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丽娜 译
二十世纪后半叶的文学是一个已经研究得非常深入的领域，人们密切关注的几大语种里似乎不太可能还有什么杰作有待去发现了。然而，大约十年前，我在伦敦查令十字街的一家书店门口翻拣二手书，偶然之中看到一本名为“巴登夏日”的书，却正是这样的一部作品。我愿意视之为一个世纪以来有价值的小说和类小说中写得最漂亮、最令人兴奋，同时也是最具独创性的成果之一。
这本书不为人知，其原因不难探究。首先，作者并非职业作家。列昂尼德·茨普金是一名医生，事实上，他是一位出类拔萃的医学研究人员，曾在苏联国内外科学杂志上发表过百余篇学术论文。但是——让我们还是别去把他与契诃夫或布尔加科夫作什么比较——这位俄罗斯医生作家在世时，没能亲眼看到自己的任何文学作品发表。
审查制度及其种种威胁，也只是故事始末的一小部分。他的小说显然不足以成为官方出版的候选书目，也没有以地下形式出版。出于自尊和难以消除的沮丧，以及不愿去冒为非官方文学机构所拒的风险，茨普金一直未进入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莫斯科颇为盛行的独立的地下文学圈子。这一时期是他为“抽屉”而写作的年代。为文学本身而写作。
真的，《巴登夏日》最终得以问世，不啻是个奇迹。
列昂尼德·茨普金于一九二六年生于明斯克一个俄罗斯犹太人家庭，父母亲均为医生。母亲薇拉·波利亚克主治肺结核。父亲鲍里斯·茨普金则是矫形外科医生，一九三四年肃反运动之初，被当局以其时司空见惯的莫须有罪名逮捕，狱中他跳下楼梯井企图自杀，后来在一位有权势的朋友的干预下，马上获释。他摔断了脊柱，躺在担架上被抬回家。但他没有因此就成为一个废人，而是继续行医，直到一九六一年（时年六十四岁）去世。鲍里斯·茨普金的两个姐妹、一个兄弟均死于肃反运动期间。
一九四一年德国入侵后一周，明斯克沦陷，鲍里斯·茨普金的母亲、另一个姐姐和两个小外甥在明斯克犹太人居住区被杀害。多亏了附近一家集体农场的场长，鲍里斯·茨普金夫妇和十五岁的列昂尼德才侥幸从城里逃脱。场长对医生先前的救治心存感激，叫人从一辆卡车上搬下几桶咸菜，腾出地方，安顿了受人敬重的矫形外科医生及其家人。
一年之后，列昂尼德·茨普金开始学医。战争结束后，他和父母回到明斯克，一九四七年从当地的医学院毕业。一九四八年，他和经济学家娜塔莉娅·米奇妮科娃结婚。他们的独子米哈伊尔一九五〇年降生。斯大林于一年前发起的反犹运动的受害者不断增加，茨普金设法在一家乡村精神病医院谋得职位，躲了几年。一九五七年，他获准和妻儿定居莫斯科，并在著名的脊髓灰质炎和病毒性脑炎研究所取得了一个病理学领域的职位，成为将萨宾脊髓灰质炎口服疫苗引进苏联的小组成员之一。他后来在研究所的工作反映出他广泛的研究兴趣，其中包括肿瘤组织对致命病毒感染的反应，猴的生物学和病理学研究等等。
茨普金酷爱文学，一直都在为自己写点东西，作品既有小说，也有诗歌。二十出头、即将完成学业的时候，他曾考虑过弃医从文，专事文学创作。他为十九世纪俄罗斯灵魂拷问（诸如：没有信仰如何生活？没有上帝又如何生活？）所困，起初视托尔斯泰为偶像，后来渐渐倾向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电影方面茨普金也有兴趣，最崇拜的却是安东尼奥尼，而不是塔可夫斯基。六十年代初，他考虑过到电影学院报名上夜校，然后当导演，但是，他后来说，迫于家庭负担而打消了这个念头。
与此同时，茨普金开始认真的诗歌创作。这些诗深受茨维塔耶娃和帕斯捷尔纳克诗风的影响，这两位诗人的画像就挂在他的小工作台上方。一九六五年九月，茨普金决定把一些抒情诗拿给安德烈·西尼亚夫斯基看看，碰碰运气。不幸的是，就在约好见面的几天前，西尼亚夫斯基被捕。因而茨普金始终未能和长他一岁的西尼亚夫斯基见上一面。此后，茨普金变得更加谨言慎行。
发表诗作的希望数次破灭后，茨普金搁笔了一阵儿。他的时间主要用来完成科学博士学位论文《胰蛋白酶化组织的细胞培养形态与生物特性研究》（他此前的副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的是重复手术后的脑瘤的生长率）。一九六九年，博士论文答辩通过，茨普金立即获得加薪，不用再去小医院做兼职病理学医师赚外快了。已经四十多岁的他重新拾起笔，不过，这次不是作诗，而是写小说。
