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的
“理想国”的问题，实际上是和哲学家本身如何在世俗生活中参与政治、伦理、社会的问题有关。我们通常认为像柏拉图这样的哲学家过的生活是一个相对比较理论的、脱离人生实际的生活，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从古希腊的传统看，会认为哲学家和现实政治有或多或少的关系，这个典型的代表也是柏拉图。
我举一个当代的例子，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许多人认为是德国的海德格尔。在二战期间，海德格尔曾经就任弗莱堡大学的校长，在弗莱堡大学的就职典礼上，他曾经发表过非常有名的《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这篇演讲在二战后被认为是海德格尔这位伟大哲学家政治上的失足。
而他的学生伽达默尔在接受一次采访的时候曾经提到过这个事情，他讲了一个故事，他说，当年海德格尔在卸任弗莱堡大学校长的时候，当时纳粹还在台上，他（海德格尔）很快就发现他在纳粹身上寄予的所谓哲学家的政治理想失败了，在他卸任弗莱堡大学校长之后，他回到了大学，而他的一个同事在街上遇上了他，就问他说：“你从叙拉古回来了么？”这个讲的故事实际上就是指柏拉图的例子。
因为柏拉图当年曾三次前往西西里的叙拉古，和叙拉古的僭主狄奥尼索斯一世和二世有过长达四十年的交往，这通常被认为是哲学家参与政治生活的传奇故事。
但这个故事在某种意义上是非常糟糕的，因为它是一个失败的事例。叙拉古的故事表明哲学家在参与政治的时候，虽然有非常高的理想、健全的政治蓝图和观念，但最后当哲学家真正进入政治生活中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却比起一个普通的政治家，比起一个官僚来说更不适应政治。所以海德格尔的人生经历呢，被他的同事看做是哲学家又一次失败的序曲或者尾声。
但是伽达默尔讲这个例子的时候，并没有把它简单地当做对海德格尔的批评。我们知道海德格尔这个人，他在二战期间的政治抱负、其后的许多做法在二战之后引起了非常激烈的争论，特别是在他的犹太的学生中间。
海德格尔有许多杰出的学生是犹太人，许多人认为他在二战中的表现是让人非常难以接受的，不仅是他对抽象的政治，而且是对具体的他的老师、他的情人、他的学生，对待这些具体的人，海德格尔的许多行为都是很难让人接受的。
但是伽达默尔讲这个故事其实是想反过来说，如果我们真的去看待哲学家的政治经历的话，哪怕他政治上是失败的，我们能够有理由否定他的全部思想吗？
其实伽达默尔顺便问了一句话说“柏拉图自己在叙拉古又是一个什么样的遭遇呢”，以印证海德格尔在当代的情况，当年，我们所有人都认为是最伟大的哲学家——柏拉图——在叙拉古，在西西里的僭主的宫廷中，他自己有什么遭遇呢？
这是我们回过头把柏拉图自己的政治遭遇与他的政治哲学中最重要的作品放在一起来相互印证的最主要的初衷。
在整个20世纪，学界对柏拉图的政治作品，特别是《理想国》这部作品，其实是有相当严厉的批评的。
这个批评背后有非常深的学理上的动机，我们先不去管他，但直接和我们刚才说的海德格尔的经历是有着内在的关系的，也就是说，最强烈地反对柏拉图的政治理想、政治哲学的人呢，实际上认为，正是柏拉图的政治哲学，影响力纳粹、“东方集权主义”的思想。
这里面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他写过一本反柏拉图主义的最集大成的书，叫《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特别是其第一卷，题目叫“柏拉图的符咒”。
他的意思是说，整个西方哲学、特别是政治思想，受到柏拉图的思想强烈影响，而这个影响其实是柏拉图造就的一个幻觉，是哲学家投身政治的一个诱惑。
在这本书里面，卡尔·波普尔曾经讲到，柏拉图存在的第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他并不只是一个热心的真理追求者，而且也是一个强烈的真理的占有者。
当然波普尔在这个方面的讲法非常有意思，他认为在这个方面柏拉图和他的老师苏格拉底是不同的。苏格拉底从来不认为自己真的知道真理，所以苏格拉底总说自己是“无知之知”，自己唯一和其他人的不同在于，他知道自己是无知的，而其他人都认为自己很有知识。
换句话说，按照波普尔的描述，苏格拉底最伟大的学生恰恰犯了苏格拉底所批评的那个错误。
但这个在解释上是不是成立还有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卡尔•波普尔描述的苏格拉底形象，其实完全来自于柏拉图自己的作品。其实是柏拉图把他的老师描述成了这个样子。
所以波普尔并不能够很好地解释，柏拉图为什么把他的老师描述成这个样子，而他自己却不是这个样子。这是很成问题的。紧接着波普尔说道，柏拉图这样的哲学家之所以把自己当做真理的占有者，是因为他想用真理来为自己获得统治的资格。
这是波普尔在柏拉图这样的哲学家身上发现的第二个重要的问题：一方面对人类的经验世界毫无知识（柏拉图式的哲学家都是高高在上的，他们认为经验世界人们获得的常识的观念都是意见，而真正的知识是关于永恒秩序的，而他们自己对人们的经验世界却毫无了解）另一方面这些哲学家反而认为自己拥有站在真理的角度来统治世界的真正资格。
这就是他发现的柏拉图式的哲学家的第二个重大的问题：和苏格拉底不一样，柏拉图式的哲学家有强烈的统治的欲望。在这个意义上，波普尔认为《理想国》是柏拉图强烈统治欲望的突出代表。
但其实《理想国》这本书的主人公也是苏格拉底，我们一会儿会看到这个问题。我念一下波普尔这段话：和所有伟大的文学作品一样，其实《理想国》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作者经历了对成功的极度渴望，及与此相伴的失望和悲伤。
也就是说，柏拉图《理想国》这部作品，表面上讲的是苏格拉底的故事，其实是作者自己想要投身政治，却遭受了失败，而这次失败给作者带来了巨大的创伤。
所以作者一方面认为哲学家非常了不起，差不多可以够得上天上的星星（这是波普尔说的，在文本上没有任何根据，我们只能认为他用的是修辞手法），但是他其实最后并没有实现这样的统治。
