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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再度进了美国法庭，对于这本“伤风败俗”的小说，纽约南区地方法官约翰·乌尔赛认为：“……一本书淫秽与否，法庭要看它会不会激起读者的性冲动或促使人产生不纯的情欲。……但据我慎重考虑，并且经过长时间的思索，我认为它有些地方令人读了作呕，但并不淫秽。”我在试图为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J·M·库切的小说《耻》写篇批评前，穿插式读着《尤利西斯》。我期待着找到一种永恒的力量，一种可以“与之媲美”的气氛，来进行这次漫长的孤寂的批评活动。
对于我所能看见的几篇批评所显示出来的某些“误判”以及批评活动中的不畅快影响了我的阅读，我不得不身体力行，也来从事这种鬼魅弥漫的批评。2004年初我买到了这本小书，最初仅仅是出于一种自我保护的意图而去阅读它，现在它变成了一堆杂乱的素材，在夏天来临时，我决定将它清理成一个满意的形状。而关于小说（及作者）的语境，翻译过程中丢失的意思，这些情况对于一次私人性质的阅读来讲已不重要，就像我昨天读博尔赫斯的小说《沙之书》一样，我对于阿根廷的社会背景毫无兴趣，对于博尔赫斯的写作时埋伏的讽喻也并不保持十分的警惕。我通过这些具体的文字，以及文字之间的关系，来了解一个作家的逻辑，了解写作本身的乐趣、缺憾和耐人寻味的技艺。
我很快从小说的第一章找到了这次批评的标题。对于阅读次序的尊重，似乎恰好是对写作计划的一种尊重。我保持着顺时针方向的转动，按照小说的自然顺序去探究我所感兴趣的问题。我希望自己有一颗敏锐的心，既不屈服于别人的书面判断，也不固执己见。最近几年的批评活动，我的计划是要尽量排除外界的干扰，把写出来的段落献给三十年后的自己去读，这是我应有的界限、警惕和谦卑之心。由于随着阅读中感受庞杂导致的诱惑不断壮大，我竟然萌发了写小说的念头（我一贯以为这是一个不纯的想法，需要加以克制），我必须对这种最初与手痒、猴子般的摹仿心理有关的念头表示出明确的抵制态度，所以，通过“批评”这种写作活动来释放遣词造句的欲望（我可以称之为“准小说”），来描述小说的全部秘密，并且把好的小说当作自己写的，这样，我就心安理得，避开一次次浮躁。
“双重生活”与每个人都有关，而“插曲”是一个值得反复玩味的词，它暗示了另外一个曲目的正当性，只要你细细体味，生活从来都是一幕幕插曲。也许我们拥有一条既定的小径通往正常的光明正大的生活内部，但是如同博尔赫斯所说的“小径分岔”始终在发生，每个人始终在偏离。但偏离谁？我们都不知道。人的生活似乎不同于一棵樟树，它有无数的节外生枝的可能性，但始终有自己的枝干；而人从来就是“双重身份”，像昼伏夜出的猫头鹰一样时刻保持着两面性，惟有如此，才遵循了一种自然规律，才得以颐养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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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切并不急于说出主人公的姓名，而是先从第三人称入手，从侧面交代这个五十二岁的男人的一些生活情况，第一章几乎成为了一根导火索，将这个男人的命运扎实地捆绑在某些特殊的事件中，譬如性交易。最近一些天，我一直在观察不同作家怎么用“他”这个人称来叙述，并且试图比较其效果。仔细想想，使用“他”究竟有什么便利呢？作者随时可以插嘴，并且可以将虚构中的某些真实色彩安全地转嫁给他人，不至于引火上身——这也许是其中的一种便利。小说从一桩维持了一段时间的性交易开始谈起：星期四成了一块奢华与肉欲的绿洲。能够充分理解库切这么开头，他也许并不致力于什么反讽，只是将一个个体的真实生活撕成两半，然后将其叠加在一起，不容分辨。于是，“星期四”成为了其余六天的“插曲”，并且由于既定的性契约（交易）的存在而变成有丰腴内涵的“绿洲”。普通的日子从此加了一些糖，就成为有特殊性的纪念日了。性交易双方都从对方的身上获得满足，“每次九十分钟的会面”像例行公事一样完成两个个体的一小截生活。
在描述“他”的性情时，库切没有给这位男子任何回旋的余地，“他的性情已经定了型”。这些相关的交代都是为了后面章节更好地展开，“他”已经陷入了自己惯性的节奏感中，“花销从不超出收入，使性从不跃过极限，动情从不趋向过分”。说着说着，库切突然隐身了，由“他”去自我表白了。“他”想到了“蛇”这个图腾，也猜想着性伙伴索拉娅的图腾是一条蛇。偶尔库切会调过镜头，从索拉娅的眼角出发看问题。“买卖双方”互相猜测着对方的性情，各自都带着另外六天的真实生活来做一桩默契的买卖。“他”的身份就在这种视角转换中慢慢丰满起来，“他一直有意写一部论述拜伦的书”——这成为萦绕全书的一只壁虎。
由于库切将“他”的身份设定成一位教师，所以会不小心把“他”的性伙伴当作了“学生”，以后的确出现了一位女学生，但是现在的索拉娅不是“学生”。于是，在书中库切写道：“……真是个听话的学生，顺人意，听人劝。”“学生”一词显示了“他”的心理状态，“他”不断买到性交易中的“年龄差距”（代沟）所内含的激情，而且通过把对方当作“学生”这一角色进行性交当时的“意淫”而得到了双重满足。至于“他想到了爱玛·包法利”，这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意淫”，是对已知生活边界的抗议，然后又是无奈。
库切并不希望停留在“星期四”的描述中，所以他得制造恰当的波澜。“一个星期六上午”（其余六天中的光阴，幽会以外的场合）“他”终于撞见了过着“双重生活”的“母亲”形象的索拉娅。“他真想这样对她说：你的秘密在我这里很保险。”“母亲与那个陌生人交欢时，那两个小男孩总是隔在他们之间，……他迅速地成为他们的父亲：养父，继父，影子父亲。”库切就这样尖锐地谈论着真切的生活。“他”的思绪很快转向“那个真正的父亲”——妻子卖淫的事情是否被他获悉？这次邂逅成为“一年来”的性交易的转折点，双重生活一旦被分辨出来，恐惧感随即弥漫，于是聪明地撤走一种生活（尤其是和别人共同构建的一种契约式生活）是稳妥的。她就像一面镜子，照耀出“他”的若干年糟糕的生活。“他的吸引力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消失了”——这成为他“同一个又一个女人乱搞”的缘由，“他和同事的妻子有染，去河边酒店或意大利俱乐部与游客寻欢，他和妓女睡觉”，后来遇见了“上选伴侣公司”推荐的索拉娅。可是“星期六”破坏了“星期四”的美梦，绿洲很快荒漠化了。
