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一年十一月，
毛泽东写下一首《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其中有这样的诗句：“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这可是我这辈人耳熟能详的诗句。初读《西游记》，我虽十分喜爱，但并未沉迷，因自知木讷有余，猴性不足，虽心向往之，然实不能至。读白惠元的新作《英雄变格：孙悟空与现代中国的自我超越》，开始我还有些狐疑：孙悟空对他这代人难道还有影响力吗？后来我才了解到，孙悟空形象在随后的历史展开中，依然以其不同的方式影响了几代人，使得这部书稿的意义不可小觑。
主题虽然有“英雄”二字，但本书并非讨论孙悟空的英雄主义，而是在历史化的梳理中考察孙悟空这个无所不能的英雄在二十世纪的形象变迁，重点探讨其“背后的民族意识形态建构”。显然，激发起白惠元的学术兴趣的，是孙悟空这个形象的历史丰富性与复杂性，是它的七十二变在二十世纪中国史中的千变万化。把这两个“变”以历史修辞学的方式联系起来，这里面的文化政治、政治美学意蕴实在是丰富异常。
“正如其‘七十二变’的法术一样，孙悟空的文化传播同样充满了变异性，而这种变异性又可以历史化为现代中国的诸多激变时刻。……毕竟，在经历了所有形式的革命之后，我们已经很难发出同一种声音，但是，孙悟空却依然可以询唤出一种共同体认同—这种认同究竟是如何生成的？”这本书展现出了真实的问题意识。其处理问题的可贵方式在于，把符号表征系统作为一个完整文本，这就是历史的文本化；白惠元没有把这些问题概念化，凌驾于历史表征系统，因而孙悟空就不只是研究对象，它更是问题意识的聚焦。对于白惠元来说，孙悟空伴随着他这一代人的成长。从儿童时代直到长大成人，孙悟空也以其不断变幻的形象投射于他们的内心，这也是他用雷蒙德·威廉斯的“感觉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这一概念作为他的理论参照的理由之一。在探讨孙悟空对他们这代人成长的影响时，他并没有采用精神分析学，回避了内省式的理论路径，而是着眼于对孙悟空形象的历史化进行文化政治的阐释。“感觉结构”只是表明他是在真实的个人经验基础上提出历史的理论问题。当然，这也未必构成提出问题的理论特权，但无疑构成其特点。尤其是在今天，年轻一代学者的学理问题与个人经验存在隔膜，既缺乏热情，也没有沉醉于其中的兴趣。显然，白惠元避免了这样的尴尬。
白惠元的处理方式是按年代学的时间结构展开，也是以小见大，从孙悟空自身的“变”投射于孙悟空形象在不同年代的“变”，进而揭示出现代中国的求变。其历史梳理正是追本溯源——从明代的“儒释道”来看孙悟空形象的早期哲学和佛学含义，这些梳理表明孙悟空形象在其起源的意义上如何为不同的思想所投射。尽管这个形象的象征意义很难在漫长的历史阶段里产生相互的关联——当然，这也并非白惠元的任务，他显然也不是要探讨孙悟空形象的承接脉络，而是探讨孙悟空形象如何受到时代的政治文化的投射；或者反过来说，孙悟空形象表现出的时代政治文化心理。及至晚清及现代，随着中国社会的演进，孙悟空形象与现代初起时的景观联系在一起，构成了现代景观中最为神奇的一幕，这也表明了孙悟空形象所具有的创生性——它总是和新兴的、变革的、叛逆的新文化联系在一起，或者说这正是它的寓言性意义。白惠元的考察表明，胡适、鲁迅等启蒙大师观看孙悟空时，也在表露时代感，其中也透示出复杂的现代性和民族文化重构的心理意义。在包笑天、张恨水笔下，以及“滑稽小说”中，在看与被看的颠倒中，不管是那种无所适从的状态，还是对西洋景物的“嘲弄”，孙悟空的形象都为晚清及现代中国提供了一双凝视物质现代性的“眼睛”，那种新旧对峙的不和谐感其实是一种现代性建构。进而在沦陷危机之下，白惠元从孙悟空的形象中读出了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与国际主义三副面孔。虽然白惠元尚不能通过孙悟空的形象建立起中国进入现代的完整图谱，但却勾画出一幅生动而另类的中国早期审美现代性的景象。
当然，白惠元更用力要解决的是新中国以来孙悟空的形象。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孙悟空的形象十分活跃。一九五六年的京剧《大闹天宫》，一九六一年的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按白惠元的分析，这是“推陈出新”所需要的猴戏的现代转型。尽管如此，这依然是令人惊异的。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及文化想象，是砸烂封资修，而《西游记》里面都是妖魔鬼怪，孙悟空的千变万化，要么是封建迷信，要么属于唯心主义。在这一点上，毛泽东对孙悟空形象的青睐，或许是主要原因。猴戏在江青的“京剧革命”中被驱逐了，却以连环画的形式在青少年中流行。白惠元称之为吉登斯式的“脱域”，这“脱域”之能脱成，还是因为有毛主席的诗词作为背书。孙悟空形象在五六十年代乃至“文革”期间的变异沉浮，表征着中国传统文学资源在激进革命现实中的重构。当然，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在白惠元的分析中，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其实质，孙悟空的形象变革正是对应了传统、美学与政治之间的博弈。在激进的革命年代，文学艺术正如孙悟空的“七十二般变化”在自我缩减中玩弄着巧计，既进去又出来：审美是政治的剩余，正如政治也是审美的附加值一样。例如，革命主体的塑造，民族身份的指认，阶级话语的生成，人民性和民间性的建立，知识分子的有用无用，还有国际政治的暗喻明讽等。正因激进革命的需要，一个艺术形象获得了历史症候学的意义。在这一意义上，白惠元考察的重点在于揭示出现代中国如何通过激进的文化政治完成自我超越。当文学被表述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组成部分”时，当文学被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时，文学并非都是以概念化的政治脸谱的形式发挥功效的，有时它还以非常巧妙的艺术形象，以人民群众喜闻乐的方式来深入人心。
