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兴华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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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可当作屏幕来用。我们首先是因为这一原因和作为这一原因，才生活于屏幕中间的--也就是说，从某种角度说，我们从来如此。图腾和过渡品（the transitional object），还有恋物，都是屏幕，也就是说，都是隐身的投射的支撑物。
但数码屏幕就像比如说三星的屏幕，或者再比方说，由Amazon 和 Netflix设计的屏幕，是同时既电式、电子式、光电子式，又经常是越来越触摸式的，现在已既支持又封堵着未来的总体，因为它本身就是虚无主义的实现--但它也是使我们有可能在虚无主义的实现之外去作更多的想象的独一的东西。
既已成为我所描述的那种数据经济的支撑--本萨（Thomas Bernsa）和拉富罗伊（ Antoinette Rouvroy）两人将它当作算法辖治来分析，数码屏幕支持又封堵着我将称作逆人类式存在者的未来的投射。正如海德格尔所说，我们就是那样的存在者。这样的存在者将是我们目前所是的存在者的集聚，后者目前已陷于熵增之中，到了这样的程度：我们作为所有屏幕的、在所有屏幕上的真正投射者，正如戈达尔说的和演示的，我们自己作为逆熵式人类存在者，已成了对我们自己的威胁。就像安提戈涅心中所指称的那一的指示（deinotaton）已到了这样的程度：这一逆熵人类存在者，在我们时代如此典型的这一在屏幕中间的存在者，应当成为我在一个专门针对人类学批判的讨论班中开始呼吁的“逆熵人类学”的主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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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正在变成屏幕，在这样的一个技术-逻各斯情境中：工业开发着我们在这些屏幕上所生产出来的数据，以便通过大数据的操作器来开发数据。这一发展被一般而言的“光“工业控制，也被某种光速工业控制，后者构成我和大工业艺术协会的同行们称作光-时间经济，后者正在替代碳-时间经济，高频金融交易就是一个例子。这一成为-屏幕的过程，这一书写的屏幕化，正从各方面物质化和出现，因而构成了：
（1）一方面，这样一种威胁：基于这些屏幕送出和到痕迹而被设立的完全计算机化和自动化的系统，而这些系统是各种各样的界面：社交网架的界面、用户主页、智慧城市等等。通过它们，真正大规模的数据被捕捉和输送，又实时地（光速地）被高绩效的计算用到这些数据上，使所谓的大数据运算得以可能。
（2）另一方面又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书写的成为屏幕也构成了一种机会，使我们有机会通过一种被彻底重思的解释学去更新评论，重接“光滑面“，也有了去更新和重接出一个在过去使文人共和国得以可能的东西，后者就通过使争辩成为个人化的最有活力的原则而造成了一个新的批判空间。
这些屏幕能帮大公司捕捉，是因为它们不光是写的屏幕，而且也是”接收“的屏幕：用来接收讯息、娱乐、信息、文本（因而也就涉及阅读）等等。
这些屏幕都是互动的表面，这也就是为什么它们不光为阅读，也成了写的屏幕的原因。尽管通过这些书写屏幕所写上去的，并不是被这些占有者很刻意地做出来的，他们的确大多数时候只是无意识地参与了一种自我-痕迹追踪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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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幕和写，écran and écrit，由于法语首音节的重合，就有机会让我们离题万里，或反过来会让我们太固着于现场，好些年前就被维利奥（Paul Virilio）当作了对立的两极。
我这些年与维留利奥交换过很多意见，可以确定的是，他想要将他相信是写的迟延的时间（这一作为迟延的写作），和那时被称作“新技术”也就是这期间在日常生活的各方面冒出来的计算和互动的东西的实时对立加以戏剧化。这一互动环境的新意在今天大部分已黯然失色，特别是在1993年4月互联网出现之后。
自从维留利奥继续将这一对立戏剧化之后，我自己就一直反对他的这一提法。我认为他的这一对立是肤浅的。我在1987年在蓬皮杜中心以“来自未来的记忆”为题的展览中表明了我在这方面的论点。