库切为了更加彻底地显露“他”对性事的需求与迷恋，还写了“另一个索拉娅”和“系里新来的秘书道恩”成为“他”的性伙伴。由于索拉娅的“服务”具备了一个相当稳定的时间长度所带有的怀旧气息，“他”终于请了一个侦探去查访她的踪迹。这就不好玩了。你莽撞地闯入了人家另一种生活现实中。对这位昔日的性伙伴生活“秘密”的窥探，事实上，“他”知道这是徒劳无益的做法，但是“他”感觉到了一种空虚，所以愿意（单方面的）让“交易的涟漪”再持续几日。库切在这一章出色地完成了一次素描，戴维·卢里这个五十二岁的副教授紧接着要在与“学生”的性事中暴露劣迹，从而将自己的双重生活压缩成一种，并且被迫拥有“背井离乡”的念头。库切在这样的情节安排中，同时穿插着一些坚硬的逻辑观，至少在我最初的观感上，戴维·卢里似乎到了穷途末日，他难道无法在这个城市继续体面地生活下去吗？库切试图制造出一种调子，以告诉读者：戴维的确山穷水尽了，所以只得去女儿家，而且必须屈从异地的生活。“性丑闻”作为一种逻辑的起点，在不少人看来是妥帖的，库切也愿望读者这样去想；这种丑闻最终还要带来某种因果结合的报应来，与“耻辱”成为妯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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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的插曲”暂停之后，“星期五下午”戴维·卢里发现了新目标：来上她的浪漫诗人课的女学生梅拉妮·艾萨克斯。库切初步计划是以这个女学生为导火索将戴维·卢里的学院生活捣乱，并将其“驱逐”到他的女儿那里——一块真正散发南非气息（或小说主旨气息）的土地。罪孽与性欲相关。他描述了戴维与梅拉妮的三次做爱，并且最终将戴维推向逻辑的一端。第一次之前的一次则是散发着神秘气氛的（对于学生来说，老师往往有那么一点神秘，可以使之好奇）诱奸（未遂）：邀请，吃饭，闲言碎语中的半推半就，完事。读者会说，只要梅拉妮排除诱惑，说走就能走，能平安脱离虎穴。但是，她没有（而是迷恋上了另外一个世界似的），甚至勉强地和戴维一起看了一部老电影；电影之后，还要问几个小问题，以至于为戴维提出非分之想铺垫了一些氤氲。库切就坐在这间屋子里，冷视着将要发生的激情。戴维说，我想请你干点冒险的事。“冒险”是一个多么诱人的动词，像一块潮湿的舌头，像一罐突然出现在床头柜上的蜂蜜。梅拉妮反问：为什么？戴维施行了库切的这个可爱的理由：因为你应当怎么做。……因为女人的美丽不属于她们自己。那是她带给这个世界的恩惠的一部分。
的确，“漂亮话，其历史同诱奸一样地悠久”。就在戴维循循善诱快要让对方缴械时，他的谈话中突然蹦出“两句五步诗的韵律”使之“又变成了老师，学者，文化宝藏的守护人”——从而“增加了两人的距离”。仿佛在烧红的焦炭上倒了一盆冷水。梅拉妮似乎从莫名的邪念中省悟了，像泥鳅一样逃脱了。库切并不打算让戴维心想事成。在小说里第一次出现“戴维·卢里”这个名字恰好是他打电话给梅拉妮时告诉读者的，此前库切守口如瓶。或许，诱奸未遂反而增强了戴维的某些信念，尽管有时他清醒于“应当放了她”的慈悲心肠，但是“有什么东西正紧紧抓住他”。于是约会之后，“他把她带回自己家中。就在起居室的地板上，和着雨点在窗上的拍击声，他和她做了爱。”在整个过程中，梅拉妮有那么一点无辜的样子，丝毫不抗拒什么，像是来执行库切的命令。戴维除了是老师以外，他在自己的声音里“听见的声音来自哄孩子的父母，而不是恋人”——这便是症结所在。库切特意让天平偏向一侧。于是，戴维在课堂上讲述华滋华斯也好，讲解拜伦也罢，都变成了一种间接的吁长问短式的挑逗（同时也是一种近似愧疚的忐忑不安），他等待着梅拉妮的反馈——小羊羔千万不要表现出那种让人痛心的无辜来。
库切深谙此道。他写戴维上课时“一阵回忆袭上心头：在地板上他用力把她的短衫往上掀，露出了她小巧、完美的乳房”。是的，你碰碎了一块云霞，它就闯入你的生活。戴维开始介入她的排练，窥探着，测试着。为了降低某种不安，他要求库切给他第二次与她的做爱。但事与愿违，完事之后，仍然是不安——可能已是双倍的不安。他不请自至，闯入她的公寓——尽管她提醒他：我表姐马上要回来了。但是“怎么说也拦他不住了”，这样狼吞虎咽般地做爱已经包含着双重意义：一是性欲，甚至梅拉妮的“提醒”反而变成了一种撩拨；二是求证，通过她的身体反应以卸下部分不安，并且得到类似于承诺的安全帽。“她处之漠然”——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草草完事后，戴维走到自己的车边时，“突然感到一阵沮丧和乏味”。库切让读者明白：这对年龄悬殊的男女是没戏了，他们无法发展出什么新鲜的玩意、有深度的主题来——梅拉妮只是一阵暴风雨，或者干脆说，是一两朵闪电。她的背后隐藏着“黑幕”，他能够占据她的“骨盆”，但是他无法解决两人的真正需求，无法解决黑幕拉开之后的麻烦。在黑幕拉开之前，还有一些场景——回光返照一般，“星期天的半夜”小羊羔不请自来。她想在这儿安睡一宿。多么像他的女儿！委屈的小鸟，神情憔悴的情人呢。但是这次来，并没有解除什么警戒。第三次做爱“是在他女儿房间里的床上”——这是一个有意思的场所。她并没有为自己的上课缺席被他虚打了出勤和“七十分的成绩”而感谢，似乎这些事理应由他来做，像俗语里说的“擦屁股”一样。