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德明 译
我与圣西尼友谊发展的方式，毫无疑问，非同寻常。那时，我二十几岁，穷得赛过老鼠，住在赫罗纳郊外一间破房子里。那是我姐姐和姐夫去墨西哥之后给我留下的。那时，我刚刚丢了巴塞罗那一处营地守夜人的工作。这份工作让我养成了夜间不睡觉的毛病。差不多没朋友。惟一的活计就是写作和下午七点睡醒后开始的遛弯。下午七点是我身体产生类似时差反应的感觉，一种存在于不在、与周围环境保持距离、莫名脆弱的感觉。我拿夏天积蓄的钱维持生活。虽说不大花钱，可一过秋天积蓄越来越少了。也许这就是驱动我参加阿尔科伊举办的全国文学征文比赛的原因吧。这种比赛是面向西班牙语作家的，无论国籍和家住何方。奖分三种：诗歌、短篇小说和散文。起初本打算参加诗歌比赛。可是把最好的东西送出去跟野蛮人（或者阴险的人）角逐，我觉得有失身份。后来，我想参加散文赛，但是我收到比赛规则时发现文章必须谈到阿尔科伊、周围环境、历史、名人、对未来的展望。这超出了我的掌握范围。于是，决定参加短篇小说比赛，把我最佳作品（那是不多）一式三份投寄出去。然后坐等结果。
评奖结果出来的时候，我正在一个手工艺品集市（根本没人卖什么手工艺品）上当流动小贩。我获得第三名鼓励奖。阿尔科伊市政府及时地给了我一万比塞塔。不久，我收到了获奖作品选集（不乏印刷错误），包括一等奖和六部入围奖作品。当然了，我的小说比一等奖好，这让我怒骂评委，心里想，说到底，这类事经常发生。但真正让我惊讶的是在这同一本书里发现了路易斯·安东尼奥·圣西尼——阿根廷作家，获得第二名鼓励奖，作品讲述的是叙述者前往农村，因为儿子在农村垂死挣扎，也许是讲述叙事者之所以去农村，是因为儿子死在城里了，没有说明白，可以肯定的是，在农村，一块平原上，确切地说是荒地上，叙事者的儿子在垂死挣扎，总之，这是一个让人产生幽闭恐惧的故事，完全是圣西尼的叙事风格，从圣西尼叙事的广阔地理空间一下子缩小到只有棺材大小的体积。作品的质量超出一等奖作品，超出第一名鼓励奖，也超出第三名鼓励奖和第四、五、六名鼓励奖的作品。
不知道是一股什么力量促使我向阿尔科伊市政府索要圣西尼的住址。此前，我读过圣西尼写的一部长篇小说以及发表在拉美杂志上的几篇短篇小说。那部长篇小说属于可以口耳相传的作品。书名叫《乌加特》，说的是胡安·德·乌加特生平某个阶段的故事，此人是18世纪末拉普拉塔总督辖区的行政官员。有些评论家，特别是西班牙评论家把《乌加特》说成是殖民时期的卡夫卡之类的人物；但是，这部作品逐渐造就出来自己的读者群。正是在这个时候，我在阿尔科伊市政府出版的短篇小说集里发现了圣西尼。这时的《乌加特》已经在美洲和西班牙各个角落拥有了人数不多，但态度热情的读者，他们之间几乎都是朋友或者无端敌对的仇人。当然了，圣西尼在阿根廷或者在现在已经倒闭的西班牙出版社出过其他一些著作；圣西尼属于在科塔萨尔、比奥伊、萨瓦托、穆希卡·莱伊内斯之后，出生在20世纪20年代中间的一代作家，他最著名的代表作（至少在那个时候，至少对我来说）是《阿罗多·贡提》，此人在魏地拉及其帮凶的独裁政权设立的特别集中营里失踪了。这一代人（也许用“一代人”有些过分）所剩无几，但不乏闪光之处，或曰不乏才华；他们追随罗贝托·阿尔特，他们是记者、教师、翻译工作者，都用这样那样的方式宣告未来的打算，宣告的态度都有些悲凉和怀疑，到了最后他们都一一被这样的情绪所淹没。
