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含翠篠娟娟净
——杜甫
浩荡忽迷神
——韩愈
簌簌衣巾落枣花
——苏轼
马克斯·恩斯特画了一座花园。画作完成后，他发现他忘了画一棵树。于是，他立即将花园里的那棵树砍掉。
——让·波德里亚
深刻的景貌容易消隐。
——维特根斯坦
镍白的月亮
周簌
那么多镍白的月亮
掉入清晨幽蓝的湖水中
她们拖曳着阔大的绿罗裙
沉醉于自己的美态
一只野鸭在闪烁粼光的水面逡巡
当我们惊叹一朵藕花黄色的蕊
彻底抖落了内心的洁净
那只野鸭，一下子站立在
一片层叠的浮萍上
引颈梳理着灰色羽毛。片刻又投入水面
遁匿于藕花间
你猛地意识到
我们与自然的距离，只隔着一湖粼光
仿佛因这幻觉，你感到隐隐的心痛
因稍纵即逝的美，而感到绝望
一只野鸭或者它的化身，事先被安排在那里，等待一个耽思或沉醉于此地的诗人，随时听候调遣，随时配合与供应，随时起舞，随时静默，为诗人总归要有的立足点充分铺垫，一个动人的旁观者形象随时点燃诗人比兴的欲念与干劲。它的确算得上是一个先知，除了知道诗人所知的江水之冷暖，还知晓诗人的内心世界何时需要一点涟漪。它的确是外在与内在世界一体化的波澜制造者，它一直胜任这份执劳。世界昔时的动静本已擦尽，然而，为了提醒后来的涉足者，或为了让记忆胜于雄辩，诗人屡屡示意于外界生物活动的半径，指出所到之处诗意曾有的生生不息与圆满。
诗人在她的文法结构（上下文关系）中，要通过一只野鸭来测试诗句的运行效率和情感的处理纯度。而诗的读者也可以借助这只野鸭所发挥的作用来审视诗人如何应对这样一个配角，又如何通过这样一个配角调动文法结构的运行机制。可见，从读者的角度来看，野鸭承担了双重使命：一方面，它是诗人书写情感的一个别致符号，是事发当地的一个情绪载体，或者说是记忆与意念的一个标志性的可视物，是人之心力勃发的起点；另一方面，它是读者探析一首诗的轮廓乃至诗人一贯有之的作风的关键向导，读者紧扣这只野鸭发挥的作用足可来思考诗人在上下文关系中到底为何处处关照身外之物。试想，抹去一只野鸭的形象（抹去野鸭带来的从句），在那样一个位置上，是否有别的可替代事物存在的可能，是否会造成致命的空无？
在那个位置上，完全可以是一蓬野蔷薇或是一只苍鹭，或者是一丛山蕨。这些生物学名词/角色能够同等地发挥出各自的作用和光泽，为语言的明丽带来必要的抒情基调。所以说，一只野鸭在诗人作品中所处的位置、所发挥的作用一旦被足够地重视和广延地谈论，这就构成了诗人写作的一个不忍割舍的惯性和特征，成为读者审视其作风底蕴的一道切片。当评论反馈的信息传递到诗人的耳边时，她下意识地感觉到了再度使用这只野鸭的形象会有所犯忌或犯怵，于是，倒逼自己调整惯用的句法结构，重新审视一只野鸭曾经在句子中起到的作用，并评价野鸭所主导的那个漂亮的从句在整个句群剧情中所处的地位，从而，更深刻体会到自己文法结构中的路径依赖，以及革新的必要性。
摄取自然界的鸟语花香，一直以来，被认为是抒情传统的基本配方，也是诗人歌以咏志的基本要领。时代诗人都需要与之心目中的一个自然界建立起一种一以贯之的友好关系，或者说，外在于心灵的一个自然界模态的存在，一直被认为是诗人描摹事物和处理感情的基本前提。不过，在捕捉自然界的仿像进程中，时代诗人都会面临两个取向：其一，在传统的比兴手法基础上，以外界景物作为情感的铺垫，做出一种情绪的萃取或烘托效果，尽管这种做法会使得类似一只野鸭这样的外界事物在句法结构中一晃而过，成为一个跑龙套似的无名配角（可谓是句法结构中的路人甲），类似于上下文联系中的一条绿化带，修剪整齐，煞是好看，但看多了，难免腻烦，作者也可能难以割舍，被屡试不爽的情景所蒙蔽；其二，以咏物诗的姿态挺进人与事物的对弈状态，将自然界的一个生命工笔般地勾画出来，赋予它一种新条件下的人气，借机重新梳理语言的羽毛，找到新形势下诗歌语言的光泽。这两个取向其实都是比较传统、本分也可靠的作法，要在这两个方面开拓创新，难度不小。