我再念波普尔的另一句话，他说：哲学家很有意思，哲学家尽管注定要统治，他却是最不想统治的那个人，为什么呢？因为柏拉图给哲学家的理由是，他的地位太高了。
实际上他要去统治，他就要从能够接触神、能够接触星星这个高位上走回到洞穴里去，和那些凡人接触。但其实哲学家并不愿意做这样的事情，要靠城邦来强迫他做这件事情。
这是柏拉图在《理想国》里勾勒的他的形象。而波普尔认为其实柏拉图真正想的就是统治，只不过他把自己放在了这个位置上，所以柏拉图式的哲学家自己兜售了这样的符咒，这也是波普尔第一卷的标题的由来：哲学家把自己秘不可传的本领作为自己统治的根据。
波普尔这个讲法当然有许多修辞上的攻击，但他也包括对《理想国》这部著作最重要主题的非常精确的理解，他甚至比我们在二十世纪看到的某些对柏拉图思想的辩护和阐释更准确地把握到了《理想国》这本书里面最核心的主题。
在《理想国》这本书里面描述的“理想国”在什么意义上是一个理想的国家，或者理想的政治？在这样一个理想的政治中有一个最核心的要素，被柏拉图概括为“哲学家王”的主题，哲学家要做统治者，但是为什么哲学家要做统治者呢？
因为哲学家最不想去统治，正因为他不想去统治，所以他最适合做统治者。这是《理想国》这本书非常奇怪的地方，而波普尔认为，哲学家其实心里是想统治的，但是他又不好说出来，所以希望所有人去强迫他。在这个背后呢，是波普尔对柏拉图的整个政治哲学的非常根本的批评：脱离经验现实，但又想要去干预现实；不了解人的生活，但却想要支配人的生活。
这是哲学家最大的毛病，既是哲学的弱点，更是政治的危险。他认为整个20世纪所有的政治灾难，都是源于这些哲学家王真的下凡了，来到人间实行统治。
所以20世纪之前，如果人有真正幸福的政治生活，就是因为人没有幻想让哲学家来统治，20世纪真的让哲学家去统治，结果带来了灾难。这是波普尔的看法。
波普尔的看法并不是特殊的，我们找到了一个表面上跟波普尔观点完全不同的观点。我们知道波普尔是二战中跑到英国，支持经验主义的一个立场的哲学家，他目睹纳粹在德国的面貌，反过来把20世纪的政治灾难追溯到西方政治思想的起源处，追溯到柏拉图那里。
但是我们看到，波普尔这些批评，惊人地再现了另一个德国人很久之前作出的批评，那就是尼采。尼采在他的著作中同样对柏拉图提出过非常类似的批评，如果你仔细看一下，你会发现波普尔几乎是在抄袭尼采的观点。而尼采通常又被认为是纳粹的政治理想的重要的来源。
尼采在他的书里面怎么说的呢？尼采在他的《人性的，太人性的》这本书里面有这样的说法：其实柏拉图这个人呢，是强烈统治欲望的化身，什么样的统治欲望呢？
即成为最高的哲学立法者和国家的奠基人。但是在柏拉图的作品中可以看到，这种欲望恰恰因为自己在本质上不能实现而痛苦万分。这个说法听起来跟波普尔说的一模一样：柏拉图的灵魂啊（尼采经常能够非常刻薄地把一个批评写的非常精彩）因为充满了这种欲望而充满了忧郁的黑胆汁。
尼采认为，柏拉图代表了希腊哲学衰败的一个阶段。希腊哲学越是因为它丧失真正的权力，就越是在这种黑胆汁和诽谤欲的作用下心如刀绞。
与修昔底德和荷马相比（在尼采看来，荷马和修昔底德代表了希腊思想中更强有力的自信和力量，当然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即柏拉图和修昔底德——在什么意义上是不同的），柏拉图在现实面前完全是一个懦夫，所以他退回到自己所谓的理想之中，柏拉图的整个思想实际上（用尼采的著名的表达是说）是生命的大诋毁者，柏拉图其实是一个不敢真正生活的人，他的全部哲学都是对生命的诽谤和诋毁，但实际上在这个诋毁背后是一个政治鼓动家的形象，这一点，你看《理想国》就是这样。
然后他接着批评（这下面的政治批评几乎和波普尔是一样的），柏拉图的社会主义完全是专制主义的一个继承者，完全试图消灭个人，追求大把的国家权力，而柏拉图这样的一个典型的老社会主义者，就出现在西西里僭主的宫廷之中，这是他全部哲学和政治生涯中最糟糕的一幕，但是最深刻地暴露了希腊哲学中丧失真正力量的地方。
而关于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树立的政治理想和教育理想，尼采做了一个非常奇怪、在文本上看起来甚至是非常不成立的表达：整个这本书代表了最害怕精神的发展，也最害怕教育发展的东西。整个柏拉图的《理想国》追求的完全是精神和教育的衰退。
这个和《理想国》表面上的讲法恰恰相反。我们看《理想国》，如果这本书作为一部政治哲学作品有非常奇怪的地方，我和我的同学讨论的时候说过，你仔细看这本书讲的政治，这个国家就只有一个最重要的部门，教育部是最重要的部门，其他的部门都不重要。
但是尼采恰恰在这一本完全以教育作为政治最核心的著作中发现的，恰恰是希腊人对教育理想的丧失，发现了柏拉图对整个教育的恐惧和贬斥。
当然尼采对柏拉图的阅读构成了他思想中非常复杂的线索，其实早期和晚期他对柏拉图有完全不同的解释，不过在《人性的，太任性的》这部著作里面，我们看到尼采对柏拉图政治理想，特别是《理想国》里的政治理想的批评，和我们刚才说的卡尔·波普尔的批评构成了非常好的呼应，它所代表的对柏拉图“理想国”的怀疑，实际上有着根深蒂固的传统。
这个传统我们可以上溯到希腊化时期和柏拉图的这个学园还在的时刻。柏拉图当年在叙拉古的宫廷中和僭主的关系成了早期柏拉图传记中广泛争议的主题。
而我们今天想看的是，在什么意义上，柏拉图的“理想国”确实像这些批评者所说的，代表的是哲学家想要从天上统治人间的一个幻想。第二点，柏拉图自己的政治经历在什么意义上证明了这种幻想在根本上是不可能实现的。
因为柏拉图自己的经历非常少，柏拉图成功地掩盖了自己。我们知道的最伟大的哲学家形象是苏格拉底，而关于苏格拉底的形象，波普尔在这点的理解并没有尼采更一贯、更彻底，尼采在批评柏拉图的时候，会把他与苏格拉底这个希腊思想衰败的开端放在一起批判，而波普尔却认为苏格拉底不错，这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因为其实我们了解的苏格拉底的形象，完全是柏拉图对话所塑造的，而柏拉图把自己完全掩盖在对话的背后，柏拉图从来没有在自己的对话里说过一句话。我以前经常说，我们芝大有一个教授写了一本书，叫做《柏拉图说了什么》，然后我的一个老师经常说，这本书的题目就写错了，柏拉图一句话都没有说过，你怎么知道柏拉图说了什么呢？
