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淮栋 译
一八五六年，著名的斯拉夫主义两兄弟之一，对政治激进主义并无好感的伊凡·阿克萨科夫，写成一文，记述他旅游俄国欧洲辖地重要乡镇的见闻。他视此行如一种民族主义的朝圣，用意在直接探触未受外界沾染的俄国人民大众，以求心安、兼寻灵感，并且警告需要警告的人提防西方的恐怖害处与西方自由主义的陷阱。结果，阿克萨科夫大失所望：
每一位能思考的青年、每一位在乡下生活的龌龊沼泽里渴求一丝新鲜空气的人，都熟知别林斯基之名。乡下教师无人不知道——无人不熟记——别林斯基写给果戈里的信。你要是想寻找诚实的人、关怀贫穷与受压迫者的人、诚实的医生、不惧奋战的律师，在别林斯基的信徒里就能找到……斯拉夫主义的影响微不足道……别林斯基的影响与日俱增。 一望即知，我们是在处理某种重大现象——去世已八年，处于十九世纪最惨烈压制下的理想主义青年仍奉为领袖的一个人。三十与四十年代的激进青年——巴纳耶夫及其妻、屠格涅夫、赫尔岑、安年科夫、奥加廖夫、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些人回忆当时，一致强调别林斯基的这一面：他是俄国知识阶层的“良心”、是天赋灵感且大无畏的政论家；在俄国，几乎只有他是独具足够性格与辩才，而能将众人感受但无法或不愿明言之事加以清晰且厉声宣白的作家。
阿克萨科夫谈到的是何种青年，我们很容易想像。屠格涅夫的小说《罗亭》中，以微含讽刺但同情且动人的笔法，刻画了一个在某乡间别墅里受聘为西席的典型当代激进分子。此人是个相貌平凡、行事别扭、应对拙劣的大学生，既非聪慧、亦无趣味，说穿了，迟钝、狭隘，简直就是蠢夫，但心性纯洁、诚挚、坦白，至于令人难以为对，天真处又足以令人发噱。这位学生，就是个激进分子。不过，说他激进，不指他持有清晰的思想、道德或政治看法，而是说，对于他这个国家的政府，老朽、残酷的军人，麻木、不诚实、畏事的官吏，无知不文、迷信、谄上媚世的教士，他满怀模糊但痛切的敌意；俄国人畏事、贪婪、不喜一切新生或者与生命力量有关之事——对形成当时俄国主流气氛的这三样奇特混合，他深为厌恶。当时又有一种怪诞的犬儒式认命，认为农奴的挨饿与半野蛮状态，与俄国乡下社会的致命僵滞状态，不但是自然之事，而且具有深刻、传统的价值，近于一种精神之美，自成一个独特的、民族主义的、准宗教的神秘境界。这种认命，他更完全反对。罗亭是别墅雅集里的灵魂人物，这位青年家庭教师尽信罗亭似是而非的自由主义浮辞丽藻，崇拜他踩过的地面，而且一厢情愿，以自己的满腹道德热情、以自己对真理与物质进步的满腔信仰，充填他那些轻率的概论。当罗亭一边仍然怡然自得、魅力焕发、令人不能抗拒，仍然满嘴空洞的自由主义陈腔，一边却不肯面对一场道德危险，只知捏造薄弱遁辞，如懦夫愚子，以小小一桩龌龊的悖信忘义伎俩，自顾脱出难以处理的困局以后，他的信徒，这位单纯的真理追寻者，就困立当场，目眩心慌、无助无援、委屈忿怨，不知何事可信，也不知何处可去，落入典型的屠格涅夫式处境。屠格涅夫式处境是，事到临头，人人以人性使然、难以苛责，但贻害无穷的软弱与不负责任方式应付局面。这位家庭教师巴西斯托夫是十分次要的人物，但俄国社会里原来的“多余人”，即普希金的连斯基，相对于奥涅金，有其陪衬角色，巴西斯托夫就是这些陪衬角色的嫡裔——寒伧的嫡裔，有时候，也是他们愚弄的对象；他与《战争与和平》的别祖霍夫（相对于安德烈公爵）、《安娜·卡列尼娜》的列文、卡拉马佐夫兄弟、赫尔岑《谁之罪？》的克鲁奇菲尔斯基、《樱桃园》的那位学生、《三姊妹》的维尔西宁上校与男爵，属于同一族系。他产生于一八四〇年代格局，而成为俄国社会小说里最具特色的角色中的一个。他是困惑的理想主义者，是天真动人、过度热心、心地纯洁的人，是本来可能避免而事实上从未避开的不幸状况的受害者。他时或近乎喜剧，时而近于悲剧，经常大惑不解、误事、没有效率，但也没有任何虚伪，至少，他没有任何无可救药的虚伪，做不出任何稍微卑污或悖信之事；他时而软弱自怜如契诃夫的主角，时或坚强愤烈如《父与子》中的巴札洛夫，但他总是有一种内在的尊严、一种至坚不摧的道德人格，从未丧失。与此尊严、与此人格对照之下，正常社会里居于大多数的寻常凡庸人等显得既可悲复可憎。
这些诚挚、偶尔幼稚、时而愤怒，为受迫害的人类挺身而起的斗士，这些为屈辱者与失败者牺牲的圣徒与烈士，这最具俄国特色的典型道德与思想英雄主义，其原型，亦即其实际的、历史上的体现，是别林斯基。他的名字成为十九世纪最大的俄国神话，为独裁政治、正教、狂热民族主义之支持者所憎恨，令文雅而苛求的西方古典主义爱好者心烦不安，却以同样理由，成为十九世纪下半叶改革派与革命派的理想化祖先。一九一七年，他临终前几年逐渐宣斥的社会秩序被推翻，是为一场运动的高潮，而他其实也可以算是那场运动的创始人之一。几乎没有一位激进作家、几乎极少自由主义者，未在某一阶段声称直承他的衣钵。甚至同在反对阵营中而战兢胆怯、三心二意的成员，如安年科夫与屠格涅夫，也缅怀其人。连保守的政府检查官冈察洛夫都说他是他所知的人里最好的一个。至于一八六〇年代真正的左翼作家——革命宣传家杜勃罗留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涅克拉索夫、拉夫洛夫、米哈伊洛夫斯基，以及追随他们而起的社会主义者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列宁及其信徒，他们在形式上承认他为群雄并起的四十年代先声，与赫尔岑并列为当时最伟大的英雄——他们认为，在俄罗斯帝国，有组织的争取充分的社会与政治自由、经济与民权平等，始于四十年代。
职是之故，至少而言，他分明是俄国社会思想史上一位值得瞩目的人物。读其朋友赫尔岑、屠格涅夫，以及当然还有安年科夫的回忆录者，自能发现何以如此。但是，便至今日，别林斯基在西方也仍相当藉藉无名。不过，凡稍微博涉他作品之人，皆知他非仅在俄国，也许在欧洲，都是文学的社会批评之父，是唯美、宗教及神秘主义人生态度最具天赋、最顽强可畏的敌人。终十九世纪，他的看法一直是俄国批评家，亦即两种不能并立的艺术与人生态度交锋的热闹战场。他经常苦贫，赖写作维生，也因此写作过多。察其作品，大部分急就而成，很多是灵感全无的劣构。他出道之初以降的作品，都受过敌意的批评（容我加按一点：别林斯基至今还是热烈争论的主题——去世一世纪以上而激起俄国人这么多敬仰、这么多非难的，别无第二人），但他最好的作品在俄国被视为不朽的经典。在苏联，他的地位安如磐石，因为（尽管他毕生力抗独断教条与顺从主义）他早已被奉为新生活形式的一位开创者。不过，在西方，他关心的道德与政治问题仍待商榷。仅此一点，已足使他成为我们目前感兴趣的人物。
他的生平，表面无大波浪。一八一〇或一八一一年，生于芬兰斯韦瓦博尔格（Sveaborg）一个清贫之家，而在奔萨省（Penza）的僻远城市舍姆巴尔（Chembar）长大。父亲为海军医生，退休后自家开业，生意寥落，终日酗酒。别林斯基长成一个瘦削、患有肺病、过度严肃、身躯佝缩的小男孩，年少而老气，不苟言笑、遇事死命认真，随即以专心文学，又以酷爱真理，凡真理所关，峻切不苟，不论场合、勇往直前，而早得学校教师注意。他前往莫斯科大学，是接受政府补助的清寒学生。当时莫斯科大学仍是士绅与贵族的大本营，他在其中经历赤贫的寒门学子照例不免的困厄箏锪以后，遭受退学，退学原因至今不明，不过，欠缺扎实知识，以及一篇宣斥农农奴制度的剧本，大概有关。这篇剧本至今存世，是一篇劣作，纳杰日金（纳杰日金所编刊物即为一八三六年因刊载恰达耶夫《哲学书简》而遭查禁的《望远镜》。案发以后，他被放逐。——译注）对别林斯基明显的严肃态度与文学热情印象深刻，自认在此人身上察得灵感的火花，于是约他撰写评论。自一八三五年起，以迄他十三年后去世，各家不同期刊里，别林斯基的文章、短评及书评源源不绝，倾泻而出，使受过教育的俄国人分裂为各种互敌的意见阵营，并且在俄罗斯帝国每个角落成为进步青年的福音。大学生尤其成为他最忠心狂热的信徒。
论外貌，别林斯基身材中等，瘦骨嶙峋，微佝；脸色苍白，麻斑略多，兴奋时容易通红。他患哮喘，容易疲倦，通常一副恹恹之相，形神憔悴，而略嫌冷峻，举止拙稚如农夫，紧张又突兀，生人在前，羞涩、局促、沉闷自闭，知交如年轻激进分子屠格涅夫、包特金、巴枯宁、格拉诺夫斯基在座，则生龙活虎、意气风发。文学或哲学讨论的热烈气氛里，他目光精闪、瞳孔放大、绕室剧谈，声高语疾而意切，咳嗽连连，双臂挥舞。入社会之中，迟拙不安，往往沉默寡言，但耳闻他认为邪恶或油滑不实之语，即凭原则而干预。据赫尔岑证言，遇此情形，他可怕的道德愤怒，有万夫莫当之势。他因辩论而激动之际，最有可观。此处不妨引用赫尔岑一段文字为证：