暴风雨即将降临，作为“弱势的一方”，梅拉妮将获得更多的道德方面的支持，而戴维像“披着狼皮”的道貌岸然的伪君子——这就要了他的职业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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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拉妮不说出两人的“苟且之事”，就必须有利益受损的第三人站出来，通过梅拉妮的“男友”来挑明一桩绯闻也许更能刺激情节的起伏，他是当然的利益受损者，所以他可以理直气壮地捣鬼，施加报复，并且将秘密暴露无遗——他似乎抓住了某个把柄。两个男人之间的斗争恰好隐含着一个女子的迷茫史。“男友”可以把戴维的车胎弄瘪，锁眼给注进胶冻，“挡风玻璃给糊上了报纸，油漆的车身划上道道划痕”，像被戴上绿帽子的丈夫一样，也可以闯入戴维的讲述拜伦的课堂上——仅仅因为在道义上有某些零碎的优势，他就可以肆无忌惮地插足戴维的工作与生活，似乎他幻化为柔弱的受害者梅拉妮的复仇之箭了。库切并不打算给“男友”太大的戏份，只让他像牵线木偶完成自己的职能。但是，在介绍戴维的授课内容时，是否保持了某种严谨性，或经过记忆筛子的挑选（为什么要谈论“拜伦”的作品？这是否与库切的拿手好戏相关）？这也间接提醒读者：小说部分地从哪儿来？
从“男友”插足之后，梅拉妮便还原为“学生”身份了。戴维试图“以老师的身份”对她进行规劝，但是显得苍白无力。似乎这层身份只是一次插曲，是一条从情人小道上出现的鹅卵石小径。他已经陷入了“老师”与“老情人”（或只能说和她亲热过几次的“老家伙”）双重角色的纠缠中。他无法解决这种困厄。所以，当他跟梅拉妮说“我是要负责任的”时，他只涉及“老师”的职责，而回避了“老家伙”的处理善后事宜的责任。他等待着矛盾找上门来。甚至在当天晚上，他看见梅拉妮搭乘在“男友”的摩托车后座上“双腿分开，骨盆划出一道弧线”时，竟然“体内突然涌起一阵情欲”，并且略有安慰地自言自语：那地方我去过！——这流露的是一种虚荣心、骄傲，还是一种刻骨铭心的负疚感？以后是不能“去”了，这也许是令人痛惜的。库切在写这一个花絮时，似有画蛇添足之嫌，但对于描摹“老家伙”贼心不死倒是发挥了一些作用。
接下来，事情得浮出水面：梅拉妮退选他的课、主管学生事务的副校长办公室发来了备忘录、梅拉妮的父亲与表姐的投诉。库切在设想这些场面时抱着类似于幸灾乐祸的心思。他是让戴维假想家长方面是如何来投诉的，学校负责部门又是如何接待的。甚至戴维在设想“一份表格”上也幻觉四散，“一只手拿起了这支笔，就是他吻过的那只手，那只他十分熟悉的手”，以及她的签名是怎么样子的：“花体的大写M，l的上部很粗，I下端用笔很重，最后是花哨的s。”
“纸页上两个名字，他的和她的，并排列在那里。两人同床，不再是恋人，而是仇敌。”——与其说是戴维的幻觉，不如说是库切的俏皮话，一种穿透纸背的嘲讽，从而将旋风释放出来，驱逐戴维去承担某些道义上的责任（而不仅仅是“老师的责任”）。其实说“责任”并不准确，是“苦果”，是被曾经隐匿的火所焚烧的包装纸。乃至他的同事兼宿敌艾兰·温特也借机揶揄他虚造的梅拉妮的成绩。似乎所有的气氛已经不利于戴维的生存了，他必须另谋出路：女儿露茜在东开普的一个农场。库切适时地安排了戴维与前妻罗萨琳的见面。他需要宽慰。通过“前妻”这一角色来引起必要的主题、图景，这是库切的举手之劳。戴维恰好需要一个倾听者，需要絮絮叨叨地去谈论“耻辱”的降临。库切在这儿谈到了“耻辱”问题，他借戴维的前妻口无遮拦地揭示着主题。库切最后略带调侃地抛出戴维的一层身份的描述：“威廉·华滋华斯的评论者和蒙受耻辱的信徒。”话题一转，戴维似乎成为了一个冤屈者，而不是种植“耻辱”（种瓜得瓜）的人。他离开这座弥漫着流言蜚语的大学只剩下一个手续的问题了，一个逃遁者的决心。他不忍离开，但是库切会想方设法让他到女儿的农场去，他要去以另外的“双重身份”（父亲与肉欲者）面临崭新的考验，不断地淘洗蒙羞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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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天新装的窗帘的拉线突然断了，我默坐于此，生活中许多偶尔发生的小事总具有神奇的力量，可以带来粉末状的感受。我不知戴维在“听证会”上是否领略到“耻辱”的气息。他的年纪成为一种“不道义”的笑柄，他欺骗甚至侮辱了女生，利用了老师的权力。虽然“他并不觉得慌张”，但是在昔日的同事面前（像一个道德法庭，尽管询问者事先申明“他们并没有什么权力”），他感到了一种近似抽搐的不祥之兆。他保持警惕之心，对于询问者任何不怀好意报以最犀利的反击。这次听证会是作者库切特意安排的，他试图“逼上梁山”，让戴维自己堵住自己的后路。“听证会”很快成为戴维所觉察到的“耻辱”的一部分。双方纠缠于各种语调之中，一方保持着道德方面的优越立场，一方不愿意成为“丧家之犬”，要为尊严而奋战。戴维告诫自己：“我从不忏悔。”但是询问者必须迫使他就范，必须在口吻中看见他有所屈服。
戴维陷入了四面楚歌中，他感到疲倦，暴躁而且敏感，随时准备对类似“悔过”、“侮辱”、“错误”的词语的字面意思发起保卫战，也随时对好心好意的同事的言辞中可能存在的毫无必要、自作多情、幸灾乐祸、揶揄……保持警惕。他已经孤注一掷了，任凭校方“发落”。在小说中，这是抵达露茜农场的前奏，是最后的梦魇；显然，库切准备好的“耻辱”像一坛刚刚启封的老酒，还需要在后面的篇幅中加以拓展。也许，把前面六章理解为描画戴维的精神轮廓也不为过，在他踏入萨莱姆镇之时，“开普技术大学”、“前妻”、“梅拉妮”以及听证会均成为身后之物，成为一种记忆的底调，一种彼岸。库切利用看似毫无破绽的逻辑将戴维打发到一个纷乱的世界里去，让他体味身体之外的尤其是发生在女儿身上的更多的“耻辱的气味”。岁月不饶人，他的性欲也许能够保持着，但是性能力像旧家电一样面临着末路。
