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人的面容让我深为迷恋。
这个方寸之域是人类躯体之中最为奥妙的部位。面容不仅强烈地诱惑着画家、雕塑家、美容专家或者面相学家；在远为广泛的意义上，面容隐含了诸多重要的文化命题。我无法查究面容的概念形成于何时。面容为人类带来了什么？这是一个令人遐想的问题。如果从反面利用一下庄子的寓言，我可以说，面容的诞生使社会的出现成为可能。人类昂起头颅，相互交流面容，这是人类组织的一个重要环节。面容的意义在现代文明之中有增无减。从镜子、化妆品、证件、书籍的扉页、广场周围的巨幅画像、货币、通缉令、纪念邮票以及种种明星广告之中，我都察觉到文明对于面容的嗜好和尊重。这种嗜好和尊重无疑得到了法律的有力支持。法律明确保护个人肖像权；毁容将遭受倍加严厉的惩罚。有趣的是，法律本身也曾将某种程度的毁容作为惩罚手段。这可以追溯到古代刑罚之中的“墨”，或者“劓”。
我未曾做出统计，一个人终生可能识读多少面容。如果站到都市的地铁站口，顷刻之间就能见到不计其数的面容：俏丽的，机灵的，聪慧的，阴险的，衰老的，丑陋的，纯洁的，神采奕奕的，容光焕发的，得意忘形的……人们常常对一个事实的意义熟视而无睹：每个人都拥有一张与众不同的面容。这形成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后果：面容成为个人的固定标记。个人的风度、装束可以变易，个人的职务、名誉、财富可以升降沉浮，唯有面容始终如一。面容的出场不啻于一个庄重的告示：面容之下存在一个独一无二的躯体。于是，面容享有躯体全权代表的资格。这使面容成为指代个人的符号进入社会。昆德拉说：“人类样品的序号就是面相，即各种面部特征的组合，它纯属偶然，却不可重复。”面容作为符号开始启用之后，人类生存的自在状态深刻地改变了。
任何符号都不是自足的。面容成为符号之后，它的关系范围立即超出了个人躯体——面容很快被组织于种种更大的符号体系之中，面容的意义必须接受这些符号体系的规范。如同解读一个语句必须谙熟相应的语法一样，识读面容同样必须谙熟相应的代码。这时，我惊异地发现，围绕面容出现了诸多代码。我回想到曾经用以形容面容的一连串词汇：俏丽的，机灵的，聪慧的，阴险的，衰老的，丑陋的，纯洁的，神采奕奕的，容光焕发的，得意忘形的……这些形容词实际上是多种代码的派生物：生物学的，性学的，社会管理学的，美学的，道德伦理学的，社交学的，等等。这些代码犹如各种不同的文化尺度围绕于人的面容周围，这暗示了一个人由于面容中介所遭受的种种文化压力。可以看出，这时的面容并不是单纯地向外部社会展示个人，它同时驱使个人卷入外部社会的编码。换句话说，个人凭借面容镶嵌于文化网络之中，从而使肌肉、内脏和骨骼组成的躯体为社会文化所确认。在这里，面容典型地体现了符号的功能：一方面，面容为它所指代的躯体做出符号意义上的定位，致使躯体成为一个文化成份而存在，引导躯体纳入生物学、美学或者社会管理学的文化视野；同时，面容又解除了躯体的独一无二所拥有的天然权利，躯体变得可以衡量、可以褒贬、可以排列不同等级了。符号的功能致使个人自足的幻象开始解体，符号表明个人束缚于种种更大的文化体系之中，这恰是结构主义否弃存在主义的主要理由之一。
面容的符号性质迫使人们恪守一个约束：不能任意篡改面容。这如同特定的字眼必须保持相对不变的涵义一样。面容成为个人的固定标记之后，任意篡改无疑将引致莫大的混乱。这种混乱首先将骚扰社会管理机构，随后向道德领域和心理领域扩散。如果丈夫无法识别妻子的面容，同事之间无法相认，亲朋好友面面相觑而惊疑相向，多方面的恐慌不言而喻。中国的川剧将“变脸”视为一种独到的演技。然而，见到一个人物能够在瞬间更换多张面容，我的内心总会涌出一片莫名的不安——这种演技隐含了对于正常文化秩序的有力挑战，不管演员的初衷是否如此。
