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晓初 译
沃尔特·本雅明曾经说过，每一个伟大的作品都消解了一种文类或者开创一个新的文类。但是难道只有杰出作品才拥有创新的特权？如果一个作家写下了几部达到本雅明高标准的作品，也许不是所有作品都算得上伟大，但它们迥异于彼此，对它们的作者而言每一部都是独特的，并且每一部都那么难以被模仿，以致开创出了自己特有的、旋即自我消解的类型？英国作家杰夫·戴尔以创作像钥匙那样只此一件的书为乐。戴尔写过关于爵士乐的半虚构狂想曲《然而，很美》，围绕第一次世界大战写下了《消失在索姆河的士兵》，创作了有关D.H.劳伦斯的传记《一怒之下》，还出版了旅行游记《懒人瑜伽》，没有什么作品能在戴尔这些作品里找到一丝相像之处。你可以看出戴尔受到某些前辈或他人影响的星点痕迹——尼采，罗兰·巴特，托马斯·伯恩哈德，米兰·昆德拉，约翰·伯格，马丁·艾米斯——然而你找不到他的文学子嗣，因为他的文学是如此永动地变换着方向，在能够组成一个家庭之前，它早就移居别处了。他把小说、传记、游记、文化批评、文学理论，还有一种喜剧感的英式唠叨联合了起来。这样的结果理应是一片突变体的遮盖布，但却几乎总成了一份挤眉弄眼的狡黠欢乐。
戴尔个性化的腔调在他写下第六本书《一怒之下》（1997年）时就已经成形——一种走走停停的研究，不知怎的既热情认真又懒散懈怠，作者并不着急去完成他的课题，只是在它周边东张西望，好像一个站在街角的漫无目的的聪明男孩。戴尔本打算写一本关于D.H.劳伦斯的评论集，但是不管他什么时候试图开头，总有些什么事情分散了他的注意。首先，是他对写小说的想法：
尽管我已下定决心要写一本关于劳伦斯的书，但我也决定过要写一本小说，而且虽然说写劳伦斯的决心下得要晚一点，但它也并没有完全替代掉早先的那个决心。起先我胸怀大志打算两本都写，但是这双份的愿望把对方互相消磨到我没有动力写任何一本的程度了。 接下来又一个问题来了，去哪儿写——或者，也可以说，没法动笔写——那本关于劳伦斯的书：“其中一个原因，事实上，之所以不可能开始劳伦斯的评论也无法开始写那本小说是因为我对住哪里这个问题投入了太多的思考。我可以住在任何地方，我所要做的就是选择——但是做选择是不可能的因为我可以住在任何地方。”
戴尔去了罗马，他的女朋友住在那里，但是罗马太热了一点儿工作都没法干，这对情侣于是躲到了希腊一座岛屿上。不过也没有好多少。读里尔克都让他心烦意乱，第一次读到时他是多激动啊，但是在这里，读里尔克都显得太多了：“我打算过，每天早上当我在劳伦斯那本书上完成了一定量的工作，下午我就会用来打网球，但是那儿没有球场，所以，过完了没有写劳伦斯评论、没有读里尔克的早晨以后，我的下午也没有用来打网球。”托马斯·伯恩哈德的读者可以认出一种展现绝望的眼熟的戏法，每一个可能性都被它的对立面蒙上了阴影，而任何一件事都不可能完成，因为每一件都一直在不断地重新开始。
伯恩哈德十分有趣，但是绝望——尤其是自杀和崩溃的紧迫压力——自始至终摆在眼前。戴尔的有趣更从容不迫，更轻，《一怒之下》展示了一次看似不可能的、对伯恩哈德这位奥地利作家的英国化。和戴尔晚一些的作品一样——《忘情巴黎》（1998年）写的是两个二十多岁的英国人跑来巴黎什么正经事儿也没完成（当然，其中一位来到巴黎显然是为了写他的小说），《懒人瑜伽》（2003年）是一系列坐标在泰国、法国、利比亚、意大利等等地方的散文——《一怒之下》也是一部美味的、让人目瞪口呆的不羁之作。对伯恩哈德来说，是难以释怀的内心活动为作品设置了障碍；对戴尔的人物来说，障碍是无聊所拥有的消极自由。不去写总是要比去写简单许多，而且不去写至少可以让一个人保留了某事某刻再提笔去写的选择权。但是，一旦一个人完全不做任何事，那么那种难耐的感觉打击起人来也不比被监禁自由多少，被无边无际的可能性团团围住——“做选择是不可能的因为我可以住在任何地方。”在戴尔悲惨的自相抵消的世界里，即使静止也是一种活动，而生活就变成了一种“厌烦做瑜伽的人做的瑜伽”（《懒人瑜伽》）。在罗马（《懒人瑜伽》一书中有几篇好玩的文章背景在此地），或者在巴黎，或者随便什么地方，真的，生活渐渐缩小至静止：“可做的事情越来越少，非常好，因为不管做什么事，我所拥有的精力也越来越少。”