诗人宁肯倒向比兴传统的怀抱，很可能是为了找到一种切实可行的抒情基调，保持可久久倚重的诗歌语言的明丽色彩。比兴手法太方便造就抒情性效果。从语言的传承关系上来看，上下文关系中依次出现一些花花草草和小动物，并非当代诗人的戛戛独造，而是时时刻刻背负着传统的心声，而且，对于一些诗人来说，草木鸟兽历来是不可或缺的抒情元素，他们宁愿承受传统怀抱的负重，舍此难觅生路。如今，草木鸟兽在诗句中频频出现，一方面，方便诗人撷取语言行进中必要的画面感，有一种视觉上的层次感和触觉上的空间感，为交代当事人曾经所处的立场提供必要的参照，另一方面，这些自然界生灵能够在文法结构中迅速形成有别于以人事为主的语言事件次中心，一只野鸭在句子中泛起必要的涟漪，带来周边景物的连锁反应，便于诗人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应对（进而造就不假思索的和处心积虑的两种诗人写作状态），并且经过类似野鸭的小动物的游弋或穿梭之后，诗句之间的连贯性会得到审美上的修整，毕竟，千百年来，中国读者尤其适应任何两个自然界小动物之间在诗句上下文中形成的非逻辑关系带来的审美愉悦。简言之，一只野鸭和任何一只其他的小动物并存同一首诗中，不容易让中国读者产生为何如此的疑虑，而轻轻松松地认定这是天生的一对。对于二者之间在文法结构上的逻辑关系、理性勾连到底如何，并不做深入追究，而诗人只需要强调一下野鸭的第二个动作或随后再提一次野鸭，那被野鸭搅动过的一江春水就能将江边所有的生命融为一体，其乐融融。
以自然为鉴，甚至以自然为师，成为了诗人诗学观念得以衍生的端绪。如今的人类从自然界异化出来，成为一种非自然的生命载体，使得人与自然之间形成一种立等可取的对立状况。乃至于，人际事务只要放置自然界就别开生面，散发着令人朝思暮想的野性召唤。所以，从语言层面上审视人与自然的距离，审查诗人作为一个敏感者在触目可见的自然界生命面前猛然意识到的人的觉悟边沿，进一步迫使诗人不得不面临两个写作伦理：其一，诗歌写作的合理性在哪里？人类韶华运行到今天，人民群众还需要诗歌的滋养吗？诗歌还有什么用呢？这是独一诗人作为诗人群体代言人的角色定位，这个问题关涉到诗人的荣誉感和使命感；其二，从个体诗人自我潜能的挖掘层面来理解，她肯定要对自我意识的力度和强度承担起责任，发挥出务求高超的水平，竭力解决“诗还可以怎么写”的重大命题，她要在“猛地意识到”这样一个措辞结构中，去意识更多的端倪、更多的思想火花，意识的猛然性表征大量存在，往往意味着诗人的盲目性逐步得到了廓清，而且，诗作为一种意识的猛然性结晶，除了保留语言和感觉的突发性效果之外，还意味着诗人做得不够，太依赖于猛然性带来的灵光一闪似的奇妙药丸，不知不觉会造成严重的耐药性后果，在意识/异世的边缘，还有一个硕大无比的银河系有待发现，这可能是意识的猛然性赐予诗人的另一只漂流瓶。