若无争论之事，除非动怒，否则他木讷寡言；但一旦他觉得受伤、一旦他最珍惜的信念受到碰触而双颊肌肉开始抽搐、开始厉声发言——你真该看看他这时候的样子：他会像一只豹，扑向他的牺牲品，将他片片撕碎，使他狼狈可笑、凄惨可怜，同时，他以惊人的力量与诗意，展开他自己的思想。辩论往往是鲜血由这位病人喉咙喷涌出来而结束；他脸色死白，声气哽噎，双目盯紧他说话的对象，颤抖的手举起手帕捂嘴，打住——形容萎顿，体力不继而崩溃。每逢这些时刻，我对他真是既爱又怜！
叶卡捷琳娜女皇朝廷残存下来的某位衰朽大老邀宴，席上，别林斯基不自拘检，盛赞路易十六之被处决。有人当他面前大放厥词，说：恰达耶夫（一个同情罗马天主教、斥责俄国野蛮的俄国人）在这个国家里，因为侮辱自己民族最珍爱的信念，而被宣布为疯子，非常恰当。别林斯基暗扯赫尔岑衣袖，附耳要他介入，见无动静，终于自己挺身而前，以森冷沉慢的声音说，在更文明的国家，发表这种见解的人有断头台侍候。那位仁兄如遭霹雳，主人大惊，宴席随即不欢而散。不喜极端、厌恶争吵场面的屠格涅夫缺少这种社交上的大无畏，正因此而敬爱别林斯基。
与朋友相处，别林斯基打牌，说平凡的笑话，彻夜高谈，令他们迷醉，也教他们精疲力竭。他不耐寂寞。他因贫极、孤极而娶非偶之妇。一八四八年初夏，死于肺疾。后来，警察头子大表遗憾，恨别林斯基自己死亡，说：“我们本来要他在牢里腐烂。”他三十七或三十八岁去世，方当盛年。
别林斯基生活表面极为单调，实则紧张激烈至于不正常，其中错落着痛切锐利的思想与道德危机，交相侵寻而更加败坏他的身体。他选定的主题——他即使在思想上也分离不开的主题，是文学。中伤他的人指责他在这方面缺乏可信的能力，但是，对于纯属文学的性质，对于文字的音节与节奏及精微曲致，对于意象与诗的象征作用，以及其中纯属感性的情绪，他仍极为敏感。不过，这不是他生命的核心因素。他生命的核心因素是观念的影响力；此处所谓观念，不是单指思想或理性层次上作为判断或理论的所谓观念，而是也许大家比较熟悉、不过也比较难以表达的一种意思的观念。这种意思的观念体现思想，也体现情绪，体现人对内在与外在世界的含蓄与明示态度。这种意思的观念，比意见或甚至原则更广义、更出于持有观念者的内在本质，而且构成、甚至就是一个人对他自己、对外在世界的核心关系综结，可能有深有浅，有真有伪，可能是封闭的、也可能是开放的，可能是盲目的、也可能具有洞识的力量。在有意识及无意识的行为、风格、姿势、行动以及细微的习惯作风里，正如在明言的义理或信仰的告白里，都可以发现这一点。长年在别林斯基心中激起热情、焦虑或憎恶，并且使他长驻于一种有时近乎道德狂乱状态中的，就是人类生活与工作里表现的这层意思的观念与信仰——有人笼统称为意识形态。他热烈地信他所信，整个天性尽付其中，凡有所疑，也同样热烈疑他所疑，凡为问题所苦，则不惜代价，以求答案。至于这些问题是哪些问题，亦可想而知：个人对自己、对其他个人、对社会的恰当关系，人类行动与感觉的动源，人生之目的，尤其艺术家的想像作品以及艺术家的道德目的。
关于别林斯基，一切严肃的问题终归都是道德问题，亦即何物完全可贵、本身即值得追求，亦即何物为惟一值得知道、言说、实践、奋斗——不惜舍生以求——之物。书本或谈话中寻得的观念，他并不先求其本身有趣、可喜，以及思想上重要而可以某种超脱与不偏不倚的方式检验、分析及反省。观念非真即伪，此为首要辨识。伪，则当祛除如恶灵。凡书籍都体现观念，纵使表面上毫无此意，而批评家之首务，即是往书中探索观念。为了演证此点，我想提出一个例子，此例甚为出奇，近乎谲怪，但我认为颇能显明他的手法。他的批评家与传记家不提这个例子，因为这是他一篇小作品。《威克菲尔德的牧师》有个十九世纪法文译本。这个法文译本又有一俄文译本。在他无日或已的杂志写作活动里，别林斯基据此俄文译本，写过一篇短评。这篇短评，起笔十足传统路数，然后口气逐渐恼怒、敌意渐深。别林斯基不喜欢哥尔德斯密斯这部杰作，因为他认为此书伪篡道德事实。他指责说，哥尔德斯密斯假书中牧师之性格，申明冷漠无感、平静愚讷与颟顸无能终究优于斗士、改革者及进取的观念维护者所具备的特质。书中写那位牧师是一单纯之人，满怀基督教的隐忍、不重实际、连连受骗；这天生的善良纯真，哥尔德斯密斯言下之意，既难兼容于而且优越于聪敏、思想及行动。在别林斯基看来，这是个深重、该下地狱的异端看法。凡为书籍，都体现观点，都有其基本的社会、心理、美学假设，而据别林斯基所见，《牧师》的根本义理俗恶与虚伪。基本上，此书荣颂不作人生奋斗，站在人生边缘上，无所执著、洒落不羁，而一入世即为行动之士与邪曲之徒欺诳连累的人；其人物质上失败，但道德上胜利。这，别林斯基大声疾呼，是取媚于非理性主义——是对天下一般资产阶级都执迷深信的“混日子”作风迎合讨好。就此而论，本书不诚不实，以怯懦为比较深刻的智慧，将失败、因循敷衍、姑息求全说成深刻的人生理解。你可以回答别林斯基，说他这讲法荒唐夸张，说他摆在这位可怜牧师肩上的担子重得可笑。但是，他的做法彰示了一种新的社会批评的开始。在文学里，这种批评不是寻找理想的人类或状况“形态”（如早先德国浪漫主义者所为），也不是寻找可以直用于改善人生的伦理工具，而是寻找作者、他的环境或时代或阶级的人生态度。判断文学中的人生态度，亦当如判断生活中的人生态度，首先考察其纯正程度，是否充分照应主题，以及索问其深度、信实、究竟动机。
“我是文人，”他写道，“我说这话，痛苦但自豪而快乐。俄国文学是我的命，我的血。”他出此语，是做为一种道德立场的宣言。本世纪初，激进作家柯罗连科说：“我的国家不是俄国，我的国家是俄国文学。”言下分明维护的，就是别林斯基这种立场。而柯罗连科作此语，是代表一个十分正确地尊奉别林斯基为创始人的运动说话；在这个运动、这个信条看来，只有文学未为俄国的日常生活所出卖，只有在文学里，才存在着正义、自由、真理的希望。
在别林斯基，书与观念乃攸关生与死、攸关得救永生与万劫不复的大事，因此，对书与观念，他的反应无比惨烈凌厉。论气质，他不近宗教，不是自然主义者、唯美主义者，亦非学者。他是道德主义者——彻底世俗而反教权的道德主义者。在他，宗教是对理性的可恶侮辱，神学家是江湖郎中，教会是阴谋。他相信自然、社会与人心中有客观真理可寻。他不是印象主义者，对于人生或艺术，他雅不欲自限于伦理中立的分析，亦不愿自安于不带成见、不含批评的精细描述。这种分析与描述，他曾和托尔斯泰或赫尔岑一样，指为浅薄、一己快意或者轻浮的批评，或者（如果你明知道德真理而宁取外在组织）是刻意作伪而气味可憎的批评。外在组织是外衣；你想了解人生真貌（或者人生的可能变化），则永恒而迫切紧要之事，与虽引人而短暂之物，你必须知所分辨。单单注视、甚至再创弗吉妮亚·伍尔芙所谓我们由生至死皆为所包含的“半透明封袋”（语出弗吉妮亚·伍尔芙《现代小说》一文。“生命……是一个光环，一个半透明的封袋，从意识之始至终，包着我们。”——译注），并不足够；你须得沉入生活的流变的底层，检看大洋底下海床的结构、查验风来风去与潮起潮落的情形，并且不是为检验而检验（没有谁会不关心自己的命运），而是为了掌握自然力量，以便控驭你的船只，以便冒着无尽的苦难而发挥英雄气概，或者冲着无限重大的横阻困厄，航向目标——真理与社会正义；事实上，你也知道（因为此事无可怀疑）这是惟一本身值得寻觅的目标。逗留表层、耗费心力对其性质与你自己的感受从事精益求精的描述，若非道德的白痴，就是刻意的不道德，即非盲目也是懦夫的谎言，而说谎者终必自毁于谎言。惟真理美好，而且真理永远美好，永远不可能丑怖、毁人、苍白或琐屑。真理亦不在外表上。真理在“底下”（如谢林、柏拉图、黑格尔所示）。惟有只关心真理者能获得真理启示，因此，中立、超然、矜慎者看不到真理。惟作道德寄托，不惜舍我所有以发现并辨明真理，使我本身与他人解脱幻觉、习俗与自欺之蔽，以见世界及众人在世界中之天职者，可与论真理。这个当时揭橥、古来首见的信条，就是俄国知识阶层的信条，而当时诸子亦即本此信条，在道德上与政治上反对当局支持者标举的君主专制、东正教义、民族至上三口号。