另一方面，戴尔过去十年的作品似乎是与后现代主义越来越接近了。宏大的姿态不过一场空，代替繁重工作或努力思考的，有性有药物有酒吧派对，还有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音乐。所有事情都遥遥无期，姗姗来迟，沉思状地模棱两可着。弥涅耳瓦女神的猫头鹰就快要扇不动自己的翅膀——因为它毫无疑问已经变成了一只胖胖的城中鸽子，在咖啡馆间四处溜达寻觅着文化剩汤。这些作品好似蓬皮杜中心一样，把自己的内里翻到外面来，展示着自己的内部构造。关于劳伦斯的那本书变成了一本有关没法动笔写劳伦斯的书；一份关于古迹废墟的设计研究（在《懒人瑜伽》中被提到）进行不下去——“这样一本书早晚有一天会躺进关于我的废墟里”。但是当然了，戴尔的书都写下来了：关于无聊的有趣之书，关于失败的成功之书，关于不完整的完满之书。并且我们可以看出，戴尔绝不是在扮演一个悠闲的讽刺的自然主义角色，他实际上是一个真正的当代浪漫主义者，一个继承了罗兰·巴特和尼采衣钵的浪子（不过加了一点点金斯利·艾米斯酸酸的英国味儿），热切地想要亲身经历一切可能，去旅行去爱去认识新朋友，并且对写作和阅读持谨慎态度，因为尽管他们保鲜了如上经历，但他们与之相隔着一段模仿的距离。这位浪漫主义者的难题是，为了有东西可写，他必须去生活——也就是说，不在写作状态中。D.H.劳伦斯，这位原始的朝圣者，成为戴尔的伟大榜样不是没原因的。
因此戴尔把人生中的大部分时间花在了路上——伦敦，巴黎，罗马，牛津，新奥尔良，纽约——而他大部分最好的作品也是在旅行的刺激下产生的。他在《一怒之下》滑稽地向徒劳无果接近，但这种英式幽默也不能掩盖情感的强烈。有一次，他写道，他发现自己走在一条北伦敦的马路上，朱利安·巴恩斯就住这条街：“我没有看见他，但我知道，这些宽敞舒适的大房子里一定有一栋，朱利安·巴恩斯正坐在里面属于他自己的书桌前，工作着，就像他每天都做的一样。这似乎是一种对生命的无法容忍的浪费，尤其对一个作家的生命来说，坐在书桌前，在这样一条正派沉闷的北伦敦马路上。奇怪的是，这看起来似乎是对作家的观念的一种背叛。”用一个人的生命写作是对作家生命的背叛：戴尔知道这是一个疯癫的悖论，就连浪漫主义者们都得坐在无聊的书桌前写作，但他宁可留着自己破旧不堪的悖论，也不要巴恩斯整洁的一致性。
于是他从书桌旁起身，登上飞机或者上了船。他颇为赞同地引用了丽贝卡·韦斯特对劳伦斯的描述，如何每到一地——比如说佛罗伦萨——就马上开始着手写它，即使他几乎不太了解这个地方：“他写的是那一刻自己灵魂的状态……他只能用象征性的手法加以呈现；而佛罗伦萨城和其他任何城市一样，是一个好符号。”戴尔有着顽皮书名的新书《杰夫在威尼斯，死亡在瓦拉纳西》，说是一本小说但其实由两个长故事组成，一个发生在威尼斯，一个设定在恒河岸边的印度圣城瓦拉纳西（又名贝拿勒斯或柯枝）。这两个故事有一定虚构上的联系，而它们各自的主角——一个英国中年记者，被工作指派到其中一个城市——和杰夫·戴尔并不完全相同。此杰夫不是彼杰夫。然而这两个故事仍像是故意为之的，在虚构性上进进出出；他们是融合了散文、旅行纪录片、虚构故事的戴尔式的混合体，作者灵魂中的那位维罗妮卡在这两篇故事背后隐隐闪现。（一则注释告诉我们，作者去过瓦拉纳西，且三次赴威尼斯双年展。）
