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秋 译
去世十七年后，爱德华·萨义德依然是学术和公共话语中一个强有力的智识存在，最近出版的两本重要的新书就证明了这点。巴希尔·艾布-曼内赫（Bashir Abu-Manneh）编的《萨义德之后》（After Said）提供了十几位著名作家和学者对萨义德的大量学术的评价。萨义德之前的两个学生，穆斯塔法·巴约米（Moustafa Bayoumi）和安德鲁·鲁宾（Andrew Rubin）编的《爱德华·萨义德作品选，1966—2006》（The Selected Works of Edward Said, 1966–2006）是萨义德去世（2003年）几年前出版的《爱德华·萨义德读本》（The Edward Said Reader）的扩充版。《读本》给我们提供了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萨义德的广博和影响力的一幅全景；新文集多了一百五十多页的内容，收录了前一版中没有出现的八篇论文，还加上了一个新的前言和一个扩写的导论。新收录的论文来源广泛，既有完全政治的俏皮话，又有萨义德身后出版的关于音乐和文学中的“晚期风格”的反思。其中一些，比如《弗洛伊德与非欧洲人》（Freud and the Non-European），反映了萨义德直到生命的终点都一直在关心的问题，属于他最复杂、最微妙的作品。其他的论文则提醒我们，阅读萨义德的人有多么多，他的兴趣有多么广，以及，他的洞见可能有多么深刻。加上《萨义德之后》中关于他的主要作品的反思，这两本新书也使读者对萨义德的政见的连贯性有所认识。萨义德的政见一以贯之，充满了普世主义和世界主义的人文主义，而后者，正是其文学和政治著作的核心。
还有这么多人在阅读和纠结于萨义德的想法，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萨义德广博的作品包括二十五本书，这二十五本书中有许多是相关领域中轰动一时的著作，比如《东方学》和《文化与帝国主义》。他是一整个学术领域——后殖民研究——的奠基者，他推动了这个领域的蓬勃发展，尽管这位公认的后殖民研究之父一直与之保持着一定的、批判的距离。在他于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的四十年里，萨义德指导了许多学者，其中许多学者已是英美学界文学系和其他院系的显赫人物，他的学术研究也影响巨大，在中东研究、人类学和艺术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他最有影响力的著作《东方学》在出版四十二年后依然是全世界本科生和研究生广泛使用的教学参考书。
在那四十年里，萨义德很可能是他那一辈最出众的公共知识分子，他生产了大量的论文、文章和长篇访谈（关于从中东政治到古典乐和精神分析的一切），同时为广大普通读者和他在学院里的同行写作。他广泛地介入公共活动，从同时代的事务到关于帝国历史的讨论，但他在与巴勒斯坦相关的问题上着墨最多。通过他的写作、他在媒体上的露面和他的活动主义，在帮助北美人民更好地理解巴勒斯坦问题方面，萨义德作出了比任何人都要多的贡献。尽管这种（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支持使萨义德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获得了大量的仰慕者，但它同样在学界、媒体和其他地方为他树立了强大的敌人。不过，在他去世将近二十年后回头看，后者的敌意并没有削弱他的遗产或他的观念的直接性和相关性。
爱德华·萨义德生于英治巴勒斯坦，在开罗长大，当时埃及已经在名义上取得了独立。他一开始在一个深受英国殖民影响的教育系统中接受教育。一家曾经驱逐他的精英机构的名称——维多利亚学院——本身就说明了一切，努力融入这个系统的萨义德年轻时也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度过了一段时间。作为1948年巴勒斯坦人经历的浩劫的结果，他富裕的家庭失去了家、生意和财产，尽管年轻的萨义德没有在物质上直接受到冲击，但这些事件依然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就像他成长的新殖民政治、社会和文化环境对他的影响那样。