我喜欢他们。早年间，我曾经读过阿维拉多·卡斯蒂略的剧作，鲁道夫·沃尔什（也像贡提一样被独裁政权杀害了）的短篇小说集、丹尼尔·莫亚诺的短篇小说集，是片断的、零零碎碎的阅读，是从阿根廷、墨西哥、古巴的杂志上看到的，是从墨西哥城的旧书店里找到的：盗版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文学作品集，可能是本世纪西班牙语最优秀的文学作品，是由他们形成的文学一代，而不是博尔赫斯或者科塔萨尔那一代人的文学，后来出现的曼努埃尔·普伊格和奥斯瓦尔多·索里亚诺很快把他们那一代人甩在后面去了。但是他们那一代人为读者奉献出了聪明而坚实的力作，作品中有密谋策划的故事，也有欢乐的情绪。不用多说，我最喜欢的是圣西尼的作品，还有就是我以容易冒犯别人和又讨别人喜欢的方式参加了一次省级文学征文比赛的经历，促使我跟圣西尼建立了联系，向他表示敬意，告诉他我喜欢他到了何等程度。
后来，阿尔科伊市政府很快给我寄来了圣西尼的住址——他住在马德里——一天夜里，我吃过晚饭（也许是吃点心），给圣西尼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谈到了《乌加特》，谈到了我在杂志上看到的他写的短篇小说，谈到了我自己，我在赫罗纳郊外的破屋，谈到了文学征文比赛（嘲笑一等奖作品），谈到了智利和阿根廷的政治形势（两国独裁政权依然稳定），谈到了鲁道夫·沃尔什的几部短篇小说（在喜欢圣西尼的同时，我也喜欢沃尔什），谈到了在西班牙以及普遍的生活状况。出乎预料，刚刚过了一周，我就收到了他的回信。一开头，他感谢我给他写信，接着说他也收到了阿尔科伊市政府寄的获奖作品集。但是，与我不同，他还没时间（后来，情绪比较平静之后再说到这个话题时，他说没有“足够的劲头”）翻阅一等奖和鼓励奖的作品。可是，他就在这几天里阅读了我的小说，认为是佳作，“上乘之作”，他说，“我要保存这封信”；同时，他希望我坚持下去（不是起初我理解的坚持写作，而是坚持参加征文比赛）；他保证他也要坚持下去。接着，他问我眼下有没有什么比赛，委托我一旦有什么消息就通知他一下。作为交换，他给我寄来了两个短篇小说大赛的参赛条件，一个在普拉森西亚，一个在埃希哈；一个奖励两万五比塞塔，另一个奖励三万。后来，我从马德里的报刊上弄到了评奖规则：只要一桩罪行或者一个奇迹就行了。这两个评奖的要求都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圣西尼的信结尾处热情洋溢，好像我和他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尽管比赛除去艰苦和无意义之外，还没有尽头。他写道：“振作精神！工作吧！”
我记得当时我心里的想法是：这封信真奇怪啊！我记得又重新阅读了几章《乌加特》。那几天，赫罗纳各个电影院前的广场上，出现一些流动书贩，他们把书陈列在广场四周，大部分是滞销的存货，不久前倒闭的出版社的剩货，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书，爱情小说，牛仔小说，明信片集。我在一个摊位上发现了一本圣西尼的短篇小说集，立刻买了下来。书像是新的——真是新书，是出版社降价处理给专门收这类书的流动书贩，因为书店和经销商已经不愿意冒险了。那一星期，在各种意义上都是圣西尼周。有时再看看他那封信（读了一百遍了），有时翻翻《乌加特》，如果想看看故事情节，就看看他的短篇小说。这些短篇虽然题材、情节各异，但通常都在这样的舞台上展开：农村、潘帕斯草原，就是早年间说的“马背汉子的故事”。《乌加特》里的一切都是冷冰冰的，是一种神经外科医生必须有的审慎态度；短篇小说里，一切都是热烈的，是非常缓慢地离开读者的风景（有时带领读者一道远去），是勇士以及四处漂泊的人物。