“杰夫在威尼斯”里的中心人物杰夫·阿特曼，是一位在艺术领域工作的伦敦记者。他厌恶自己的工作，在痛苦地拖延中越陷越深：“回到家里，回到书桌旁，那个永恒的问题又冒了出来：这个活儿他还能撑多久？每次两分钟，但是情况有变，这两分钟要增加——要被来来去去的电子邮件打断——一直加上去。天哪，这么谋生简直太惨啦。”他去威尼斯报道双年展，就这样开始了一场对托马斯·曼那篇著名小说有趣的不知疲倦的呼应。一如托马斯·曼笔下不苟言笑的著名作家古斯塔夫·冯·阿申巴赫，年已四十五岁、一点儿也不著名的杰夫眼见着头发都灰了，也去把头发染回了黑色。和阿申巴赫一样，杰夫·阿特曼（这个姓在印度语里意指“灵魂”或“自我”）在威尼斯跟踪观察着一位心爱的对象——在他的故事里，不再是纤弱美少年而是一位漂亮性感名叫劳拉的美国女子，她在自己髋骨位置纹了一只海豚。这两个人纠缠到了一起，做了很多次爱，吸了数目可观的可卡因。
戴尔故事里的每一个动机都在对托马斯严肃自矜的阿波罗崇拜一脸冷笑地进行着颠覆破坏。威尼斯是它自身的倒影，这座城市不过是一个巨大的装置艺术：“几百年来的每一天，威尼斯从梦中醒来，给自己穿上一身戏服，假装是一片真实的土地，哪怕每一个人都知道，它只不过为了游客而存在。”艺术评论家、艺术家还有食客们组成的旅行团昂扬着酒神狂欢精神来到这里：“你来到威尼斯，你看了一大堆艺术，你去派对，你劈头盖脸一顿狂饮，你站那儿废话连着说上几个钟头，然后你滚回伦敦，带着攒了一天又一天的宿醉，肝脏损伤，一本没做什么笔记的笔记本，还有嘴上那个大疱疹一等一的刺痛。”也许这些派对它们本身就是一种装置：“本说他得到可靠消息称下午晚些时候在委内瑞拉馆，巧克力浇蟑螂会端上餐桌。”杰夫琢磨着，“完美的装置可以是一间夜店，人山人海，沸腾音乐，灯光，水烟——也许还投了点儿麻醉药品在里面。你可以就把它叫作夜店，然后如果你让它每天二十四小时连轴转，它就可以成为双年展最大的热点。”
追根究底，“杰夫在威尼斯”里一直在开的玩笑是：如果阿申巴赫得到了年轻的塔齐奥并以酒神狂欢的方式与他交往，会发生什么？性是否可以战胜死亡？（托马斯·曼的小说以塔齐奥似有似无地回头示意那位高龄好色之徒作结，老人从他的躺椅上坐起来一点又倒了回去，之后便死了；字面上说他的确是起不来了。）非常后现代的杰夫·阿特曼给一本名叫《文华》的杂志写稿，不过他会说些《文华》的坏话——为了听上去显得劳伦斯一点儿。戴尔故事里的愤世嫉俗如果滑稽得不是那么粗鲁，或者小说不拿托马斯·曼遮遮掩掩的理想主义开玩笑，那么这种愤世嫉俗便显得根基不牢了。戴尔像是要说，这便是将近一个世纪以来发生在我们身上的变化，从托马斯·曼小说所处的年代算起——“那时候谁也无法相信今后将会有这么一个时代，当所有人关心的东西成了免费畅吃的意大利肉酱饭，成了他们在花园里大口灌下的免费贝利尼鸡尾酒。”
当“杰夫在威尼斯”里的道德空虚被它的另一半“死亡在瓦拉纳西”解救了出来，这份空虚显得更加灾难化了。第一个故事是性和肉欲的一次涨潮；后一个故事则被掌管生死的圣河恒河掌管了。第一个故事用肉体欢娱把自己喂饱；第二个把那些诱惑从自己身上清空了（没有性，几乎不喝酒，虽然还是有一点药物使用）。这个故事由一个不具名的中年记者充当叙述者，他可以是也可以不是杰夫·阿特曼（或杰夫·戴尔，就此故事而言），他来到印度教朝圣的圣地之一瓦拉纳西，为伦敦某报撰写一篇稿件。和之前威尼斯的故事以及托马斯·曼的威尼斯小说都有些许关联。印度人相信，如果一个人死了并在瓦拉纳西火化，那么就可以摆脱轮回或转世之苦。所以这么一来，瓦拉纳西便是某种崇高神圣的火葬场，而恒河几乎被骨灰阻塞住了。阿申巴赫从字面上拆开看，是“灰的溪”。和在威尼斯的情况差不多，主角是一个观光客式的旅行者。他在城里一落脚，立即朝着燃烧的恒河出发：“那就是我急着要去的地方，我要去看尸体是怎么被烧掉的。（每到一个新地方就径直去做所有人都会做的事，这也没什么好指摘。）”他试图研究研究印度教，但没看不懂。不管怎么样，他接受了“功德”这一概念，即“你向一位神祈求得越多，你在心里想象他越多，那么他的神力便会越大，而你就更容易见到神。”这与阿特曼对劳拉的欲望，以及阿申巴赫凝视天神下凡似的塔齐奥之间明显的关联，戴尔不需要直接挑明。并且，和在威尼斯一样，几乎所有东西都可以看起来像个装置艺术，甚至从人力车上看到的一堆垃圾也是：