在生命的最后十三年里，茨普金的创作为数不多，但题材越来越多样、内容越来越深刻。写完一组短文，又创作篇幅更长、情节也更丰富的短篇小说，然后是两部自传色彩的中篇小说《尼罗奇河之桥》和《诺拉尔塔吉尔》，接着便是他最后也是最重量级的、自成一格的梦幻小说——梦者是茨普金本人，他以想象之力将自己的生命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命汇织成源源不断、激情澎湃的叙事流。文学创作于他，是一份一门心思的、孤绝的工作。对此米哈伊尔·茨普金如是说：
工作日每天七点三刻，父亲准时去位于莫斯科远郊、离伏努科沃机场不远的脊髓灰质炎和病毒性脑炎研究所上班。下午六点回到家，吃饭、打个盹，就坐下来写作，不是小说，就是医学论文。十点睡觉，之前偶尔要散会儿步。周末他一般也要写东西，有时为了调节，他会去列宁图书馆搜集资料，准备撰写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专著。
他不错过任何写作的机会，但这项工作太过艰难、痛苦。每一个字他都要反复推敲，每一个字都是一种煎熬，定稿后，他就在一台因使用已久而磨得发亮的德国打字机上打好；这台埃里卡牌打字机是二战战利品，几经转手，最后由一位叔叔于一九四九年给了父亲。作品就以打字稿的形式存放在那儿。他没有把稿子寄给出版商，也不希望自己的作品以地下出版的形式流传，他害怕被克格勃找麻烦，害怕丢了饭碗。
写作而没有发表的希望，这意味着怎样的一种文学信念？茨普金的读者基本上也就是妻子和儿子，以及儿子在莫斯科大学的几个同班同学。他和莫斯科文学界没有交集。
没错，茨普金的近亲里是有一个文人，即小姨妈、文学评论家丽季娅·波利亚克，《巴登夏日》的读者在小说开篇就会知道她。在开往列宁格勒的火车上，叙述者打开一本书，一本宝贵的书，并对它的装帧和有纹饰的书签作了一番洋溢着喜爱之情的描写，之后我们知道，这册到茨普金手里时破旧得都快散架的书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二任妻子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的《日记》，原来属于他的小姨妈，虽然未提及其名，但她只能是丽季娅·波利亚克，因为茨普金写道：（她有个图书馆）而说心里话，“我并不准备把它还回去了。”他让人把书修补一番，重新装订。
据米哈伊尔·茨普金说，他父亲在几个短篇小说里提及波利亚克时颇有微词。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波利亚克与莫斯科知识分子一直有着广泛交流。一九三〇年起，她便一直在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拥有研究职位，即便在五十年代初的反犹清洗中，当她被莫斯科大学解聘时，仍旧设法保住了在文学研究所的职位。年轻的西尼亚夫斯基后来成为她的同事。尽管是她安排茨普金与西尼亚夫斯基见面的（虽然未见成），但她对外甥的作品并不欣赏，且对他态度傲慢。为此，他至死都没有原谅她。
一九七七年，茨普金的儿子、儿媳决定移民。在他们提交申请前，娜塔莉娅·米奇妮科娃辞去了她在国家物资技术供应委员会（GOSSNAB）分会的工作（该分会负责把重型筑路设备和工程建筑设备分配到苏联各经济部门，也包括军工业），以免签证官对他们产生偏见而无法通过安全审查。签证下来后，米哈伊尔和叶莲娜去了美国。然而，这些情况一传给脊髓灰质炎和病毒性脑炎研究所的所长谢尔盖·德罗兹多夫，惩罚便不可避免了。茨普金被降为初级研究员，相当于没有高级学位者（而他有两个），或者说，相当于他二十多年前的起始级别，作为夫妻俩现在唯一收入来源的薪水则削减了百分之七十五。他每天照常去研究所，却被禁止到实验室做研究。这里的研究总是以研究小组的形式进行，但没有同事愿意与他共事，他们害怕与他这样一个“不良分子”接触而受到牵连。另谋生路也不可能，他申请任何工作都必须声明儿子已移民美国。
一九七九年六月，茨普金夫妇和他母亲提交出境签证的申请，但等了几乎两年的时间。一九八一年四月，莫斯科签证处把他们叫去，说他们的要求因“不合时宜”而被拒绝。（事实上在一九八○年，苏联因阿富汗事件而致使其与美国的关系恶化，因此华盛顿方暂时不会提供任何优惠为苏联籍的犹太人换取移民许可。）《巴登夏日》基本上就是在这个阶段创作完成的。