以其类如卢克莱修或贝多芬的气质，别林斯基作为一个批评家，与同代西方人自然不同。他既非兰多之类古典式专研柏拉图形式的纯粹行家，亦非圣伯夫之类锐利、悲观、已由幻想中觉醒的天才观察家，而是一个痛苦但满怀希望、努力分辨是非真伪的道德主义者。凡遇他以为新颖、可贵、重要甚或真理之事，他当即热烈狂喜，以急促煎迫、全无伦次、激动昂奋的句子，向世人宣告这项发现，仿佛稍待片刻，大势即去，因为游移无主的大众可能分神他顾。此外，传达真理，须出以奋迅喧腾之道，因为以平稳之声口，或将不足显示其攸关重大。在这种充沛横溢之中，别林斯基发现且过誉了几位比较名气不彰，而且鲜有可取的作家与批评家——这些人，如今当然已寂寂无闻。但他也慧眼先识，十分昭显了俄国文学巨星普希金的光彩。他还发掘莱蒙托夫、果戈里、屠格涅夫及陀思妥耶夫斯基，铨评之间，颇中诸家真才实值。至其品藻二流作家如冈察洛夫、格里戈罗维奇、科尔佐夫，更不待论。当然，别林斯基操觚谈文以前，已有人识出普希金为天才作家，但确立普希金重要地位者，是别林斯基。他以十二篇著名文章，论定普希金不仅是天才焕发的诗人，更创造了俄国文学，以及俄国文学的语言、方向和俄国文学在俄国民族生命中的地位。普希金之于文学，犹彼得大帝之于俄国，为激进改革者、破旧立新者，民族传统之死敌兼孝子，外则侵掠前此远不可及之异域、内则整合俄国历史中最深层且最具民族本色之要素——以上这个普希金意象，自别林斯基首创以来，一直支配俄国文坛。别林斯基一贯不懈，以热烈的信念，刻画一位诗人：这位诗人自视为信徒兼先知，颇称公允，因为他的艺术致使俄国社会知觉自身为一精神与政治实体，并连带使它知觉到它可怕的内在冲突、它不合时宜之处、它在国际间的反常地位、它巨大而未尝试用发挥的力量，以及它黯淡而令人忐忑不安的未来。别林斯基多方举例，证实成就此事者为普希金，而非其前辈——御用的俄国精神与俄国国力吹捧着。他前辈中最富文明、才具最高者，如史诗诗人杰尔查文、博孚众望的史学家卡拉姆津，甚或他自己那位宽厚、浪漫、言行温婉、终身和乐可亲的恩师茹科夫斯基，都未有此成就。
文学如此管领人生，一人支配如此巨国的整个意识与想像，是奇特独绝、古今无尔之事，即但丁、莎士比亚、荷马、维吉尔或歌德在其各国意识中所占地位，亦不足比伦。这个非常现象，观者有何感想，另当别论，至于此一现象为别林斯基及其弟子门生所创，则世人至今未有充分认识。他们师徒视普希金为核心巨星，在这道光源辐射的光辉照耀下，俄国人的思想与感受有令人称奇的成长。普希金，这个恣意人生、斯文雅致，而在社交生活中倨傲不群、睥睨世俗、言行奇僻的人，反倒以此为尴尬困窘之事，把棱角尖锐而不投时尚的别林斯基说成“一个怪人，不知为了什么异乎寻常的原因，好像在崇拜我”。他有点儿受惊，又半猜半知他必有话说，起意央他为他主编的刊物写稿，却转念朋友间认为此人不登大雅，于是打消会晤结纳之计。
普希金有势利习性，素常又喜故作贵族附庸风雅之态，而不以职业文人自居。别林斯基原本富于社会性的敏感，普希金此举，正搔中他痛处——恰如他与莱蒙托夫初次谋面，莱蒙托夫作张作致的世故犬儒姿态惹他恼怒。不过，天才当前，别林斯基一切置诸脑后。他忘记普希金的冷漠，他明白，莱蒙托夫那张拜伦面具背后，他那刺人的犬儒主义、那伤人及被伤的欲望底下，是个伟大的抒情诗人、严肃且透辟的批评家、内心痛苦而温和且深刻的人。这些人的天才令他着迷，如中符咒，而无论他自知与否，他其实就是根据他们——尤其普希金——的艺术与人格为尺度，界定他自己关于创作艺术家本有与应有境界的观念。
作为批评家，他终身是德国浪漫主义大师的信徒。他直斥当时法国社会主义者蔚为风尚的说教与功利艺术作用论。“诗没有本身以外的目的。诗就是诗自己的目的，正如真理是诗的目的、善是行动的目的。”同一篇文章稍早，他说：
整个世界，它的……颜色与声音、一切自然与生命形式，都可以是诗的现象；不过，它的本质掩藏于这些表相之中……而以生命的变化使人着迷、使人陶醉……[诗人]是容易感应、容易刺激的有机体，恒常生气活跃，稍一轻触，就放出火花，比他人感受更痛苦、更猛烈品尝乐趣、爱得更狂暴、恨得更激切……
又：
[文学是]自由的灵感所产生的成果；某些人虽非统一地、但有组织地努力……充分表达……民族的精神……显现民族的最隐密深层与脉动……就是文学。
他激烈拒斥乔治·桑与勒鲁所宣扬的以艺术为社会武器的概念：
不要担心观念的体现。你是诗人，你的作品就会在你不知不觉之中含有观念——放心自由信从你的灵感，你的作品就会既合乎道德，又兼得民族性。
这是施莱格尔及其同道说法的回响。别林斯基早岁获此观点，毕生不离。安年科夫说，别林斯基在艺术里寻求他对一切人类需求的“完整”解答——以艺术补全比较不充分的其余经验形式所留下的裂隙；他觉得，不断返取伟大的经典作品，将能使读者更新生命、高贵升华；惟有伟大的经典作品能变化读者的识见，向他启示事物的真正关系，从而解决一切道德与政治问题；他恒常认定伟大的经典作品永远是天机自发而浑然自足的艺术品：其本身自成世界，而不是供作道德或社会宣传的伪劣结构。别林斯基亦曾数易见解，且次次痛苦万分，但他至终相信，求真理者可在艺术——尤其文学——中寻得真理；艺术冲动愈纯粹——作品愈纯属艺术——其所启示之真理愈清晰且深刻；他至终诚信以下浪漫义理：最好、最少掺杂的艺术必然非仅为艺术家个人之表达而已，往往也必然是一个环境、文化、民族性的表现；艺术家是环境、文化、民族的有意识与无意识代言人，无此功能，他琐屑不足道、了无价值，而且也惟有在此功能格局内，他本身人格方具任何意义。别林斯基那些斯拉夫主义敌人不曾否认以上任何一点，他与他们另有歧异。
一切浪漫主义者都执持历史主义，别林斯基固亦不免。但是，有一派这种历史主义者，其宗旨、其专长，是对艺术现象作仔细的批判与历史分析，将一件艺术品或一位艺术家关连于一个准确的社会背景，分析他的作品所受的特定影响，检验并描述他使用的方法，为他某些特殊效果的成败提供心理或历史解释，则别林斯基亦不在此等人之列。这类工作，他的确时或为之；其实，他就是第一位、也是最伟大的俄国文学史家。然而他恶谈细节，赋性不喜唯谨唯慎的学术工作；他读书不主系统，以博涉为尚；他兴奋、狂热疾读、不遑稍辍，读至不堪再读，即纵笔为文。这给他的作品带上一股马不停蹄的活力，但仅恃此活力，难成持平稳当的学术。不过，他对十八世纪的批评，并不如中伤者所言那般盲目且不分皂白而一笔勾销。他评论早先俄国作家，如特列季亚科夫斯基、克姆尼泽、罗蒙诺索夫、冯维辛及德米特利耶夫，铨次优劣，皆各当其分；尤其他论述诗人杰尔查文与寓言作家克雷洛夫，特足为洞识卓见与明澈判断的模范。此外，有几位十八世纪的平庸作者与模仿家，他也使其虚名永隳于一旦。
不过，立定百世不刊的文学评判，非他天才所长。作为文学批评家，他的特质、他在西方几乎无人可比的特质，是对于一切文学印象——无论风格、内容上的印象，他有令人惊异的新鲜与充分反应，而且以热烈的专诚与谨慎，在文字上再造并刻画他所获直即印象的生动本有性质、颜色、形状，以及——最重要者——道德特质。任何时刻，他若想传达一项文学经验，他都用上生命、他整个人，力图捕取该项经验的本质。他有超乎寻常的理解力及陈述力，不过，与其余诸家相较，至少与这方面禀赋相当的批评家如圣伯夫或阿诺德相较，他卓然特异之处，是他的眼光完全直接——可以物我无间称之。几位同代人，屠格涅夫即其一，说他形貌逼肖鹰隼。的确，他常像一只肉食鸟，扑击一位作家，酣畅尽言，将其人片片撕碎。他的论述解说往往流移芜蔓，文体参差不匀，时时冗赘而牵缠不清；他的学养是随兴凑成之物，他遣辞用字颇欠优雅、殊少内在魔力。但是，当他适才量力而为，当他处理与他足堪伯仲的作者，则无论赞美或指斥，所谈无论为观念或人生态度、诗法或成语，他眼光紧切强烈、高论滔滔汹涌、说法截然直即、体验鲜活生动而出以不稍缓解且长驱流贯的气势，今日读来，其劲力万钧而惊心动魄，犹如当日。他自己也说过，要了解一位诗人或思想家，你必须暂时整个浸入他的世界、任令自己受他看法支配、与他的情绪浑同合一，简言之，体悟其经验、信仰及信念。别林斯基其实就是这样“体悟”莎士比亚与普希金、果戈里与乔治·桑、席勒与黑格尔的影响。他精神上的居处有变，态度也随之而变，于是斥其昨日之所美、美其昨日之所斥。后世批评家指他为变色龙，表皮敏感，反应过多，变态过度，是个不可靠的向导，没有持久的内在原则核心，太容易为外物感染，漫无纪律，虽生动活泼且雄言善辩，惜无明定、固实、严谨批判的人格，亦无明确路数，没有可以确指的观点。此论有失公允，与他相知之侪辈，必将无一能丝毫了解这种判断。试求一人于古往今来，其人秉持严格——过于严格——且狭隘的原则，终身对真理有一股了无愆悔、不曾间辍、疯狂热烈的酷爱，不能妥协，苟非其全心彻底相信之事，则暂时且表面的委蛇变通，亦不肯为。若此人可得，别林斯基即是。“人如果不改变其人生观与艺术观，是因为他一意虚荣，而非力求真理。”他说。别林斯基两次根本改变见解，各次都在一场痛苦的危机以后为之。各次改变见解，他都遭受强烈的痛苦，这种痛苦，俄国人似乎特别善于言传。其中经过，别林斯基所记甚为详尽，主要出以信件，而成为俄文里最动人的书简作品。他的心智与感受里有一种严峻不移、不断反躬自省的诚实，近乎英雄气魄。读他这些书信者，当知我此话意思。