尽管有着方法论的利器，但白惠元对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还是隔着直接经验的，到八九十年代的《西游记》的改编分析时，他下了功夫并且更加出彩。在重读一九八六年版电视剧《西游记》、电影《大话西游》以及网络小说《悟空传》时，白惠元扣紧文本分析，把理论、历史及文本结合在一起，精要机敏的阐释层出不穷，可谓见解不凡。在揭示出文本的时代感和当代性方面，做得细致而有深度，纵横捭阖，也更自由。确实，从明代到晚清，从现代到新中国，再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及至当下，这样的时间跨度显得有点大。对于白惠元来说，并非追踪历史的全部过程，历史化的踪迹只是“变”的着眼点，正是历史的年代学提供了“变”的背景与依据。有这些年代学的时间支点就足够了，它们构成了汇聚问题的时间容器。如此看来，其时间的线性结构并不显得简单，反倒有一种明晰性存在。固然，要达到黑格尔的历史与逻辑统一并非易事，也不是白惠元追求的方法，只需要时间变化去彰显孙悟空形象的“变”，这就足够了。显然，八九十年代的分析提出不少新的理论要点，有些是借用，有些是阐释的深化，可再加以展开讨论的余地还是挺大的。不过，我倒是想学着孙悟空“自我缩减”，跳出他的论述框架，从相反的方面来审视他的方法论。
很显然，白惠元的方法既可以说是意识形态的分析方法，也可以看成是历史化的知识考古学。他把文本作为一种表征，将社会历史本身作为其对应的内涵。其背后的理论支撑乃是现实主义的基本原理，即所有的文学艺术都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反映。实际上，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被福柯演练为“新方法”的知识考古学，也是意识形态的分析方法，只是将宏观的原理判断先在地确认为权力的决定作用，具体分析则关注知识的历史线索及其联系方式。知识考古学的方法或许也可以说是“按图索骥”，文本是“图”，具体的社会历史事件、活动、言行，构成了解释那些文本图谱的线索，也可视为其缘由。这里的理论逻辑还是因果律。福柯作为变革的大师当然不会这么简单，他把文本直接放置到历史过程中，把文本拆散打开与那些历史线索（谱系）建立起同等的关联。后期福柯更乐于自诩为“系谱学”方法，大约也是他并不再把文本与历史背后的决定力量称为“权力形势”，而是专注于历史碎片之间的偶然联系，重构它们之间的关联形式。白惠元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受福柯的影响，但他并不执著于福柯的方法，他的历史分析聚焦文本与现实事件之间的关联性，把文本与现实构成一个事件，看待其展开和运作方式，哪些是关键的行动，矛盾何在，动力何在，发生了哪些冲突，形成了何种局面？显然，这里有一个现实化的大文本，或者说一个“超级文本”。把历史“超级文本”化，如此一来，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文本只是最后删节的一个提纲而已。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样的分析方法既是重构历史化的“超级文本”，也是在拆解文本，使之成为一个历史叙事的纲要。
白惠元喜欢戏剧，他对戏剧性当然有着深切的理解。在文本与现实的关联之间建立起一种分析机制时，白惠元也在寻求一种历史叙事的戏剧性效果。打散文本再重建一个历史化的“超级文本”，这就像是在讲述一个历史故事——他的“英雄变格”就是在讲述孙悟空形象在现代以来如何变化的故事，那些“变”也有如历史故事中的戏剧性要素。白惠元显然受惠于他的戏剧方面的训练和创作经验，他把握这些历史关节点上的“变”可谓精准恰切，历史跨度如此之大，而并不觉得有断代拼接之嫌。那个“变”的主线围绕着现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激进变革轴心来展开，不管是民族国家的政治需要，还是缓释历史压力而要投射出去的自我想象，这个变中之“变”都由孙悟空的无限之变来完成，其内里的心理动力则是现代中国渴求完成自我超越，完成“超英赶美”的自我更新——这种心理直至今天还没有终结，其可贵之处同样也不能忽略。
当然，也并非是说白惠元初入学门就做得完美无缺，这部书还是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和疏漏遗留下来。比如，或许是过于追求历史之“变”，白惠元对理论的原生逻辑追溯就显得有些简单和实用主义，没有深挖一种理论原初的意义和后来的深化意义。可能过于依赖对手边书籍的引述借用，替代了对经典权威的讨论辨析，这未免有些可惜。
（《英雄变格：孙悟空与现代中国的自我超越》，白惠元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〇一七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