我没赶上普拉森西亚的比赛，赶上了埃希哈的。我一把稿子（我的笔名是埃罗伊西奥·阿克埃尔）送到邮局，就明白了：如果傻等结果，事情只能越来越糟糕。于是决定再寻找别的比赛，顺便完成圣西尼交办的任务。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只要进城去赫罗纳，就忙着搜寻过期报刊上的消息：有些报纸上，社会新闻旁边有个栏目，另外一些报纸设置在社会事件和体育版面之间，最严肃的报纸设在天气预报与讣告之间的位置上，没有一个栏目是在文化版上的。于是，我在加泰罗尼亚地区杂志上发现：位于奖学金通告、文化交流项目、招工信息、研究生课程的夹缝里，有文学比赛的通告栏目：大部分要求是加泰罗尼亚地区使用加泰罗尼亚语的作品，少部分例外。很快，我有三项比赛在考虑之中，是我和圣西尼都可以参加的。为此，我给他写了一封信。
像之前一样，回信很快就来了。圣西尼的信很短。他回答了我的几个问题，多数与我刚刚买的那本短篇小说集有关系，还附带寄上了另外三个短篇小说比赛规则的复印件，其中一个是由国家铁路部门资助的，头等奖和十名入围奖是每人五万比塞塔，原文上说：不做自我介绍的人不能获奖，请好自为之。我回信说，眼下没有这么多短篇小说参赛（同时参加六个比赛）；然而，我打算碰碰别的话题，信的内容跑题了，我说起了旅行、失恋、沃尔什、贡提、弗朗西斯科·乌龙多，我向他打听赫尔曼（他肯定认识赫尔曼），简短地讲了一下我的人生经历，只要一跟阿根廷人说话，总要掺入探戈和迷宫，很多智利人往往如此。
圣西尼的复信准时而内容丰富，至少在创作和文学比赛方面如此。他在一张对折纸上两面都写，但只写一小块地方，展示关于省级文学奖的通常策略。他说，这是经验之谈。信的开头说，他敬奉这些文学奖（我始终不明白这“敬奉”二字出于什么，是认真的，还是玩笑？），奖金可以了解无米之炊嘛。谈到赞助单位时（市政府和储蓄所），他说那是“相信文学的好人”，或者是些“纯粹但有点勉强的读者”。反之，对于那些“好人”的报道、对那些可以预料到（或者并非十分预料到）消费那些看不见的图书的读者报道，他不抱任何幻想。他坚持要我尽可能多参加有奖比赛，但是建议我：如果用一篇作品同时参加三个比赛（评奖日期恰好在同一时间）的话，安全起见，要变换参赛作品的名称。他以自己的小说《黎明时分》为例加以解释（这篇小说我没读过），他曾经把《黎明时分》用试验的方式投寄到几个文学比赛，如同用来做新疫苗试验反应的小白鼠一样。《黎明时分》在第一个比赛里（给钱最多），就叫《黎明时分》；在第二个比赛里，改名叫《高乔人》；在第三个里，改名叫《在另外一个潘帕草原上》；在最后一个比赛里，改名叫《无悔》。在第二个和最后一个比赛里，都获奖了。用两次的奖金，他支付了一个半月的房租，马德里的房租高入云端。当然了，没人知道《高乔人》和《无悔》是同一部作品，只是改了名字而已，但是被同一拨评委发现的危险总是存在的。评奖在西班牙是由一群从前晚会上获过奖的作家或者二流诗人始终不渝从事的事业。圣西尼在信上说，文坛除去荒唐可笑之外，还是可怕的。又说：即使连续遇到同一拨评委也算不上什么危险，因为这些评委们通常不看交上来的作品，或者翻翻表面上的几页，或者看到一半。他说，另外，谁知道《高乔人》和《无悔》是不是同一个故事呢，二者的区别仅仅在于标题。故事相似，甚至非常相似，可是名字不同啊。他在信的末尾强调说，最理想的是干点别的事情，比如，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生活和写作，对此，没有太多疑问，但现实就是现实啊，你总得挣碗菜豆吃吧（不知道在阿根廷是不是叫菜豆，在智利叫四季豆），眼下，出路就在于此啊。他说，这就好像在西班牙地理上散步。我马上要满六十岁了，可自我感觉像是二十五岁，这就是他在信的末尾或者是附言处的断言。起初，我觉得这番话像是非常悲伤的声明，但是等我读到第二或第三遍的时候，方才明白：他似乎是在问我：小子，你几岁啊？我记得，我立刻做了回答。我告诉他：我二十八岁，比他大三岁。那天早晨我好像恢复了（如果不能说幸福感）精力，好像被注入了一股活力，使得我的幽默感和记忆都复苏了。