别林斯基生平有几个思想立场，他辗转往返其中，每至一处，必穷用其义蕴，然后耗费呕心剔肠的重大功夫，解脱而出，重新奋斗。他不曾造达任何终定或一贯的看法。注重条理格式的传记家将他的思想划分成三数个界线明晰、井然有序而浑成的“时期”，可谓见小失大：别林斯基经常“退回”他早先“放弃”的立场。他的一贯，是道德上的一贯，而不是思想上的一贯。他的哲学工作肇始于一八三〇年代中期，当时他二十三岁。尼古拉一世的警察国家里，心犹未死、良知尚存的青年知识分子率有厌恶与窒息之感，别林斯基亦然。他属于莫斯科年轻哲学家斯坦凯维奇与巴枯宁的圈子，也就采行他们的哲学。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党人起事流产后，当局厉行镇压，唯心主义是这种镇压所引起的反动。出国的年轻一辈俄国知识分子受政府鼓励，前往德国，而非前往路易·菲力普治下民心暗沸、危机重重的法国，竟满怀德国形而上学而回。尘世的生活，物质的存在，尤其政治，令人憎恶，所幸并不重要。惟一要紧的，是精神所创造的理想生活，是想像的巨大建构。借这些建构，人超越挫折重重的物质环境，脱离其卑污，与自然、与上帝合一。西欧历史里可见许多这种崇高成就，强称俄国举得出与此媲美之物，是游谈无据的民主主义谰言。俄国文化（别林斯基在一八三〇年代告诉他的读者）乃人工造做、由外输入之物，普希金崛起以前，都不能与莎士比亚、但丁、歌德及席勒同日而语，甚至无法与伟大的写实作家如司各特及（一切作家之最的）菲尼摩尔·库珀相提并论。所谓俄国民族文学，无非法国模式的二三流模仿之作所形成的可怜一堆复制品的美名，而俄国民歌、民谣及民间史诗比这些仿作更可鄙。至于斯拉夫主义者，他们热爱俄国的旧风俗与旧习惯、热爱传统斯拉夫服饰及传统俄国歌曲与舞蹈、热爱老掉牙的乐器、热爱拜占庭正教的僵化物事、喜欢拿斯拉夫人的精神深度与精神财富同颓废而“正在腐烂”（被迷信与污秽的物质主义腐化）的西方对照——这，是幼稚的虚荣与错觉。拜占庭给人什么？它的嫡裔，即南欧的斯拉夫民族，可以列入全欧洲最死气、最僵滞的民族。在他某篇评论里，别林斯基高喊，要是黑山人明天死光了，这个世界也不会增加丝毫不幸。与十八世纪任一高贵声音相较——一个伏尔泰、一个罗伯斯庇尔——拜占庭和俄国拿得出什么来？只有伟大的彼得，而他属于西方。至于把驯顺而虔诚的农民——独被天恩的神圣愚夫——拿来歌颂，则别林斯基也不同于斯拉夫主义者。他并非出身贵族或绅士世家，而是浸在酒里的小镇医生之子。他没有认为农业浪漫或使人高贵，只认为它使人降志辱格，使人愚蠢。斯拉夫主义者大作浪漫而反动的妄论空言，试图以古老而往往不存在的传统遏阻科学的进步，也使他激愤。而最可鄙之事，莫如虚伪而以廉价哗俗之物取宠的民族主义、以古为美的服饰、仇视外国人，以及破裂彼得大帝胆力过人而辉煌开启的伟大英雄事功。别林斯基的脾气本来极像十八世纪法国百科全书派。他也同他们一样，自始（以及去世之前一段时期）相信，惟开明的专制君主——借着强迫手段造成的教育、技术进步与物质文明——能拯救蒙昧、野蛮的俄国。在一八三七年写给朋友的一封信里，他说：
最要者，你应该抛弃政治，并提防政治对你的思想方式产生影响。在俄国，政治没有意义，只有脑袋空洞之人会同它沾上关系……如果构成俄国的每个人都由爱而臻于完美，那么，不用政治，俄国也会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教育才是获取幸福之路……
同一封信：
彼得是个明证，证明俄国无法自力发展其自由以及其民政结构——这，如同俄国其余诸多事情，须经沙皇之手，始克完成。我们固然尚未拥有权利——不瞒你说，我们是奴隶，但这是因为我们仍然必须当奴隶。俄国是婴儿，需要保姆，这保姆心中满怀对她幼儿的疼爱，而手里一支棍子，幼儿顽皮，就要处罚。让孩子完全自由，会毁了他，给现下状态的俄国一部宪法，会毁掉俄国。在我们的人民，自由……只是为所欲为的意思。解放了的俄国不曾组织议会，只会奔进酒馆，狂饮、摔杯子，把绅士吊死，因为他们刮胡子、穿欧洲衣服……俄国的希望在教育，而不在……立宪与革命……法国经两次革命，结果有宪法，而在这个立宪的法国，思想的自由远远不及独裁专制的普鲁士。
同一封信：
我们的独裁政体给我们完全的思想与反省自由，但限制我们扬声发言和干涉她事务的自由而已。它允许我们从海外进口书籍，而禁止我们翻译或出版这些书籍。这是有理且公正的，因为你知道的东西，农民可能不知道；对你有益的观念，对农民可能要命——他们自然而然会误解……对知道酒如何用法的成人，酒有益处，对儿童可是要命之物，而政治就是酒，在俄国可能会变成鸦片……所以，去他的法国人罢。他们对我们的影响至今有害无益。我们模仿他们的文学，扼杀了自己的文学……德国——德国才是现代人类的耶路撒冷。
即使俄国的民族主义学派，亦未至此极。当是时也，西化程度深如赫尔岑的思想家，遑论温和的自由主义者，如格拉诺夫斯基与卡维林，都准备因势推移，甚至愿意相当认同斯拉夫主义者对俄国传统与固有生活形式的深刻诚挚情感，而别林斯基强硬不屈。西欧，更明确地说，开明专制，乃人类主要成就之所倚。惟西欧有生命力、严谨的科学轨范、哲学真理，而惟赖这些，始有进步可言。斯拉夫主义者已背弃此义。无论动机如何可取，他们终是盲人、盲人的领队。伟大的彼得煞费周章，才将他原始不化的人民由无知的野蛮与积弱中拔出或半拔出来，而此辈无非复陷于此万古泥沼。别林斯基此说，是激进、个人主义、启蒙、反民主之说。苏联作者引经据典，力辩苏联的无情统治精英扮演进步角色。别林斯基这些早期论述颇为他们所用。
同时，巴枯宁已开始对别林斯基宣扬黑格尔。别林斯基不谙德文。巴枯宁一如后来在巴黎向蒲鲁东灌输，此时夜夜向别林斯基宣讲这新兴的客观主义。经过一场可怕的内心挣扎，别林斯基终于皈依这派新的反个人主义信仰。早先，他由斯坦凯维奇的阐释，赏玩过费希特与谢林的唯心主义，结果是他完全离弃政治问题，视政治为一团污秽的琐屑、经验浑沌世界，一道虚妄的障幕——掩蔽障幕外的和谐实在。现在，这已完结、断绝。他移居圣彼得堡，在他新宗教的影响下，于一八三九至一八四〇年间写成两篇著名文章，其一是评论一首诗、兼谈一篇纪念波罗金诺战役周年的散文作品，其二是批评某德国黑格尔学者对歌德的抨击。新的教条说：“凡现实的，就是合理的。”攻击或试图改变现实，是幼稚、浅薄、短视之举。凡存在的，就是这样存在，因为它必须这样存在。有解于此，即能了解万事万物之美与和谐：万事万物都依可解且必然的法则而发生于指定的时间与地点。自然的巨大图式，就像历史的大地毯，展现其文样，在这大图式、大地毯里，一切合适其位。开口批评，仅仅表示你没有向现实调整适应，表示你没有充分了解现实。在别林斯基，并无所谓权宜变通。赫尔岑告诉我们，别林斯基一旦采定一个看法，即：
无畏于任何后果。任何事情，或者道德上的考虑，或者他人的意见，往往吓住比较软弱与比较不那么坚强的人，而都不曾令他止步。他不知畏惧为何物，因为他刚毅而精诚，他良心清白。
他（或巴枯宁）就黑格尔学说所作的诠释，使他深信，静观与了解是精神上优于行动奋斗的态度。于是，他怀着激昂狂热，一头栽入“接受现实”——不过，才两年以后，他又以同样的激昂狂热，抨击寂静主义者，并且呼吁积极抵抗尼古拉一世的可憎行为。
一八三九至一八四〇年间，别林斯基宣布强权即公理；历史本身——无可避免的力量的迈进——使现实变得神圣；独裁专制不得不尔，是神圣的；神的计划迈向一个理想目标，而俄国的现状是这计划的一部分；政府——权力与压制的代表——比人民明智；向政府抗争，无非轻浮、邪恶、徒劳。反抗宇宙力量，永远是自杀。
现实是一只巨怪[他对巴枯宁写道]，长着铁爪、巨嘴与巨颚。她迟早会吞掉每个反抗她、无法同她和平相处的人。要自由——不把她视为可怕的怪物，而把她看成幸福之源——只有一个法子：了解她。 同一封信里，他说：
我曾极端鄙薄现实，现在，认清了它的理性，领悟它一切都不可拒斥，它一切都不可谴责或蔑视，我看着它，浑身颤动着神秘的喜悦。
他又以同样理路，说：
席勒是……我的死敌，我费尽气力，才做到对他发乎恨，而止乎我所能的起码礼数。此恨所为何来呢？
他说，此恨之来，及因席勒的《强盗》、《阴谋与爱情》及《费斯科》“以一种抽象、同地理与历史发展条件毫无关系的社会理想，诱发我心里一股对社会秩序的狂野仇视”。此信所言，与他先前费希特唯心主义那些比较无害的座右铭彼此呼应——那时候，他习常宣称社会恒较个人有理，或者，“个体愈是作为宇宙的个别表达，才愈是真实，而非幻影”。不过，虽云前后呼应，此处在政治上已大失正道。
朋友们震骇之余，无辞以对。这只能说是这位最专志、最无畏的激进派领袖的大背叛。这震骇极为痛苦，在莫斯科竟至于无人讨论。这项脱离将有何效果，别林斯基知之甚明，书信中也直言不讳。不过，他别无可行。他是以一个理性的过程，达到他的结论，倘使要在背叛真理与背叛朋友之间抉择，他必须做个堂堂男子，背叛朋友。他也想到，行此背叛，将为自己引来可怕的巨痛。然则愈思此巨痛，反愈适足以使他认定这项对原则的重大奉献牺牲是逃无可逃的必然。原来，他接受了社会发展与历史迈进的“铁律”，认为这些铁律非仅无可避免，而且公正、理性，具有道德上的解放作用。但是，就在当时以及后来，他兼而又有一股深刻的憎恶在——大则憎恶俄国社会的状况，小则憎恨他本身圈子的状况。