二
谈论面容的时候，我清楚地意识到，我正在触及社会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穴位。面容是个人与社会之间的接榫之处。许多社交场合，人们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核对面容与姓名。如果说姓名是社会框架上的榫眼，那么，面容即是个人楔入社会的榫头。现代社会已经自我简缩为种种符号体系加以分类、检索。姓名乃是社会成员安置于诸种符号体系之内的一个基本符号。这些符号体系开始控制、监察与干预社会成员时，姓名与面容的相互认领成为首要步骤。人们不难发现，姓名是符号体系之中最富个人性质的成份，面容是躯体之中最富社会性质的部位。假如面容与姓名之间相互脱节，个人将滑出种种符号体系而飘荡浮游于真空地带，而社会管理机构则会因为基础陷落而成为悬空的楼阁。我曾经将所有个人证件一一摊在面前，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面容与姓名之间的密切关系。种种个人证件都包含这两项内容：面容——通常采用相片显现——与姓名。证件将两者并列在一起，以便互相印证。一个没有任何证件的人是无法进入社会的。证件之中面容与姓名的重合，事实上亦即个人与社会互相衔接的象征。反之，一个人如果企图从社会之中隐匿，遮盖面容是个常用手段——这就是许多盗贼劫匪之所以称为“蒙面大盗”的原因。
面容的意义如此重要，这个部位赢得了人们的格外珍惜。躯体上的疤痕微不足道，面容上的疤痕则会让人苦恼一辈子。也许疤痕是一个过于严重的假设——事实上，几个暂时的粉刺或细小的雀斑就可能导致强烈的反应。这种珍惜同样体现在每日不辍的洗脸动作上。与躯体的洗浴不同，个人卫生不是洗脸的首要目的。洗脸的真实涵义是，向外部社会展示一张洁净无瑕的面容。这时，面容的状况被看作个人形象的重要注释。蓬头垢面通常意味着一个人的潦倒或颓唐。只要条件许可，人人都愿意让面容成为自己的骄傲——其至死亡也不能让人放弃这份骄傲。
在一个更大范围内，面容与个人的关系已经在隐喻的意义上得到了使用。日常用语中，“面子”或者“脸”隐喻着一个人的尊严、身份、人格。“赏脸”或者“给面子”表明了尊重、仰慕乃至崇敬，“不赏脸”或“不给面子”则是“不敬”的另一种说法——对于江湖帮派说来，这种不敬可能引致严重的后果。作为一种攻讦之辞，“不要脸”成为放弃尊严、不顾廉耻的通俗形容。这个隐喻延伸之后，人们还可以听到一句俗话：打人不打脸。无论是指摘、揭短还是揶揄，人们的面子不该受到伤害。追溯起来，这句俗话的潜台词是，善待一个人的面容亦即是对这个人的尊重。然而，一旦要对某个人表示莫大的轻蔑，人们的做法恰恰相反：打人打脸——我指的是抽耳光。抽耳光通常出现于上司对下级、长辈对晚辈、强者对弱者、有理者对理屈者之间。抽耳光是一种气势逼人的殴打：抡圆了胳膊，用巴掌拍击对方的脸颊。相对于拳殴，抽耳光造成的伤害较轻微；同时，由于动作肆无忌惮，抽耳光十分易于遭到对方的还击。尽管如此，没有人试图从技击的意义上改进抽耳光；事实上，抽耳光与其说在于伤害对方的肉体，无宁说在于侮辱对方的精神。由于面容的隐喻意义，击打面容所产生的功效被奇怪地放大了。
三
人类为什么挑中面容作为个人的固定标记？这是一个投骰子式的偶然选择，还是造物主深思熟虑的结果？对我说来，这仍是一个难解之谜。可以推断，人类的标记选择远在服装出现之前。这就是说，人类躯体上的每一个部位都可能与面容竞争。然而，我未能读到这种竞争的记录；相反，形天的神话表明了躯体其他部位对于面容的臣服与摹仿——形天企图以原有的面容为范本重新安排躯体。谁能够说明，面容在躯体之中的权威从何而来？