那时，我提出，二十一世纪的特别之处将是写屏的丛生，那也就是说，与网络和数据库连接的屏幕将四处繁殖，而且我当时认为它们很快就会视听结合的。我还曾说到，读、写和由这些读和写的行为（沿着伊瑟（Wolfgang Iser）的解释学并比他走得更远）生产出来的记忆，将会革命性地改变工业社会。而且我还将已经在朝向这一革命式改变努力的研究者们邀请到这个展览配套的学术会议上来。
从这一展览背后所确立的那些假设出发，我一直在论证，基于像目前在IRI 和pharmakon.fr 以及 Ars Industrialis合作开发的那些注释、贡献编目技术，带有互动屏幕的电脑将能够而且应当成为一种解释设备。
我们的立场是，为了在今天能够在屏幕之间体面地活着，活出一种好的生活，过一种美好生活，而不要遭受屏幕之苦地活着，被本恩斯和拉富罗伊描述为算法辖治所生产的屏幕中间而受苦，这就要求我们一心扑在由这些屏幕带来的一个新时代之许诺之中。这些屏幕是在网架上运作，而且已成了数据经济的不可避免的界面，但它目前只是更特别地成了熵增的中介，而不是某种解释学的要素--也就是说我以前矫枉过正地（dysorthographically）写到的逆人类性。
在我们所称的世界的普遍人类化时代里正进入熵增的危险，导致了我们现在所称的人类纪。这是我们对比方说安森（Chris Anderson）所称的“数据洪水”，所称的以谷歌开发数据的方式根本就不再需要理论或经验这一说法的彻底分析而得出，我们可以将他的这一说法与格林斯潘在金融危机之后面对国会责讯面前的辩词作一比较。你们可以自己去验证，用你们的屏幕。
当苏格拉底通过塔莫斯（Thamus）对斐多说，写既保存记忆也威胁到记忆时，他很有可能是在说，写创造了一种记忆屏幕、一个写屏，一个基片（subjectile），这个我在自己的新书《自动社会—论工作的未来》中已有细论。
阿尔托说，而这一点德里达也作过评论（“使基片疯狂”），这个基片是一种短记忆/碎记忆（hypokeimenon），对这个希腊词稍加转用，指的就是实者（substant）了：实质（下-基，sub-stance ）。
这一实质（下-基）最终就是我所称的第三存留，更确切地说，一种书写化的、短记忆化的第三存留，出现于最早的屏幕上，也就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洞穴中。法国考古学家阿泽玛（Marc Azéma）宣称，最早的电影史开始于这时，这仿佛与柏拉图《理想国》第二章开头中的情形相近。这一不可还原地具有药理性的实质（下-基），最早从这一意义上来筛选的东西，是构成无论任何屏幕的东西。任何短记忆支撑，由于既显示又模糊、既揭示又掩盖，像赫拉克利特说，正是我所说的时代精神，也就是，被时代局限的、历史性的真理。那总只是屏幕上的真理，是这一真理的时代的屏幕上的真理，是aletheia，是揭开，也就是，只是对跨个人化的意义/含义的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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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话都已说到了这份上，我今天想要提出的论点只是，我们必须从所有这些层面出发，去正视数码写屏，而首先必须从苏格拉底说的药理学出发，去思考它。苏格拉底的这句话对于所有的短记忆形式都是适用的，因为它总是形成一个屏幕，并由于屏幕同时掩盖却又引诱我们，使我们做梦—也许那才是本质。
这一切意味着，药罐使我们思考，而在今天，我们须做的是思考这药罐本身，因为，它既是使我们思考的东西，也是阻止我们思考的东西，并不只是：只有愚蠢才真正我们思考，正如尼采所说而勒兹重复的那样。比如，屏幕不光能够阻止我们思考，而且它还能够阻止我们对思考、实现我们的感知潜能的可能性的培养。这就更逼着我们去思考。在关于灵魂的书里，亚里斯多德提到这一感知潜能，说它只能间歇性地过渡到感知实在，因为“只有上帝（神）才能享有这一特权”--也就是说，只有它才具有这一永远都处于实在之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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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想要证明的是，互动式写屏的时代是更一般地说的数码第三存留的时代，通过这些屏幕是进入这一时代的主要模式，这就打开了一个政治另选，召唤着我们去与它们所引起的熵作斗争，因为这些屏幕是决策自动化的数码设备--更不要说它们对于婴儿突触（infantile synaptogenesis）的影响，这一点已由齐尔曼（Zimmermann）和克里斯基斯（Christakis）在《儿科》杂志上的论文所证明。与此相关的，我们也应当读一读沃尔夫（Maryanne Wolf）关于阅读之脑的科学的研究；她认为，大脑内化了写屏，这写屏对于大脑而言就是书，因为大脑既能读也能够写，在无论是纸浆还是羊皮、纸或今天的像素之基片上都可以，而这一内化过程需十到二十年才能真正深度地完成，去形成海尔斯（ Kate Hayles）所说的“深度关注”。而沃尔夫证明，这一阅读之脑是一个有机的器官，一个生物器官，但有能力成为器官-逻各斯式的器官，也就是说，一个技术-逻各斯式器官，能够完整地拆解和重组自己，而它怎么自拆和自我重组则完全是依赖于哪些屏幕给它打上印象，正是因为面对了这一点，我所以想说，大脑反过来成了（我们对它的）“表达”。（也就说，用什么样的屏幕，就能够形成什么样的大脑）。