柏拉图在他的对话里只出现过两次，一次是在《苏格拉底的申辩》这篇对话里面，是说柏拉图愿意出钱替苏格拉底来赎罪；在另一次对话里面，在《斐多》这篇苏格拉底死前重要的关于灵魂不朽的对话里面，很奇怪柏拉图没有来，有人说，因为柏拉图病了。
这是柏拉图在他自己写的所有对话里出现的唯一两次，某种意义上，柏拉图非常奇怪的、完全笼罩着神秘色彩的性格就来自于他在作品中，完全把自己掩饰在苏格拉底的面具之后的做法上。
但是柏拉图传统留下了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东西，这就是柏拉图的书信。在古典语文学的传统中，对书信到底是什么性质有很大争议。
其中最重要的一封信就是所谓柏拉图的第七封信，这封信谈的是柏拉图自己在西西里叙拉古的僭主宫廷（他去过三次叙拉古的宫廷）经历的整个的僭主和他在政治和哲学上结盟的可能性，如果说柏拉图有什么东西真的接近《理想国》呢，那就是在第七封信里描述的柏拉图在叙拉古的经历。
当然整个古典语文学史，对这封信究竟是真是假一直有持久的争议，这个争议一直到今天也没有结束。但是在这封信里，似乎柏拉图第一次露出了他真正的面目，好像是讲述了他最重要的人生故事。
所以说，在第二点我们要看的是，在第七封信中里描述的，即柏拉图自己所讲的（假设这确实是柏拉图的信）一个政治历险中的动机和考虑到底和他的政治哲学究竟有什么关系，这是我们今天的目的。在详细讨论这封信之前我们可以讲一下这个故事。
非常麻烦的是，如果第七封信是假的的话，其实我们对柏拉图到底在叙拉古做了什么就几乎知道的很少。因为关于这个故事的最主要的或者最戏剧性的描述是出现在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中的狄翁（Dion）的这篇传记，普鲁塔克把希腊的狄翁与罗马的布鲁图斯放在一起做了一个比较的传记，把狄翁看做是所有的哲学家曾经遇到的最好的学生，也是这个最好的学生真正试图把“理想国”的理想付诸实践的失败的尝试。
但是普鲁塔克的这个传记除了少数地方，主要是柏拉图的第七封信的基础上写的。而其他的古典学的传统，比如第欧根尼·拉尔修的《名哲言行录》里对柏拉图的三次叙拉古之行就语焉不详，谈的很少。
当然我们知道，在古代还有其他的历史著作谈过类似的东西，但是今天都已经佚失掉了，所以我们所能知道的就只是第七封信中讲的。
这个故事本身非常清楚。柏拉图曾经去过三次叙拉古。最早去的时候，大概是在柏拉图四十岁的时候，叙拉古是由狄奥尼索斯一世统治。狄奥尼索斯一世是希腊著名的僭主。
许多人认为《理想国》第九卷著名的有关僭主的形象描述很大程度上就是依照这个僭主为蓝图的。我们知道关于他的非常著名的故事，比如他每天都处于恐惧之中，从来不肯让外人给他理发，只让他女儿给他理发。在他女儿成年之后，甚至都不允许他女儿拿刀给他理发，因为他唯恐立法者把他的头交到一个陌生人的手上。
这个故事表明，僭主这样的一种表面上最有权力、最为所欲为的生活，其实是人世间最悲惨的生活。这样一个故事讲的就是狄奥尼索斯一世的形象。
柏拉图到了叙拉古之后，和他建立了类似友谊的关系，这导致在柏拉图传记传统中，一直有一股人对柏拉图进行“恶意”的诋毁。当然是不是恶意的其实我们也不知道。
比如里面有一个著名的故事说，柏拉图非常嫉妒德谟克利特的作品，所以他把德谟克利特的所有作品都买来烧了，所以今天我们之所以读不到德谟克利特的书，是因为柏拉图采取了一个私人焚书坑儒的办法。这个是古代的一个传统。
但是关于他和僭主的关系，在柏拉图传记中，好像是最具有政治污点的部分。很大原因是因为狄奥尼索斯在希腊代表了非常糟糕的政治形象，人们通常认为狄奥尼索斯压榨了整个西西里，这种僭主政治代表了希腊统治里面最糟糕的一个政治形式。
在柏拉图四十岁左右第一次去西西里的时候，他结识了狄翁，狄翁是老狄奥尼索斯家族里面非常有权势的年轻人。
柏拉图发现狄翁和所有西西里人的生活方式都很不一样，柏拉图自己讲到意大利的生活方式（这一点似乎两千年来一直没有变化）从来都是每天欢歌宴饮到深夜，晚上从来不会一个人睡觉。
只有一个人和所有周围人生活方式不一样，他就是狄翁。他性格非常严肃，肯去过一个哲学家建议的有德性的生活。所以柏拉图第一次去西西里，建立了和狄翁的长达三四十年的友谊。
在这之后，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大概在柏拉图六十多岁的时候，老狄奥尼索斯死了，狄翁给柏拉图写信，说现在终于有一个机会，可以实现你的理想。
老狄奥尼索斯的儿子，就是狄奥尼索斯二世，我们叫做小狄奥尼索斯，他非常喜欢哲学，非常适合成为一个哲学家。如果你想要教导一个人既能做哲学家又能做统治者的话，现在是最好的时机。所以他力劝柏拉图来到西西里，实现其哲学和政治的双重理想。
柏拉图在各方的劝服下，同意到西西里。这次出行是非常失败的，去了以后发现不仅哲学教育没有成功，甚至狄翁本人也受到小狄奥尼索斯怀疑，小狄奥尼索斯周围的人告诉他，狄翁之所以把柏拉图请来，是想让你去搞哲学，他自己去搞政治，而你成天去搞哲学，把权力交给了狄翁，岂不是正好遂了狄翁的愿？
结果小狄奥尼索斯就把狄翁驱逐出境，流放到了雅典附近。整个的教育是完全失败的，甚至柏拉图自己都不能幸免，他在朋友的帮助下才离开了西西里。
问题更加糟糕的是，过了几年之后，小狄奥尼索斯再次邀请柏拉图。柏拉图的朋友告诉柏拉图，这次小狄奥尼索斯是真的喜欢上了哲学。柏拉图又一次去了西西里。
这个故事非常奇异的地方是在于，难道哲学家失败一次还不够吗？为什么还要尝试第二次失败？这一次很重要的理由呢，是狄翁也劝告柏拉图去。
狄翁希望柏拉图在他和小狄奥尼索斯之间做一个调解人，希望小狄奥尼索斯把狄翁的财产还给他，然后把他从流放中召回到西西里的宫廷。
这一次的结果当然也是极端糟糕的失败，不仅狄翁没有被召回，而且小狄奥尼索斯把狄翁的所有财产都充公了，当然所谓充公就是完全归小狄奥尼索斯自己。
这直接导致了过了几年之后，狄翁召集一批军队反攻西西里，轻而易举地推翻了小狄奥尼索斯的统治。但是在推翻了僭主的统治之后，狄翁也没有在西西里建立他所希望的德性和法律的统治，他自己被两个朋友刺杀了。
整个信呢，是狄翁的朋友在狄翁死后写给已经回到雅典的柏拉图，希望柏拉图能够在道理和行动上帮助他们，给他们建议。
整个故事在任何地方看来都是哲学家的失败，它不仅是现实的失败，某种意义上，也让我们要么怀疑柏拉图自己对世事的见识，要么怀疑柏拉图三次（尤其是后两次）前往西西里的真正动机。
而且这个失败呢，因为后面的成功而更加糟糕。如果大家知道的话，过了几年之后，整个西西里被一个叫提麦隆的人统治，而且这个人呢，在八年时间内成功地在西西里建立了一个非常良好的政治秩序。