野鸭所构成的次中心是虚轻实重的，甚至可以说，诗人在写作一首诗时，倾注了绝大部分心力在次中心的塑造上。在这个次中心所规划的多个同心圆中，诗人其实面临着多重的写作向往或压力：一方面，她要让野鸭的出现自然而然，不觉得唐突，与语言行进气氛相互吻合，能带来优雅的抒情节奏，要把野鸭的不可名状的野性驯服得乖乖听话；二方面，要让野鸭发挥出上下文的连贯作用，作为一个次生意象枢纽，它的出现意味着更多亚景观的铺排和接二连三的涌现，以它为中心，形成一个系列，造成有规律的同心圆的运动，令读者每次都相信经过野鸭的点拨后语言阵容中人的情感是真挚可信而不是矫揉造作的；三方面，野鸭的前置使得世界变得可知，并构成一个语言事件，无论是茕茕独立的一只野鸭，还是相伴相随的一对野鸭，抑或是命运共同体的一群野鸭，它或它们带来的一定是一个语言事件，要么是，关乎情感世界的某种冷暖自知、你知我知的人与动物之间的通灵性效果，要么就是句法结构中一件耐用消费品、一个耐人寻味的古今同理的意象被生产出来，野鸭作为主语或助力，带来视角互换、句型重塑的新面貌
诗人与外在于己的自然界渴望建立起一种浓烈可靠的亲密关系。这是一个盼头。她渴望在人与自然之间这稍纵即逝的距离中建立起心灵圣殿。这样一个通约/通报于他人的情结，对写作构成了一种呼之即来的条件反射（还谈不上化学反应）。的确，她坚持不懈地在自己的渴盼上下功夫。诗的产生跟一系列渴盼有关。她精心拿捏、塑造渴盼着的泥人。她准备了为重建心灵圣殿的一些基本材料。渴盼着建成那样一座圣殿，可是，她目前只停留在一个盼望者形象的描绘中。她没有进入一个重建工作过程中，进入渴望或绝望的第二条甬道之中。当她猛然意识到要去面对人际事务时，诗就触碰到了边界或尾声，就很可能戛然而止，渴望的兑现和绝望的有效解救措施付之阙如。一个渴盼者或一个绝望的形象呼之欲出，然而，更具理性的、深度的一个圣殿的建设者形象尚未跃然纸上，意识的猛然性发现之余，在诗中并无太多余地，或可说，着力于猛然，却吝思于猛然之余。简言之，对于当前的渴盼、眼下的绝望，有种种迹象种种形态，但对渴盼或绝望的反思、援建还没有引起重视。这背后其实预示了一个深重的主题：下一首诗从哪儿开始写起？从某种意义上说，野鸭形象所唤起的抒情性是写给别人看的，属于一种公义或利他行为，是为了引人共鸣而设置的关键。但接下来，与自我心灵的对话，与其他涉及野鸭的写作者的对谈，会构成先内后外的写作景观，在这个层级需要的是不为人知，也不愿为人知的一个人生梗概。人与野鸭的对视，反其道而行之的可能性探索，有待重新开始，于是乎，写给自己看，这将成为一个训谕。
惊叹美学的确构成了她前行道路上的一道荆棘。（值得提醒的是，此行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抵达这一道荆棘，只为了欣赏它而不去逾越它。如果一味耽搁于此，那荆棘就不再是审美意义上的对象，而变成了是其所是的确然的障碍。）自然界赐予诗人的不只是令人惊叹的表象，也不全是顿悟的礼物。如果诗人只取惊叹的属性，那就是一厢情愿，对自然的理解就是单方面的、不完整的，同时，如果把自然世界所固存的事态，当作一个惊叹的对象来处理，久而久之，就会暴露出人世生活的贫瘠假象（人间百态的可写性其实一点也不输给自然界），我们作为人，好像在与自然界分享同一个世界时，不占上风。我们总是大惊小怪。我们以惊叹为美，我们总希望能够通过令人惊叹这样一个效果来评判自然万物。言下之意就是，不引起惊叹的就不是美的。因为够惊叹而够令人绝望。因为惊叹的事物稍纵即逝，不可长久，于是，人（务必）感觉到绝望，于是，有了一个大彻大悟的良缘。像这样一些情绪上的定势反应，经过措辞结构的调试之后，诗人应当产生必要的警觉，要深造出更新颖的预防措施来摆脱便宜从事的惊叹美学的诱惑。