克拉里（Jonathan Crary）最近出版的书里描述了由这些屏幕形成的世界，这些屏幕成了他所说的 24/7资本主义的一个特点。[1]后者通过摧毁所有的日历规定，尤其是通过摧毁所有的间歇性，阻止了我们的睡眠和做梦，导向一种无法中断的延伸，导向了某种地狱--我得承认，看看周围，有时这真的是这么回事了。
本恩斯和拉富罗伊自己说的是，在已成了算法辖治的数码资本主义形式下，当某一个人产生了一个踪迹——常常是无意识地这么做了——比方说，键入一个搜索引擎的搜索框，或发出一条信息，他们用来产生这条信息的互动系统恰恰已在那时期待着他们的字和句子等等，也就是说，这个搜索框快过他们，赶过他们了。
这一“快过”依赖于所有的自动装置，后者是基于用户信息、搜索引擎、利用了网架效果的社会工程，当然还依赖于比生产或完成还快的能够捕捉、激发和输送踪迹的极快的算法。于是，24/7资本主义所生产的写屏产生了一种在全新的光-时间中的绩效，那是无论利奥塔和德里达都无法想象的—尽管德里达在“不是末日，不是现在”中已触及这些问题。
我想要证明，这一“快过”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我们将理解的分析功能下放给了计算式的自动机制，于是短路了康德所说--后来利奥塔也说了-- 的“理性” 。
既已努力演示了对范畴的先验还原是不能整合图式问题的，因为后者在我看来是由第三存留的历史所产生，并不构成先天，我还想证明：这一关于图式的器官特性的问题，恰恰是历史地和增补式地造成--不过，那不意味着它是彻底经验式的和后天的--它总是有可能成为一个理性的屏幕。
今天，在我们的这一个不光是活在屏幕中间而且是透过屏幕来活的时代里，这就是这些通过在光时间中在绩效上快过我们、并通过一种绝对的熵增来捕捉我们的存留和预留，正是这些互动的写屏正在做的事儿。那绝对是无理性可言的--是自动理解。这正是格林斯潘在2008年10月23日所注意到的事。
安德森在他的文章中认为，大数据算法实际上已使科学和它的实验方法过时。因此，他描述出了一种事实的状态。实际上，在某些情形中，算法的确在预期现实方面比科学家做得还更有效。但这只是因为，算法学家先已树立了一种事实的绩效，后者摧毁了所有的法律绩效，也就是说摧毁了任何的权威—摧毁了不论以何种形式的权威，司法的、科学的、政治的、象征的或其它任何种类的知识的权威。
拉富罗伊（Rouvroy）认为，由算法辖治强加给我们的事实状态，要求我们以新的方式来思考法和权利。如果我有时间，我应该向大家证明，这要求着我们必须走出福柯来思考法。反正，我的看法是，这一在福柯意义上等于真理之治域（a regime of truth）的法的状态，预设了一种走向器官学的方式，这种器官学不光是理论的，也是实践的，也就是说，是能够培育出新的器官术的。我已在《休克状态（国家）》中对这一方案作了详细讨论（ Bernard Stiegler, States of Shock:Stupidity and Knowledge in the 21st Century，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5)。
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万维网的发明者， W3C (World Wide Web Consortium)的主任，最近宣布了他对于网络的新时代的梦想，他称之为“语义网”：
我对网络有一个梦想，我要让每一台电脑在其中都能分析网上的所有数据—内容、链接和人机之间的交易。一个能够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的“语义网”还未出现，但是，当它到来，贸易、官僚式管理和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的日常机制将会由互相告诉的机器来执行。人们嚷嚷了多少年的“聪明的替身”最终将会现身。[2]
伯纳斯-李将这一计划铭写到了他所说的“哲学工程”这一更大的角度--那近似于所谓的“网络科学”了。语义网的目标，是要将用计算模型来处理信息这一自动过程带向极端，以便为我们这些感知个人服务。