所以我们知道英国著名的研究希腊史的大家格罗特（George Grote）就说，事实证明柏拉图主义者，即政治理想主义者，花四十年搞不定的事情，一个经验主义者可以花八年搞得非常好。
这无疑证明柏拉图的政治理想无论从道理上还是从实践上，其实都是赤裸裸的一个失败。而且甚至我们会看到有更深的麻烦，刺杀狄翁的两个人，根据文献证据来看非常可能就是来自于柏拉图的学园的学生，是他在雅典结交的朋友。
狄翁的失败在某种意义上证明了政治和哲学结姻的最糟糕的结果，证明了哲学不仅无益于政治，而且无益于人的信赖和友谊。这是整个这个故事背后隐含的东西。
但是这封信实际上是非常特殊的文本，无论他是出于柏拉图自己之手，还是出于他人之手。尤其是我认为，即使它不是出于柏拉图自己之手，也是出于一个非常熟悉柏拉图传统的人之手。这是非常早期的属于柏拉图传统的文献。
这封信写的非常有意思，在这封信一开始，作者回忆了自己第一次前往叙拉古之前思想的变化。这段文字不长，我觉得它非常重要。无论它是不是柏拉图本人写的，我觉得都代表了对柏拉图政治成长的一个重要的解释。
柏拉图自己描述说：我从年轻的时候和所有人一样，都有一个强烈的统治的愿望，就是希望自己一旦到了成年人，就一定要进入公共生活。
但当时城邦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当时城邦的政治已经非常糟糕了，传统的那个上一辈人所相信的原则和基础都已经完全崩溃了。这很像是中国今天的情况，就是说老一辈人相信的政治理想在年轻人这里头已经不再有效了。
大家如果读《理想国》的话，这也是《理想国》第一卷一开始描述的，当苏格拉底下到比雷埃夫斯港（Piraeus），遇到一帮年轻人的时候，所有人都认为政治很糟糕。
最重要的是，不仅是现实政治的实践很糟糕，而且是传统上支持政治的法律和习俗已经没人相信了。这个时候，在所有人都在骂政治时候，发生了一个大的变动。
希腊人说发生了变动，我们今天就会说发生了一场革命。在这场革命中，上台的是三十个人，通常被称为“三十寡头”的政治。日后正是由于这个巨大的政治变动，也构成了苏格拉底被审判的原因，因为这“三十寡头”上台的这些人，其中有一些是在柏拉图的对话中你经常会看到的。
通常古代是把柏拉图的《理想国》、《蒂迈欧篇》（Timaeus）、《克里提亚篇》（Critias）放在一起，一共有四篇对话，这叫做四联曲。柏拉图的作品一共有三十六部，一共是有九个四联篇。与《理想国》一起构成四联篇中的《克里提亚篇》其实就是由三十寡头中的一个“克里提亚”命名的。
另外一篇《卡尔米德篇》（Charmides），也是以“卡尔米德”命名的，而“卡尔米德”也是三十寡头之一，而他是柏拉图的朋友。克里提亚是柏拉图的叔叔。
用柏拉图自己的话说，当时的主事者，也就是三十寡头，其实都是他最熟悉的亲人、他自己的朋友。柏拉图当时还很年轻。他想，我看着这些人上台，相信他们一定会将雅典的政治加以刷新，把那些不正义的生活改造成正义的生活。
但不久就发现，完全不是这回事，三十寡头做的事情比之前的统治更加糟糕，他们做的事情更加不正义。其中一件不正义的事情，是柏拉图对话经常描述的，他们强迫苏格拉底去逮捕一个根本没有做过非法事情的人，唯一的目的就是把苏格拉底牵涉到这个统治之中。
这个统治并没有持续多久，很快就垮台了。这个时候，柏拉图的描述自己的想法说：三十寡头垮台之后，再次激起了我对公共政治生活的热情，但是这时候已经减弱了很多。
新的政治家上台了，雅典转化成为一个比较偏向民主的政治。这个时候又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对柏拉图的一生影响很大，这件事就是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遭到诉讼，理由是败坏青年和不信城邦的神，苏格拉底被城邦判处死刑。
这件事情对柏拉图的影响是所有读过柏拉图对话的人都会看到的。我们在第七封信里看到，柏拉图有这么一个表述：我观察这件事情，以及在政治上做事的人，以及所有的政治和法律、习俗，随着年龄的增大，我越来越发现以正确的方式处理政治是极为困难的事情。
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没有可信赖的朋友和伙伴，你不可能做事。但是因为城邦习俗很糟糕，所有人都生活在糟糕的习俗和法律之下，你很难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所以正确地管理政治对于一个败坏的城邦，几乎是不可能的。
然后柏拉图自己讲，最初我虽然充满了统治的热情，希望在政治上做事，但是现在尽管我还在考虑怎么去扭转这个事情，怎么去改变这件事情，但是我真正的统治热情已经很小了。
柏拉图通过观察政治，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政治经验的成熟，以及经历了两次政治变动中和他直接相关、并且都和他的老师苏格拉底有关的事件，他做出了一个结论说：所有的现有的城邦政治都完全是败坏的，它的法律几乎完全不可救药，除非有某种命运的神奇安排才能将它扭转过来。
所以在我现在赞美正确的哲学的时候，我被迫宣布，只有那些真正从事哲学的人成为政治事务的统治者，或者那类在城邦中掌权的人出于神意成为哲学家，否则人类就不可能脱离坏的政治。
这是第七封信描述他第一次前往西西里之前的感受。这个结果当然指的就是《理想国》中最重要的“哲学家王”的观点。但这个结论是非常奇怪的。
在柏拉图这封信中，在柏拉图自己看来，这是他从20多岁渴望参与公共政治生活，经历了两次政治变动的影响，在对所有希腊城邦政治进行考察之后得出的结论：除非有某种神意的安排，使政治和哲学结合在一起，否则政治根本就不可能改变它不可救药的恶的状况。
所以在我们去检讨柏拉图的叙拉古之行之前，我们要回过头看一下在《理想国》中，苏格拉底是如何从道理上论证，“哲学家王”何以成为现实政治的最重要的治疗方案。
如果我们看《理想国》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主题的引入是非常奇怪的。如果大家读过理想国的话会知道，从第一卷开始，苏格拉底带着自己的一些朋友在比雷埃夫斯港进行了一场关于什么是正义的讨论。
