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解释一下，
题目中的两句诗，前一句出自倪元璐诗《读徐九一疏草》二首之二，后一句出自潘天寿诗《题青绿山水》。两句作对，不甚工稳，无非想截搭个题目，起个头。
潘天寿先生是画家而兼诗家。其诗与画“异迹而同趣”，大家对此已经说了很多了。既然很难谈出新意，我就想具体一点，讨论一下潘天寿的诗与明末倪元璐（鸿宝）的关系问题。
一九六三年，潘天寿先生自编《诗存》，请八十二岁高龄的张宗祥先生撰序。海宁张宗祥（1882-1965），字阆声，清末举人，民初京师图书馆馆长，文革前任浙江图书馆馆长与西泠印社第三任社长，是文史通儒，书画大家，而尤精鉴赏。其序曰：
其古诗全似昌黎、玉川，其近体又参以倪鸿宝之笔。倪氏以文章经济名，其馀技诗书画皆精，而又大节凛然，予深慕之，为辑全集。而明清诸刊本皆有文无诗。后得诗集，又为采墨迹、地方志补数章，集乃大备。倪诗稜峭险拔，意出人表，予极爱之。今读此集，何其相似之甚也！潘子以画名世界，琢一章曰：“一味霸悍”，其志之所在可知，宜其诗稜峭横肆如此也，喜有素心相同之友，为拉杂序之。 我们知道，潘天寿先生曾经自叙学诗历程：“我早年喜欢李白、李贺的诗。李白的诗才气横溢，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好像是三神山中的神人，真是缥缈无边，难以形容。李贺的诗则僻涩幽怪，往往在至无理中而有至理，至险绝中不离乎人情。后来，我渐渐觉得二李的诗非有特具的才情学养是学习不到的。因而转到杜、韩一路。虽然如此，我仍觉自己的才情功力太浅，而近时却又转到两宋了。”（《潘天寿论画笔录》）从李白、李贺，到陈简斋、杨诚斋，加上杜甫、韩愈，还有连带着的卢仝，是不是就可以勾勒出潘天寿诗所受影响的全貌呢？其实还应该加上黄仲则、龚自珍和倪元璐。以张宗祥先生对潘天寿的了解，他指出其诗与倪元璐的相似，恐怕不是袁行霈《潘天寿诗集注》序中所推测的“阆声先生特标出鸿宝，乃有追溯乡邦诗统之意耶”那么简单吧？我认为，不仅在精神上，而且在文字，潘天寿与倪元璐都有很深的联系。
一九四〇年春，潘天寿任教于在昆明滇池边的国立艺专，写了一首长篇五古《庚辰暮春梦入家祠见倪鸿宝墨迹喜甚醒后即记以诗》，主体部分如下：
蛎壁高巍峨，卷轴垂绢素。 大草腾龙蛇，簪花妙格度。 草草附稿件，勾添不解句。 一联寻丈馀，涂抹亦增注。 古韵出金石，隽逸迥天趣。 一波一磔间，坚如生铁铸。 中有额方方，画栋悬辉煌。 照眼是何字，骈列大与堂。 力可拔千山，气可吞银潢。 惊喜无所似，高呼类楚狂。 此是谁家书，有明倪上虞。 抗疏击异党，不惮多佞谀。 要典毁三朝，制实复制虚。 刚正侔元化，生死外身躯。 剑器书法通，画法宁殊途。 有时貌作山，仙海浮方壶。 有时顽为石，馀剩女娲炉。 细竹侣长松，清冷秋萧疏。 上虞诗亦虎，画以诗为主。 平淡出层奇，云林一门户。 我本百不能，也读十石鼓。 泰山与琅琊，百汉以为辅。 闯入武梁祠，鸦涂墨寒雨， 曾象孔子车，曾仪尧舜禹。 未能获皮毛，岂仅远输古。 徒以不下人，倔强撑一肚。 安得上广寒，乞借吴刚斧。