一九七七年，茨普金动笔写这部小说，一九八〇年完稿。创作前，他用了多年时间来查阅档案，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有关的地方，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人物（在小说中提到的时节里）经常光顾的地方拍照。（茨普金是一个专注的业余摄影师，五十年代初就有一架相机。）写完《巴登夏日》后，他把一本存放这些照片的相册送给了列宁格勒陀思妥耶夫斯基博物馆。
《巴登夏日》在当时苏联国内出版是根本不可想象的，但是，它有在国外出版的可能，正如一些优秀作家当时所做的那样。茨普金最后决定尝试一下，就请一九八一年初获准离境的记者朋友阿查理·米歇尔把手稿和部分照片偷偷带出苏联；米歇尔在两位美国朋友——一对合众国际社驻莫斯科的记者夫妇——的帮助下，办成了茨普金的托付。
一九八一年九月底，茨普金夫妇和他母亲再次申请离境签证。十月十五日，薇拉·波利亚克去世，享年八十六岁。一周后，三人收到再次被拒签的通知。这一次，作出决定的时间不到一个月。
一九八二年三月初，茨普金去见莫斯科签证处处长，被后者告知：“医生，你永远都不会获准移民的。”三月十五日，星期一，谢尔盖·德罗兹多夫通知茨普金，研究所不再留用他。当天，茨普金就读于哈佛大学研究生院的儿子打电话到莫斯科，说就在上星期六那天，父亲终于成为一名有作品发表了的作家了。阿查理·米歇尔成功地将《巴登夏日》投给了一份在纽约发行的俄罗斯移民周报《新报》，该报于三月十三日开始连载这部小说，并配以茨普金拍摄的一些照片作为插图。
三月二十日，星期六，正好是茨普金五十六岁生日。当天上午在莫斯科，列昂尼德·茨普金一直忙着把一篇英文医学文献译成俄文——对于被拒移民者（指出境签证被拒、又丢了工作的苏联公民，多为犹太人）来说，这是剩下的极为有限的谋生途径之一——他突然感到不舒服（其实是心脏病发作），躺下后大声喊妻子，然后离世。至此，这位作家的作品首次连载刚好一星期。
茨普金坚持一条原则，即《巴登夏日》里涉及的所有事实部分均必须符合真人真事及其真实情境，因为此事关涉信誉。与J.M.库切的杰作《彼得堡的大师》不同，《巴登夏日》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幻想小说，但它也不是纪实小说，尽管茨普金坚持“核实”所有素材。（用他儿子的话来说，他在一切事情上“都非常讲究系统性”。）也许茨普金想过，若《巴登夏日》有朝一日能够出版，那么它应收入他拍摄的一些照片，以此取得温·格·塞巴尔德的作品所显示出的那种标志性的效应——塞巴尔德在其作品中插入照片，从而神秘而悲怆地传达了自己对于“逼真”的最朴素的理念。
《巴登夏日》是一部怎样的作品呢？从开篇起，小说就采用了双重叙事的手法。时间是冬天，十二月下旬，具体日期没有提供，而只是一种“现在时”。叙述者在开往列宁格勒（曾经及后来的圣彼得堡）的火车上。而时间同时又是一八六七年四月中旬。新婚燕尔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费奥多尔（“费佳”）和年轻的妻子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离开圣彼得堡，正在去往德累斯顿的途中。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的旅行——因为在茨普金的小说里，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国外，而且不仅仅在巴登——的叙述，茨普金下工夫作了细致的研究。而叙述者，即茨普金，对自己生活中种种经历的描绘则是自传性的。由于虚构与事实对照鲜明，我们倾向于依靠风格框架，将虚构的故事（小说）与对真实生活的叙述（纪实和自传）加以区分。这是一个惯例——但只是我们的惯例。在日本文学中，所谓的“私小说”是一种主流的小说形式，它基本上是自传性的，但也加入了虚构成分。
《巴登夏日》里，几个“真实的”世界在一种幻觉涌动中被描绘、创造出来。茨普金小说的独创性在于它推进的方式，即在始终没有指名道姓的叙述者的位移（始于他目睹当时苏联荒凉景象的旅行）中，穿插对巡游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的讲述。在文化的废墟上，狂乱的过去如在眼前。茨普金去列宁格勒的路途，也是在费佳和安娜的灵魂、躯体中穿行的路途。这其中有奇妙的、非同寻常的移情行为。