我们的生活[他一八四〇年致阿克萨科夫]，我们要什么样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在哪里？为什么而生活？我们是滞留在社会外面的许多个体，因为俄国不成社会。我们既无政治生活，也没有宗教生活、科学生活和文学生活。无聊、冷漠、挫折、徒劳无果的努力——这就是我们的生活……中国是可厌的国家，但更可厌的，是一个拥有丰富生活资料、欲像软骨病的幼童般撑在铁架子上才站得起来的国家。 救济之道？向当局的权势妥协，即适应“现实”。别林斯基犹如后来许多共产主义者，以自取铐手缚足的沉重桎梏而自傲、以自愿忍受的狭隘与黑暗而自豪。友朋惊骇、厌恶，适足证明我牺牲之巨大——因此，也证明我这项牺牲的壮丽与必要。
这情形维持一年，他就忍无可忍。赫尔岑到圣彼得堡拜访他；乍会之初，场面僵冷，两下里疠促尴尬，然后，别林斯基情绪爆发，不可收拾，承认他信从黑格尔而任气使性，对当局的黑暗反动加以“接受”并歌颂的这一年，是一场沉重的梦魇，供奉的不是真理，而是一种丧心病狂的逻辑。他关心、他从来不曾须臾或忘的，不是历史的过程、不是宇宙的条件、也不是黑格尔的上帝在世界上的庄严迈进，而是芸芸众生的个体生活、自由与希望——他们所受的苦难，没有任何崇高的宇宙和谐能够解释或补救。得此一悟，他未曾反顾。这次的解脱非常巨大：
我痛恨[他致书包特金]我要同一个可鄙的现实和解的可鄙欲望！伟大的席勒万岁——高贵的人性辩士、灿烂的救世之星、使社会脱离血腥传统偏见的解放者！普希金说得好，“理性万岁，但愿黑暗消灭！”现在，我认为人性的人格（the human personality）高于历史、高于社会、高于人类……天啊，想到自己这一向的景况——发烧、疯狂，我悚然而惊。我如今的感受，有如大病初愈……我不会善罢干休，再不会向邪恶的现实委屈求和了。我要在想像的世界里寻求幸福，也只有幻想能使我幸福。至于现实——现实是刽子手。想到由于自己性格上可鄙的理想主义与软弱无能而逞弄的一时之快，我痛苦反侧。天知道，我那深刻而妄纵的信念使我在满腔诚意与盲狂里白纸黑字，说了多么邪恶、恶心的荒唐话！我在寻求真理的路上经过了多么可怕的曲折！为了真理，我付出了多么可怕的代价，犯下了多么可怖的莽撞，而这真理何其苦涩——这世界，尤其我们周遭的世界，多么邪恶！ 同一年里，他写道：
啊，对奋发且高贵、为人类最神圣的权利而流血的法国，我吐出了多么疯狂的瞎说……我已觉醒，回思前梦，不胜恐怖……
关于“精神”的无情迈进，他说（赫尔岑所记）：
我不是为自己而创作，倒是为精神而创作了……真的，它当我是什么样的白痴？我宁可不思不想——“它的”意识干我何事？
此外，神圣的形而上实体，如普遍性、宇宙意识、精神，以及理性的“国家”，等等，他在他一些书信里指斥为抽象、生啖活人的摩洛神。
又过一年，他终于清算大师本人：
黑格尔关于道德的一切言论都纯属瞎说，因为客观的思想境地里并没有道德这回事……即使我达到人类发展之梯的实际顶端，在那时候，我也仍然要[黑格尔]就人生与历史的所有受害者、意外事件与迷信的所有受害者、以及宗教裁判与菲力普二世等等的所有受害者，提出解释；否则，我会把自己头上脚下，笔直摔下来……听说，不和谐是和谐的一个条件。这，喜欢音乐的人可能欣然赞同，但是，从命中不幸要以自家性命来表达这个不和谐成分的人看来，此说可没有这么圆满。
同年，他试图解释这种错乱：
……由于我们了解我们在现实生活里没有生命，由于我们的天性是没有生命就无法生活，所以，我们逃开，逃入书本的世界，开始依照书本而生活、而爱，把生活与爱变成一种职业、一种工作、一项焦心苦虑的劳动……于是，到头来，我们相互厌烦、相互激怒、使彼此疯狂……
走入社会，否则，不如速死！这是我的口号。只要个人还受苦，普遍的东西对我有何意义？当人群在泥沼里打滚，孤独的天才住在天堂里，与我何干？我的人类弟兄、我在基督里的弟兄，只因无知，实际上就变成陌生人、敌人；即使我领悟……艺术或宗教或历史的本质，若不能与他们共享，则此悟亦于我何益？……阴沟里嬉戏的赤脚儿童、衣衫褴褛的穷人、烂醉的车夫、下班的军人、手夹公事包而步履蹒跚的官员、沾沾自喜的军官、倨傲的贵族——这些景象，我都无法忍受。向一名士兵或一位乞丐施舍一文钱，我居然几乎哭出来，一路跑开，仿佛干下了什么可怕的勾当，跑得好像不希望听到自己脚步声似的……世界如此，一个人有权利到艺术或科学里埋首自忘么？
他读了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的作品，变成革命民主派，日益痛斥暴政、无知，以及同胞们禽兽不如的生活。逃脱半知不解的德国形而上学的符咒以后，他有极端解放之感。这次反动，一如往常，是外在形式，至于其所倾吐，则是对个人主义的热烈赞美。在写给友人包特金的一封信里，他指斥他的思想环境不够严肃认真，缺少个人尊严：
……我们是新锡西厄不快乐的安纳卡西斯。为什么我们饥喘、张着大口、赶着对一切有兴趣而不能固守一事、吃尽一切而仍然饥饿？我们彼此相爱，爱得既热且深，而我们是如何表现这友情的？我们曾经彼此兴高采烈、热心、狂喜，而我们又互相怨恨、彼此伤害、彼此轻视……分开稍久，我们思念若渴，想到见面，就热泪盈眶，我们患着相思病，深情款款。一旦相见，我们的会面既冷漠、又疠促难安，往往再分手而无憾悔。向来如此。我们早该停止自欺了……我们的饱学教授是炫学无实的冬烘、社会腐化的一群……我们是孤儿、无国之人……古代世界令人着迷……其生活含有一切伟大、高贵及英勇之事的种子，因为其生活根基是个人的自尊自重，个体的尊严与神圣。
然后，他在一阵狂喜之中，以提比留·格拉古比喻席勒，而将自己并拟于马拉。
人性人格，我恐怕要爱得发狂了。我现在开始像马拉一般爱人类。我相信，只要能使极小一部分人类幸福快乐，我会毫无犹豫，用火和剑毁尽其余。
他只爱雅各宾党人——他们才有成事之效；他要“言行俱及的双刃剑——罗伯斯庇尔与圣鞠斯特一流”，而不取“甜蜜狂喜的掉弄词句——吉伦特党人漂亮的理想主义”。由此，他走向社会主义——马克思以前那种“乌托邦”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别林斯基并无了解，只因它力倡平等，他便趋前拥抱：
……社会主义……观念中的观念、本质中的本质……信仰与科学的终始旨归。有朝一日，没有人会活活烧死、没有人会头颅落地……没有富户、没有穷人，无人是君、无人为臣……[人]都是兄弟。 别林斯基去世多年以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当言：“他相信……社会主义非仅不至于破坏个体人格的自由，反而会在新兴、而且从此至坚不摧的基础上恢复其闻所未闻的光辉。”言下之意，指的就是别林斯基这个神秘灵见。陀思妥耶夫斯基年轻无名之日，本是别林斯基首先识才，告诉他，批评家长篇累牍而徒费无功之事，他以《穷人》一挥而就——他发人所未发，揭露了苍白、受屈辱的俄国小公务员的生活。不过，他本身不喜陀思妥耶夫斯基其人，厌恶他的基督教信念，并刻意以美学上的激词苛论与宗教上渎骂神明之言，对他横施谤刺。他的宗教态度是霍尔巴赫或狄德罗的态度，而且理由相同：“在上帝与宗教这两个字眼里，我只看见黑暗、镣铐和皮鞭。”
一八四七年，天才曾为别林斯基所盛称的果戈里发表一本激烈反自由、反西方的小册子（即前面《俄国与一八四八》所提到的《与友人书简选》。——译注），号召国人重返古老的家长政治、复归于一个精神再生的农奴、地主、沙皇国度。别林斯基怒不可遏。久病虚耗，已至末日阶段的他，由海外驰书，痛责果戈理出卖光明：
……以宗教作掩护、皮鞭为倚恃，虚伪与悖德被当成真理与美德来宣扬的此时，我们不能缄默。
是的，我爱你，就像一个与自己国家以血相亲的人，是全副热情，爱它的希望、它的光荣、它的尊严，以及带领它走上意识、发展与进步之途的伟大领导者……俄国的得救，不在神秘主义、不在唯美主义、也不在虔诚信教，而在教育、文明与人性文化的成就里。她需要的不是讲道（她已经听得太多）、不是祈祷（她已经咕哝太多），而是在人民心中唤起久已埋失于泥沼与污秽中的人性尊严意识。她需要法律与权利——不是教会提倡的，而是合乎常识与正义的法律与权利……结果，她拿出来的不是这些，而是一片恐怖景象，买卖人口，连美国人“黑人不是人”的行话也免了……一个个人自由、荣誉或财产毫无保障的国家；连警察国家也称不上，只是以官吏之偷盗抢劫构成的巨大集团……政府……十分清楚地主怎样对待农民，每年又有多少地主被农奴屠杀……你，提倡皮鞭的教士、宣扬无知的使徒、捍卫蒙昧主义与黑暗反动的斗士、鞑靼生活方式的辩护士——你在干什么？瞧瞧你立足之地罢，你正站在深渊边上。你根据正教而发你的高论，这，我了解，因为正教向来偏爱皮鞭和牢狱、向来对专制独裁五体投地。然而这与基督有何关系？……比起你那班教士、主教、长老、大主教，那个以嬉笑怒骂将欧洲的迷信与无知无文之火扑熄的伏尔泰，当然更是基督之子、基督肉中之肉、骨中之骨……[我们的乡下教士]是粗劣通俗故事的主角……教士往往无非饕餮之徒、守财奴、阿世媚俗之流、寡廉鲜耻之人……我们的教士绝大多数……不是迂腐炫学的烦琐冬烘，就是无知盲目得吓人。只有我们的文学（在野蛮的检查制度下）仍然露出生命与前进运动的信号。此所以我们这般尊崇作家的志向，此所以小小的文学禀赋也能成器，此所以文学职业使炫目的徽章与俗丽的制服黯然失色，此所以一个自由作家即或才力微薄，也激起广大的瞩目，而……出卖天资以服事正教、独裁与民族主义的大诗人，很快丧失众望……俄国民族是对的，看出俄国作家是它仅有的领袖、辩护者，以及将它由俄国的君主专制、东正教义与民族至上的昏天暗地里解放出来的救星。俄国民族可以原谅一本劣书，但不能原谅一本有害的书。