倪元璐（1593-1644），号鸿宝，浙江上虞人，天启二年（1622）与黄道周、王铎同年进士，历官翰林院编修、侍讲，南京国子监司业、祭酒，兵部右侍郎，户部尚书。他是明末有名的忠臣，潘天寿此诗概括了其主要事迹：“抗疏击异党，不惮多佞谀。”指崇祯元年，倪元璐一再上疏，排击魏忠贤遗党杨维垣，颂东林而伸正气，致使清议渐明，好人进用。“要典毁三朝，制实复制虚”，指倪元璐为翰林院侍讲，请毁《三朝要典》，以其为魏氏之私书。崇祯帝命礼部会词臣详议，遂焚其板。忠贤党徒大哭，而天下笑。为南京司业，又上制实与制虚各八策。“刚正侔元化，生死外身躯”，指崇祯十五年（1642）闻清兵入寇，畿辅震惊，赋闲家居已七年的倪元璐毁家纾难，招募三百死士驰赴京师，如灯蛾扑火然。两年后李自成陷京师，倪元璐束带拜阙，自缢殉国。
倪元璐于明末，不仅直声动四方，书法也名重一时，与黄道周、王铎鼎足而三。他行草极超逸，行书也如康有为所言，“新理异态尤多”。他那展现强烈个性的书风，潘天寿此诗已竭力描画：“古韵出金石，隽逸迥天趣。一波一磔间，坚如生铁铸。中有额方方，画栋悬辉煌。照眼是何字，骈列大与堂。力可拔千山，气可吞银潢。”
但倪元璐也能诗，诗名为其人品与书名所掩。他存诗不多，四库全书本《倪文贞诗集》二卷，存诗不过二百八十首，且间有阑入者，如“绿泛新醅酒，红添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一首。《四库提要》称其“诗集颇多散佚”，比如《明诗别裁集》收入的倪元璐《皇极门颁历作》“凤闕开彤旭，猊炉散紫烟”一诗，伍崇曜的《粤雅堂丛书》重刻倪文正公年谱跋，特地拈出此诗且称其“最为典重”，而诗集失收。所以，一生精勤抄书的张宗祥，特地从书画与方志中补辑数章，集乃大备，可惜似未付梓。
张宗祥序潘天寿诗存，既然得出潘诗与倪诗“何其相似之甚也”的结论，以张氏诗学之精，腹笥之广，当非泛泛应景语。首先，倪元璐的诗像他的字一样，锋棱外露，又筋力内敛；结体遒密，而风神俊朗。他善于用典，而且用得十分浑成，如“深源宁作我，烛武不如人”（《四十初度》之二，用殷浩“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和烛之武“臣之壮也，犹不如人，今老矣，无能为也已”的故事）。但也兼采口语熟语入诗，并造成警句：“独饶识具三毛颊，不合时宜一肚皮。”（《送姚孟长前辈赴南中》）“老夫自避一头地，仙子群移六甲厨。”（《小愈后吴淡人诸君移尊过斋作文字饮》）“糊涂争大小，视听入希夷。”（《念五日大雾》）“谋以肉而鄙，人因痴迺肥。”（《野食》）“似贫非是病，惟瘦胜于肥。”（《体秋》）
论者都说潘天寿诗与其画一样，都是雄强一路，其实是他那些句式奇崛而参差的古体给人造成的印象，接受的是韩愈和卢仝的影响，正是“一味霸悍”。真正成熟的是潘诗中的七律，而倪元璐诗也以七律最为可观。把两家的七律诗比并来读，有时的确会给人“似曾相识”之感。如潘天寿的《寂寥》云：
剩有寂寥是耶非，纸窗板屋雨霏霏。 梅边消息春偏晚，帘外呢喃燕久稀。 不入时缘从我好，聊安懒未与心违。 矢弓我马离离古，并与周车猎一围。 末句自然是从李商隐《北齐》之二的“晋阳已陷休回顾，更请君王猎一围”来，但更直接的背景恐怕是倪元璐的《九日登山》：
使得一天红叶飞，青山略较白云肥。 更无写意图如此，岂有登髙赋者非。 招五大夫松共饮，勅六从事酒无归。 醉来不觉身为蝶，去与黄花打一围。 潘天寿的《寂寥》是一九四〇年作于昆明滇池边的安江村，正是梦见倪氏墨迹醒后记诗的暮春稍后的梅雨季节。我相信，在此前后一段时间，潘天寿浸淫于倪元璐的文字颇深，故“能以精诚致魂魄”也。下面是作于同年的《猛忆》：