女儿露茜在库切的笔下几乎成为一种含蓄的象征，是埋伏于南非大地中不可预知的事件的良导体。戴维抵达农场后，就被库切当作一双扫视的眼睛。露茜一晃就变成了无法离开泥土的“新一代的拓荒者”，“一个十足的农家女人，乡下女”——“她就是这样谋生的：靠狗棚，靠卖花和园子里的产品。”可是，戴维还要从这卑微与不堪中找到临时的（可能演化为长久的）庇护。他说可以在农场继续写“关于拜伦生命最后几年的经历”，这看起来是一个借口，或者说安慰女儿露茜的一个小策略。影响露茜命运的佩特鲁斯在库切的笔下一开始只是个小角色，这也不是戴维能够预料的，他所关心的仍然是时不时涌起的“欲望”，他很清楚“不管事情发展到了什么地步，它远没有结束”。在女儿提起“避难”这个不太雅观的词语时，戴维认为自己不是一个“逃亡者”（库切在这时一笔写到了“毛的中国”），反而坚持认为“好色应当是可敬的，好色和感伤情怀都很可敬”。那些彼岸的人们（同事，梅拉妮的亲友，不知情的学生们）是要看热闹的。那儿曾经是“他们”与“他”斗争的场所，但是“他”被迫离开——不能理解为“让步”或“失败”，因为这些词一旦说出，就会过于残酷，宁肯实际上已经失败，但不愿意用这类词来形容。词语世界一旦溃败，一切就真的无可救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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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来到格雷汉姆镇时，就面对着若干个“双重身份”：父亲与上了岁数的男人；城里的教授与乡下的客居者；白人与拜伦的研究者。他作为独特的个体降落在此，不但要面对女儿以妥善解决父女之间的问题，还要面对女儿的生活面积，面对小镇上其他广泛的居民，面对风土人情，面对初到乍来时的心理落差。我们既要注意他在面临世俗生活时表现出来的犹疑，也要看到他绝望中的自嘲。库切有意把他逼向绝境，在无可挽回的出行（并非假日旅行）中，戴维的前途是渺茫的，甚至他多年的积蓄也不足以赡养暮年。
女儿露茜知道他出逃的因由，她指出他在年岁上的不道德，但是他的看法是“我所接近的每个女人……不断使我成为一个更加完善的人”。使之成为一个有用的男人：有血有肉，功能尚可。通过露茜，他认识了“东金集市”，认识了经营动物保护站的贝芙·肖女士。父女俩存在一种并不明显的分歧，但因为在表达上的各自任性而导致的语义断裂，及当时情景的干扰，使之变得更为醒目，甚至有种钻心的疼痛。
小说可以限制在足够少的角色中（也足够少的人物活动）发展下去，戴维作为目击者不断成为各个事件、各种思想涟漪的核心。小说注定了是对戴维世俗生活的步步紧逼，直到他举械投降，直到他沾染（或不自觉生产、散发）的气味成为库切意欲交给读者的不言自明的主题。每个人物都在围绕戴维的过程中发生着足以加深戴维对生活理解的功效。佩特鲁斯慢慢成为农场的主人，贝芙·肖也从毫无吸引力的情形中转变为必要的需求与满足，露茜提醒他“要适应乡下生活的节奏”，许多年的都市生活（教书生涯）在乡下，在动物保护站失效了——只有一丁点残渣，譬如对梅拉妮的非分之想：那沉睡的占便宜心理的性欲已不复存在，衰老正在乡下成倍地扩张。
库切反复提醒读者：贝芙是一个毫无吸引力的女人。但是“吸引力”是针对不同人不同情景的产物，它也不是生活里最重要的摆设。她却能告慰戴维苍老的心灵与肉欲，这像是逐出伊甸园之后的入乡随俗般的妥协。库切想凸现这个男人的一次下凡，一次真正的脱胎换骨：生活总是永恒的老师，告诉他如何依计行事。贝芙·肖所收养的狗是逐渐成为小说中坚硬的隐喻的，库切在反复的表述（近似唠叨）中乍然觉得狗能够胜任一些“弦外之音”（题外之意），于是陆续强化狗的意义。
库切还通过戴维的遐想暗示出女儿露茜的同性恋倾向——这就为此后的情节发展提供一种阴霾。戴维捉摸着：“对露茜到底指望什么？”“女儿成了他第二个救星，是他重生的年轻的新娘”，他体味到女儿的“可怜”，命运和负担在乡间的睡梦中弥漫。在无法入睡时，他只好“看拜伦一八二○年的书信”。“拜伦”成为他旧有社会角色的惟一见证人了，通过对拜伦的反复记忆（书写），似乎能够将往事重提，能够将生活的落差消弭一两厘米，这是与“性欲”并行的“事业之欲”，倘若它也消耗殆尽，戴维就将成为行尸走肉，彻底地被“耻辱的气味”吞噬。耻辱来自类似剑拔弩张的一种钟对峙（对质）的场面中。生活中的每一次应酬、谈话、行动，均可能毁灭一个人的尊严和躯体。小心翼翼的乡下生活将他完全装入了名叫“耻辱”的木匣之内。戴维不但自己将无法卸除从都市带来的耻辱，而且将见证女儿的“受辱”，并且为此蒙受新的耻辱。小说来到格雷汉姆镇之后，就再也不回头，直奔既定目标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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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的第十一章带来了真正的考验，不但是对库切的，而且是对陷入某种单纯逻辑中的戴维的，甚至是对所有委曲求全的苟活者的一次素描。父女俩在星期三谈论起戴维出走的原因，在开篇库切就醒目地使用了“三”这个数目：星期三、水池里的三只野鸭、戴维想起的三人组合（他、露茜、梅拉妮，或者他、梅拉妮、索拉娅），还有三个来历不明的入侵者。戴维认为自己“走到哪里，这丑闻就会跟到哪里”，所以，无法再去别的大学谋求教职，只能找那种“不太招人耳目”的工作。露茜希望父亲仔细地谈论他“到底做了什么”，要求他交代“道德恐龙”的由来。戴维说，“我的事情起因于欲望的权力问题，起因于甚至一只小鸟也会因此而颤抖的神。”
他并不打算讲述事件的点滴细节，而是更为抽象地谈论自己的价值观。他以居住在肯尼沃斯时的邻居家的一条公狗作为喻体，向女儿阐明自己的立场：遵照本性行事，是合乎道德的；但是会有别的力量迫使公狗违背自己的本性（按照自己的本能行事就得受惩罚），从而使公狗“竟然讨厌起自己的本性来”。戴维的逻辑是：他就是那只公狗，因为他遵照了自己的本性，但是别人以之为耻。人们害怕那压抑着的本性（欲望）被戴维轻易地释放出来——谁遵循本性行事，谁就有悖伦理——于是，戴维成为“替罪羊”。这里所说的“罪”是众人之罪，戴维一厢情愿地认为，是遵照本性行事并因此催发了不安的许多人的“本性涟漪”。简言之，有欲望，就是罪孽；而压抑欲望，是第二桩罪孽。这是问题的一个角度，但他忽略了索拉娅、梅拉妮又是怎样的替罪羊。很快构成反讽的是，“小路上有三个人迎面走来”，他们恰好就是来遵照本性行事。