人们或者可以说，每个人的面容独一无二，易辩易识，这是选择的重要依据。然而，为什么人类不愿选择胸乳、巴掌、膝盖或者面部的某一器官——例如鼻子——作为标记呢？同样的理由，没有两个人的胸乳、巴掌、膝盖或者鼻子是绝对相同的。对于面容的精细辨别来自长期识读的训练，而相同的识读训练也可能使人们转瞬之间分辨两张甚至更多不同的巴掌。事实上，这样的考虑也许更为合理一些：人类事先确定面容作为个人的固定标记，而后才开始了面容的识读历史。换言之，面容识读的难易并不是面容入选的前提。
不管怎么说，面容成为躯体的首都，这种状况已经无可争议地持续了无数年代。面容仿佛是个人的精魂所聚，这甚至引致原始人的头颅崇拜——考古方面的研究表明，原始人曾经将头颅视为灵魂的居藏之所。当然，人类至少可以为视觉庆幸这种选择，面容在躯体之中占有一个醒目的位置。面容与人的视线处于同一水平面上，这使面容的识读能够通过正常的平视进行。挑选面容的过程，人类同时开始了面容的文化改造。面容的一切活动——诸如哭、笑、扬眉、撇嘴、斜视等等——逐渐被赋予种种社会涵义。这项漫长的工程如今已经竣工。面容成了一个合格的文化作品。它全面地体现出人的本质。一方面，面容保持着完整的生理表象，另一方面，面容又具有完善的符号功能；换句话说，人的生理内涵与文化内涵在面容之上得到了最为和谐的平衡。
也许，从更为深刻的意义上看来，面容的生理表象同样呈示了文化涵义——作为一个符号，面容的真实程度因之得到了承诺。面容超脱了服装的遮蔽，毫无阻拦地向外暴露出它的肌肤毛发，暴露出它与肉体之躯处于一个统一体之中，性质一致。于是，面容指代躯体的功能得到了无可怀疑的确认。由于面容与躯体的不可分割，面容作为躯体的代表远比服装权威。服装无疑是一种精致的文化作品。它不仅是躯体的外在包装，用以蔽日御寒，同时，服装也是显示躯体状况与等级的重要符号。然而，由于服装与躯体之间可以互相脱离与更换，人们无法对服装投以过多的信任。许多时候，服装可能是一种挪用，一种躯体外部的伪装。服装不可能拥有面容那种无可替代的真实。
面容的文化改造带来了一个巨大后果——面容成为躯体的真正核心。尽管面容的面积不过躯体的百分之十，但它却集中了个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信息。面容拥有超额的文化重量。可以将面容与人的胸膛加以比较。胸膛处于躯体的正面，并且形成一大块引人注目的平原。胸膛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胸膛是心脏的所在。这使胸膛成为生命的象征。然而，尽管如此，胸膛仍然无法祛夺面容的光辉——面容是一个人的文化心脏。一个人的社会生命必须通过面容维持。面容消亡之日，亦即个人所有社会行动终结之时。所以，昆德拉在《不朽》之中多次提到一个奇特的观点：死亡是一个没有脸的世界。死亡向社会卸下面容之后归于虚无。在众多的鬼怪故事之中，最为恐怖的鬼怪是有形无脸的。牛首马面的狰狞丑陋仍然为这些鬼怪指定了一个可以想象的位置和级别，而没有脸的鬼怪无从确认，不可捉摸，它们所引致的恐怖是无限的。
四
齐尔美专注地观察过人的面容。他发现面容是一个高度协调的舞台。面容的表情与特征为面容的所有局部共同决定。动一动嘴唇，皱一皱鼻子，蹙一蹙眉头，变换一下眼神，任何一个微小的动作都将引致面容整体的改观。人类躯体之内，面容的协同程度是其他任何部位所无法比拟的。人类躯体之外，没有一种结构能够像面容那样维持丰富与统一之间的巨大张力。不言而喻，面容之中诸多器官的协调配合为面容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没有这些器官的共同努力，面容将是一个空洞的称谓。人们或许感到，面容是一片天然的完整领土。