验，而采用一种更世界性的观念。正如启蒙运动是他们仇恨的对象，他们的批评也是启蒙运动的产物。与他们的更激进的对手一样，保守知识分子同样是启蒙运动的结果。
成为知识分子意味着社会参与。很难既为思想而活，又不试图去影响社会。这意味着不仅参与到创造性的思想活动中，而且也担负社会责任，选取一种政治立场。不是每个知识分子都有社会参与的天性，但是作为一个群体，知识分子被引向政治生活。雷吉斯·德布雷（Regis Debray）在对法国知识分子的研究中称，知识分子不是根据教育程度来定义的，而是根据“对民众的影响”。德布雷把这一取向描绘为一种道德作为，主要是政治性的。这类作为不必是政党政治的，而是准备为公众的心灵和思想而战。
有很多对知识分子的定义。他们有时被描绘为文化标准的卫士、一群永远的批评者和异议者、社会的良心。刘易斯·科塞把知识分子定义为“从来不对现状满意的人”。不过他明白，理解知识分子的最有效的办法，是将其放到思想领域中理解。许多观察家相信，知识分子的一个突出特征是他们处理当今更广泛的问题的能力。鲍曼提出，“‘成为知识分子’这句话所意味的，是要超越对自己的职业或艺术流派的偏爱和专注，关注真理、正义和时代趣味这些全球性问题。在爱德华·萨伊德看来，知识分子通过代表一个选区的立场，或者更广泛的民众的立场，来行使他们的职能。“我的观点是，知识分子是具有表演艺术才能的人，不论是讲话、写作、教育，还是在电视上露面。”最简单然而最有用的知识分子定义之一是西摩·李普塞特（Seymour Lipset）的定义。在李普塞特看来，知识分子是“所有那些创造、传播和运用文化的人，文化是人的符号性法则，包括艺术、科学和宗教”。不管我们倾向何种定义，成为知识分子与追求思想和追求真理密切相关。
当然，知识分子并不全都有着同样的哲学和政治观点。他们为不同的观点而活。但是，尽管存在着差异，尽管这些差异有时尖锐而广泛，知识分子在影响世界这一点上有着同样的愿望。尤其是，他们都同样承诺成为他们所认为的真理的批判性声音。美国权威社会评论家怀特·米尔斯（C.Wright Mills）提出，“首先，知识分子的政治是‘真理的政治”’。他认为通过追求真理，知识分子使当权者承担起责任。“无论知识分子还会成为什么，他无疑属于那些提出严肃问题的人，而且，如果他是一个政治知识分子，他就会对那些掌权者提出质疑。”
上面所描绘的知识分子画像无疑是这群人的所作所为的理想状态。在过去的整整三个世纪里，多数知识分子并不是专职的真理斗士。像其他任何人一样，知识分子常常在压力下妥协、退缩，顺从盛行的文化风气。有时他们会出卖他们的意志自由，以换取舒适的生活，有时他们的理想主义仅仅是掩盖对个人利益的坚决追求。但是，无论单个知识分子的发展轨迹和特性如何，作为一个群体，他们在质疑传统、使社会对那些有助于推进人类进步的理想和价值更加敏感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
今天，批判性地对待思想的职责常与有时所说的“传统知识分子”联系在一起。把“传统”一词用做限定词，这一事实本身表明，这类人是否存在现在直接受到了怀疑。正如真理常常被表现得缺少权威一样，那些声称追求真理的人也被贬斥为过时的脱离实际的人。这解释了为何“传统批判性知识分子”这一角色与当今时代的关系不断遭到质疑。甚至支持知识分子行使权威的评论者，也相信知识分子的“传统角色已经逐渐削弱”。这个问题的敏锐评论者卡特琳·弗瑞德琼斯多蒂（Katrin Fridjonsdottir）说：“也许我们不得不重新估价传统知识分子这一类型本身的含义和重要性，以及分析他们变化了的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