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南峰 译
新的“认知-军事联合体” 如果有一个人物脱颖而出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英雄，那就是克里斯托弗·威利（Christopher Wylie），他是一个加拿大素食主义同性恋，在24岁的时候想到了成立剑桥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的主意，这家数据分析公司声称在英国脱欧公投发挥了主要的作用，后来威利在特朗普的竞选活动中成为数字运作的关键人物，制造了史蒂夫·班农的心理战工具。威利的方案是打入脸书（Facebook），获取了美国数百万人的脸书个人资料，利用他们的私人信息和人际信息创建复杂的心理和政治档案，然后针对他们特定的心理构成，设计并投放政治广告。在某一时刻，威利真的被吓坏了：“这太疯狂了。这个公司创建了2.3亿美国人的心理档案。现在他们想和五角大楼合作？这就像磕了药的尼克松。”（
It’s like Nixon on steroids，译注：引用的是2018年3月18日威利接受英国《卫报》采访的话，尼克松向来是保守、老气横秋的形象，人们无法想象他嗑药）
这个故事的迷人之处在于，它结合了我们通常认为对立的元素。另类右翼把自己打扮为一场解决辛勤工作的普通白人所关切的问题的运动，这些人拥有深刻的宗教信仰，信奉简单的传统价值，憎恨像同性恋和素食主义者这类腐败分子，还有数字技术宅（nerd）。现在我们得知，他们的选举胜利是由这样一个技术宅策划和组织的，这个技术宅代表了所有他们反对的东西。这一事实可供玩味的价值不只一点：它清楚地表明另类右翼民粹主义的空虚，它不得不依靠最新的技术进步来维持它广受欢迎的红脖子（redneck）吸引力。此外，它还消除了一种错觉，也就是身处边缘的技术宅自动站在“进步”的反体制立场。在更基础的层面上仔细研究剑桥分析的背景，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对人类福祉的冷静操纵与热爱关心，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在《纽约书评》题为“大数据心理战中新的军事-工业联合体”的文章中，塔米辛·肖（Tamsin Shaw）讨论了“私营企业在开发和部署政府资助的行为技术方面的作用”。当然，这些公司的典型案例就是剑桥分析：
“两个年轻的心理学家是剑桥分析故事的核心。一个是迈克尔·科辛斯基（Michal Kosinski），他和剑桥大学的同事大卫·史迪威（David Stillwell）设计了一款应用程序，通过分析脸书的‘点赞’（likes）来衡量人格特质。然后，它与与宾夕法尼亚大学积极心理学中心（Positive Psychology Center）的一个小组世界福利项目（the World Well-Being Project）合作，该小组专门研究利用大数据衡量健康和快乐，以提升幸福感。另一位是亚历山大·科根（Aleksandr Kogan），他也在积极心理学领域工作，写过关于幸福、善良和爱的论文（根据他的简历，其早期论文叫做‘钻进兔子洞：爱的统一理论’）。在剑桥大学幸福研究所（Cambridge University’s Well-Being Institute）的支持下，他还主持了亲社会与幸福实验室（Prosociality and Well-being Laboratory）。”
这里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关于爱和善意的研究与国防和情报利益之间奇怪的研究交叉”。为什么这样的研究吸引了英国和美国情报机构和国防承包商的极大兴趣，以至于晦气的DARPA（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总是潜伏在幕后？这一交叉的人格化身是研究者马丁·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1998年，他“创立了积极心理学运动，致力于研究促进真正快乐和幸福的心理特征和习惯，催生了一个庞大的自我帮助畅销书行业。”与此同时，作为士兵恢复计划（soldier-resilience initiative）的核心部分，他的工作吸引了来自军方的兴趣和资金。