这里有一个叫色拉叙马霍斯（Thrasymachus）的人站起来说，你们大家有关正义的各种说法，助友损敌啊，欠债还钱啊，这些其实都是受了别人的骗，其实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而越是不正义的人生活越幸福。整个色拉叙马霍斯讲的最形象的例子是，你们大家以为一个牧羊人去养一只羊，是希望为了羊好吗？
难道不是把羊养肥了吃羊吗？不过我们认为，严格来说牧羊人养羊都不是为了吃羊，而是为了卖羊，也就是说好处并不是归牧羊人自己的（当然这个我们不去管他）。
这个挑战构成了《理想国》真正的动力。周围的年轻人希望苏格拉底为在场的年轻人证明，正义是一件不是出于给人带来的后果，而是出于正义本身值得选择的生活。
所以对正义的赞美，也就是在第七封信里面讲的对哲学的赞美，它指的是《理想国》中全部苏格拉底的努力。这个努力实际上是要证明，一个正义的人，哪怕所有天下的人都认为他是不正义的，他仍然生活得最好、最幸福。这是《理想国》最重要的动机，为了做到这一点，苏格拉底和他的对话者做了一个尝试。
但是直接的赞美是非常困难的，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人能够知道人的灵魂是什么样子的，人的灵魂是不可见的，所以只能通过建立一个可见的城邦来帮助我们理解不可见的灵魂。
所以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和他的对话者一起建立了他们心目中最好的城邦。我说城邦就是灵魂的“PPT”，它投影在世界上，让人看到人的灵魂是什么样子。然后他们首先建立了一个俭朴的城邦，这个城邦称为真的城邦，或者健康的城邦。
但是柏拉图的兄弟，充满了政治热情，在理想国中很像是柏拉图在第七封信中描写的自己的样子，格劳孔（Glaucon），柏拉图的兄弟，对这个城邦很不满意，他觉得这个城邦是一个单调乏味的城邦，他迫使苏格拉底建立了第二个城邦，在第二个城邦中真正有了护卫者的需求，也就是说需要护卫者来保卫城邦和打赢战争。
正是面对护卫者，色拉叙马霍斯的挑战又一次出现了，如果城邦中有一群人并不是具体的各种木匠、农夫、工匠，这些人去统治城邦的话，怎么能够保证不像色拉叙马霍斯描述的那样，利用城邦的力量来谋取自己的好处呢？
苏格拉底做了两次努力：一个努力是高贵的谎言。就是要告诉这些护卫者，其实真正对你们来说，最重要的东西是城邦的公共利益。你们不是你们的父母生的，而是从地里长出来的，这是希腊非常重要的神话。
苏格拉底说，你们都是从地里长出来的，你们的灵魂中有的都是真正的金子和银子，不能要现实中的金银了，这是讲给护卫者的神话。但是更重要的呢，柏拉图让苏格拉底提出，这帮人一定要有最低限度的私有财产，也就是像希腊人所说的，朋友要一切公有。
正是这个主题，使苏格拉底的对话者非常感兴趣，这究竟指的是什么？这实际上就是对城邦的统治者，也就是护卫者阶层要共产共妻。
这是《理想国》里非常著名的主张，苏格拉底认为，这个主张其实非常不可行，要让它可行的话，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现实中的政治改造成我们理想中的政治，就是让哲学家做王。
哲学家做王，是要解决苏格拉底在第二个城邦中所提出的几乎不可行的“共产主义”方案。但是其实这个共产主义，主要讲的不是共有财产，而是“共妻”要重过“共有财产”。
如果大家看理想国后面的段落的话，其实柏拉图是想要消除家庭对政治的危险。正是这一点，引起了对话者的笑话。如果你看过阿里斯托芬（Aristopanes）的《云》，看过《苏格拉底的申辩》（Apology）中的故事，这么一个苏格拉底的形象，成天几乎不洗澡，穿着草鞋，经常在街头走在半路上就直瞪瞪看着天上的奇怪的人，说城邦要搞好全要看他来做王，是一个巨大的笑话，即使这不是一个恶意的笑话。苏格拉底当时的对话者就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可笑的事情，然后苏格拉底就向他们讨论，为什么哲学家做王是整个政治统治的前提。
我们不讨论整个《理想国》这段最重要的讨论，但我们把它最重要的想法拿过来。为了解决色拉叙马霍斯面临的统治者的悖论（统治者的悖论是，统治者要想实行统治，需要给他权力，在什么意义上，当统治者拥有权力的时候，他不会通过统治来谋取个人利益呢？
这是所有统治从古至今难以回避的根本问题），只有一个可能，其实苏格拉底认为，找到这么一个人当统治者，而这个人他自己根本就不想统治。这样的统治者，因为在他看来，真正有价值的生活是更高的生活，是哲学家的生活。
政治的生活在他看来是他不得不承担的，一个迫不得已的必然的结果。而并不是他的主观愿望。只有找到这样一种人，这个政治才有可能真正解决统治者的困境，才真正有可能成为一个好的政治。
这个就是我们在柏拉图理想国第七卷描述的洞穴的故事，他讲所有人都被牢牢都束缚住面向墙壁看“PPT”，其中有一些人在放PPT，而所有人都以为PPT就是他的现实。
其中有一个人站起来，转过头发现世界不是他原来看到的那样。他以前看见的所有真实的东西，包括财产、权力、金钱、甚至外面的树和楼房，所有这些都是非常逼真的PPT，是洞穴墙壁上的幻影。
当他转过头走到洞穴外面，才看到真正的树木、阳光、太阳。问题是这个走出洞穴的人（当然所有人都认为他是哲学家）只有当他回到洞穴里去统治的时候，这个政治才是好的。
这是整个这个故事的奇妙之处，令人困惑的是，为什么这个走出洞穴的人还要回到洞穴里面。这是整个柏拉图的故事和他自己叙拉古故事一样的东西，柏拉图为什么要去叙拉古的宫廷，他为什么想把他哲学生活的理想传递给一个僭主？
这个与为什么哲学家走出洞穴以后要回到昏暗的洞穴一样。这就好比有一个人，以前视力非常差，他发现所有他看的东西都是模糊不清的。后来他配了一个漂亮的眼睛，看到了原来有这么美的绿色，然后让你选择选择看模糊的东西。
这个关于洞穴的故事，从古代开始就有激烈的争论，直到今天学者还在争论，哲学家为什么要回到洞穴之中。当然有人认为一个重要的理由，我认为是中国式的解释，认为哲学家的幸福生活是包含了作为城邦统治者的一部分。我想这是中国式的回答，但不见得是柏拉图和苏格拉底的回答。
因为按照这个回答，实际上意味着哲学家是真的想要去统治的，而我们看到的《理想国》里面反复讨论的真正好的政治一定是哲学家不想去统治但又不得不统治的政治。这个“被迫”，或者“被必然性驱使”究竟是什么，这是我们回过头看第七封信最有意思的地方。