面容居于人体顶端；以颈部为界，面容踞守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半岛之上。特殊的生理部位为面容的外貌提供了基本的理由。然而，如同地理位置并不是一个国家版图的全部依据一样，面容的真正内涵也远远超出了生理部位的承担范围。面容的本质集中体现在这里：它从一个生理之上的高度统一了面部的诸多器官。面容的协调无疑源于精神的统治。诸多器官驯服于精神之后，面容作为一个新的单位方才名至实归。在这里，面容包含着两套程序。一方面，眼睛、鼻子、嘴巴、耳朵各司其职，互不干扰；另一方面，它们又前后呼应，举一反三，共同听从于一个更高的号令。可以设想，假如面部的诸多器官互相分裂——假如眼睛无故闭上了一只，嘴唇与舌头孤立地开闭伸缩，或者，鼻子在专注凝视之际节外生枝地掀动，面容将为之解体。这时，人们可以看到一个头颅，但却无法看到一个面容。
这就是我从面部运动之中发现的重要转换：面容对于诸多器官运动的统一管辖，使之服膺于一个更高的目的。这表明，面容的文化涵义已经将生理涵义完全克服。这样，面容的生理表象不仅承担了生理功能，诸多器官不仅单独履行维持生命的职责；同时，它们齐心协力地聚合起来，凝结为一个富有表现力的符号。在这个意义上，生理表象与诸多器官都获得了一个生理之外的崭新主题。经过这个转换，面容终于完成了进入社会之前的一切准备。
当然，一如等级社会的不同分工，面部各个器官在文化涵义的执行之中负有不同的使命。黑格尔因此进一步分析了面容。黑格尔按照不同比重的生理意义划分了面部各个不同的器官，并且用进化的眼光想象这些器官的文化功能。以希腊人的面容为例，黑格尔将面容划分为“精神体系”与“实践体系”。前者以额头为中心，后者以嘴为中心。作为一个绝对理念的玄思者，黑格尔理所当然地褒扬额头而贬低嘴。黑格尔指出，动物头部结构之中的突出部分是满足生理需要的嘴，其他器官仅仅是这个器官的附属品；这使动物的面容毫无精神迹象。相反，人类的面容则有第二个中心，“这个中心在面孔上部，即在流露深思神情的额头和它下面的容光焕发的眼睛以及它的周围部分。这就是说，额头能表现出思维、感想和精神的沉思反省，精神的内在生活很清楚地集中在眼睛上。由于额头的凸出和口部与腮骨的退后，人的面容才获得它的精神的性格。”作为这两个体系之间的转变和过渡，鼻子承担了联系的职责，它使面容上下两部分达到柔化和平衡。用黑格尔的眼光看来，“精神体系”已经居高临下地统摄了面容。
面容完美无缺地保持了它的生理表象，而面容的文化改造则是在这个限度之下悄悄地完成。面部的五官存在依然如故，但是，人们对于五官的认识却转移了方向。人们的认识尽量漠视乃至压抑五官的生理功能，努力使之显现出文化方面的“语义”。眼睛的视、耳朵的听、鼻子的呼吸、嘴巴的咀嚼在不言自明的形式下为人们所忽略，人们专注察看的是诸多面部器官调制出来的表情。表情已经超出生理层面而成为别一种交往语言。这种状况甚至使人们不愿对面部分泌的两种液体一视同仁。在生理的意义上，唾液的作用决不亚于眼泪；然而，按照通常的观念，眼泪可以展现而唾液必须深藏不露。除了湿润眼球，眼泪还可以表示悲伤、激动、喜悦、恼怒等等诸种表情，这使眼泪的意义上升到文化层面上得到了高贵的肯定——谁能不为林黛玉滚滚无尽的泪珠而动心呢？相反，唾液仅仅显示了饥饿与食欲，纯粹的生理意义使它遭到了面容的排斥——当众流淌唾液至少是不体面的，而吐唾沫则是失礼或有意亵渎。唾液甚至因此得到了一个音节古怪的鄙称：哈拉子。