这一交叉并不是“坏”的政治操纵者从外部强加给行为科学的，而是行为科学隐含的内在取向：“这些计划的目标不是简单分析我们意识中的主观心态，而是积极心理学家找到一种方法，把我们向他们所理解的“真正的幸福”方向“轻推”一把，包括快速恢复的能力和乐观情绪。当然，问题是，这种“轻推”并不是在帮助人们克服科学研究所认为的“非理性”意义上影响个人。现代行为科学的“目标是利用我们的非理性，而不是克服它们。”一门行为技术发展取向的科学，必然会把我们狭隘地看做是可操纵的对象，而不是理性的能动主体。如果这些技术正在成为美国军事和情报网络运作的核心，那么看起来，我们将不得不更努力防止这些趋势影响我们民主社会的日常生活。
剑桥分析丑闻爆发后，所有这些事件和趋势都被自由派大众媒体广泛报道，从其中浮现出来的整体图景，加上我们对生物遗传学最新发展之间的联系的了解（比如连接人类大脑），提供了一种丰富而可怕的新形式社会控制图景，相比之下，20世纪“极权主义”变成了一种相当原始和笨拙的机器。要把握这一控制的整体范围，就应该超越私营企业和政治党派之间的联系（如剑桥分析案例中的情况），进入谷歌和脸书等数据处理公司与国家安全机构之间的相互渗透。阿桑奇那本关于谷歌的关键书籍被离奇地忽略，里面说的是对的：为了理解我们今天的生活是如何被监管的，以及这一监管如何被误体验为是我们的自由，我们必须关注那些控制我们日常的私营公司与秘密国家机构之间的隐秘关系。我们自己接受监管，与此同时我们还坚信我们保留了完全的自由，媒体只是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目标。新的认知-军事联合体的最大成就是，直接而明显的压迫不再是必要的：当个体继续以为他们在自己的生活中是一个自由和自主的主体时，他们更容易被控制和“轻推”。但所有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我们还需要更进一步。
我们要幸福地被操控吗？ 去神秘化的解释是最有力的批判：在对幸福和福利看似人畜无害的研究中，我们揭露了私营公司和国家机构的联合势力进行社会控制和操纵的黑暗隐藏联合体。而我们迫切需要的是另一种相反的做法：我们不应该仅仅质问隐藏在科学研究形式之下的黑暗内容是什么，而应该关注研究形式本身。关于人类福祉和幸福的研究主题真的那么无辜吗（至少在今天实践的层面上）？还是它本身已经渗透了控制和操纵的立场？如果在这里，科学不只是被误用了呢？如果在这里，它们恰恰是找到了自己正确的用武之地呢？我们应该对最近兴起的新学科“幸福研究”提出质疑。在这个精神享乐主义的时代，我们的生活目标是如何被直接定义为幸福，而焦虑和抑郁被推翻？正是这种自暴自弃的幸福与愉悦之谜，让弗洛伊德的教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真实。
正如经常被举例的不丹，这个发展中的第三世界国家天真地阐释了这种幸福概念导致的荒谬的社会政治后果：20年前，不丹王国决定专注于国民幸福总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缩写GNH），而不是国民生产总值（Gross National Product，缩写GNP）；这是前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Jigme Singye Wangchuck）的点子，他试图将不丹带入现代世界，同时保留其独特的身份。现在，随着全球化和拜物主义的压力与日俱增，加上这个小国迎来了有史以来第一次选举，广受欢迎的牛津新国王、27岁的吉格梅·凯萨尔·纳姆耶尔·旺楚克（igme Khesar Namgyel Wangchuck）命令国家机构计算这个王国67万人口的幸福程度。官员们说，他们已经对大约1000人进行了调查，并拟制了一份幸福指数列表，类似于联合国追踪的发展指数，主要问题已经被确定为心理健康、健康、教育、良好的治理、生活水平、社区活力和生态多样性……这就是文化帝国主义（如果真的曾经存在过文化帝国主义的话）。