父女俩同时感到了一种不祥之兆，先是露茜喊叫“佩特鲁斯”，后是戴维“竭尽全力高声喊着”。没有保护神的，“这一天终于来了，考验的一天”。他被困守在狭小的厨房里，被击倒，被烧伤，而且无力解救女儿。“他会说意大利语，他会说西班牙语，可无论是意大利语还是西班牙语到了非洲的这个地方，哪一个都救不了他。”——这是库切在悄悄发言，在嘲弄着某些现象。但作为批评者，不必把这种行文中的感慨夸大，因为从事件的本身属性来看，语言（或者它们所代表的一种文学才能、抱负）并非解决问题的工具。也许，敏感的读者还能从中读出“恶有恶报”的滋味来，戴维几乎是诱奸了梅拉妮（别人家的女儿，尽管没有得到强烈的反抗），现在别的人（两个大人，一个小孩）来轮奸自己的女儿了。“一个能帮帮他的人都没有”，歹徒们枪杀了鸣叫的狗，尽管戴维发出一声声咆哮，但是“那声音除了表示恐惧，没有任何其他的意义”——库切非常确切地认为，戴维身陷绝境。
和感慨万千的戴维相比，露茜表现出无比的冷静，逆来顺受，“她温和地，但坚决地甩开了他的胳膊”，她无需毫无价值的安慰。库切有意在这里进行某种小主题的勾勒，他让戴维看见生存的困厄：“拥有点东西的确十分危险：无论是汽车，还是一双皮鞋，还是一盒香烟。”生活就是一张巨大的流通体系图。女儿戴维也许是同性恋者，他觉得“强奸女同性恋者比强奸处女还要罪不可赦：对女性的打击更为沉重”——这种比较是一时冲动，是以己及人的推理，也是缺乏根据的，在罪孽方面，任何一种，都是不堪忍受的，它们不分轻重缓急。库切也不必利索地将一个乡下农场的强奸案归咎为某种社会大背景，批评者在这方面的推导上也要克制。灾难没有让戴维“痛改前非”，而是被迫卷入别的更加敏感的思考中——一种毫无价值的思考：想像而已。最终还要回到灾难发生地去。灾难发生后，去医院要比去警察局更必要，在安慰自己的人群中，戴维观察着他们的反应，像渔夫将渔利阵列在岸上一样，他摆出各种关系来，以观察其中的逻辑性、真假。这里存在“某种关系”，才会有比尔和贝芙·肖、爱丁杰的援手与宽慰。
戴维有把这次灾难普遍化的倾向，但库切没有明显地表态，在露茜身上存在一种像刻在石头上的发生在“过去”的伤害，她并没有夸大或遐想到事情有多么严重——这似乎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换言之，让人觉得羞辱的事情，恰好是自己的一部分：要么制造羞辱（耻辱，丑闻，灾难），要么蒙受羞辱。佩特鲁斯不能救你，传教士也不能，警察局也不能，甚至佩带在身上的手枪也不能，“最好的办法就是，自己救自己”——实际上，就是放弃对灾难的挽救，在灾难发生时，你无法救自己，之后，能够拯救的只是“自己的一部分”：精神或生活态度。不但在非洲，在格雷汉姆镇，而且在欧洲，在亚洲，在美洲，在亲密无间的家族中，类似强奸和抢劫的灾难时有发生，这不是取决于何时何地的问题，而是人的本性的问题。正如戴维所认为的遵照本性行事只是强盗逻辑，只会让一方受辱，而另一方逍遥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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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戴维更多的是以“父亲”的身份去感受“耻辱”，他从开普技术大学带来的风声已悄然滑落，逊色于发生在女儿身上的事件。他似乎逐渐跳出了个人的遭遇，开始在女儿露茜的身上（态度上）觉察到“新南非”的变化：他们父女俩的安全系数在下降，俨然是一个预谋所致。库切也并不打算对小说的前半部分有关戴维丑闻的细节做出一种因果报应的逻辑推理来：小说在强奸案发生之后悄悄地断裂为两截，像避难的壁虎自动断尾求生一样，戴维舍弃了自己的“一个人的耻辱”，而深陷女儿的命运之中，并且凭借自己的切身体会，以推导出从萨莱姆镇到整个南非的某种有明显不公的现实。由于作为“父亲”，他抱着一种男性的、传统的对女儿贞洁的深切关怀，闯入了她的“个人隐私”之中——她叮嘱父亲：“从此不许再提它。”她认为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完全属于个人隐私，是“一个人的事”。这其实与戴维自己的都市丑闻之性质是一致的，都是极为个人化的隐私。
但是，他更加伤怀地认为露茜的秘密就是他的耻辱。当警察来调查时，露茜隐瞒了“强奸”这一环节，只描述出一桩非法入侵式的抢劫案。戴维按捺着脾气，他感到了女儿所遮掩的事实将给那三名强奸犯某种“口实”——说不定，他们在读报纸时，会洋洋得意，因为他们看见了一种经过有意隐瞒而体现出来的孱弱。想到这种可能，戴维就心绪不宁，他认为“这几个家伙，虽然他很可能从此再也不会同他们打照面，却永远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也成了他女儿生活的一部分”。他认为女儿是“耻辱得无法开口了”。但是露茜很明确地，像朴实的农妇一样，告诉他：“你一直在误解我。什么罪恶感，什么解脱，那都是抽象的概念。我做事不是按抽象概念来的。”由此，戴维一分为三：作为丑闻制造者和在写一篇与拜伦有关的文章的原大学教授，作为蒙羞的女儿的父亲，作为审视新非洲变化的敏感者。也许，库切在其中表明了自己的一些态度，但是更多的是戴维的一种神经质的敏感，是戴维的一知半解式的窥探。
露茜被强奸，而作为受害人，她又隐瞒了真相，这无疑给戴维新的观察视点，小说也从一种“小我”的排遣中提高到对“大众”的观察中。在戴维的心目中，连侥幸逃过枪杀的狗儿凯蒂也比以前更战战兢兢了，“时时刻刻都让人感到，生活与从前已迥然相异了”。“蹂躏”还弥漫在楼房里。他有一种疑虑，近似武断地认为，佩特鲁斯可能是引狼入室者，他可能是他们（三个强奸犯）的同伙，事发当天他竟然不在。戴维作为弱势一方，他想弄清楚：佩特鲁斯那天不在农场的原因。这种悬念折磨着他，但是他又不能开门见山地询问。这种旁敲侧击的方式本身已经说明了时代发生了变化（似乎是一种衰老与青年的对谈）。