面容的转换无形之中造成一个原则：社交场合，人们不宜单独强调某一个面部器官。这种强调可能重新暴露器官的生理性质，从而某种程度地损害面容的符号功能。因此，面容的有效社交行为必须诉诸所有的器官共同完成。哭，笑，沉吟，惊讶，爱慕，羞涩，愤怒——这些示意性的表情应当调动面容的每一个局部协作参预。假如某个局部无法跟上，面容就会显得力不胜任。一个人的笑容仅仅表现为咧嘴而不是面容的整体行动，这种笑容即将出现虚假之感——俗话形容为“皮笑肉不笑”。这个原则对于脸形臃肿的人颇为不利。过多松弛的肉囊致使他们无法精确控制每个局部，诸多器官之间的配合经常不能及时到位。于是，他们的面容常常显得迟钝乃至愚拙。按照通常的面容风格判断，瘦的人精明，胖的人呆滞——这种先入为主的印象无疑是上述原则的派生物。
现代社会，上述原则显然已经深入到礼仪风范之中。面容的协调运动意味着精神对于面容的完全控制，它所形成的专注姿势是社交所必需的。专注表示了对于他人的尊重。如果某个器官临时挣脱了精神的指令而自行其是，这将形成面容之中生理涵义的哗变。生理涵义短暂地颠覆了文化涵义，迫使面容顷刻之间退出社会而回到动物的年代。这种状况是社交场合引以为耻的失误，这如同一个人在客厅的聚谈时当众打瞌睡一样。当然，某些时刻人们可能陷入尴尬：个别面部器官的生理行为刻不容缓，这种行为完全无视人们的意愿而不可阻遏地表现出来，例如喷嚏，咳嗽，呵欠，等等。遇到这种无奈的情况，人们应当向社交场合遮蔽面容以示抱歉，至少是象征性地遮蔽。否则，当众放纵面部器官的生理功能将遭受礼仪的谴责。
五
不难想到，强调面容高度协调的时候，眼睛是一个可能引致争议的器官。很久以来，眼睛已经成为面容之中最富神采的部分。躯体的能力限制了躯体的空间位置，眼睛却将躯体的控制范围扩张到最大限度。眼睛不仅为躯体接收外部视象，同时还将躯体的意志投射出去。虽然眼睛无法像语言一样诉说种种复杂意思，但是，许多重要或微妙的场合，眼睛具有特殊示意能力。这使眼睛成为面容的聚焦之处。人们习惯地将眼神作为性格、气质和情绪的辉点。孟子曾经指出：“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眼睛所得到的格外重视无形地导致了眼睛崇拜。许多人不但相信眼睛是面容神色的核心，他们甚至认为，仅仅依据眼睛就可以演示各种各样的表情。即便面容器官寂然不动，眼神的单独变换已经足以表明惊恐、惶惑、威严或者温柔。作为眼睛的崇拜者，晋代画家顾恺之的一句名言众所周知：“四体妍蚩，本无关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考察古希腊雕塑的时候，黑格尔甚至将眼睛当成一个过分出众的器官。黑格尔解释说，为了使人物的灵魂均匀分布于躯体的各个部分，古希腊雕塑家不得不回避目光表现——因为眼睛的突出光芒可能破坏塑像整体的呼应。经过这些夸张与渲染，眼睛似乎赢得了特权：它能够脱离面部的诸多器官而独树一帜。
这是一个错觉。如同面部其他器官一样，眼睛也没有单独的意义，作家曾经慷慨地将种种形容词赠给眼睛；在他们看来，人们周围闪烁着冷酷的眼睛，嘲弄的眼睛，威严的眼睛，刺人的眼睛，温情的眼睛，这些眼睛似乎能够单独完成自己的社交风格。然而，科学研究表明，这些神态各异的眼睛并不存在。如同朱利斯•法斯特所说的那样，眼睛远非灵魂的窗口，眼睛不过是躯体的终端而已。不同人种的眼睛颜色可能相异，此外眼睛之间并无二致。与其说作家察觉到种种不同性格的眼睛，无宁说他们为眼睛与面部其他器官的秘密配合所迷惑。或许，人们应当惊叹的是这一点：眼睛对于面部其他器官的组织如此隐蔽同时又如此成功，以至于眼睛仿佛可以在社交场合唱独角戏，只身创造奇迹。尽管作家或者画家对于眼睛的钟爱并未减弱，但是，体态语方面的考察详细揭露了眼睛与其他面部器官之间的合作关系。体态语分析证明，眼皮时时天衣无缝地辅助眼睛“说话”。此外，眉毛、嘴巴乃至鼻子也将不露痕迹地参加眼睛的种种行动。例如，只有当嘴巴发生了某些变化之后，斜视和换一侧眨眼才能表达不同的意义。