几头看上去很快乐的猪在一大堆垃圾里拱来拱去。垃圾堆中已经有一部分被压缩成一坨黑焦油似的玩意儿，一片污秽凝结的沉渣，纯净的污秽，没受污染的污秽，没有掺杂任何不纯物的污秽……最上面是一片烂了的金盏花、湿透的纸板箱（不要小看它别想当然把它视为卡路里来源）和新鲜粪便（同上）。几个蓝色塑料袋为这一切增添了一丝张力十足的装饰感。这一大堆以其独特的方式构成了一个很有潜力的旅游景点，是对经典的污秽概念的一次当代呈现。我很激动，很想请司机停车能让我好好看上一眼，说不定再拍个照。 威尼斯激发了阿特曼粗俗的反叛，瓦拉纳西则勾引出了戴尔深度描述的天赋。在其中有他绝妙的观察反映，充满刺激和趣味。一个圣人留着的胡子“看起来像是用某种长毛动物的毛皮做的，这种动物来源神秘，濒临完全衰亡和绝种”。女人“穿着红的黄的纱丽闪烁而过，像有自重的摇曳火焰”。在一个非常好笑的场景里，叙述者正走在一条狭窄小巷里，一头牛从旁挤开了他。牛尾巴“在粪里浸得透透的好像一杆在油彩里浸湿的画家之笔。不能只因为我有个干净漂亮的屁股而她是一头满屁股沾满牛粪的牛就一定意味着在上辈子我不是她——或她不是我。我们可以在一瞬间对掉角色。你持有的伟大的‘轮回牌’（纳斯达克上市）股票，其估值能升也能贬”。仿佛想到一块儿去了，这头牛抬起自己沾满牛粪的尾巴扫了扫叙述者的嘴巴。
出乎意料，也出乎威尼斯故事的原本走向，瓦拉纳西居然对英国记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原本只预订了五晚房间，结果他换了一个酒店继续俯瞰恒河又待上了好几个礼拜。时间涣然消失。他丢失了护照。他把头发眉毛都剃掉，像一个印度苦行僧，还开始缠起了腰布。他在骨灰弥漫的恒河游泳。刚去没多久的时候，他曾见到一条糟糕得吓人的狗，满身是伤疤只能整天都抓挠着自己，“痒和挠痒的可怕轮回，痒和挠痒”。读者不禁会想到“杰夫在威尼斯”，一个关于上了瘾的“挠痒和痒”的故事。在“死亡在瓦拉纳西”结尾，叙述者似乎从所有的挠痒和痒中找到了一种宗教上的平静：“我并没有遁入空门；我只是对这个世界的某些部分越来越没有兴趣，与它的关系也没那么密切了。”
这种宗教意味的自我倾空在戴尔一贯热闹且世俗的作品中显得像一个意外的转变。但实际上，关于无聊的形而上学自然而然地一路通向了关于平静的形而上学。在早一些的作品中，戴尔笔下的人物没法动笔写不是因为他们疏于写作而是因为他们太想写了。消极的自由表达了对完成的恐惧；如果你从来没有开始一项工作，那么至少意味着你没有完成它的机会。完成某件事情某些方面来说也即让它消失；不开始行动是针对损失做出的先发制人，一种为尚未消亡之物所唱的挽歌。（有趣的是，戴尔颇有兴致地再三围绕着墓志铭动笔——废墟、墓地还有照片，都是某个冻结瞬间的墓志铭。）是时间把我们完成，是时间迫使我们进入无休止的重复，无聊的、被习惯钳制的重复。旅行、性和药物——戴尔循环往复的乐趣——是逃避时间的办法，是时间之外的片刻。“有那么几分钟一切皆有可能”，对于在罗马嗑高，戴尔这么写。嗑高这事儿，杰夫·阿特曼觉得，“就像他渴望从生活中得到的一切的浓缩版本”。嗑高或可被视为消极自由的最大值，在那个程度一切真的可以变成纯粹可能。“无聊”，哲学家、格言家E.M.齐奥朗（萧沆）写道，“虽然有个轻浮的坏名声，但是它让我们得以一瞥那个无底深渊，那儿源源向外涌着对祈祷的需要。”杰夫·戴尔正是把他的叙述者留在了此处，虔诚地祈祷着能自无聊之上，触底回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