茨普金要在列宁格勒逗留几天。他是在朝拜陀思妥耶夫斯基（显然不是第一次），这又是一次孤独的朝圣（无疑与往常一样），最后一站将是参观陀思妥耶夫斯基博物馆。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刚刚开始拮据的旅行，要在西欧待四年。（值得玩味的是，《巴登夏日》的作者从未获准离开苏联。）德累斯顿、巴登、巴塞尔、法兰克福、巴黎——他们在这些城市的命运将会不断受到搅扰而令他们焦虑不安。他们几乎一文不名，同时又要与一帮傲慢的外国人（挑夫、马夫、女房东、招待、售货员、当铺老板、赌场管理员）周旋。这些事情让他们觉得困惑、蒙羞；此外，尚有种种变化无常的情感折磨着他们，比如对赌博的狂热、道德困惑、疾病、情欲、忌妒、悔罪、害怕……
茨普金笔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激情主要不是来自赌博、写作，也不是来自宗教的虔诚，而在于夫妻之爱的那种灼热而慷慨的绝对性（无法以所谓的满意度衡量）。谁又会忘记将他们夫妇的床笫之欢描绘成游泳的意象呢？安娜对费佳那无比宽厚、又始终不失尊严的爱，与文学信徒茨普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爱可谓异曲同工。
一切都不是虚构的，一切又都是虚构的。一册薄薄的小说，其框架情节是叙述者去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生活过的及其小说中涉及到的不同地点所作的旅行。我们逐渐意识到，这正是为创作我们现在拿在手里的这本书所作的一些准备。《巴登夏日》属于那种难得一见的、代表了作者勃勃雄心的亚小说。这一文体通过重述另一个时代中事业有成的真实人物的生活，糅进作者本人现在的生平故事；作者是在仔细琢磨并试图更加深入某个人的内在生活，这个人的命运不仅具有历史意义，也还具有纪念碑式的意义。（另一例是安娜·班蒂的《阿尔泰米西娅》，二十世纪意大利文学的杰作。）
在小说开篇，茨普金离开莫斯科；小说写到三分之二的篇幅时，他抵达列宁格勒的莫斯科火车站。尽管知道车站附近某处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晚年生活的那座“不起眼的灰色彼得堡住宅”，他还是拎着箱子，在寒风刺骨的夜幕下继续前行，穿过涅瓦大街，经过一个个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晚年息息相关之处，然后来到他在列宁格勒时一向借住的地方。这是一栋破败的社区公寓楼的一隅，他母亲的一个好友（小说中对其有笔触非常温婉的描写）住在这里。她欢迎他的到来，用饭菜招待他，铺一张破沙发让他睡觉，然后一如既往地问上一句：“你还是那么痴迷陀思妥耶夫斯基吗？”她睡觉后，茨普金随手从她书橱上取下革命前出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选》中的一卷，即《作家日记》，沉浸其中，然后一边思考陀思妥耶夫斯基反犹太的原因，一边慢慢入睡。
第二天早上，茨普金和这位慈祥的老朋友聊天，听她讲列宁格勒之围中她所忍受的种种恐怖遭遇。接着，他就出去在城里游逛。冬季白天短，天色早早变暗，他拍“拉斯柯尼科夫的小屋”，或者“高利贷老太婆的小屋”，“索涅奇卡的小屋”，或者拍他喜爱的作家在生命中最黑暗、最隐秘的时期，即刚刚结束流放后的岁月里住过的楼房。茨普金“下意识地” 继续往前走，“终于来到了要到的地方”，他的心“甚至因为兴奋和某种隐隐的感觉而怦怦直跳”，因为正面对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中离世的四层角楼，即现在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博物馆。在对这次拜谒的描写（“展室的氛围如教堂般静谧”）之后，马上就是一段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弥留之际的叙述，堪与托尔斯泰的手笔媲美。正是透过安娜极度的悲恸，茨普金在书里再现了那长长的弥留之际。茨普金的这本小说是一本关于爱、关于夫妻之爱、也是关于文学之爱的书。这几种爱并未被联结在一起，也未互相比较，却都得到了充分的描绘，为小说注入了燃烧的激情。