萨义德被送到美国，在一所新英格兰预科学校完成他的高中教育，他于1953年从那里毕业。然后，他在普林斯顿注册，在批评家和诗人R. P. 布莱克默（R. P. Blackmur）的指导下学习，并在哈佛完成博士学业，博士论文写的是他的流亡者同胞约瑟夫·康拉德。在这时，从意图和目的来看，萨义德都是一名相当常规的学者。1963年，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英文和比较文学系获得了一个令人梦寐以求的职位，并出版了一本关于康拉德及其小说中的自传要素的书。但（当时的）世界大事——特别是1967年的以色列—阿拉伯战争——成了他的蜕变时刻。见证这些事态的发展——既从纽约远观，又在夏天和家人在黎巴嫩亲历——的萨义德开始意识到在中东发生的事情和西方对它的描绘之间的脱节。这个意识几乎影响了萨义德后来的所有作品：先是1978年出版的《东方学》，然后是次年出版的《巴勒斯坦问题》（The Question of Palestine）。
使萨义德的著作对非专业人士来说如此具有启发性的，是他的论证扩展我们的视野和持续挑战我们的假设的方式。他在私下里——在和朋友的谈话中，在演讲中，在坐满专心的学生的研讨课上——也会这么做。1967年之后的那年，当我们都还在消化那年的战争带来的冲击和后果的时候，我当时在哥伦比亚大学上学的兄弟把我介绍给了萨义德。不久之后我发现，阅读萨义德给人巨大的快乐，聆听萨义德给人甚至更大的快乐。你会被他一系列广泛的关于文学、音乐、哲学、语文学和政治的谈话吸引：他会用不同寻常的迫切感来说明所有这些话题，看起来，这种迫切感从很早之前开始就一直在驱动他了。他广泛的能力和他在历史与政治中对那种知识的应用深受他强烈的个人的投入的影响，这种投入使他的作品比当时在英美学界写作的其他任何一位理论家或文学学者的作品更丰富也更有趣。事实上，萨义德的作品的持久魅力，部分就在于这点，即，它在很大程度上一直在以相同的方式对我们说话：它带着对紧迫的全球性问题的关注，把广泛的、跨学科的人文知识融合到了一起。
在这点上，《作品选》中收录的萨义德1997年的论文《论败局》（On Lost Causes）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它从关于米格尔·德·塞万提斯、乔纳森·斯威夫特、居斯塔夫·福楼拜和托马斯·哈代的四本后期小说的延伸思考开始，进而才气焕发地批判了《奥斯陆协定》（Oslo Accords），认为对巴勒斯坦人来说，《奥斯陆协定》是一次失败，这份协定使许多人相信巴勒斯坦败局已定。这篇论文散发着一种忧郁感：读者知道，在写关于这些作者的小说的东西时，萨义德可能在写一篇算是自己最后的作品之一的文章。在通过塞万提斯、斯威夫特、福楼拜和哈代阴郁的悲观主义来折射他对1990年代晚期巴勒斯坦解放斗争结果的失望时，萨义德提供了一个对奥斯陆之后光景的评价，这个评价比任何寻常政论所能提供的分析都更能说明问题——在这么做的同时，他也阐明了那四部小说。在当时，很少有文学批评家和文学教授会像这样写作，在今天，能这么写的人甚至更少了。
出色的《萨义德之后》中最好的论文展示了同样的对文学的流畅和政治的敏锐的结合。巴希尔·艾布-曼内赫的导论巧妙地强调了政治在萨义德的批评和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中的核心地位——这个判断，完全出自对《作品选》中收录的八篇新论文的细致解读。艾布-曼内赫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萨义德政见的演化，指出了1967年战争对他和整整一代阿拉伯人的影响，以及这个影响是怎样激励他，使他彻底转向关于巴勒斯坦和中东的政治写作的。艾布-曼内赫补充说，这个影响“标记着萨义德后来做的一切”，使他变成“他那一辈最有影响力的帝国文化批评者”和“被殖民者与被压迫者的辩护人”，而所有这一些，都建立在“他坚定的反帝国原则的基础之上”。
这个1967年后的觉醒，对这位受常规训练的文学批评家来说，构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转变。在萨义德的头两本书《约瑟夫·康拉德和自传小说》（Joseph Conrad and the Fiction of Autobiography）和《开端：意图与方法》中，你几乎看不到后来发生的事情的任何迹象。萨义德的新政治导向激怒了他的许多同时代人，特别是那些被他对巴勒斯坦事业的支持和他对美帝国主义的批判冒犯的人，以及那些不喜欢他在这点——如果文学批评，以及，的确，人文主义要有价值，那么它们就必须具备对语境、在世性和所有文化表达的政治利害的理解——上的坚持的人。通过要求“允许”巴勒斯坦人“叙述”他们自己的历史（用他的另一篇著名论文的话来说），萨义德挑战了那种在过去数十年里形成的霸权叙事，这种叙事把巴勒斯坦换成了以色列，而完全忽视或系统地贬低巴勒斯坦人民。在这么做的时候，萨义德重新开启了巴勒斯坦人权利的反对者希望永远关闭的巴勒斯坦问题。为此，他们永远不能原谅他，而他们的敌意，也追了他一辈子——并且在他死后，也不放过他。