自然生物呈现出人意料的非人属性，以高于普适人性特征的卓然姿态兀立世界枝头，从而对猛然醒悟的当事人构成一个刺激源。这个刺激偏偏又是善意的、文雅的，是对后工业社会征象的一次次拨乱反正，是从非人迈入人的一个关键步骤。当然，也可以看作是麻木无知的、蛮横的人走向豪迈之人的质的飞跃。仅凭一只鸟兽完全可以拔高人的意识和情感标界，拓宽人的情感范畴。在这里，诗人强调的是一种自我净化的能力。在从不污浊的自然生物面前，人的自我净化存在较大可能。这一领悟就是自然界赐予当事人的一个持久的礼物。这是一桩奇缘，诗人久久环绕，不忍离去。她乐于在此编织人与自然互通有无的一个良宵入口。尽管当前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更侧重于自然度人（或救赎人）的单方面的施与，而人性对自然界的某种启迪与反哺，作为一个平等机缘，还有待发掘。在这里，人认识自然，仍然是一个谜一样的工作范畴，令人痴心不改。读者当然注意到诗人所描绘的自然生物是经过精心筛选的一众目标，也就是说，在诗人心目中的自然其实是一个亚自然。
自然的学徒想从罕见的自然事件中灵机一动地找到“诗歌的真理是什么？”这一类问题的答案，会不会徒劳无功？自然，在此刻，会像谨言慎行的高人一样保持沉默吗？诗人庆幸自己偶遇了亚自然的风光，为自己有能力从自然界获取一件礼物而暗自窃喜。然而被用过的野鸭复归原处，野鸭的归野鸭，诗人的归诗人。诗人借助野鸭所获得的灵动和弹性，不再属于野鸭的功劳。确实，诗人有必要采用另外的策略向野鸭致敬，甚至可以说，向授惠于人的野鸭致敬之后，向语言的精灵致敬才是诗人更为迫切的使命。诗歌的真理怎么看都没有绑系在野鸭的双蹼上，仍然在有别于野鸭之类的自然生灵之外的某个地方。当我们意识到野鸭屈居的那个位置上存在的意义空余之时，诗歌真理的机器才铁骨铮铮地运行起来，并被诗人真切看见和听见。从诗的文法结构中顺势而下找到的那个野鸭所在的位置，在这里，如果我们稍作停留，给反思一个落脚的机缘，或许，我们就能从同一个位置上找到历久弥新的诗歌真理滚滚而来的辙痕。
自然，宽宏大量地容忍游人如织，任由各色的取景框在此搜罗每个人心目中自然的定义。不过，在每个人兴奋满满即将背向而去时，偌大的自然会发出最后的告诫。那就是，关于自然的另一个定义。所谓自然，就是自然而然。无处不自然的解释正响彻游人的耳畔。当代诗人的生存空间、意念空间已大不同从前，尤其是，城市生活的高速运转已经将原生态的自然界置于身后。从写作策略上讲，避而远之，重返草木鸟兽所在的自然界，是对抗喧嚣城市生活的一种诗意的决心。对于一部分诗人来说，通过颇富自然主义特征的诗歌来维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并把不厌其烦地撷取自然精神的努力，当作写作的使命来对待，这一直是写作上的一个迷人的套路，甚至是舍此无他的出路。然而，当代诗人的自然越来越像非-自然。自然而然的生存空间，反倒是形迹可疑，甚至可以说，人群已经成为最大的自然，而我们不肯承认。自我的命运和他人的命运合拢起来，就是当代诗人（即便是隐逸诗人）不得不面对的自然伦理。野鸭曾经许诺过我们从沉重的城市生活或经济压力中逃逸出去，但那是一时之快、刹那之间的蓝图。摆在每个诗人面前的，仍然是现实生活中只需一点耐心就可知其所以然的人间事务。自然并不生活在别处。自然就在日常城市生活的文明与野蛮的相互撕扯之中。于是，诗人要重新辨析高楼密集的小区生活中一个快递包裹和一只从菜市场莫名其妙走失的小野鸭之间存在怎样的历史渊源。如果我们能从一只野鸭的身上发现千丝万缕的诗意线索，那么，当代诗人还应当相信，在人间包裹里也寄托着一个浑然不觉的自然生生不息的信号。
2020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