诚然，如同面部各个器官一样，眼睛也可能在特定的场合逃脱精神的指令而擅自行动。这时，前面阐明的原则同样适用：眼睛的失控同样属于一种不雅之举。眼睛与整体面容的游离体现为失神、木然、呆滞、瞠视、心不在焉、视若不见，等等。一旦面容之中最为光彩的器官产生瘫痪，面容将因为表情分裂或者表情丧失而急剧退化。这种退化所呈现出的面容外貌被认定为愚蠢——失神、木然、呆滞、瞠视、心不在焉、视若不见都是愚蠢的某一方面标志。对于面容说来，眼睛离异所造成的恶果并不亚于其他器官的离异。其实，许多作家同样利用了眼睛的失控表现人物的精神涣散。
五官协调，面容统一，这成为最为常见的习惯。没有人因此感到奇怪，甚至没有多少人意识到这个习惯。只有在异常的面容出现时，人们才发现这个习惯已经如此牢固。社交场合，一个人五官的稍微失调立即会被他人察觉，一个脱离了面容的耳朵、眼珠或者鼻子无疑会引致恐怖之感。然而，奇怪的是，二十世纪一批天才人物却试图打破面容的统一——我指的是像毕加索样的画家。毕加索的一些绘画作品完全抛弃了视觉的自然经验。他将面容拆卸开来，任意重新组装。面容之上蒙娜丽莎式的古典和谐已经一去不返，他的人物五官位置完全错乱，这些器官时常脱离了面容，甚至脱离了躯体悬在空中。毕加索的怪异风格得到了众多后继画家的摹仿。在书籍封面、公共场合壁画或者寓所墙上装饰画之中，许多人物的面容不再是一个统一体，面容的肢解成为一种时髦的绘画语言。不论绘画史如何解释与赞许这些画笔对于面容的暴力虐待，这些绘画给人带来了不安和恐惧。也许，这种绘画语言表明，画家已经从二十世纪的空气中嗅到了某种反常的气息？
六
帕斯卡尔这句话不仅是赞叹埃及女皇的非凡美艳，在一个更大范围内，这同时展示了面容曾经有过的辉煌业绩。事实证明，一个人的五官长相可能奇怪地干预了历史，某些时刻，面容将作为一个杠杆撼动了历史结构。当然，并没有多少历史学家愿意考察面容历史之间的线索，两者之间的联系无章可循。预测一张面容可否改写历史，这犹如预测一只蝴蝶翅膀的煽动可否酿成一场风暴一样渺茫。人们只能从过往的事实之中看到，历史上的某些面容曾经产生出不可思议的伟力。这些面容成为击发某些庞大历史事件的扳机。按照荷马的叙述，十年的特洛伊战争起源于海伦被拐；众多的传奇、戏曲至今仍在传诵，昭君出塞如何维护了汉代的疆土。也许，武则天与慈禧太后是人们更为谙熟的例子。假如这两个女性因为面容平庸而无法入选皇宫，或者无法得到宠幸，那么，后代的史官又应当如何想象唐代的风貌与清代的史迹呢？假如没有这两张面容，历史是否可能拐一个弯，延迟或加速它的步履呢？我相信没有人能够为之断言。这是一些永远无解的谜团。人们所难以否认的是，浩大宏伟的江山社稷与小巧玲珑的眉眼嘴脸之间曾经而且还可能出现某种意想不到的衔接。
从这个意义上说，面容已不仅是个人的标记。面容本身是有等级的，它将在社会之中定价，然后待价而沽。面容可以让一个人平步青云，也可以让一个人无所作为。这样，面容的功能迅速地为等级社会所吸收，并且同各种等级观念一拍即合。面容与权势、财富——等级社会的两个重要源头——存有可靠的换算关系。它们之间交易频繁，两厢情愿；事实上，许多人也就是将面容看成一笔由皮肤、骨骼、毛发与水晶球组成的财富。一张姣好的面容类似于一张数额巨大的支票。所以，人们对于面容漂亮程度的企求是没有止境的；如果条件许可，任何人都愿意自己再漂亮一点。这种美的爱好并不是纯洁因而完全超功利的，它隐含着炫耀、征服、统治等等诸种不可言喻的欲望。恰是由于同样的原因，某些国家曾经将美容视为一种罪过，美容所遭受的刑罚如同处置女巫一样。当然，犹如权势和财富一样，姣好的面容也不可能一无例外地为人们带来幸运。某些时候，姣好的面容可能招来种种觊觎；外部社会对于姣好面容的强行征集可能扼杀面容所有者的感情与意愿。面对这种状况，世间又渐渐浮出了“红颜薄命”的唏嘘。