库切通过戴维的一阵浮想，谈出了小说的一个有趣的主题。“要在过去，早就可以从佩特鲁斯嘴里掏出答案了。要在过去，早就可以掏出答案，大发一通火，让他卷铺盖滚蛋，然后重新雇个人顶替他。”但是，库切意识到“他们——他（戴维）、露茜、佩特鲁斯——都生活在新世界中”，已经有了一次实质上的新旧交替，“英语极不合适用作传媒来表达南非的事”。佩特鲁斯是地道的农民，而露茜就嫩得很，是“业余爱好者”（不是真正的农民，而是被农民包围着）。戴维越是小心翼翼地试探口风，越是怀疑缭绕。这种萦绕不散的怀疑源自一种条件反射，一种文化心理，佩特鲁斯在戴维的眼中成了新旧秩序交替带来的不适应征候的化身。对佩特鲁斯的疑心，其实是对“新世界”（新南非）在接受心理上的一种彷徨。
他不是佩特鲁斯的对手，他的优势也许只在于遐想，在于对过去的某些具备优越感的时代进行缅怀，他甚至想到“白种人”陷入了黑人的包围之中。新世界似乎一夜之间变成黑人的了，以前他们所遭受的，现在白种人正在品尝。这是敏感的戴维所假想的，却不是库切的立意，库切保持了一种审慎。戴维感到“自我在一天天地消失”，新世界已经大于他的想像，这个“自我”中就包括“写关于拜伦的书”——还有心情继续这种无忧虑的写作吗？灾难之后，写作是可耻的。库切正一步步将露茜逼入一种不得已的秩序中，戴维作为见证人，感受了这种变迁所带来的一部分苦痛。从此，小说有意要让佩特鲁斯羽翼丰满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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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当佩特鲁斯邀请戴维与露茜出席周六的聚会时，戴维感到了一丝苦涩。“他干吗随随便便搞个什么聚会？”——对佩特鲁斯这种轻松惬意的生活，他表示出一种嫉妒，转而会深究这种生活的来历，深究其合法性。周末聚会像一次宣言：被解放的奴隶已翻身作主人了。库切在这次宴会上安插了一扇玻璃窗，当戴维父女出现并身陷“黑人海洋”（他俩是仅有的白人）时，戴维感到了一种不当与不安。而强奸案中的一名疑犯也在聚会上（由此戴维推断此人是佩特鲁斯的朋友——黑人从来就是兄弟），这一发现令女儿萌生去意：要赶紧离开聚会，以免砸乱了它。
戴维想到的是报警：坏人必须绳之以法。这是小说叙述中自始至终存在的一种两难选择。在露茜左右为难之际，读者会自觉地替她谋划：除了农场，除了萨莱姆镇，她真的无处安身吗？换言之，她能选择受难的品种、多寡吗？当我看见那些“生态难民”被迫背井离乡时，我感到的是一种欣慰，固守家园（祖业）也许是一种传统美德，但是寻找乐土——像侯鸟一样善于迁徙——也不该在精神上有委屈。露茜从不考虑迁徙问题——到哪儿不都如此呢？在这个前提不受质疑之后，她的命运只剩下“逆来顺受”这条小道了。她也知道“上帝其行无影无踪”：上帝无济于事。
在露茜发现聚会上存在一名强奸犯时，“她呼吸有些急促，脸绷得紧紧的。”她告诉戴维：“他们在这儿。”实际上，她只“看见他们中的一个在屋外”。三个强奸犯在露茜的记忆中始终是一个小团队，是一个复数形式，以至于“他们中的一个”出现在眼前时，也感到是“他们”在这儿。戴维由此固执地认为：佩特鲁斯脱不了干系，佩特鲁斯和他们是一伙的。他质问女儿：“你当时为什么不对他们提出真正的指控？”露茜依旧以“这是我自己的生活”为由将“父亲”这一权力排斥在外。隐瞒被强奸的事实的目的之一也许是让警察帮助她“拿回保险费”，但不能认为，告诉了警察真相，就会有碍于“拿回保险费”。拿回保险费与拿回贞洁、尊严，以及法官的判决书存在不小的差异：一种心理上的差异。往上追溯，女儿报警的目的是为了“拿回保险费”（弥补一点物质损失），目的已经明确，隐瞒部分细节的目的是另一个：这属于隐私。警察局并不能提供实在的安全（这是戴维尚不能理解到的），它只是作为一种工具，作为递交给保险公司的一串明晃晃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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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小说许多处的“他”（第三人称视角）是库切用来描述戴维的，这样做的效果之一就是悄悄地把自己的一些观念塞给了戴维，以至于读者很难区分哪些思想始于戴维，哪些忧虑是库切的。通过塑造一个固执的、白色人种的、原教授形象的老头，库切为读者提供了1990年代南非某些境况的画卷。在戴维的眼里，这些逐渐失衡的秩序有一种价值观念上的判断，他容易把一件事情往是非好坏方面去靠，他鄙视某些人的某些性情，也鄙视某些职业，他有着一种受过良好教育的白种人的沾沾自喜（道德优越感）——但没有迹象表明，这种自恋恰好是库切本人的。能够让小说里的主角发表高论，而作为作者的自己明哲保身，这多少也算是库切的精明之处。
我甚至可以这般猜想：在写作中，库切不断在一张卡片上列举着“耻辱”的数种情形，并且想办法将其纳入这个简单的类似游记的故事中。小说一提起“耻辱”，就像诗歌创作中的“复沓”手法，总能顺利地回到基调上来。戴维给人的印象完全是一个年迈的老头了——像是一种社会背景的薄暮迟迟，是一个色厉内荏的家伙，除了维持精神上、口头上的正义道德之外，他太缺乏务实的策略。当他两次看见强奸犯之一的“那男孩”时，都感到了一种恍惚与惊惧：他是他们之一，或他是他们之和。
在聚会的第二天，若无其事的佩特鲁斯来铺水管，要戴维给他拿东西，给他递工具——“事实上，就是做他的下手。”——这和戴维在动物福利诊所做贝芙·肖的下手一样。但是，戴维对“下手”这类次要角色是耿耿于怀的，并且由此判断时代变了。这里存在着一种价值观，也可以当作是库切设计的一次次反讽。正如贝芙·肖所认为的，佩特鲁斯不再是打下手的帮工或仆人了，而是保护神，他可以把露茜遮在大翅膀下面。
戴维能够做的只是“构思着关于拜伦的事”，只是成为一名“护狗员”（“狗的护理员，狗的来世灵魂管理人，一个贱民”），只是成为“以焚化炉为中枢的小社会中的一员”，也只好将就（而不能讲究）自己的性欲——与贝芙·肖的性关系犹如履行一种手续，这怎么不让自己怀想起娇滴滴的青春身体的拥有者梅拉妮来？