我没像圣西尼建议的那样参加短篇小说评奖。但是，参加了我和他发现的最近那几次比赛。我一个奖也没拿到。圣西尼在堂贝尼托和埃西卡两地的比赛中再次一稿两投，原先的题目是《马刀》，到了埃西卡改名叫《双剑》；到了堂贝尼托，改名叫《利刃》。在铁路公司赞助的比赛里，他获得了鼓励奖，不仅给奖金，还给一张免费火车票，一年内可在全国铁路系统里乘车。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慢慢知道了他的一些事情。他住在马德里一处公寓里，有老婆和独生女——十七岁，名叫米兰达。另外与前妻生有一子——不知在拉美的什么地方，或者这是他的猜想，名叫格雷戈里奥，三十五岁，是记者。有时，圣西尼给我讲讲他为了寻找儿子的下落在人权组织或者欧盟的人道主义机构活动的情况。在讲述这些情况的信中，口气是沉重而单调的，好像圣西尼借助书写官僚机构中的迷宫来驱赶心中的幽灵。有一次他告诉我，格雷戈里奥五岁时就不跟他一起生活了。他没再说别的。但是，我想到了五岁的格雷戈里奥，想到了圣西尼在一家报社的编辑部里写作的样子，一切都难以避免了。我还想到了格雷戈里奥这个名字的问题，不知为什么我得出的结论是：格雷戈里奥这个名字是在不自觉地纪念格里高利·萨姆沙。这个想法，我从来没对圣西尼说过。但是，一说到米兰达，圣西尼立刻就高兴起来：米兰达年轻，野心勃勃，要吞下全世界，有种难以满足的好奇心；另外，他说，米兰达美丽又善良。他说，这像格雷戈里奥，区别只是她是女孩（废话），还有不必经受我大儿子身上发生的事情。
后来，圣西尼的信越来越长了。他住在马德里一个乏味的居民区里，公寓有两间卧室，客厅兼餐室，厨房和卫生间。一听说我的住房面积比他大，我吃了一惊，觉得不合理。夜里，圣西尼在餐室写作，“因为夫人和女儿已经入睡”，加之，他抽烟很凶。他的收入来自不定期的编辑工作（我估计是修改译文）以及参加各个省级文学比赛。由于出了很多书，时不时地会有汇款寄来。但是，绝大多数出版社常常忘记支付稿酬，或者是倒闭后无力支付。惟一能给他继续挣钱的是《乌加特》，是由巴塞罗那一家出版社买下的。不久，我明白了：他生活在贫困中，不是赤贫，而是中产阶级下层的贫困，那种不走运、过得去的中产阶级。他老婆（名字很怪，名叫卡尔梅拉·萨德赫曼）偶尔做些出版方面的工作，私人开设英语、法语和希伯来语的课程，但是不止一次不得不干清洁卫生的活计。女儿一心读书，因为念大学已经是迫在眉睫的事了。我在一封信里问圣西尼：米兰达是否也搞文学？他在回信里说，看在老天爷的分上，千万别搞文学了。我女儿打算学医。
一天晚上，我写信给他，向他要一张全家福。把信交到邮局后，我才意识到我是想认识米兰达。一周后，照片来了，拍照的地点大概是郊野公园，上面有一位老人、一位中年妇女和一位姑娘：留着直发、瘦高、胸脯丰满。老人露出幸福的微笑，中年妇女在望着女儿的面庞，好像在说什么。米兰达表情严肃地看着摄影者，样子很感人，让我心动。同时，圣西尼还寄来了另外一张照片的复印件。上面有个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小伙子，相貌特征明显：嘴唇薄，颧骨突出，天庭饱满，身材肯定高大、健壮，眼神自信地望着镜头（是照相馆里的作品），也许还有点不耐烦。他是格雷戈里奥·圣西尼，是失踪前的照片，二十二岁，比我年轻很多，可是成熟的神情让他显得年纪大一些。