通常认为，面容的历史是由女性撰写的。男性用臂力收揽世界，女性则用面容降服男性。因此，面容的等级鉴定实际上是以男性趣味为准绳。“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这种恩宠成为面容级别的最高褒奖。这无疑是男性中心的社会风尚。这表明了女性的低贱地位还是表明了女性的有利之处？女权主义者将出卖面容视为一种悲哀，而另一些羸弱的男性在另一侧发出深长的叹息——他们甚至连出卖面容的资格也得不到。有趣的是，女性在现代社会取得了种种自主权——诸如婚姻、生育、就业——之后，她们对于面容的热衷丝毫不减。虽然女性意识到了男权的压迫，但是，她们并不想立即结束面容的历史。
七
现在不能不提到一个事实：不论女性对于面容寄予多少梦想，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一张如意的脸。五官的分布是个人所无法控制的，美好的面容仅仅来自上苍的垂顾，而上苍总是如此吝啬它的恩泽。于是，如同千秋历史成为几个英雄的故事情节一样，面容的历史不过是几个美人的身世传奇。不管怎么说，大多数乏味的面容无法悦人，这是一个令人伤感的现实。
罕见的美好面容招来了相应的崇拜，这种崇拜供养了一批大大小小的明星。不过，尽管明星可能使许多女性自惭形秽，但她们并没有气馁——众多女性共同兴起了面容的自我改善运动。这种运动的范围如此广泛，以至于带动了一项工业的持续繁荣——我指的是化妆工业。
我曾经提到一个社会约束：不能任意篡改一个人的面容。然而，所有的观察都能证明：许多人对于改换面容热心异常，信念坚定。想一想假面舞会给人带来了何种乐趣——这是一个梦幻般的浪漫娱乐。由于面容的重新选择，所有的社会关系似乎都面临了另行安排的可能。人的生存为什么不能突破这个宿命——人为什么不能像更换服装一样更换面容？人为什么必须让一张一成不变的面容统治一辈子？不言而喻，更换面容的强烈愿望将同上述社会约束形成激烈的冲突。
化妆的长盛不衰显然包含了两者矛盾的调解。据考，化妆美容源于古埃及人尊敬神明的宗教仪式。作为一种改善面容的手段，化妆迄今尚未被更为彻底的手术整容所取代——这显示了化妆的善解人意。考虑到耗时问题，化妆显然比整容不利。整容可以一次完成，化妆操作必须每日不辍。考虑到耗资程度，化妆亦不亚于整容。长年累月的化妆品购买将远远超出一次的手术费用。按照这样的衡量，整容与化妆之间的悬殊比例肯定包含了更多的原因——我首先想到的是，化妆的成功来自观念上的折衷。
改换面容所遇到的第一个障碍来自社会管理方面。这个时候，化妆所做出的挑战并不像整容那样义无反顾，明目张胆。整容是不可逆的。整容意味着抛弃旧有的容颜，不留余地。即便是割一次双眼皮，整容所带来的变化业已刻入肌肤，终身不褪。相形之下，化妆无宁说采取了一种温和的骑墙姿态。化妆所使用的香粉或者颜色可以随时抹去，这包含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承诺：卸妆之后，面容的原貌将被归还。这是安抚社会管理机构的必要环节。化妆没有导致面容的实质性更动，因此，化妆不会混淆社会管理机构的审核。除了少量间谍或特工人员，化妆者从不隐瞒化妆这个事实。这使化妆进一步远离社会管理问题而成为一种艺术活动。不难看出，化妆所采取的策略相当明智。它为化妆所赢得的自由远远超出了整容。整容往往是一次性的。如果手术成功，很少人愿意再度修改。相反，化妆可以时时标新立异，甚至一日三变。没有人指责化妆造就出面容水性杨花的性格。