在第七封信后面，柏拉图在描述完自己年轻时候经历之后，开始讲自己第一次在叙拉古结交了狄翁，在第二次老狄奥尼索斯死后，他收到了狄翁的信和狄奥尼索斯周围的人，劝他去西西里实现所谓的理想。
柏拉图这时候是非常犹豫的，因为他觉得年轻人对哲学的热情是稍纵即逝的。这封信写的故事，如果说与普鲁塔克写的不同，就在这个地方。
普鲁塔克故事是说，当柏拉图去到西西里宫廷的时候，小狄奥尼索斯确实很喜欢哲学，所以有一段整个宫廷就像是数学学校，所有人都在那里算几何，这个宫廷简直成了真正的学园。所以我经常让同学们想象一下，在这个宫廷的奴隶包围的环境下，柏拉图和他的学生算几何的图景。
但很快在僭主周围的吹捧者的鼓动下，小狄奥尼索斯疏远了柏拉图，而普鲁塔克的故事证明，小狄奥尼索斯确实是有哲学天性的。只不过在第七封信里出于各种理由，我们看到柏拉图并没有对小狄奥尼索斯抱有过高的希望。
真正促使他去的是什么呢？是他想象中的一个对话。假设有一天，狄翁犯了错误，被僭主驱逐出了西西里的宫廷，然后他会来跟柏拉图说，当时只有一个人，你说服了他就可以让政治获得一个命运的安排、天赐的良机，而你是善于教育和说服人的，你没有去，所以你不仅背叛了你的朋友，即辜负了我（狄翁）对他的希望，而且你背叛了哲学。
然后柏拉图在第七封信里面说了一段非常有意思的话，说我之所以带着这个想法去冒险，离开了我的家，离开了我在学园中的研究，是怕我只是一个空谈者，永远不可能有行动。
他用的这两个词，是他的书信和理想国中最重要的一对概念，也就是说，柏拉图最后前往叙拉古僭主宫廷，接受狄翁的劝告，真正的理由是一个极大的顾虑，哲学是不是只是一番道理，而根本不可能成为现实。这对范畴是希腊思想中非常重要的一对概念，我们也许有必要检讨一下这对概念。
这当然是公元前五世纪下半期，希腊思想最繁荣时期的一个对立，它有各种各样的表达，我们可以说这是语言（logos），这是言辞，是空言，所有这些都表明，柏拉图当时想的是，哲学是不是一个不能落到实处的东西，只是一番悬在空中的道理，而不可能成为政治行动的真正力量。
这对表达如果我们把它放到最重要的两个文献，希罗多德（Herodotus）的《历史》和修昔底德（Thucydides）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我们会看到这两个词的重要意涵。
早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中非常关注logos和ergon这两个词的对立，希罗多德在具有史诗色彩的开篇中，描述的是希腊人和野蛮人的伟大神奇的事迹。
希罗多德看来这个词是事迹的意思，希罗多德把自己与荷马（Homer）相比，他想要创造一个不朽的声名。这个到底是“事”还是“迹”？这里面讲了两类，一类是古代的遗存、神庙，像今天还有的巴特农神庙、埃及的金字塔，埃及的金字塔就是古代人留下的ergon。另外同样重要的是人的行为。
因为希罗多德的《历史》真正的主题并不是金字塔，是希波战争，是希腊人和野蛮人之间打仗。希罗多德认为，人的行为才是比所有的神庙、金字塔更重要的遗迹。即使我们考察金字塔这样的东西，我们觉得它神奇，是因为我们想通过它来了解建造它的人，所以这个遗迹是负载这样一个值得纪念东西的功绩和传奇。
因此，希罗多德认为，所有称之为事迹的东西，是一些伟大的、神奇的、能够融入历史传统的、能够被记忆的东西，它并不是单纯的世人所能做的事情。它是能够给公众展示的，让所有人看的。而希腊人和波斯人的战争正是这样一个东西，是永远展示希腊人德性的历史的事迹。
所谓历史的事迹，是指能够融入历史传统的人的伟大的行为。因此ergon这个词并不是一般的私人的行动，而是类似于公共纪念物的、值得纪念的、具有声名的东西。
我们的历史传统要记住的不是一些小事，而是这些东西。这当然也正是尼采说的作为“纪念碑意义上的历史”。所谓ergon就是作为纪念碑意义上的历史，这样的东西是希罗多德讲的最有价值去谈的东西，相比于这个东西而言，logos是次要的。
修昔底德与希罗多德的重大的不同，在于他强调logos的重要性。根据美国一个非常重要学者亚当·帕瑞（Adam Parry）的研究（当然他最重要的贡献是研究荷马，不过他当年的博士论文做的是《修昔底德的道理和事迹的对应》（Logos and Ergon in Thucydides）），在修昔底德这本书里，这对对立出现了四百多次，几乎整本书都是以它为主题的。读过这本书的同学都知道，在某种意义上，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整个主题可以说是雅典的一个悲剧，它从最高的高峰一步一步不可挽回地丧失了对希腊世界的教师和领导者的地位。
最初大家都是听道理的，但最后大家发现logos还是比不过动手的力量。雅典的悲剧就是希腊精神中道理的力量被ergon打败了。而这本书中最辉煌的地方，是体现在伯里克利（Poricles）的演讲之中，这是所谓最辉煌的一刻。如果大家读这本书的时候就发现，讲完这个演讲之后，雅典就发生了瘟疫。
瘟疫之后，雅典的力量就直线下滑。而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修昔底德笔下的ergon丧失了希罗多德的ergon所具有的历史纪念物的值得珍视的事迹的价值意涵，而变成了人的赤裸裸的力量和权力，而logos是他（修昔底德）真正抬出来的东西。
在伯里克利的演讲里面，在最重要的段落里，我们都知道，他讲道，雅典的生活方式是全希腊的典范，雅典是希腊的学校。我们雅典人爱美但不奢华（当然这里的美是广义的，希腊人说美指的是高贵、典雅），我们爱智慧但我们不软弱。
我们使用财富，但更多是用在实处。然后接着说，我们从事政治的人照看城邦，同时也关注自己的私人生活。而所有其他的人，当他们去关注自己私人事务的时候也从来不忘了参与政治。对于那些完全不参与政治的人，我们不认为他们是不管事的人，而是无用的人。
他讲的是雅典民主政体中所有公民的参与对于德性的塑造，然后他说我们从不将logos看做是行动的绊脚石，而是看做明智行动的准备。而这个是雅典在最高状态的时候，伯里克利描述的雅典的力量。雅典的哲学为什么不会让他们过上软弱无力的生活呢？
是因为他们的logos从来都是明智行动的准备。在雅典看来道理是行动的力量，而不是它的弱点。但是，我们会看到，这个logos本身慢慢会带来重要的问题。
我们看到在著名的密提林（Mytilene）的争论，我不详细讨论这对对立这本书的过程，雅典民主政治有过一个非常大的的辩论，当时雅典的一个重要的城邦叫做密提林（Mytilene），在战争最紧迫的时候背叛了雅典，投奔了斯巴达。