狗也许在这儿作为了一种根本的隐喻，至少含沙射影般类比了戴维的处境。连狗都能感到戴维身上“一股耻辱的气味”，他每次在处理这些狗时，都感觉不妙，有一个星期天的晚上，不得不在路边歇一下，“他止不住顺着面颊淌下眼泪，他的手不住地颤抖”，为了不让死去的狗被别的工作人员随心所欲地堆放、焚烧（不愿意把羞辱强加于这些尸体上），他必须“挽救尸体的荣誉”，再没有人会愚蠢到去做这件事情，“他正在变成这样的人：愚蠢，傻气，头脑出了毛病。”和女儿露茜相比，戴维还有生路，还有迂回之地，库切打算怎么交代戴维的下场，这关乎到他对戴维处境的理解，对“耻辱”的认识，以及对戴维心目中的“耻辱”的了解。我不想看到这种人为的悲怆的调子弥漫开来，不忍看到戴维像一条“丧家之犬”，从他所承载的能力来说，他完全可以焕然一新。他不能成为真正的农夫，但还可以成为一位自认为体面的都市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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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天在贝芙的诊所，经过零星的交谈之后，戴维陷入了一种早有预期（预谋）的“通奸”中，他发现了贝芙“每星期天都在给自己涂脂抹粉，那两条毯子一直就藏在壁橱里，以备不时之需”。在此，他不仅满足于一种突发的冲动，也满足于对贝芙的预谋的观察，从这种近距离的观察中，他发现了自己的某种残留的吸引力。这种通奸像是戴维出于圆贝芙的一个欲求的目的，是一方尽责任，另一方“吃吃野味”。
戴维也在考虑女儿露茜的前途，但是为她谋求新的出路，让他感到黔驴技穷。“回到文明社会中”，回到荷兰或开普敦，难道真能找到一块遮羞布吗？如果这样，女儿与他在选择避难（羞）所时所作的决定竟然是互逆的：一者从都市到农场，一者从农场到都市。双方总得有一个人是错误的，换言之，戴维逃走了，但露茜不能，原因在于要是露茜能逃走，那么戴维又得回到城市的漩涡之中：两个人中只能有一个逃离“现场”。戴维未经女儿的首肯，就主动跟佩特鲁斯交谈露茜的农场委托经营的问题，这是一厢情愿的做法；露茜另有盘算。
在第十七章父女俩得到警察局的认领通知后去伊丽莎白港的途中（或返程中），父女进行了一次交流。这是继第十三章父女之间的交谈的更为深入的交流，也是读者憋着的那一串疑问的解答。露茜给出了隐瞒被强奸真相以及不愿意离开农场的原因。这次交谈已触及问题的根本，的确像父女间最后的摊牌，最后的思想碰撞了。
露茜在谈及强奸问题时，提到了库切一直隐藏的“宏大叙事”。“那完全是在泄私愤，那时候带着那么多的私愤。那才是最让我震惊的。”露茜回顾了被强奸的一天，她才是在场的人，而戴维如贝芙所言“不在现场”（不在现场，不知痛痒）。“我以为他们首先是专干强奸的。偷东西只是顺手牵羊。……我觉得自己身处他们的领地。他们已经瞟上了我。他们还会回来找我的。”露茜继续解释，并且回答了父亲的疑问，“要是这就是为了在这里呆下去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呢？……他们觉得我欠了他们什么东西。他们觉得自己是讨债的，收税的。”露茜成为一种牺牲品了，成为一种新旧秩序交替的代价物，仇恨、私愤也许是横亘在两拨人群之间的障碍所在，无法解决，库切终于写到点子上了，如鲠在喉的感觉可以消散一阵子了。这是黑白两个阵容（势力）的对抗，他们是三个黑人强奸犯，“像一队狗”，而如果“他们是白人”，就是“一群恶棍”。谁也不比谁好，代价总在发生，过去也有，现在也有，变化的也许是承担代价的肉体与灵魂。
“是的，我正在走的路也许的确是危险丛生，可如果我现在就离开农场，我就是吃了败仗，就会一辈子品尝这失败的滋味。”露茜的逻辑——不肯离开蒙羞之地的心理原因。她作为白种人的剩余势力，在黑色海洋里已经无比弱小，她承担了应有“白人们”共同承担的耻辱。那些强奸犯“玩弄着她的恐惧感，陶醉在她的恐惧感之中”——很显然，将来也要付出代价的。冤冤相报何时了？戴维明白了这种耻辱的力量，也懂得了战胜它的出路，作为“父亲”，他失效了，他不能成为女儿的保护神，不能成为女儿的引路人；作为拜伦的研究者，他还存在，并不断从这个符号中汲取力量；作为贝芙的临时情人，他意会到了自己的衰老以及在情欲方面的欲罢不能、不能挑肥拣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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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监考的空隙（期末考试，其中隐约可闻的是那种临近结束的味道），我重读了最后几章。我的心情被涂上了一层暗漆。在与女儿露茜交谈之后，戴维的想法和库切一致：已经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惟有静观其变，顺其自然。有一种料理后事的气氛推动着小说在迂回中求得安宁，于是，戴维有了一次冒失鬼般的出访：去敲梅拉妮的家门。这仿佛是一次回光返照式的旅行，戴维想回到往事里去，或者找到梅拉妮做祷告，或者神魂颠倒而不顾一切地只想去瞅瞅她？还是库切想切断戴维回到过去的最后一条小道？在库切的笔下，戴维还是那副“德行”，甚至在看见梅拉妮的妹妹时还能泛出涟漪来。和艾萨克斯先生的交谈，以及受邀前往他家赴宴，都使戴维变成了一个真实的蒙羞者——他已经无法从这个家庭里得到什么了，他甚至无法搅动一杯水。梅拉妮的家人表现出足够的礼貌——一种宽容、大度与既往不咎。当然，艾萨克斯先生误会了戴维的来意，他在打给戴维的电话里提到：“你不是希望我们为你向学校去交涉吧？……比如说，让你重返职位。”我告诉自己，在读这一章时，要有那么一点将心比心，理解戴维的行径——他正进入一次尾声，正试图将所有的羞辱起点捻碎；他似乎在做一次大的思想转变。
接下来，他回到了大学住地。这次三个月的“游荡”使他的家被洗劫一空，他的确像一个胆怯的幽灵回来了，又似乎只是来重温一下昔日的光景。他看见了自己办公室的接替者，看见了当初听证会上的一位女同事，也有必要约见了前妻。不过，在这儿，库切有意安排了足够长的篇幅来“跑题”：谈论起戴维的歌剧、拜伦和特蕾莎。这股思绪是库切而非戴维写作中的一条支流，库切通过这些气氛加速了某种宿命的降临，他变成了两块舌头，将可怜的、迷茫的戴维夹在中间，就像戴维时常夹在“特蕾莎和拜伦之间”充当一个影子演员。他能够从特蕾莎的引领下学习到什么？放弃、屈从、遗忘，服膺于衰老，“像狗一样”？这一篇章也可忽略不读，在戴维与前妻罗萨琳的交谈中也能找到故事的发展脉络。