何年归卧有柴扉？所计无多未尽非。 涉世已疲牛马走，点睛为破壁龙飞。 碑寻碧落书凝指，梦酽乌程香满衣。 猛忆梅花分外好，月华孤屿影依稀。 字面上可以看见龚自珍“猛忆儿时心力异，一灯红接混茫前”的影子，但对照倪元璐《自笑》一诗，另一重痕迹就出来了：
千风吹不散梅酸，端的头陀现宰官。 太史公元牛马走，中黄伯作虎猱观。 最平下笔偏趋险，极怒逢山即转欢。 世事方圆无是处，从教八角磨为盘。 宋明人每以太史公的“牛马走”作对，如谢肇淛赠钱谦益诗有“老去自惭牛马走，书来犹问鹿麋群”一联（见《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下）。但潘天寿料应不及见此，他的“涉世已疲牛马走”想必还是取材自倪诗的“太史公元牛马走”吧。
另外，一个明显的文本相似是多用散文体的拗句。以七言为例，“上四下三”的句式是常态，也可细分为“二/二/三”。但诗人有时会力避圆熟，务求生涩，这就容易破格了。吴战垒《濡染大笔何淋漓》说：“潘天寿先生还好用拗句，拗而不使句弱，有劲挺偃蹇之势。”他选了三例，我按照他的意思划分音节如下：“遍/烽烟里/春仍好，落/屋梁间/月正圆。”（《简弗之璧山》）“老/山林外/无魏晋，驱/蛟龙走/耕唐虞。”（《弔吴缶庐》）“不入时缘从我好，聊安懒/未与心违。”（《寂寥》）检视潘天寿诗集，句子的变格还有多处：
木奴千树傲居官，有室/能容膝/便安。（《题山居图》之四）
不道徐黄旧心法，极/波涛处/竞龙蛇。（《题张书·花卉集》二首之二）
待看天河洗兵甲，合/陈抟/好有粗衾。（《睡起》）
毕竟将军能跋扈，撼长城/固/谢毛锥。（《论画绝句》）
前引倪元璐两首诗，《九日登山》中的“更无/写意图/如此，岂有/登高赋者/非。招/五大夫松/共饮，敕/六从事/酒无归”，《自笑》中的“千风/吹不散/梅酸，端的头陀现宰官。太史公/元/牛马走，中黄伯/作/虎猱观”，句格尤奇，而且一奇再奇，可见破格的拗句正是倪元璐的惯技。其馀尚有“三万卷/蟠腹，安能为伏雌”（《读徐九一疏草》二首之二），“帝陵秀/又添/龙护，客路清/惟有/鹤随”（《送唐宜之判凤阳》），“收/七百秫/已了酒，卖/三十饼/不论钱”（《家居即事》），“如此风光便可图，不由雨/不化醍醐”（《雨后行东阿道中》），等等。
潘天寿在《诗与绘画的关系》一文中说过：“在诗的表现上，有关格调、韵律、音节、意趣等等，与绘画表现上的风格、神情、气韵、节奏等等，两者是完全相通的。”他与倪元璐一样写诗好用拗句，一定跟他们的书风和画风有关，因为其笔墨语言都偏向于线条的波磔、节奏的顿挫、气势的吞吐。
有时候，一个字眼就能透露个中消息。比如倪元璐诗好用“肥”字，而且用得非常别致，比如那首《九日登山》的“使得一天红叶飞，青山略较白云肥”。又如：
喜不身如瓠子肥，随风吹上最峨巍。（《登老竹岭》）
茅屋人家红叶飞，天将枯去晚烟肥。（《九日山行便谒禹庙》）
花气淡都如谷水，雨珠肥不过青梅。（《集红酣亭同凌骏甫闵园客赋》）
耄石雏花廵佛案，瘦云肥雨裹禅房。（《宿灵鹫》）
钟老尚能健，松肥喜不痴。（《游鸡鸣山寺》） 第一例的“瓠子肥”正常，最后一例的“松肥”有点怪，其馀如“青山白云肥”“晚烟肥”“雨珠肥”，只能说是诗家的个人癖好。但从画家兼诗人的角度来看，倒也容易解释得通，这不是就用笔墨语言来看待外在物象么？同理，潘天寿诗中也好用一个“肥”字：