但是密提林不幸又被雅典人打败了，而斯巴达的援兵一直及时没有赶过来。然后雅典人就召集大会处置密提林人。在第一天进行民主制投票的时候，雅典人都非常愤怒，表示一定要惩罚他们背信弃义的盟友（密提林人），决议是：所有的男人都要处死，所有的妇女儿童都要卖为奴隶。
决议做出以后雅典人就派使者到前线通知将士执行处置。但第二天他们就幡然悔悟了，民主政治心软的一面就来了，于是他们又展开了争论。当时民主派的重要人物克里昂（Cleon）说，雅典的后悔暴露雅典政治的弱点，即过多的Logos会破坏政治行动。
如果你去看修昔底德描述的过程，你会发现logos越来越成为对于行动而言不再有利的、明智的部分。因此我们看修昔底德对这个概念的描述，展现了这样一对概念对于雅典生活方式的意义。
尤其是来自哲学的道理，在面对政治的现实特别是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面临力量对抗时的困境。如果我们接着去看，这对概念一直延伸到普鲁塔克时代，普鲁塔克有一部非常重要的作品，叫做《亚历山大的命运与德性》，在这部著作里面，他说了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谁是希腊最伟大的哲学家，是亚历山大，是亚历山大把整个希腊哲学带到了全世界。我们不详细去谈整个这个故事。
这两个概念，道理（logos）和事迹（ergon）不仅在希腊历史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且是理想国和第七封信共同的主题。柏拉图第二次前往西西里，他真正对小狄奥尼索斯进行哲学教育，最重要的一个考虑是，如果不去的话就意味着他对哲学的背叛，在什么意义上意味着对哲学的背叛？是因为这个行动割断了Logos和政治行动的关系。
哲学家是不是只是在学院里思考道理而不能把这种道理转变成实际的行动，而这个行动本身有双重的含义，既指流芳千古的英雄事迹，也指获得政治权力来改变人的生活的必不可少的力量。这样两个历史性的主题，在柏拉图的作品中产生了决定性的张力。
一方面恰恰是因为政治行动必然会牵涉到的权力使我们看到的这个教育面临失败，狄奥尼索斯宫廷中的这些小人，也就是希腊人说的谄媚者或者吹捧者，恰恰是在这里挑拨了哲学家和僭主的关系，使得僭主猜忌哲学家进行哲学教育的动机：你让我从事哲学难道不是为了让我放弃政治权力来让你（狄翁）谋求自己的政治权力吗？
而另一方面我们看到整个哲学的权力，也恰恰是把《理想国》中要把哲学家和王联系在一起的力量，在第五卷面临重大的麻烦。因为我们要承认哲学的力量和政治的力量是两种不同的力量。在希腊语里头是同一个词，这些都是某种权力的力量。
其实都是权力的意思。哲学知识、智慧是一种力量，它是让我们看到存在本来秩序的力量，而政治权力是另外一种力量。理想国的一个最重要的洞察力就是，承认哲学的力量不必然是政治的力量。这两个是不同的。所以政治的权力与哲学的力量怎么才能结合在一起？
它不是必然结合在哲学家那里，而需要靠命运的一个偶然的原因给结合在一起。这个东西能否取得要靠命运。这个词我们今天还用，只不过近代哲学的奇怪的一些做法使得它变成了动力学，动力学其实就是力量的物理学的形态。所以我们看到柏拉图最初前往叙拉古（回到洞穴的动机），恰恰是为了通过教育造就二者的结合。
这无疑是一个困难，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存在根本矛盾的。这个矛盾早在《理想国》里就有。很多人认为《理想国》是柏拉图前往叙拉古宫廷之前写就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恰恰表明了柏拉图对于哲学的力量与政治的权力结合的危险有敏锐的洞察。
他在那里面讲了一个哲学的堕落的故事，苏格拉底讲道，最好的天性是适合从事哲学，并且从事政治，以完成哲学和政治的结合，但是呢，拥有最好天性的人也最容易堕落成糟糕的人。
为什么在希腊城邦哲学家的名气这么糟糕？阿德曼图斯（Adeimantus）说，你（苏格拉底）还让哲学家统治，但是所有人都认为哲学家是非常糟糕的，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苏格拉底说，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因为最好的天性也最容易败坏。怎么败坏，这是《理想国》第一次论述这个东西。因为这些最好的天性，周围也有一大帮人希望抓住这个天性，他们希望他去统治。
我们在苏格拉底身边看到的最好的例子是阿尔西比亚德（Alcibiades），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的最重要的理由，一个是不信城邦的神，一个是败坏青年。
所谓败坏青年是指苏格拉底有一个最好的学生阿尔西比亚德，阿尔西比亚德是整个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失败的关键性的人物。
当然这个问题怎么去理解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东西，但是如果你看历史的话，雅典人因为阿尔西比亚德不遵守城邦的礼仪，做了一个很坏的选择，又听信了阿尔西比亚德的建议远征西西里，派他远征之后，军队出发以后，却在城邦里审判前线的军队，导致阿尔西比亚德毫不犹豫地跑到了斯巴达这边，告诉斯巴达怎么打败雅典。斯巴达迅速采取了果断的军事行动，打败了雅典。
从此之后，雅典再没有机会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翻盘，因为它的全部的青壮年都死在了西西里的战场。阿尔西比亚德似乎代表了哲学教育最糟糕的结果，哲学家教育了一个好的青年，但他不遵守城邦的任何法律，教育他拥有无限的才华，而他起初在雅典，后来跑到了斯巴达，后来又从斯巴达叛逃到了波斯，他在每一个宫廷里，在任何一个地方都能按照当地人最好的方式生活。
他在雅典过得非常奢华，在奥林匹克赛会上他自己就可以出几匹马，一家出几匹马。而他跑到斯巴达可以像所有最艰苦的战士一样去生活。他跑到波斯的宫廷，又完全可以按照东方君主的宠臣去生活。按照普鲁塔克的话说，阿尔西比亚德就是一条变色龙，能够适应所有的生活。而这是哲学家教育出来的。
