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秋 译
至少，在西方，我们正在大规模地意识到性关系中强制与剥削的内容。然而，我们也应该记住这样一个（不那么大规模的）事实，即，每一天，成百万上千万的人，都怀着获得啪啪啪的伴侣这样一个清晰的目标，在调情、玩勾引游戏。现代西方文化的结果是，两性都应该在这个游戏中扮演主动的角色。当女性穿着挑逗，以吸引男性目光的时候，当她们使自己“客体化”以勾引男性的时候，她们并非是把自己当作被动的客体奉献出去的：她们也是她们自身的“客体化”的主动的施动者，她们操纵着男性，玩着充满野望的游戏——包括保留在任何时刻退出游戏的完整权利，哪怕在男性看来，这与她们先前发出的“信号”矛盾了。女性的这个主动的角色，是她们的自由，当然，这种自由让各种各样的基要主义者——从最近那些禁止女性碰、玩香蕉和其他形似丁丁的水果的穆斯林，到我们这里常见的那些，对一开始“挑逗”他后来又不让他采取行动的女人霸王硬上弓的男性沙文主义者——感到不爽。女性的性自由，不仅是一种清教徒式的，拒绝被“客体化”（为男性的性客体）的退却，也是主动地玩弄自我-客体化，随意献出自己或退出的权利。但在不远的将来，宣告这些简单的事实还可能吗，或者说，政治正确的压力会迫使我们在玩这些游戏时，一定得同时签订某种正式的法律声明（或共识，等等）吗？
是的，权力的游戏、暴力的秽行渗透了性，但难以承认的是，这些东西的确也是为性所固有的。一些聪明的观察者已经指出，唯一一种完全满足政治正确标准的性关系形式，是施虐受虐伴侣之间的那种契约关系。因此，政治正确的凸显，和暴力的增长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就政治正确的基本前提乃是把性化约为契约性的相互同意而言，让-克洛德·米尔纳正确地指出，反性骚扰活动不可避免地在明确要求极端形式的施虐受虐的性（把人当带项圈的狗对待，奴隶贸易，折磨，直至得到同意的杀戮）的契约中达到其顶点。在这样形式的，经双方同意的奴隶关系中，契约的市场自由否定了它自己：奴役贸易变成了对自由的终极声明。这情况就好像，拉康的母题“康德与萨德”（萨德侯爵的残酷的享乐主义，变成了康德的严格伦理学的真理），以一种出乎预料的方式，变成了现实。在我们把这个母题仅仅当作一个引起争议的悖论打发过去之前，我们应该反思一下，在我们的社会现实中，这个悖论是如何生效的。
在#MeToo运动后到处（从美国和英国到瑞典）出现的，“应该签订性契约！”这个提议的被言明的目标当然是清晰的：人们想要通过性契约，来排除性里面的暴力与支配的元素。这里的想法是，在开啪之前，伴侣双方应该签署一个文件，来声明他们的身份、他们对参与性交的同意，及其活动的条件和限制（关于避孕套、脏话的使用，各方随时中断、退出的不可侵犯的权利，告知其伴侣自身的健康[AIDS]与宗教信仰之义务等等）。这听起来很好，但接下来，马上就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和模棱两可。
随时退出性互动的权利，开启了新的暴力的模式。如果女性，在看到她的伴侣的裸体和勃起的丁丁后，开始嘲笑他，并叫他离开呢？如果男性也这么做呢？你还能想象比这更羞辱人的情景吗？显然，你只能通过风度和体贴来找到解决此类困境的方式，而风度和体贴，从定义上说，就是不可能被立法规定的。如果你想通过给契约补充新的条款来防止暴力和残忍的话，那么，你就丢掉了性互动的一个核心特征，那就是，说出来的东西，和没有说出来的东西之间的微妙的平衡。
尽管我不是《欲望都市》的粉丝，但其中有一集，说明了一个有趣的点。在那集里，米兰达和一个喜欢在啪啪啪时说脏话的人交往。因为她更喜欢安静地啪啪啪，所以，这朵男子请求她不加限制地，把她脑子里想到的一切脏东西说出来。起初，她是抵抗的，但接着，她陷入了这场游戏，并且事情也很顺利：她们啪得热烈而充满激情，直到……直到她说出了真的让她的情人感到不安的东西，使他完全缩了回去，并导致了他们关系的破裂。在她的乱语中，她提到，她注意到，在他们啪啪的时候，他享受她戳他的菊花。由此，她不知不觉地触及了例外：对，随便说，把你想到的一切下流的意象都说出来，除了这个。这个事故的教训是重要的：甚至自由地说话的普世性，也建立在某种例外的基础上，而非基于某种极端的残忍感。被禁止的细节本身是一个微小且相当无辜的东西，我们只能猜测为什么那个家伙对它如此地敏感。十之八九，这个细节涉及的被动的经验（戳菊花）扰乱了他的男性认同。性互动充满了这样的例外，在性互动中，沉默的理解、和得体，是在你想干啥了却又不想把它明确地说出来的时候，当极端的情感的残忍可能在礼貌的伪装下激活的时候，当适度的暴力本身被“性化”了的时候，使事情进行下去的唯一的方式。