一个爱读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人——一个犹太人——知道了他恨犹太人，该怎么办呢？“一个在其笔下对人类的苦难极其敏感的人，一个勤勤恳恳为‘被侮辱与被损害’者鸣不平的人”却恶毒地反犹太，该作何解释？“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犹太人特别的吸引力”又当如何理解？
茨普金列有一份早期的爱戴陀思妥耶夫斯基并对其作品进行研究的犹太学者的长名单，其中最具才学、理性的是列昂尼德·格罗斯曼（1888－1965）。格罗斯曼的著作是茨普金重构陀思妥耶夫斯基原味生活的一个重要来源，《巴登夏日》开头叙述者看的书就是格罗斯曼的学术研究成果。是他编辑了安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回忆录》的第一个选集，该选集出版于她去世后的第七年，即一九二五年。茨普金思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遗孀在回忆录里没有使用诸如“可恨的小犹太”这样预期中的字眼，也许是因为回忆录写于革命前夜，她认识格罗斯曼之后。
茨普金想必熟悉格罗斯曼许多有影响的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论文，如《巴尔扎克与陀思妥耶夫斯基》（1914）、《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藏书》（1919）等。他可能也看过格罗斯曼写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小说《鲁莱顿堡》（1932），这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以赌徒的狂热为题材创作的中篇小说所作的演绎（《赌徒》原名就是《鲁莱顿堡》）。但是，他不可能看过格罗斯曼的《一个犹太人的忏悔》（1924），因为早就找不到了。《一个犹太人的忏悔》描述了最迷人、也最凄惨的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犹太学者——阿尔卡基·科夫涅尔（1842－1909）的生活境况。科夫涅尔在维尔纽斯犹太人居住区长大，他自学成才，但行为鲁莽，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有过书信联系。他痴迷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看了《罪与罚》后就产生了一个念头，不惜行窃去接济他爱上的一个贫病交加的年轻女子。一八七五年，在被发配到西伯利亚服四年苦役之前，科夫涅尔在莫斯科监狱里给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信，就后者憎恨犹太人一事向他发难。（那是第一封信，第二封谈的是灵魂不灭的话题。）
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什么反犹太这个令人痛苦的问题，最终还是没有找到答案。在《巴登夏日》里，茨普金刚到列宁格勒，这个问题就又冒了出来。他写道：
一个在其笔下对人类的苦难极其敏感的人，一个勤勤恳恳为“被侮辱与被损害”者鸣不平的人，一个热情地捍卫地球上所有生命并为一叶一草深情歌唱赞美诗的人，究竟何以不为一个被压迫了几千年的民族说一句公道话——难道他真的瞎成这样？还是被仇恨迷了眼？——他根本不把犹太人当作“民族”，而称他们是“部落”，好像他们是来自波利尼西亚群岛的野人，而我恰恰就是属于这个“部落”，我有很多常跟我一起讨论俄罗斯文学问题的朋友也属于这个“部落”。 然而，这并不妨碍犹太人喜爱陀思妥耶夫斯基。茨普金为此所给出的唯一解释是：犹太人热爱伟大的俄罗斯文学。也许，这令我们想起德国人对歌德和席勒的尊崇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犹太人促成的，这种溢美之辞一直延续到德国开始杀害犹太人为止。爱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爱文学。