但作为感知个人，首先是对作为认知的存在者而言，没有任何知识是可以被还原为对信息作计算处理的（那只是不带理性地对理解的分析作了延伸）。我们是由我们（如何活、做和思）的知识来形成的--也就是个人化的。因为这知识构成了服从于公共规则的集体个人化过程，和通过分枝（在既有的要领域里生产出“范式转换”、“科学革命”和“认识断裂”）来形成跨个人化循环的过程，因此，正是这些分枝使对被验证的规则的实施能被脱自动化。[3]
语义网由于能够对构成第三存留的信息-超材料作自动的预处理，因而决不能够生产出知识。知识总只是分枝的知识，也就是说，总只是一种对于非知识的经验，这种非知识通过一种新的图像循环，[4]也就是基于新的梦之上，生产出一种跨个人化的新循环，所有知识都由此产生。知识这时才是逆熵的：所有的知识都包含着通过认识的行动使它自己脱-自动化的可能，而这种认知内化了这一知识所构成的自动机制，要不然，这知识也会通过自动化而变成反-知识，也就是成为 教条，而知识如此地成为教条，只是因为它向它自己隐瞒了它的教条性，也就是其自身带有的自动机制。[5]
本恩斯-李用语义网这一项目所描述的，相反，是对于各种自动机制的彻底外化，在其中，构成语义网的人工制品被用于剥夺那些顺从于语义网的人的脱-自动化的可能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将这一语义网设计得与可-脱自动化的解释网直接相连的原因，不过，这须是在由语义网所实现的语义自动机制的帮助下才能进行。这一解释网基于：
•一种关于数码网架的新构想；
•一种标准化的评注语言；
•一些由人类化开始时就构成的各种知识域的中冒出来的解释共同体，它们将成为逆人类化过程中的各种模型。
这样一种器官术式的拔高必须被实施到欧洲--互联网是在那里被发明的—而且它应当成为一种欧陆的发展战略的基础。欧洲必须将这一策略当作是在全球范围的算法辖治的各种解释之间的冲突，以便去形成一个可脱自动化的自动社会，一个可被批判的社会，一个能够健康地利用那一被自动化本身的语义网的社会，一个可欲的社会--因为它会产生逆人类的分枝。
基于高度感知性的发明的这一拔高，必须被社会化，也就是说，必须产生新的跨个人化循环，通过被实施到公共研究和教育中。
（本发言稿由Daniel Ross英译）
注释：
[1] Jonathan Crary, 24/7: Late Capitalism and the Ends of Sleep (Londonand New York: Verso, 2013).
[2] Tim Berners-Lee, Weaving the Web: The Original Design and UltimateDestiny of the World Wide Web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2000), pp. 157–8.
[3] These circuits of transindividuation are infinitely long in thatthey provide access to consistences that are both idealized and infinite,because they are infinitely open to their trans-formation in the course ofprocesses of collective individuation that are themselves infinite: it isbecause geometry is structurally infinite that ‘we geometers’, as Husserl says,also are. And this infinitude of knowledge is the counterpart of Socraticanamnesis. For noetic individuation to occur, psychic individuals mustreconstitute within themselves the circuits of transindividuation on which itis inscribed.
[4] In Simondon’s sense in Imagination et invention.
[5] We should analy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ierre Legendre thealgorithmic automatization of what he himself calls the dogmati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