尽管萨义德思想的转折点是为1967年战争所激发的，但这个转变最早是在1970年代后期、1980年代初的一连串出版物——《东方学》、《巴勒斯坦问题》和《遮蔽/报道伊斯兰》（Covering Islam）——中出现的。在萨义德更早的作品中，我们可以觉察这样一些特征，正是这些特征使他后来的著作变得如此有力。比如说，他早年对康拉德的同情和认同，至少部分是一个用一种不是自己母语的语言写作的多语流亡者对另一个和他生活轨迹相似的流亡者的认可。和康拉德一样，萨义德也觉得自己在某种程度上格格不入——他1999年的传记《格格不入》以此为题绝非偶然。同样，和康拉德一样，萨义德也亲密地意识到他直接的世界之外的那个世界。事实证明，这种对疏离感和在世性的意识是一个强有力的组合，它使萨义德能够比他的同行接触到更广泛、更多样的见解。他可以看到其他植根于“西方”的人往往看不到的东西，特别是与西方文化相关的东西。
萨义德的疏离感和在世性处在他的作品的复杂性和丰富性的核心；它们借给他一种对他文化的更加敏锐的意识和同情，并在他心中激起一种对在美国学界许多顶尖人物那里缺乏反思的安静的地方主义和“只使用一种语言”的态度的尖刻蔑视。尽管他和他的许多同事共享同样的阶级和教育背景，但他坚持，我们的目光应该超越象牙塔和自我指涉的西方文化的狭隘界线。尽管这种批判的态度在《东方学》中得到了最显著的表达，但它也是萨义德许多成熟作品（批评的和政治的）的特征。在他最后的贡献之一《回归语文学》（The Return to Philology）（关于他所谓的学问的“最不现代的”分支）中，他明晰的分析受到了一种对特定政治时刻（伊拉克战争，以及1996年国务卿玛德莱娜·奥尔布莱特[Madeleine Albright]对那十年里美国授权的制裁所造成的成千上万伊拉克人的死亡的不屑）更大利害关系的认识的影响。
萨义德灵巧地把哲学与文学和政治批判交织在一起。虽然，他的政治著作可能是直白的，甚至是滚烫的，但他更常做的是在批评中挥舞锋利的手术刀并以优雅、奔放的方式为之。《萨义德之后》中最好的论文也采取了类似的做法，它们经常用文学分析来提出微妙的政治观点。同时，它们又避免了不幸地盛行于许多关于萨义德的作品的那种圣徒传记式的吹捧。艾布-曼内赫的导论和罗伯特·斯宾塞（Robert Spencer）的《政治经济学与伊拉克战争》（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Iraq War）都质疑了萨义德的普遍而言的关于帝国主义的著作和具体而言的关于近来美国在中东政策的著作中政治经济学的匮乏，与此同时，它们也都强调了萨义德的介入的持久价值。
类似地，维维克·奇伯（Vivek Chibber）的《〈东方学〉的双重遗产》（The Dual Legacy of Orientalism）也提供了对《东方学》——无论如何，奇伯还是承认它是一本“伟大的书”——中的缺陷的最尖锐、最公正的披露。尽管他指出，萨义德“对人文主义、普世权利、世俗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深刻投入”和对后殖民理论对这些价值的怀疑的否定或至少是怀疑之间存在一个距离，但奇伯还是写到，《东方学》“预示并因此而鼓励了后殖民研究的一些核心教条”。尽管萨义德的分析使一种对帝国主义的精妙批判走向主流，但是，奇伯评论说，它也助长了一种通过删去批判的经济维度，对批判本身造成损害的进路——这点可以说是这部文集中关键的潜台词之一。尽管萨义德是这个时代帝国主义最激烈的批评者之一，但他的分析还是缺乏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基础，这个缺陷使他的批判失去了一些潜在的力量，并使他的后殖民追随者能够偏离马克思。
希莫斯·迪恩（Seamus Deane）在他关于《文化与帝国主义》的论文中的分析也同样深刻。迪恩同情萨义德对巴勒斯坦的投入、同情他对帝国主义劫掠的严苛解读、同情他对美国伊拉克战争的反对，但他也追溯了萨义德对反殖民暴力的暧昧态度中的一些缺陷。通过对照萨义德的看法和法农的看法，迪恩指出，萨义德的著作中有“一种对暴力问题的有意的神秘化”。
在试图理解萨义德为什么如此不情愿以更加直接的方式来写反殖民的暴力这个棘手的问题时，迪恩指出，萨义德可能“严重受累于”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的经验——在这个国家，针对穆斯林、阿拉伯人特别是巴勒斯坦人的偏见已经使（并还在使）许多人一成不变地把这些人的暴力行动解读为“恐怖主义”。