（果戈里在名著《死魂灵》中立志揭露“世人闻所未闻的俄国灵魂富藏”，但书未成而身亡。他梦想这笔富藏、盛称农奴之美德，但他基本理想是要使农奴永保欺侮既有状态，以保此美德，似乎与沙皇政策殊途同归。《与友人书简选》更进一步，判定农民不应该受教育、教士的话比一切书本更有用，并且，对地主再三致意，要他们发挥智慧，善持立场，使农民谨守本分。在对待农奴方面，此书成为最直接明快的保守立场宣言。其中有一段以宗教立论（“俄国人民是世界上最具宗教心的民族”），颇为有名，值得引述，以见一斑：他劝地主“在真理兼合法层次履行地主职责。首先，召集农民，向他们解释你是什么、他们又是什么；说，你是他们上面的地主，并非因为你要统治、当地主，而是因为你已经是地主，因为你生来就是地主，因为你如果变换立场，上帝会惩罚你——因为人人必须以其本分、而非以他人身分服事上帝，正如他们既然在权威下出生，就必须依出身而顺服那个权威，从一而终，因为没有哪个权威不是上帝授予的。说完，你要当场出示福音书，让他们人人眼见为信。其次，告诉他们，你所以强迫他们劳动工作，绝非因为你需钱享乐——为了证明此点，你要当他们面烧掉一些钞票，让他们实际见得金钱对你毫无意义。告诉他们，你强迫他们工作，因为上帝规定人在劳苦和汗水里赚取面包，说完，你要当下把《圣经》那段文字念给他们，好让他们明白。告诉他们全盘真相：上帝要你为村中每个恶棍负责，所以你尽力确保他们不但为你、而且为他们自己而诚实工作；因为你知道、他们也知道，只要农人懒惰，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会变成小偷、醉鬼，他会毁掉他的灵魂，使你没法向上帝交代。讲完每一点，你都要当场拿《圣经》里的话来证实，用手指把上面的字母一个一个指给他们看清楚；要他们在胸前画十字，打躬到地，并且亲吻写明这些话的《圣经》。总而言之，教他们看清楚，你所做关于他们的一切，都是遵承上帝旨意，既不是依照欧洲什么妄念，也不是依据你一己的狂想而来。”引自Nicholas V.Riasahovsky著《农民问题》（‘Afterword：The Problem of the Peasant’），收于Wayne S.Vucinich编《十九世纪俄国的农民》（The Peasant in Nineteenth-Century Russi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8），页276-277。——译注）
他在巴黎向朋友宣读这封信。安年科夫记下这一幕。赫尔岑低声对他说：“这是天才之作。我想，也是他的遗嘱兼最后证言。”这项著名文件成为俄国革命分子的《圣经》。陀思妥耶夫斯基判死罪、发配西伯利亚，就是因为在一个地下讨论圈子里朗读这封信。
最后阶段的别林斯基是人文主义者，是神学与形而上学的敌人、激进民主派，更由其信念极端强力猛烈，而将纯属文学的争辩变成社会与政治运动的开端。屠格涅夫由他说起两类作家：一种作家，他可能有精彩焕发的想像力与创造力，但始终停留在他所属社会的集体经验的外缘上；另一种作家生活在他的社会的核心里，而与这个共同体的情绪和心灵状态产生“有机”关系。别林斯基知道——而只有真正的社会批评家知道——一本书、一个见解、一位作者、一派运动、一整个社会的道德重心何在。俄国社会的核心问题不是政治问题，而是社会与道德问题。聪慧且觉醒了的俄国人最想知道的，是该做什么，如何过个体、个人的生活。屠格涅夫证言，俄国人民从来不曾像一八四〇与一八五〇年代那般关心人生问题、那般不关心纯粹的美学理论。日渐加紧的压制，剩下文学为惟一可以稍稍自由讨论社会问题的媒介。当时，斯拉夫主义者与“西化派”有其重大争论：一方认为俄国仍是未经腐化的精神与社会有机体，以一体共同的爱、天生自然的虔诚、对权威的敬重等无形环节为之密附结合，对此，人为的、“没有灵魂的”西方形式与建制已经造成、而且会继续造成可怕的戕害；“西化派”则认为俄国是一个迟滞不进的半亚洲专制体，连最初步的社会正义与个人自由也无从得见。十九世纪这场使受过教育的俄国人壁垒分裂的决断性争议，主要也就是在欲盖弥彰的文学与哲学辩论里进行。当局权威对双方俱无偏爱，而且，认为任何严肃问题的公开讨论，对现存体制都是一种威胁。当政者持此看法，亦自有道理，不过，如我们现在所知，有效的压制技术，当时尚未发明；于是，这半明半暗的争论持续不断，复由于双方主辩者深切意识到自己的社会出身，社会出身又感染各人的意见与感受品质，因此争论日益尖锐，而且愈来愈个人化。
别林斯基时代，亦即一八三〇与一八四〇年代的俄国，大体还是一个封建社会，工业未兴，某些部分更处于半殖民状态。整个国家以截然划分的界线为基础，农民明别于商人与低级教士，而士绅与贵族隔阂更大。由下一阶层升到上一阶层，虽然非常困难、而且极不常见，但也不是全无可能。不过，要能如此，一个人非特要有格外的精力、格外的野心与才具，更须相当愿意、相当能够抛弃他的过去，在道德、社会、心态上认同上一阶层的环境；这些方面，如果他够努力，上一阶层根据某些条件，就可能愿意接纳他、同化他。十八世纪最出色的俄国人、俄国纯文学与自然科学之父罗蒙诺索夫——“俄国的达芬奇”——出身寒微，但他爬上去，变了一个人。他的作品甚多强健雄壮之处，而毫不原始，绝无乡俚腔调。十八世纪晚期，他拳拳模范当时最精巧繁缛的欧洲——也就是说法国——作风，几乎独立树立了俄国散文与诗的形式传统。到十九世纪前半叶为止，教育、闲暇与素养品味足具而能从事艺术、尤其文学者，惟有社会精英，他们目注西方文坛巨子，心仪手摹，对于大帝国内冷僻角落里农民与匠人传习不辍而技巧想像力俱有可观的传统艺术与手艺，则殊少采撷，即有所取，至多也限于偶尔一点地方色彩。文学为雅致才艺，从事者主要是圣彼得堡的贵族玩票家，以及其附庸，其次是莫斯科一班人——圣彼得堡乃政府大本营，莫斯科所集则是富商，以及比较扎实而旧式的贵族，此辈以厌恶的态度，远观欧化首都里浇薄而世故的气氛。文学大复兴第一世代最具特色的姓名——卡拉姆津与茹科夫斯基、普希金与格利鲍耶陀夫、巴拉滕斯基与维涅维季诺夫、维亚泽姆斯基与沙霍夫斯科伊、雷列耶夫以及两位奥陀耶夫斯基——即属于这个社会阶层。有几位外来的个人也得以加入：批评家兼新闻业者、俄国文学自然主义先驱波列沃依是西伯利亚商人之子；抒情诗人科尔佐夫终身是农民。不过，这些例外对固有的文学传统并无重大影响。社会地位低微的波列沃依，起初十分勇敢，抨击精英阶级，然后，尽抛本色，完全同化于主导集团的风格与方法，终其余生，都是正教与独裁政府一位驯服而戒惧的支持者（虽然仍受尽权威势力的迫害）。科尔佐夫因毕生保留乡间语法风格而驰誉。他的确也不虚其名：一个天才原始人、一个不因名声而败坏的单纯农民。他以他清新而灵动的天资，风靡那些老练世故的沙龙雅集，以他近乎夸张做作的卑微姿态，以他不幸而刻意谦退的生活，感动他那些出身高贵的仰慕者。
别林斯基打破、永远打破了这个传统。他能如此，因为他根据自己的条件，进入社会身份比他高的团体——他不曾捐弃他任何本色。初抵莫斯科的他，是个古怪的乡下人，此后，以迄去世，也一直保留他那个阶级的许多品味、成见与习惯。他生于贫穷，在落后省份一个僻远乡间的荒凉、粗糙未开气氛里成长。莫斯科确曾使他有某种程度的软化、文明化，但他的作品始终保持一个粗朴的核心，以及一个自觉、粗鲁、时或得理不饶人的格调。这种格调一入俄国文学，从此不曾离开。终十九世纪，对不关心政治以及保守的知识阶层那种温文尔雅极不耐烦的政治激进分子，其特征就是这种格调。当革命运动日增紧张，这调子即时或转趋尖锐而激越、时或掩抑而伺机突发。此调之使用，已经成为原则。思想上的过激分子抨击固有秩序的支持者，刻意用这调子为武器；无特权者与受压迫者的领袖决意消灭文雅其名、实则只为现行体制之死气、无用与丧心邪恶作掩饰的小说，也使用粗蛮而挑衅的口气。别林斯基使用这种口气，则是因为这种粗豪刺耳之气原本出于他的天性，同时也因为他博读群书而教育不足，激情风烈，既无传统教养的拘束，也没有天生温和的脾气，而且动辄陷入道德的暴怒，胸中如沸，不义或虚伪之事当前，即不顾时地、不顾何人在旁，抗声疾斥。追随他的人采用这种姿态，因为他们是激愤的一群。于是，这腔调成为新真理的传统腔调，凡说新真理，都须以受辱之痛犹新之感，出以怒气腾腾之口。