海因尘尽波能阔，菜许园肥计未迟。（《简刘振缨云阁昆明》）
翻翻鸥鸟自忘机，眉外斜阳水外肥。（《渔矶罢钓》）
愁心未剪绘屏围，梧叶娇黄梧子肥。（《题秋梧雁来红立轴》二首之二）
春深洞口瑞云飞，画槛浓添碧草肥。（《独游崇寺山桃林》六首之三）
你可以说两人都祖法韩愈《山石》的“芭蕉叶大栀子肥”。但从频率上来看，潘天寿似乎有意无意地在效仿倪元璐诗的字法，还有句法。不止于此，在某些立意上，也可以看出两人的共通之处。如天高我为峰之想，或在想象中反观自身如置画中，在潘天寿已成积习：
以我为峰未可非，歌声天姥听依稀。不稽刘阮胡麻事，有忆长才李布衣。（《登天台莲华峰拜经台作》六首之三）
山青水碧白沙渡，墨气淋漓大写真。不是清湘旧草稿，凭谁着我画中身。（《白沙渡》） 而倪元璐《登香炉峰观石壁》已着先鞭。这是倪元璐诗集中五律部分的第一首，非常显眼：
到顶知山大，他家尽小巫。 试看烟似篆，应予号为炉。 摩诘室安否，稽康书有无。 此原入画格，着我即成图。 以上我从字法和句法的层面上来讨论潘天寿所受倪元璐的可能的影响。显然，潘天寿如此崇仰倪元璐，首先是敬其人，其次是爱其字，最后才是学其诗。也就是从人品，到书风，再到诗格。潘天寿一生刚正，自小在家乡宁海，每天都从纪念方孝孺的“正学坊”、“正学祠”经过，去上“正学小学”。方孝孺世称“正学先生”，潘天寿对这位乡贤，这位大儒，这位“台州式的硬气”的代表人物的敬重是深入到骨子里去的。终其一生，潘天寿都讲求“心正则画正”，其论画语录中对“正气”“人格”的强调比比皆是。以他的“思想正、志向大、胸襟宽、眼光远、修养高”的理想衡之，倪元璐是真正的典范人物。而我也曾钦佩这位文正公的“拎得起，放得下，既执着，又超越”为最不可及。所以说，潘天寿第一是受倪元璐人格魅力和传奇经历的感染，其次是为他打破传统审美理念的遒劲洒脱的书风震骇，最后才是对其诗的心慕手追。
潘天寿当年梦见倪元璐墨迹的故事，犹有可说，因为他的梦可谓一脉相承，简直形成了一个精神谱系。倪元璐年少时，也曾梦见苏轼教他做字。据黄道周题跋：“尝戏问鸿兄：‘少时作何梦晤？’公云：‘吾十四五岁时，尝梦至一亭子，见和仲举袖云：‘吾有十数笔作字未了，今举授君。’”“和仲”是苏轼的字。苏轼恰巧也有过柯勒律治梦中写《忽必烈汗》的经历，《东坡志林》上有记：
元丰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天欲明，梦数吏人持纸一幅，其上题云：请《祭春牛文》。予取笔疾书其上云：“三阳既至，庶草将兴，爰出土牛，以戒农事。衣被丹青之好，本出泥涂；成毁须臾之间，谁为喜愠？”吏微笑曰：“此两句复当有怒者。”旁一吏云：“不妨。此是唤醒他。” 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潘天寿《论画绝句》盛赞高其佩“毕竟将军能跋扈，撼长城固谢毛锥”的指画，《画谈随笔》又谈起它乃是高氏“得梦中之触引”而发明的。高氏曾经特为刻一印曰：“画从梦授，梦自心成。”艺术家积想成梦，其实是精神上高度专注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