照片和复印件有好长一段时间摆在我工作的案头上。有时，我呆呆地望着两张照片，一看就是很长时间。有时拿到卧室去，看着看着直到入睡为止。圣西尼也在信中跟我要照片。我没有新照片，就去火车站自动拍照亭照了一张，那个年月赫罗纳只有火车站有那么一处。但是，我不喜欢那些自拍的照片。样子很丑，很瘦，一头乱发。这样一来，寄照片的事就一再拖延下去，花在自动拍照亭的钱就越来越多了。最后信手挑了一张，装进信封里，又放入一张明信片，就寄出去了。复信姗姗来迟。这期间，我记得写了一首长诗，非常蹩脚，里面充满了呐喊和面孔，表面上各个不同，其实就是一个人的脸：米兰达。等到我终于辨认出是她的样子，就说：米兰达，是我，我是你父亲的笔友。她转过身跑了，去寻找她哥哥格雷戈里奥，寻找他在黑暗长廊里闪闪发光的眼睛，长廊里面有拉美恐怖的黑影在悄悄活动。
圣西尼的回信很长，很热情。他说，他和他老婆都觉得我让人有好感，跟他们想像的样子一样，也许有点瘦，但是，模样很好；他俩也很喜欢那张有赫罗纳大教堂的明信片，希望不久的将来，只要经济上稍微宽裕一点、家务事少一点，就来赫罗纳亲眼看看大教堂。信里的意思是，不仅来看我，而且要住在我家里。他顺便提出，如果我想去马德里，也可以住在他家。圣西尼在信中模仿70年代初在南美很有名气的连环画人物（一位高乔人）说：家穷，也不大干净。关于他的文学创作活动，什么也没说。对那些评奖活动也是只字未提。
一开始，我本打算把长诗给米兰达寄去。但是，犹豫再三之后，决定放弃这个打算。心里想，我一定要疯了，要是把长诗寄给米兰达，圣西尼就不会回信了，而且是完全有道理的。因此没有寄出去。我用了一段时间给圣西尼寻找新的文学比赛。在一封信里，圣西尼告诉我：他担心绳子要断了。我错误地理解了他这番话，以为没有足够的文学比赛可以让他投稿了。
我一再邀请他们来赫罗纳。我说，他们可以住在我家里。我甚至用了几天的时间打扫卫生，擦擦洗洗，因为相信（毫无根据）他们一家随时会进门。我的理由是，圣西尼有那张铁路公司提供的通用票，只要再买两张票即可（一张给老婆，一张给女儿）我强调，加泰罗尼亚地区可以让游客看到许多美景。我说到了巴塞罗那、奥洛特、布拉瓦海岸以及可以肯定一起度过的快乐时光。圣西尼在长长的回信里说，感谢我的邀请，告诉我暂时不能离开马德里。他第一次把信写得意思模糊。但是，到了中间，又开始说起了文学比赛（我估计他又获奖了），鼓励我别泄气，继续参赛。写到这里，他又谈到了写作这个行业，谈起了职业。我的印象是，他这些话一部分是说给我听的，一部分是给他自己的备忘录。其余部分，如上所述，意思模糊。我感觉信的结尾处是说家里有人身体欠佳。
两三个月后，圣西尼写信告诉我，有一处最近刚被人发现的乱葬坑，其中一具尸体可能就是格雷戈里奥。圣西尼在信中不大言说痛苦，仅仅告诉我：某月、某日、某时，一群法医和人权组织成员发现了一个乱葬坑，里面有五十多具年轻人的尸体，等等。我第一次不想给他写信了。更想给他打电话，可是估计他没有电话，就算有，我也不知道他的电话号码。于是写了一封短信。我说，真痛心，还大胆表示，他们也并没有肯定那就是格雷戈里奥。
后来，夏天到了。我开始在一家海岸旅馆干活了。那个夏天，马德里举办了许多讲座、短训班、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可是，圣西尼一次活动也没参加。就算他参加了什么活动，我看到的报纸上也没提到他。
到了八月底，我给他寄了一张明信片，告诉他，夏天结束后，我有可能去拜访他。仅此而已。等到我回到赫罗纳的时候，已经是九月中旬了，在门底下不多的信件中，发现了一封圣西尼的，日期是 八月七日。这是一封告别信。他说要回阿根廷去了，说民主时期开始了，没人会拿他怎么样了；还说，再待在国外就没有必要了。另外，如果真的想知道格雷戈里奥的归宿，就只能回国。他说，老婆自然是跟他一道回去了，但是，米兰达留下。我立刻给他那惟一的住址去信。但是没有回信。