就此层次言，别林斯基的真实传人是屠格涅夫《父与子》里的“虚无主义者”巴札洛夫。小说中，那位教养高尚而自负凌人的叔父代表文雅仪态、普希金、以及唯美人生观（屠格涅夫本人自觉相当认同这种人生观，但认同之中不无罪恶感）。他问，青蛙的解剖，以及现代解剖学的其余污秽道具，何以竟然被视为最有趣、最重要之事。巴札洛夫刻意粗鲁倨傲，答说因为它们是“真理”。以这种激烈的警刺，肯定人生与自然中物质事实的至要地位，成为知识阶层间志存反叛的一派的正式口号。他们的责任是：不但说出苦楚难咽的真理，还要尽可能说得大声、粗鲁刺耳、令人不快，更要由此以逾乎常度的残忍，践踏上一代纤巧细致的美学价值，以及运用惊吓战术。敌人为数众多、势力强大、据垒固守，因此，无论其防御工事本身如何可贵或吸引人，真理之道非将之全盘尽破，无以战胜。巴枯宁生前已开始将这个态度发挥到最充分、最具破坏力的境界，但别林斯基本人并未如此；他对艺术经验本身太敏感、对文学天才迷恋太深（不管是无赖或反动分子的文学天才）、又太诚实，无法为无情而无情。但是，对真理抱持不移不惑的、清教徒式的态度；热爱发掘一切事物里丑恶黑暗、难以启齿的一面，坚持此面，不惜任何代价、不惜牺牲文学或社会中任何优美愉快成分，加以认定。因此，专以挑起某种尖锐的反应为宗旨，过分重视、蓄意选用棱角分明、直率露骨、毫不暧昧的措辞——这个特色源出于他，源出于他一人，而且改变了他去世以来百余年间重大政治与艺术争论的风格与内容。
在礼貌、文雅、兴致勃勃、热闹缤纷、社交作风圆熟的莫斯科与彼得堡知识分子社会里，他自始以他特有、不算悦耳的言语说话，时或高声疾呼，而且，此生终了，一直独立、暴烈、拙于适应、甚至满怀今日所谓“阶级意识”；而这个圈子也正以此故，深觉他是制造不安的人，一个难以同化，用放肆不羁的行为威胁这个文明的文学与艺术世界固有传统的外来人、苦行僧、狂热道德家。不过，他保住这种独立，也有代价。他过度发展了他天性里比较粗蛮的一面，时作突兀而不必那么粗糙的判断，对求精求细太欠宽容、对纯粹的美太过疑忌，有时候，更因道德独断失之强横，在艺术与道德上俱成盲目。但是，由于个性极其刚强、语言极其有力、动机极为纯粹而直切，因此（如前面所言），他风格上的粗与拙卒能自成一种修辞立其诚的传统。出身名门、教养高尚的一八四〇年代激进分子摇撼、并终于摧毁了俄国文学“奥古斯都时代”的古典贵族门面。别林斯基这种抗议与反叛的传统，性质与他们迥然不同。他那时代，活动的圈子——或者，他活动的两个重叠圈子——主要由地主士绅的子弟构成。这个贵族出身的反对派后来逐渐失势，出身中层阶级与无产阶级而比较激烈的人物代兴，别林斯基就是这些人最伟大、而且最直接的始祖。
此辈后起左翼作家不免取效他品质上的缺点，尤其遣词用句方面的直野与率易——他们既热烈反叛雅致的纯文学那种细心且往往流于纤巧的品味，则愈直野、愈率易，愈能表示他们鄙视这种品味。不过，六十年代激进的批评家，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或皮萨列夫，其文学上的粗鲁，是刻意为之——他们蓄意以此为武器，抨击唯物主义与自然科学，抨击纯艺术的理想，抨击精致，抨击对社会与人生问题的唯美、非功利态度。别林斯基的情形比较痛苦，也比较令我们感兴趣。他并不是粗糙的唯物主义者，当然更不是功利主义者。他视他的批评志向为本身可贵的目的。他手之所画，即他口之所言，用的是漫无句型、过于冗长、朴拙无饰、急促、纠结的句子——因为他别无更好的表达手段，因为那就是合乎他天性的感觉与思考媒介。
容我再提醒诸位：普希金之前、之后数十载间，俄国文学几乎专限于上层与中层阶级的“觉醒”分子从事，且以倚傍外国为得计——特别是法国、后来为德国，至其特征，则是以完全超乎常例的敏感，追求风格，经营细腻的情绪。而别林斯基对艺术创作过程固不乏洞识，但他所关注的，主要是社会与道德之事。他是传道家，热烈讲道，并非时时能控制自己的口气与腔调。复由于我手写我口，故嘎嘎不驯、偶尔尖利刺耳的语调，一皆形诸笔端。普希金那班朋友——美学家、文坛当道者——本能上就畏避这个嘈切絮聒、兴奋狂热、教育残缺的伧夫俗物。于此，对他们的辉煌成就全心钦佩、仰慕无极的别林斯基引为剧痛（他的确常遭蔑刺），有折辱之感。然而他无法改变他的天性，也无法改变、修饰或略过他见而痛心、但往往看得无比清楚的真理。他极重自尊，而且已献身于一项大义。这项大义是：忠于不加粉饰的真理。他愿为此而生，也可以为此而死。
文学精英，普希金那班朋友，亦即当时所谓阿尔札马斯集团（Arzamas group），在海外因各国对拿破仑之战胜利而学得激进观念，在国内又经历十二月事变这件插曲。但是，这群人大体上仍然保守——政治方面并非事事保守，在社会习惯与气质上却是，而且与朝廷及军方有相当联系，深怀爱国主义。别林斯基视此为退化作风，认其违背科学与教育之光。他相信，西方科技进步，俄国有待学习之处多于可以教人之处；斯拉夫主义运动是浪漫的幻觉，论其极端，更是盲目的民族自大狂；欲起俄国于落后状态，西方艺术、科学及其文明开化的生活形式是首要、惟一希望。赫尔岑、巴枯宁、格拉诺夫斯基当然也如此相信，但他们受过半西方教育，旅居海外，与文明的法国人或德国人结成社会或个人关系，驾轻就熟而惬意自如。连喜说西方了无价值与颓废堕落的斯拉夫主义者，他们走访柏林、巴登巴登、牛津，甚或巴黎，也引为乐事。
别林斯基思想上如此热衷西方，而情感上比他任何同代人都深刻而又痛苦地眷恋着俄国。他不谙外语，非在俄国，无法自由呼吸，居海外，辄感凄惨狼狈而困厄无状。由海路赴德国，甫离本土海岸，他就开始苦苦想家；拉斐尔的《西斯廷圣母》、巴黎的奇景壮观都不足安慰；海外一月，已乡思欲狂。他比他朋友与当代人更真实、更尖锐地体现斯拉夫气质与生活方式里某些无法妥协的成分。他们无论如屠格涅夫，居德国与巴黎则快然自足，在俄国，则郁郁寡欢，或如斯拉夫主义者，日常穿用传统俄国服饰，而读歌德一首诗、席勒一幕悲剧，私心窃喜，过于一切古老俄国民谣或斯拉夫编年史——他们体现这些不妥协成分，都不如他真实、尖锐。思想上的信念与情绪上的需求——偶尔几乎成为肉体上的需求——之间的这种深刻的内在冲突，原是十分俄国本色的痼疾。十九世纪渐进，社会阶级的斗争日益尖锐且明显，使别林斯基饱受折磨的这项矛盾也日益清楚浮现。马克思主义者、土地改革派的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如果既非贵族、亦非大学教授，也就是说，在职业上如果并非某种国际社会的一分子，往往会深怀诚信，向西方敬礼，亦即相信西方的文明，尤其西方科学、技术、政治思想与做法，而一旦被迫去国，则其海外生活却比其他放逐者更痛苦。赫尔岑、屠格涅夫、拉夫洛夫系出绅贵门第，其海外生活即使并非幸福愉快，至少并不特别因为与西方接触而痛苦怨懑。赫尔岑不大喜欢瑞士，尤其不喜欢特维肯汉与伦敦，却宁取此二地，不要尼古拉一世治下的圣彼得堡，况且他与法国及意大利友人结交，甚为愉快。屠格涅夫与维亚尔多夫人同在波吉瓦，似乎尤有过于适意知足而已。然而，别林斯基之不可视为自愿移民，犹如约翰生博士或科贝特。他猛击、怒骂、指斥最神圣的俄国机构，而并不离弃他的国家。他如果坚持下去，囚禁以至于徐缓且痛苦的死亡，势不能免。于此，他必有所知，但他不曾、显然也无法稍微考虑移居俄罗斯帝国边界以外。斯拉夫主义者与反动派是敌人，但是，你必须在本国土地上，才能与他们作战。他无法缄默，也不愿远徙异域。他的头脑亲近西方，而他的心、他多苦多病的身体，亲近无言的农民与小商人群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果戈里丰富而可怕的喜剧想像世界里的居民。赫尔岑谈及西化派对斯拉夫主义者的态度，曾有此说：
对，我们是他们的敌手，但，是很奇特的敌手。我们只有一个爱，而此爱所具形式不同。从早年起，我们就满怀一股强大的、无法解释的、生理上的热烈情感，这情感在他们是对过去的缅怀，在我们是对未来的灵见——一种无限而拥抱我们整个生命的爱：爱俄国人民、爱俄国生活方式、爱俄国形态的心灵。我们像雅奴斯，或者像只双头鹰，往相反方向看，而胸中跳着同样一颗心。 别林斯基并没有挣扎于不能并立的理想之间。他有一个完整的人格。也就是说，有人陷溺于某些感觉，但心中并不尊重这些感觉，于是生出自怜与感伤，而别林斯基相信自己的感觉，因此毫无上述情况而来的自怜与滥情。不过，他内心里有一种分裂：一方面，仰慕西方价值与理想，另方面，对于西方资产阶级与典型西方知识分子的性格与生活形式，同时又深深缺乏同情——简直可说不喜欢，颇欠敬意。这种爱憎交错，乃历史，亦即乃十九世纪俄国知识分子的社会与心理条件所造成，且由下一代激进知识分子继承而更形突出。车尔尼雪夫斯基与涅克拉索夫、民粹主义运动、谋刺亚历山大二世者、甚至列宁，都深有此好恶纠难之情（列宁并未忽视或鄙视西方文化种种贡献，但他在伦敦或巴黎，其异类难合之感，远甚于比较“通常”一型的国际流亡人士）。在相当程度上，这种奇特的爱恨混合至今仍然内涵于俄国对西方的感受之中：一方面，是思想上的尊崇、艳羡、仰慕，以及媲美与凌驾之心；另一方面，是情绪上的敌意、疑忌、鄙视，以及自我拙陋、不受欢迎、不获接纳——结果，对西方价值时或过度自卑，时又妄行嘲弄。今天进入苏联的访客，无人可能不留意到几分这种思想不足而情绪上有优越感的结合。你可以察觉，俄国人认为，西方之自制、聪明、效率、成功，颇可欣羡，然而狭促不灵、冷酷浇薄、器小格卑、精打细算、设限自守，遂至眼光不能博大、情怀无法宽豁，偶逢必要之时，既不肯让情绪腾涨决堤，迎向独特的历史挑战，亦不能有尽抛顾虑、放胆施为的反应，因此，沦于永远不知生命的充分绽放为何物。