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在《理想国》中做一个辩护，这个不是哲学的问题，而是哲学天性自身的一个堕落，因为这些最好的天性，周围恰恰有人劝告他不要过哲学的生活，而要过政治的生活。越是最好的哲学天性，在某种根深蒂固的地方，有一种强烈的统治欲望。
这个欲望是某种自然的东西，它会自然地转向这个方向，转向政治的方向，背离了哲学的生活。小狄奥尼索斯的故事，不过是阿尔西比亚德的故事的更加糟糕的版本。
在他甚至没有怎么接触到哲学好处的时候，他就回到了对政治权力的迷恋之中，这是柏拉图所描述的故事。在他第三次前往西西里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一点表现的更加突出，这更加展现了这样的统治会造就什么样的人。
他第三次去西西里的时候，小狄奥尼索斯表现得更加爱哲学，他想要表现自己比柏拉图更像是一个哲学家，柏拉图非常恼火的是，他还写了一本书，把他道听途说的柏拉图的观点拼凑成了一本自己的著作。
他想要像柏拉图证明，我不需要你，同样可以成为一位更好的哲学家，而且你连“学术专著”都没有，而我还有一本学术专著。以至于柏拉图专门在信里写了很长的一段证明，真正的哲学就是没有著作的，哲学家是不利文字的。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哲学教育的失败。
我们看到，当把道理的能力和行动的力量结合在一起，这个哲学家王的故事面临一个巨大的困难。
这个故事并不是第七封信里全部的信息，第七封信里一开始就讲，狄翁的那个朋友在他去世之后，希望柏拉图给他这两个方面的帮助，在道理和行动中的帮助。柏拉图在信里给了一个非常奇怪的告诫，他其实检讨了整个在这个故事中完全被作为正面的形象——狄翁。
大家都觉得狄奥尼索斯一个愚蠢的僭主，是一个糟糕的、因为童年教育受到创伤的一个（因为老狄奥尼索斯在他小的时候经常把他一个人关在一起）君主，所以他长大以后很难信任另一个人，很难成为另一个人的朋友，这是哲学教育不能完成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这里我们不详细讨论。
甚至柏拉图也因为两次去僭主的宫廷而被怀疑，但是狄翁，所有人都认为他是好的。但是其实第七封信隐含着柏拉图对狄翁的批评。狄翁因为自己的财产被充公夺走，就召集军队去反抗自己的父邦。
对这个问题，柏拉图一直有不同的意见，他虽然赞美狄翁是一个道德非常高尚的人，但也看到了狄翁行动中非常糟糕的部分，这个部分是狄翁在和他的朋友征求柏拉图建议的时候，柏拉图反复告诫的。
当你面临一个政治不好的境况的时候，可能有两个可能性的选择，一个是力图劝告统治者改变他的做法，就像你的父母做了不好的事情，而你对父母的劝告并未被听从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你只能祈祷，而不应该将暴力施加到你的父母之邦。
这个暴力最终会导致连锁的结果，并最终败坏你的行动本身。这是柏拉图在第七封信中给出的表面上非常反《理想国》的政治的建议，许多人根据这一点认为第七封信是假的，因为这好像和大部分著作是不一样的。但这恰恰是柏拉图对他所谓的“理想国”的重要的线索。
无论在柏拉图的著作中，还是在亚里士多德讨论古代的最佳政体的著作中，经常会把这样的最佳政体叫做祈祷的政体。所谓祈祷是说，这个最好的政治能不能实现，某种意义上听凭某种天意的安排。但是哲学家有一个巨大的诱惑和动机，是希望用自己的权力，自己从政治上得到的权力把自己的理想强加给自己的国家。
这是最好的哲学天性面临的最大的危险，这也是《理想国》中谈到的另一个哲学的堕落。在《理想国》中，除了谈到，最好的哲学天性因为统治的原因中断了哲学学习，因为成为一个政治的统治者，从而败坏了自己的灵魂，他还谈到了另外一个危险，所有希望成为哲学家的年轻人，他的灵魂有一个巨大的无法无天的欲望。
他举了一个例子与第七封信是完全呼应的，苏格拉底在《理想国》里对格劳孔说，你不觉得这样一个人，他有一个养父母，所有人对自己的养父母都很好，但他呢，很快就知道这个人不是他真正的父母。
在别人都还把他当做自己真正的父母来看待的时候，只有他，在知道他的父母不是自己真正的父母的时候，当他发现他只是名义上、习俗上把他当做父母的时候，难道他不最容易被周围的人劝告去为所欲为地实现自己的欲望吗？
难道他不是最容易把暴力施加到自己的父母的头上吗？当然他举得例子不是所谓父母的问题，而实际上是说，一般人会觉得习俗和传统非常值得尊重，而哲学家的天性呢，恰恰发现这些只是洞穴墙壁的幻影，所以他觉得根本无所谓，你做的幻影和我做的幻影又有什么差别呢？
所以他认为最好的天性背后隐含的一个哲学家和僭主，最好的生活和最不幸的生活，最好的人和最不幸的人之间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这就是他们某种意义上都有一种无法无天的欲望，而这个欲望容易导致最大的危险，其实就是屈从于政治暴力的一个诱惑，然后希望通过暴力，而不是通过自己的朋友和生活慢慢去改变现状。
这正是狄翁采取的政治方案，这个方案在两个方案是非常糟糕的：一个是他带领军队反对自己的国家，对自己的父母之邦施加了暴力；第二点他借助的是非哲学的友谊。
他为什么会被刺杀，因为他采取了世俗生活结交权力的方式来结交的朋友，替代了真正哲学的友谊。这是柏拉图对整个狄翁悲剧的理解，这个理解包含了他对《理想国》中的理想的深刻的反思。
这并不是第七封信中才有的，这是《理想国》中有的，《理想国》在第九卷全部讨论正义赞美结束的时候，有一段非常奇怪的话，苏格拉底对格劳孔说，你看每个人都要看自己灵魂中的那个政治，那个最好的政体是什么样子，而这个政体就是出于道理的城邦，这个城邦并不是就在地上一样，而是好像在天上一样。这是《理想国》里最接近理想国的地方。
当然是不是有一个天上的城邦是非常奇怪的地方。我们也许没有办法把它在任何地方落实到实处，但是我们可以使自己的灵魂更接近城邦。这是《理想国》中教育最后的动机。
而把这个教育最终转变成政治的方案，这恰恰是第七封信和《理想国》这本书告诫的持久的东西，这是对哲学家来说最大的危险，而且是对于哲学灵魂来说最可能的一个败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