渐渐地我接受了这样的想法：圣西尼永远回阿根廷了，既然他不从阿根廷给我写信，就可以认为我俩的通信关系结束了。如今回想起来，我曾经有好长时间是在盼望他来信的。但是，圣西尼一直没给我写信。我安慰自己说，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生活节奏太快，是爆炸式的，没时间干别的事，能呼吸和眨眼就不错了。我再次给他在马德里的住址写信，盼望有人能把信转交给米兰达。但是，一个月过去了，邮局把信退回来了，说是“查无此人”。于是，我打消了再写信的念头，随着岁月的流逝，渐渐忘记圣西尼了。但是，每当我去巴塞罗那的时候，会在旧书店里跑上整个下午，寻找圣西尼的著作，寻找那些知道书名但没有阅读过的作品。可是书店只有《乌加特》和在巴塞罗那出版的那部短篇小说集（那家出版社早就停止支付版税了），这差不多就是发给圣西尼和我的一个信号。
一两年后，我得知圣西尼已经去世了。我不知道是在什么报纸上看到这条消息的。也许不是看报纸，而是有人告诉我的，但是，我不记得那个时候跟什么认识圣西尼的人说过话，因此有可能是在什么地方看到了他去世的讣告。那讣告很短：阿根廷作家路易斯·安东尼奥·圣西尼，一度流亡西班牙数年，已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逝世。我估计消息的末尾还提到了《乌加特》。不知道为什么这消息没有让我很惊讶。不知为什么，圣西尼回布宜诺斯艾利斯去死，我觉得合情合理。
后来，又过了一段时间，圣西尼和他老婆、女儿的照片以及格雷戈里奥那张照片的复印件与我的其他纪念品一道躺在一个纸箱里休息的时候（不知什么原因没有烧掉这个纸箱），有人登门来拜访了。时间大约是夜里十二点了。我还醒着。但敲门声还是吓了我一跳。在我赫罗纳的熟人中（不多），除非发生了不寻常事件，绝对不会有人来家里找我的。开门一看，发现是一个女人：长发，身穿黑大衣。她是米兰达·圣西尼。自从她父亲给我寄来了照片，岁月依然没有改变她的模样。她身边站着一位男士：金发，高个子，长发，鹰钩鼻。她笑着对我说：我是米兰达·圣西尼。我说：我知道。我邀请二位进门。他俩是去意大利旅行的。从那里再过亚得里亚海去希腊。由于钱不多，就采取拦车搭乘的方式旅行。那天夜里，二人就睡在我家了。我给他俩做了点晚饭。男子名叫塞巴斯蒂安·科恩，也出生在阿根廷，但从小就住在马德里。他帮助我做晚饭。米兰达则在屋子里转悠。科恩问我：你很早以前就认识她吗？我回答说：从前只见过照片。
晚饭后，我为他俩准备房间，告诉他俩随时可以上床睡觉。我也打算进卧室睡觉，但是我明白就算是能睡，可能也很困难。于是，我估计二人已经入睡后，就到一楼去看电视。我打开电视，音量调得很小，开始想圣西尼了。
片刻后，我听见楼梯上有脚步声。是米兰达。她也无法成眠。在我身边坐下后，跟我要香烟。起初，我俩谈他俩的旅行，谈赫罗纳（整个白天，二人一直在城里，我没问为什么这么晚才到我家来），谈他俩准备在意大利游玩的城市。后来，说起了她父亲和她哥哥。据米兰达说，格雷戈里奥之死一直没能让圣西尼的情绪恢复正常。他回国就是为了寻找儿子，可我们都知道他已经死了。我问她：你母亲也知道啦？米兰达说：人人都知道，就是他除外。我问她，圣西尼在阿根廷过得怎么样？米兰达说：跟这里一样，跟马德里一样，到处都一样。我说，可是在阿根廷大家喜欢他啊。米兰达说，跟这里一样。我从厨房里拿出一瓶白兰地，请她喝一杯。米兰达说：你哭了。我看看她。她转过脸去了。她问：你在写东西？我说：没有。我在看电视。米兰达说：我是说，我和塞巴斯蒂安敲门的时候，你是在写东西吗？我说：是的。她问：写小说？我答：不是。是诗。米兰达说：啊。我俩静静地喝酒，长时间地望着屏幕上的黑白画面。我问她：你告诉我，你父亲为什么要给格雷戈里奥起名叫格雷戈里奥呢？米兰达说：当然是因为卡夫卡了。我说：因为他的作品里有个格里高利·萨姆沙吗？米兰达说：当然了。我说：我早就猜到了。后来，米兰达大致给我说了说圣西尼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最后几个月的情形。