单论这种情绪意气的兴动自发与慷慨热烈的理想主义，已足使别林斯基有异于他那些比较讲究方法的传人。他不同于后来的激进分子，他本身不是功利主义者，关于艺术，尤其不是。去世以前数年，他主张将科学作更广泛的应用，主张艺术要有更直接的表达，但他毕生不曾相信艺术有预言或传道之责——直接服务社会，告诉社会何事为急务、提供口号、令艺术为某项计划服务。艺术要有这些作用，是六十年代车尔尼雪夫斯基与涅克拉索夫的看法，以及今日卢那察尔斯基、马雅可夫斯基和苏联批评家的看法。别林斯基与高尔基都相信，艺术家的职责是把他才有能力看到并吐露的真理，据他才有的看法，以他才有的说法道出来；秉笔为文之人，无论其为思想家、艺术家，整个职责在此。此外，他相信，由于人生活于社会，而且大致由社会造成，这真理必然大致是社会真理，所以，凡与环境隔绝、凡逃避隔境者、隔绝愈深、逃避愈远，必定愈扭曲真理、背叛真理。据他所见，人、艺术家、公民，是一体的；无论写小说、诗、历史或哲学著作、一首交响曲，或者画一幅画，你都是、都应该是在表现你整个本质，而非仅表现你受过职业训练的一部分，而且，在道德上，你作为一个人，须为你作为艺术家的所作所为负责。真理一而不可分，你举手投足、一言一语，都必须是真理的见证。没有纯属美学的真理，也没有纯属美学的法则。真理、美、道德乃人生属性，无法由其中抽离；思想上虚谬、道德上丑恶之事，艺术上不可能美，反之亦同。他相信，人类的存在是——应该是——真与伪、正义与不义之间一场恒久且险恶的战争，无人有权中立，亦无人有权结交敌人——艺术家尤其无此权利。他向官方民族主义者宣战，因为他们压抑、扭曲、粉饰事实，为此，他被视为不爱国。他指斥老套的温情，严厉陈明其背后未经修饰的真相，为此，他被目为愤世嫉俗。他告诉斯拉夫主义者，抱着空肚子，或者，在一个缺少社会正义、压制基本人权的社会，无法追求内在的自我修养与精神再生，为此，他被视为唯物主义者。
他的生活与人格变成了神话。在许许多多当代人心里，他是一个理想化、严峻、道德洁白无瑕的人物，因此，当局再度容忍提及他的名字以后，大家竞相以热烈的诗文追念他。他树立了文学与人生的关系，所用手法，即使以纯粹艺术为理想、对他观点毫无同情的作家，如列斯科夫、冈察洛夫及屠格涅夫，亦不得不予承认；他们可以拒绝他的义理，但他身去神在的力量迫使他们对他作清楚的交代——假使他们不依从他，如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果戈里，他们至少仍然觉得有必要就此事作个解释。最痛切感到这种解释之必要者，莫过于屠格涅夫。屠格涅夫一面受福楼拜吸引，一面眼前又终日浮现故友的可怕形影。由于无法两面照应，他一生费尽心力，试图让自己、让他的俄国读者相信他在道德上并非站不住脚、他并未出卖或逃避。到一八九〇年代新古典唯美派与象征派由伊凡诺夫、巴利蒙特、安年斯基、勃洛克领导反叛以前，大家在道德与社会宇宙里这样寻找自己的适当位置，一直持续不辍，而成为俄国文学的核心传统。后来的这些运动，成果尽管辉煌，本身并不持久。苏联革命，又恢复别林斯基的宗规与社会性的艺术标准——不过，仅得其粗糙与扭曲的功利形貌而已。
别林斯基所受抨击甚多，自然主义的敌人对他非议尤力，而其中有些说法的确也难以否认。他反复无常，而尽举其热心、严肃、人格完整，亦不足补偿其洞识或思想力量之失。他断言但丁不是诗人；库珀足当莎士比亚；《奥塞罗》为野蛮时代产品；普希金诗作《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幼稚如三岁小儿”，《别尔金小说集》与《童话》毫无可取，《奥涅金》里的塔吉雅娜“道德上还在萌芽期”。关于拉辛、高乃依、巴尔扎克、雨果，他也有同样狂妄莽撞的评语。以上评语，某些是有激于斯拉夫主义者的伪中世纪主义而发，有些是针对他先师纳杰日金及其学派而发的过度尖锐反应——纳杰日金及其学派认为，人生与自然含有很多美好与和谐，处理黑暗、丑恶、荒怪之事，不是艺术之道。但是，以上评语，绝大多数起于他批判力方面的盲目。只因不喜欢不带道德热情的纤巧，他失手痛击出色的诗人巴拉滕斯基，并且抹煞普希金同代一位颇具禀赋的次要诗人——抒情诗人别涅季克托夫，使其埋没半世纪之久。他还怀疑自己误举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天才，他后来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许只是个庸人自扰、患有被迫害妄想症的宗教精神病人。他的批评，品质参差殊甚，艺术理论文章偶现佳构，然而偏枯、矫枉过正，显然在削足适履的德国体系影响下孕育而成，与他以具体、兴发冲动及直截见长的人生与艺术感识格格不入。他文多、话杂，谈论太多无关之事，且出语每每漫无伦次、天真率易，充满无师自通者不够严谨的夸张与半生不熟的独断——“永远兴奋战栗、时时热狂、刻刻遑忙”，凡觉真伪、生死之战危殆之处，他再仆再起、蹭蹬踉跄，有时只带着贫乏可怜的装备，火急赶往接战。他又标榜脱略小家小气、不斤斤于工整条理与学术精确，以不泥于细谨的判断自高，以不拘法度傲人，于是而更加反复叵测。审慎、道德怯懦、思想温文、避免危机，以及设虑周到而妥协求全之人，他一概不能忍受，而以愤蔑交加的冗长拙劣语句肆行抨击。也许他太欠宽容、道德上过于偏执失衡、而且太过放纵一己的感受。他也许不必因为认为歌德的静穆沉潜使人（使他）疯狂，而那般痛恨歌德，亦无需因为波兰文学深具波兰性格、自恋，而那么仇视整个波兰文学。凡此，并非偶然的瑕疵，而是他整个人、他所代表的一切里固有的缺陷。你如果过度不喜欢它们，最后会连带累及他的正面态度。他所以有价值、有他的影响力，亦正由于他缺少艺术上的超脱，而且有意反对艺术上的超脱。由于认为文学是人的所感所思、对人生与社会的看法主张、对人类处境与世界的核心态度的表现，以及人整个生活与活动的理由所在，因此，他以无比深刻的关切，看待文学。一个看法，无论如何怪异，他必尝尽其底蕴、亲身透彻体验，付出神经衰弱的代价，感觉其不足用、甚至完全不灵光以后，才会放弃。真理，纵使所见如电光石火，无论后来如何无趣或苍凉，他都高举于其余目标之上，因此，他传给别人一种真理神圣之感，从而改变了俄国人的批评标准。
由于以炽烈如焚的激情贯注于文学与书籍，他极为重视新观念、新文学方法的出现——尤其文学与人生关系的新观念。由于天生敏感于一切生动与纯正之事，他在俄国改变了批评家对本身志业的观念。他作品的久长效果，则是改变、决断而无可挽回地改变了当时重要青年作家与思想家的道德与社会眼光。他改变了众多俄国人思想与感觉、经验与表达的品质与格调。他在社会影响方面的支配角色反而凌掩他文学批评家的成就。每一时代皆各有其适当传道家与先知申斥其弊端，号召更美好的生活。然而揭示时代最深疾病者不是他们，而是以更痛苦且更艰难的创作、描述与分析为志趣的艺术家与思想家——以切身之经验，体悟社会之道德痛苦者，是诗人、小说家、批评家；是他们，他们的胜利与失败，在影响当世当代的命运，为战斗本身留下最可证信的见证，供有利害关系的后人借鉴取益。涅克拉索夫是禀赋非常的诗人，但他首先是天才传道家、天才宣传家。因此，以空前绝后的清晰、直接、率真之眼看出核心问题者，不是他，而是别林斯基。别林斯基似乎也不曾想到可以不要面对问题的所有意涵，无妨步步谨慎，更细心选择道德与政治立场，甚或超越争战的喧嚣，退藏自安于一种中立而不涉利害的态度。“他不知畏惧为何物，因为他刚毅而精诚；他良心清白”。由于激烈、义无反顾地寄托于一种非常特殊的真理灵见、一套非常特殊的道德原则，作为思想与行动的依归，而使自己与有志追随者付出日益重大的代价，他让下一代惊骇、鼓舞交加。在世之日，他没有受到当局的判决。他祖国的官方后来奉祀他为圣徒，也不能祛除他怀疑与痛苦的幽魂，或平息他义愤填膺的声音。他毕生奋斗的问题，今天比以前更加鲜活——并且，由于他自己努力催动的革命力量所造成的结果，而更紧迫、更险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