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这样的契约，应该有法律效力吗？如果没有的话，那用什么来阻止残忍的男人签署、然后违反它呢？如果有的话，你能想象违反它可能导致怎样的司法噩梦吗？这不是说，我们应该为凯瑟琳·德纳芙等人签署的那封法语信背书，那封信批评了#MeToo的“清教主义”的“过度”，并为传统形式的殷勤和勾引辩护。问题不在于，#MeToo过了头，有时近乎于猎巫行动，也不在于我们需要更多的节制和理解，问题在于#MeToo解决问题的方式。它低估了性互动的复杂性，从而不仅模糊了粗野的不当行为、与构成犯罪的暴力之间的界限，也给极端的心理暴力（这样的暴力在形式上是不可见的）带上了礼貌和尊重的面具。
在回应那种坚持认为韦恩斯坦和路易·CK不是一回事的看法的时候，#MeToo活动分子们声称，那些这么说的人不知道男性的暴力是如何运作、如何被经验的，以及，在女性面前打飞机，在经验上和身体的强暴一样暴力。尽管这些主张有正确的地方，但我们也还是应该对支撑这个论证的逻辑，提出明确的限制：人们的感受，不可能作为衡量本真性的终极标准，因为感觉也可能带有欺骗性。如果我们否认这点的话，那么我们也就彻底否认了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在一种真正有效的父权式的支配中，一个女人，甚至不会经验到她所扮演的、作为一个被羞辱、被剥削的受害者的角色；她仅仅是接受她的屈服，把屈服当作事物秩序的一部分来接受而已。
我们应该记住，父权式的支配同时腐化了它的两极，包括它的受害者，或者，用阿瑟·库斯勒的话来说：“如果权力腐败了，那么反过来说也是对的；迫害腐化了受害者，尽管，可能是以更加微妙、也更加悲剧的方式为之。”结果，我们也应该谈论女性的，（对男性的）操纵和情感上的残忍。最终，作为对男性支配的绝望的回应，女性以她们力所能及的一切方式反击。而我们也应该承认，在我们社会的许多部分（在那里，传统的父权制在很大程度上遭到了削弱），男性也处在同样的压力之下，如此，正确的战略，应该也对男性的焦虑做出回应，并努力在女性为解放而进行的斗争，和男性的忧虑之间促成同盟。男性针对女性的暴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的传统的权威被削弱了——的惊慌的回应；而（女性）为解放而进行的斗争，也应该包括向男性证明，何以接受解放了的女性，有助于解除他们的焦虑，使他们能够过上更加满足的生活。
契约性的性的主要问题不仅在于其法律形式，也在于其隐藏的偏见：这样的契约，显然给予随意的性行为以（相较于经常、固定的性行为的）更高的特权地位。在约炮的时候，啪啪啪双方互不相识，当然会想要避免关于他们的一夜情的误解。但我们也需关注长期的关系，在那里，暴力和支配的形式，要比韦恩斯坦式的景观式的强迫性行为更微妙得多。
说到底，在这里，法律和契约是无济于事的——有用的，只可能是一场风俗上的革命。但在今天，当我们面对的，是看起来更加迫切得多的“真”问题的时候，为什么要谈论礼貌和风度呢？在谈论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不就又回到了德昆西关于简单的谋杀艺术的妙语的层面上了么：“多少人从无拘束的恐怖和经济灾难开始，以派对上的糟糕行为告终？”但风度的确重要。在紧张的情景中，风度关乎生死，文明与野蛮只有一线之隔。
关于最近爆发的，值得注意的公众的庸俗，一个惊人的事实是：过去，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偶尔的庸俗，是伴随政治上的左派而出现的：学生革命者经常用平常的语言，来强调他们自己和官方的政治，及后者精心打磨的政治黑话不一样。而今天，庸俗的语言，则几乎成了激进右派的专利，于是，左派发现自己处在这样一个惊人的立场上：如今，他们倒成了体面和公开场合的风度的保卫者。礼貌（风度，殷勤）不只是服从外部的合法性，但也算不上是纯粹的道德活动。它是由人们不会严格要求你去做（你不会因为不做它而犯法）、但会期待你去做的事情构成的，模棱两可的不精确的领域。在这里，在我们面前的，是暗示的、不被说出的规则，在这里，事关得体，而我们面对的，是某种主体在正常情况下与之有着非-反映性质的关系的东西，某种作为我们自发的体贴的一部分的东西，是织入我们继承下来的风俗的实质的，由风俗与预期构成的，厚重的织物。而政治正确的自我毁灭的僵局就在于此：它试图明确地表述、甚至用法律来规定构成风度的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