在分析萨义德于《文化与帝国主义》的结尾所谓的文化战争的介入时，迪恩也同样有想法，他认为，通过把注意力集中在这样一个琐碎的问题上，萨义德损害了这本奠基性著作的结论。最终，迪恩苦笑着评论说，萨义德“通过文化来恳求美国学界”反对帝国主义的努力，就像“拿利他主义来哄骗猫”一样徒劳无果。
如果说《萨义德之后》中多篇论文涉及对萨义德作品的同情的、但经常也是批判的介入的话，那么，也有一些论文扩展了萨义德的洞见和政治观的力量。在《萨义德与19世纪小说的“世界化”》（Said and the ‘Worlding’ of Nineteenth-Century Fiction）中，劳伦·古德莱德（Lauren Goodlad）指出，就像甚至友好的批评者也承认的那样，《文化与帝国主义》经常把帝国问题和那些与资本全球化相关的问题分开，但接着，她令人信服地证明了，通过帮助使欧洲文学与文化“去地方化”，这本书还是起到了重要作用。无论萨义德对文化的非唯物主义的理解（比如说，他关于帝国主义为一种“几乎是形而上学的统治的义务”所驱动的论断）中存在什么缺陷，他依然有力地阐明了一个先前大多数关于欧洲小说的研究中缺失的主题。在这么做的时候，他不但挑战了直到今天还在学界持续存在的那种沾沾自喜的欧洲中心主义，也把他的读者的注意力重新导向了一种能够帮助我们超越那种欧洲中心主义的政治。就像简娜·莫菲尔德（Jeanne Morefield）在她为文集撰写的文章中指出的那样，萨义德力图促进“一种能够躲避欧洲中心主义噬人巨口的人文主义”，一种能够对抗欧洲中心主义“允许在仁慈的帝国主义的旗号下，毁灭和杀戮远方平民”的倾向的自由主义。
和古德莱德与莫菲尔德一样，乔伊·克利里（Joe Cleary）也用他的论文《萨义德、后殖民研究和世界文学》（Said, Postcolonial Studies, and World Literature）有力地说明了萨义德的一些批评者的盲点。他也看不上大部分后殖民理论思考，站在萨义德那边，认为事实证明，许多后殖民研究的实践者“对关于他们喜欢的理论模式的细节的内部争论的兴趣，远大于对一开始激发理论的在世的社会-智识关切的兴趣”。克利里写到，尽管萨义德的同行安于“用相当可预期的现代英语作家的正典来巩固制度的阶段”，但萨义德，甚至在他的疾病的最终阶段，“都还一直在生产证明他身为政治上介入的思想家的不曾衰弱的能力的灼人论文”。
正如《萨义德之后》和《作品选》表明的那样，萨义德不但在政治上介入；他还从未真正停止过争论。直到生命尽头，他的观念都一直是在世且疏离的。他坚持，我们要超越自己的民族或地方文化，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它们。他号召我们扩大自己狭隘的道德与政治想象，把整个世界当作我们共同的家来看待。身为一个在纽约和在贝鲁特、开罗、巴黎或伦敦一样舒适的流亡者，萨义德的文学风格混合了一种世界主义的安逸，而他经常迫切的政见，也混合了一种世界主义的人文主义，这种人文主义依然是那种与世隔绝的并且经常是民族主义的沙文主义的潜在解药，而看起来，甚至在全球危机的时代，那种狭隘的沙文主义也依然是主流。
也许，萨义德的国际主义和世界主义的人道主义是他最重要的遗产。人的生活及其面临的挑战（无论是流行病、气候变化、持久的战争，还是使多数人贫困、少数人富裕的新自由主义政策）逼着我们超越民族或文化边界的局限。你只能想象，萨义德会怎样回应那些阻挠人们有效应对这些正在进行的危机的邪恶力量。就像萨里·马克迪西（Saree Makdisi）在《今日东方学》（Orientalism Today）中提出的那样，在这样的愚蠢面前“最适当的回应将是重新阅读爱德华·萨义德，就像你第一次读他那样”。
《作品选》和《萨义德之后》提醒我们注意，今天，单是生产好的观念、生成批判的视角还不够，我们必须同时在地理和道德上扩大我们思想的视域。我们不但要在学界与世隔绝的辖区，也要在外部世界、在公共舞台上为观念和文化而奋斗。这就是萨义德毕生在做的事情（尽管他一直也是一位完美的学者），并且，对于其他人（学者、作家、学生、活动家、普通公民）来说，它也依然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在写到重读弗洛伊德论文的经验时，萨义德说：
我们，来自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不同读者，都应该继续做这件事情……没有什么比证明他的作品鼓动新思想、说明他本人可能从未想过的情景的力量更令我震惊的了。 这也同样适用于萨义德。作为文学批评家、教师和政治活动家，他带着一种激情和投入对世界说话，而在今天，这种激情和投入也依然在对我们言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