《巴登夏日》一书将俄罗斯文学中所有伟大的主题都呈现了出来，小说仰赖其语言的精巧和迅速推进而统一为一个整体，这样的语言使作品能够在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叙述者（“我”）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场景（“他”、“他们”、“她”）——之间，在过去与现在之间，大胆而摄人心魂地来回切换。但这又不是单一的叙述者茨普金朝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现在，亦如不是单一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从一八六七年到一八八一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世那年）的过去。还有过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尽情徜徉于自己记忆中的场景和早年生活的激情之中，而现在的叙述者也在激活他自己的记忆。
每个段落都以一个长而又长的句子开始，以“而”（出现最多）、“但是”（很多）、“尽管”、“因此”、“然后”、“正如”、“因为”以及“好像”连接，并伴有许多破折号，直到一段结束，才出现句号。这些炽热的段落式长句在展开的过程中，情感之河随之高涨，不断地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茨普金的生活向前推进：以费佳和安娜在德累斯顿生活开始的句子，会冷不防地闪回陀思妥耶夫斯基服苦役的年代，对他和波丽娜·苏斯洛娃的浪漫史的回忆又交织着赌博瘾的发作，同时穿插进一段叙述者上医大的时光以及对当年咀嚼普希金一些诗句的回忆。
茨普金的句子不禁让人想起若泽·萨拉马戈的连写句。这种句子中对话绕着描写，描写缠着对话，还有那些既不愿一直待在过去时、又不肯一直停在现在时的动词。茨普金的这些句子绵延不断，在一定的程度上具有了托马斯·伯恩哈特那样的力量和澎湃的权威。显然，茨普金不可能读过萨拉马戈和伯恩哈特的作品，但他有二十世纪其他令人心醉神迷的小说做样板。他爱帕斯捷尔纳克早期的散文《安全保护证》，而非后期的《日瓦戈医生》。他爱茨维塔耶娃，他爱里尔克，部分原因是茨维塔耶娃和帕斯捷尔纳克都爱里尔克。外国文学他看得很少，看也只看译本。所阅读的外国作家中，他最爱的是卡夫卡。卡夫卡有本小说集六十年代初在苏联出版，茨普金由此发现了他；当然，茨普金让人惊叹的句子完全是他自己的创新。
茨普金的儿子在回忆父亲时，说他痴迷于细节、有洁癖。他儿媳谈到他选择病理学作为自己的医学专业、并执意不做临床医生时，说“他对死亡极感兴趣”。也许只有为死亡所困扰的顽固型疑病患者（茨普金似乎就是一例）才会创造出这样一种别出心裁的自由的句子形式来。他的小说是表达强烈情感和丰富主题的理想工具。在一本篇幅相对较短的作品里，长句代表容纳，代表联想，也代表一种倔强的性格所具有的充满激情的机敏。
茨普金的小说不光刻画了无可比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是一次对俄罗斯现实的非凡精神之旅。这一现实当然就是苏联时期（从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七年的肃反运动到叙述者在其中作探寻的七十年代末）的苦难（如果这样讲不是太奇怪），小说与其的脉搏是跳动在一起的。《巴登夏日》也是对俄罗斯文学的整个天地所作的一次充满激情的描述。普希金、屠格涅夫（小说里有一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屠格涅夫激烈争吵的场面描写），还有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和道德挣扎中的杰出人物，如茨维塔耶娃、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和邦纳等，也都一一出场，一起融入了茨普金的叙述中。
读完《巴登夏日》，你会得到净化、受到震撼、变得坚强，呼吸也会变得深沉一些，并且感激文学，感激它能有所庇护和例证。列昂尼德·茨普金（的一生）并没有写下一部鸿篇大作，但他做了一次伟大的旅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