罗萨琳不经意谈到了戴维的“小情人”梅拉妮，这对戴维来说又是一阵搅动——在梅拉妮家没有见到，但有必要去剧院里看看。“同梅拉妮的关系里，似乎还有一些没完结的事情。他内心深处依然储藏着梅拉妮身上的气味，性友的气味”，然而，再向梅拉妮露情的念头有些疯狂——他四处疯狂，这又有什么要紧呢？他沉浸于这些自己还能制造的疯狂之中，犹如对末日的品尝。他迷茫却又斗胆地进入了多克剧院——梅拉妮排练的场所。他对于回到城市的最后一点愿望在于了解“这些女人，这些什么，现在都怎样了”，既有一夜情的“德国姑娘”，还有梅拉妮、索拉娅、罗萨琳。可惜的是，他的举措被梅拉妮的男友莱恩发现了，被质问：“你难道没接受教训？……和你自己一类人呆着去。”
在回头的路上，他搭载了一位“街头女”——他需要这种性满足，需要一种安全的买卖，需要找一位青年女子做爱。也许“只要这么来一下就行了”，一时的满足，然后走向衰亡。戴维不断地向读者暗示：他正在关闭通往城市的门窗，正在切断与过去岁月的联系，他将选择流亡，像真正的游荡不休的幽灵。他不但失去了家园，而且失去了牵挂与留恋。这合乎小说厚度的减小，我已经触摸到尾声，并且盘算着库切的盘算。小说将歇息在哪个具体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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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茜怀孕了，作为强奸犯留下的踪迹：“三个父亲造成的一个孩子。”对于母亲来说，最简单的道理就是“孩子是无辜的”，库切借戴维的冥想对这种结局表达了自己的想法：“这种子被硬塞进女人体内，不是出于情爱，而是出于仇恨，混杂在一起，是要玷污她，给她做上标记，就像狗撒尿一样。这样的种子能给孩子以什么样的生命？”在此，露茜作为一个母体，充满了隐喻色彩，可以指向“新南非”这块大地，以前的沾满白人气味的场地，现在出现了空白，又很快被黑色海洋给覆盖了。未婚先孕是危险的，不合法的，也是不道德的显形——露茜必须尽快嫁出去。
强奸犯之一的“小孩”又出现在佩特鲁斯家里，他的年幼似乎暗示着新南非的成长——莽撞、学样、主人翁的神态，而且还有一点精神障碍。他需要更结实的佩特鲁斯来照顾，他不能娶露茜，就得由佩特鲁斯来替代这个“丈夫”的位置——但这需要露茜付出必要的代价，露茜也懂得这种“交易”的性质。或者说，通过来自土地上的敏感体验，露茜明白了生活在此地的真相，她已经接受了这种命运，至于孩子出生之后的未来之路，仍然不是要担心的问题——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只有想不出来的策略。而无法做选择的“岳父”，戴维觉得此举“未免荒谬”：佩特鲁斯是有妇之夫，已有两个妻子。他始终出于一种常规的心理来看待“深刻的变化”——孕育新生命的变化。
露茜认为，这桩婚姻从一开始就安排好了，“佩特鲁斯并不是在提议来一次教堂婚礼，然后去王尔德海岸度什么蜜月。他是在提议组成联盟，是一个协议。我提供土地，就此得以享受在他翅膀的庇护。他要提醒我的就是，不这样做，我就无人保护，成了可供猎杀的猎物。”从这里去揣测那次强奸案是佩特鲁斯的预谋，已没有什么意义；即便是露茜嫁了一位白人丈夫，她的生活、农场仍然在一个个险象中。协议——甲方：佩特鲁斯，将拥有露茜原来的土地；乙方：露茜，不问名分，但怀中的孩子是“他家庭的一部分”，露茜的房子（含狗棚）产权不变，她可以当他土地上的房客（佃农）。
通过戴维的口舌，库切将一个纸团展开来。当戴维说到这桩交易的“让人丢脸”之处时——“那么高的心气，到头来落到这个地步”，露茜果断地表示：“是很丢脸。但这也许是新的起点。也许这就是我该学着接受的东西。……没有办法，没有武器，没有财产，没有权利，没有尊严。”简言之，“像狗一样”。这里的“狗”是动物诊所的被遗弃的一部分，是要被宰杀的，而不是富贵人家的宠物，也不是猎犬。
随着露茜作为一个“房客”的下场得以交代，戴维必须另外找个住所，他在诊所附近租下了一间屋子。“这是新的起点”，他想离女儿近一些，他的暮年不知所终——这不是问题，女儿才是问题，仿佛他占有过别人的女儿，就必须付出自己的女儿作为代价。“在孩子出生之前，这就将是他的生活。”他要做外祖父了。《拜伦在意大利》的写作没有丝毫进展，只有特蕾莎的歌吟萦绕不散，作为一种对现实生活的映像而存在。而露茜不能作为土地上的主人来接待他了，他成为了“房客”的客人——“就当个客人，有客来访：新的基点，新的起点。”他的帮忙还在贝芙的诊所发生着——消解（溶解）着小动物的生命，做的是“不值得提的事情”：“在这里，灵魂给挤出肉体，先是在半空中短暂地绕几圈，扭着转着，然后被吸走，不见了。”
“最后一只狗”——那年轻的、喜欢音乐的狗“摇动着残缺的后腿，嗅嗅他的脸，舔舔他的面颊、嘴唇、耳朵”，然后被夹进诊所，准备升天。小说就在这儿停歇，在库切所谈到的“最后的”这个修饰词这儿，没有余地了，戴维已经理解到了人与狗的共性，理解到了挽救、挽留都是徒劳的——“这不是间屋子，而是一个洞，你的生命就在这洞里漏掉了。”早上，院子里一片安宁，学生们纷纷离校，我像一位赶制盛装的裁缝，终于走到了最后的工序上了——缝补扣子，寻找漏洞，然后就坐在它的面前，看着它充满了自我，离我而去。这是一次耐心之旅，我每天上午利用头脑清醒的两小时重读小说，每次读两章多一点，用钢笔在小书的空白处做些“眉批”——我喜欢这种流利的书写，有一种天真烂漫的感觉，然后回到电脑前，快速地复原自己的感受，将眉批之间的缝隙缝补好，将戴维、露茜、梅拉妮、贝芙·肖、拜伦与库切作为一排整齐的珍珠扣子，制作在衣裳上，它们像一个个按钮，只要你打开其中一个，就能看见一片小天地。让小说始终保持着自己的余韵，让它始终只显露一部分，这是批评的限度。它也许是微言大义，也许只是一次泄密，也许只是和好朋友诉诉衷肠。我可以把《耻》放进书橱的深处了，让它消失于书籍之中，消失于我不断写作的小诗之中。
（2004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