在这里，我们应该冒险再进一步，探究幸福概念本身隐藏的一面。确切的说，什么时候人们能称得上幸福？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像捷克斯洛伐克这样的国家，人们实际上是幸福的。幸福的三个基本条件在那里都得到满足。（1）他们的物质需求基本满足，但不是过度满足，因为过度消费本身会产生不幸福。市场上一些商品时不时暂时短缺一下是件好事儿（几天没有咖啡，然后没有牛肉，然后没有电视机）。这些作为例外的短暂短缺时期提醒人们，他们应该为商品的普遍供应感到庆幸；如果随时供应所有东西，人们会把这种供应看做生活中一个理所当然的事实，而不再感谢他们的运气。因而生活以一种常规的可预测的方式进行，没有任何巨大的努力或冲击，一个人被允许退缩进他自己的私人空间。（2）第二个极其重要的特点：只要任何事情出错了，都有一个他者（the Other）可供指责（在当时就是“党”），因此没人觉得自己真正负有责任。如果有一些商品暂时短缺，即便是暴风雨天气造成重大损失，那也是“他们”的错。（3）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还有一个他方（Other Place）可供人们梦想（在当时就是消费主义的西方），甚至有时能够去参观。这个地方正好在合适的距离，不算太远，也不算太近。脆弱的平衡被搅乱了——被什么搅乱呢？准确来说，是欲望。欲望是迫使人们继续前进的力量——最终形成了一个绝大多数人都不那么幸福的体系。
因此，幸福本身（在其概念上，正如黑格尔所说的）是不清楚的、不确定的、不一致的。回想一下那个段子，德国人移民到美国，美国人问： “你幸福吗？”德国移民回答：“（英语）是的，是的，我很幸福，（德语）但我不高兴（aber glücklich bin ich nicht）。”这已经是一个异教徒的范畴：对于异教徒而言，生活的目标是过上幸福的生活（“从此过上幸福生活”的观念已经是异教的基督教化版本），宗教体验或政治活动本身被认为是更高级形式的幸福（参见亚里士多德）。幸福依赖于主体的无能或没准备好完全面对欲望的后果：幸福的代价是，主体仍然陷于欲望的反复无常之中。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假装）渴望一些我们并不真正渴望的东西，因此到了最后，可能发生的最坏的事情是我们接受了“官方”的渴望。因此，幸福本质上是虚伪的：这种幸福是我们梦想得到我们并不真正想要的东西。
在许多左翼政治中，我们没有遇到过类似的姿态吗？当一个激进左翼政党错失赢得大选和掌权的机会，许多人暗地里松了一口气：感谢上帝，我们输了，如果我们赢了，谁知道我们会陷入什么麻烦……在英国，许多左翼分子私下承认，上次选举中工党的功败垂成是可能发生的最棒的事情，远远好过工党政府试图实施其计划时可能发生的不安全情况。这同样适用于伯尼·桑德斯最终获胜的前景：如果真的要对抗大资本的猛攻，他有什么机会呢？
所有这些姿态的母亲是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干涉，它粉碎了布拉格之春和民主社会主义的希望。让我们想象一下，在没有苏联干涉的情况下，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会是怎样的：很快，“改革派”政府将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在那个历史性的时刻，民主社会主义并没有真正的机会。因此，它必须在重新确立党的控制——也就是说，为自由设定一个明确的界限——和任由捷克斯洛伐克成为西方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之一两者之间做出选择。在某种程度上，苏联的干涉拯救了布拉格之春：它把它拯救为一个梦想，一个希望，也就是在没有干涉的情况下会出现一种新的民主社会主义形式。难道类似的事情没有在希腊发生吗？希腊激进左翼联盟（Syriza）政府组织全民公投，对抗布鲁塞尔的紧缩政策施压。许多内部消息人士证实，政府秘密地希望公投失败，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必须下台，让其他人来执行紧缩的脏活。自从他们获胜后，这项任务就落在他们自己身上，结果是希腊激进左翼的自我毁灭。毫无疑问，如果公投失败，激进左翼联盟将会更高兴。
所以，回到我们的起点，不仅是我们被控制和操纵，而且是“幸福”的人们隐秘而虚伪地要求以“为他们好”的名义被操纵。真相和幸福不能共存。真相是疼痛的；它带来不稳定；它破坏了我们日常生活的平稳流动。选择在我们自己手里：我们想要被幸福地操纵，还是让自己暴露在真正的创造力的风险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