离开马德里的时候，圣西尼已经病了。他不顾几位免费为他治疗的阿根廷医生的反对（他们甚至为他在社保医疗的医院里弄到了住院床位），还是走了。重返布宜诺斯艾利斯，既痛苦又高兴。从到达阿根廷的第一周开始，他就忙于奔走调查格雷戈里奥的下落。他愿意回大学教书。但是，层层官僚手续，种种嫉恨、冤仇，都成为他回大学的障碍。他只好为两家出版社搞翻译。他老婆的情况相反，她找到了当教师的工作。到了最后，夫妻都依靠妻子一人的薪水生活了。圣西尼每周都给米兰达写信。据米兰达说，她父亲已经意识到了来日无多，甚至有时还似乎急于索性一次性用尽全部储备去迎接死神。至于格雷戈里奥的消息，没有一个能做结论。据几位法医说，格雷戈里奥的遗体可能就在那堆从乱葬坑里挖掘出来的遗骸中；但是，更可靠起见，应该做DNA检测。可是政府没钱，不想做这种测试，于是一天天拖延下来了。圣西尼还寻找一个姑娘——可能是格雷戈里奥的女朋友。但这姑娘也没露面。后来，病情恶化，只得住院了。米兰达说，他也不写东西了。对圣西尼来说，无论什么情况下，每天写东西是非常重要的。我说，是的，他是这种人。接着我又问她：圣西尼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是不是参加过什么文学比赛？米兰达瞅瞅我，笑了。当然了，你就是那个跟他一起参加比赛的人，他认识你也是在一次比赛里。我想，她之所以有我的地址，道理很简单，因为她有她父亲的全部地址，可是直到这时她方才意识到我是谁。我说：我就是那个参加比赛的人。米兰达又喝了一口白兰地，说她父亲有一年的时间一直说起我。我发现她看我的眼神不一样了。我说：我大概让他感到厌烦了吧。她说：哪里！没有半点厌烦的意思。他喜欢您的信，经常给我母亲和我朗读您的信。我不大有信心地说：但愿那些信能让你们开心。米兰达说：非常开心。我母亲甚至给你们起了一个名字。名字？给谁起名字？米兰达说：给我父亲和你起了名字，叫你们是“枪手”或者“捞奖金的人”，我记不清楚了，要不就是“长发猎人”。我说：我想像得出为什么叫这个名字，但是，我认为真正捞奖金的人是你父亲，因为我只不过给他提供一些信息而已。忽然间，米兰达严肃起来了，说道：对，他是个专业作家。我问：他获得过多少次奖？她神情恍惚地回答说：大约十五六次吧。她问：你呢？我说：眼下只有一次。只有阿尔科伊那次鼓励奖，就是认识你父亲的那一次。米兰达望着白兰地酒杯说道：知道吗？博尔赫斯给我父亲写过一次信，是寄到马德里的，赞扬他的一篇小说。我说：我不知道。科塔萨尔也写过关于我父亲的文章，穆希卡也写过。我说：因为他是个非常好的作家。米兰达：嘿，他妈的！说罢，她起身去了院子，好像我说了什么让她生气的话。我稍稍等了片刻，拿起白兰地瓶子，跟着她到了院子里。米兰达靠在墙头上，望着赫罗纳的万家灯火。她说：从这里望去，视野开阔。我为她斟满酒，也给自己倒了一杯。我俩静静地望着月光下的城市。突然，我意识到我俩已经和好了，出于某种神秘的原因我俩早就和睦相处了，从今以后，事情会令人难以察觉地开始发生变化。仿佛世界真的动起来了。我问她多大岁数，她说：二十二岁。我说，我应该有三十多岁了。甚至连我的声音听起来都有些怪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