改换面容所遇到的第二个障碍更为隐蔽，同时也更为深刻。这涉及“真”的概念。通常认为，改换面容毁弃了本真，天姿将为造作所取代。“真”与“美”在面容之域出现了尖锐的对立。然而，我想挑剔地说，人们所强调的“真”涵义可疑。个人意愿所设计的面容成为一种伪饰，受之父母的五官才是始源——在这里，“真”无宁说是“天生”的同义语。这让我从“真”的尊重之中发现了祖先崇拜。这种祖先崇拜拥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信条：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父精母血，不敢毁伤。如果说这种古老的信条强调了血缘关系的神圣，那么，在生物技术革命方兴未艾的今日，它很可能成为维护人种纯洁的一条锁链。面对这些模糊而又复杂的戒律，化妆再度显得进退适度。多数人心目中，化妆仅仅是一种面容的暂时虚构。化妆仅仅使用香粉或者颜料进行表面覆盖，它的美学手段并没有对面容的生物层面构成侵害，它也不可能从生物意义上否认祖先的权威。因此，虽然化妆的描眉画眼并不真实，人们却慷慨地予以认可。
相形之下，手术整容似乎走得太远了。尽管整容的效果更为真实，但是，手术刀和药品却贸然冒犯了生物遗传。这与其说是对于“真”的亵渎，不如说是对于祖先的亵渎。这种大胆的举动潜藏着一种危险的倾向：人类试图重新在生物的意义上设计自己。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支持，人类开始纵容这方面的想象。然而，这是不是一种僭妄？人类真的能够充当造物主的角色？人类真的能够避开迷途走向完美吗？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敢给出一个不容置疑的肯定。舆论对于整容含糊其辞的不满乃至谴责，这表明了人类目前尚存的心理界限。
八
无论王子还是庶民，人人都知道面容的美丑之别。然而，人人的观点是否一致？从欧洲的皇后到亚洲的明星，衡量面容的尺度是否统一？换一句话说，能不能从美学意义上找到一张可以奉为千年蓝本的终极面容？
所有的事实都证明，恒定的面容鉴赏模式并不存在。古往今来，种种不同的美学体系指导着人们的面容识读。这导致了化妆趣味的持续演变。从樱桃小口到性感大嘴，从面如傅粉到黑色肌肤，从千娇百媚到冷面郎君，各种面容都曾有过正统的显赫。所以，没有人能够断定今人漂亮还是古人漂亮；人们所能肯定的仅仅是，今天的面容观念比古代更为复杂了。
这种状况把面容鉴定引向了时尚。时尚貌似一种无从捉摸的潮汐，潮涨潮落可能源于公众的兴之所至，也可能源于某种偶然的机缘。然而，等级社会之中，人们很容易察觉到权势——包括文化权势——与财富对于时尚的操纵。权势与财富将通过种种或明或暗的中介宣扬相应阶层的面容趣味，借助强大的传播媒介张榜公布所推崇的面容范本。一时之间，应者云集——仰慕形成了某些时尚的发源。在这里，权势与财富的威望很大一部分转嫁为面容威望，而面容威望又进一步为权势与财富添砖加瓦——这种循环无疑是明星发迹的秘诀。假如某种权势与财富的威望转化为特定的政治气氛，那么，面容鉴定之中的臧否的意味将更为强烈。我清楚地记得，浓眉大眼与黑里透红的肤色曾经是某个年代的标准面容。这种面容频繁出现于京剧样榜戏、电影与宣传画之中。显而易见，这种面容是对孔武有力与户外体力活动的推崇——那个年代具有一个斗争与尚武的政治气氛。这种面容与茁壮的身体、有力的胳膊、大号的拳头相互默契，并且同风行一时的军装、运动员服装遥相呼应。人们跟随一个作家将涂脂抹粉形容为驴粪蛋上下了霜。这时的面容鉴定体现为政治鉴定。面容终于纳入权势与财富之间最为激烈的搏斗——不同的面容成为不同阶级意识的徽号。
如果缓慢的面容趣味演变未曾引起足够的重视，那么，“准面容”——种种毛发式样与面部饰物——的演变将权势与财富的影子放大得十分清晰。 英国法庭之上，假发象征着权力——只有法官和律师才能佩带假发；中国清朝“剃发令”颁布之际，蓄发抑或剃发成为民族气节的试金石。同样的理由，胡子不仅指示了年龄，胡子也是生殖力、男性气概以及权力的说明。犯有怯战罪的斯巴达人将被剃掉胡子作为污辱。欧洲胡子的种种蓄法时常同各种身份——诸如国王、贵族、官吏、商人——息息相关。根据格罗塞考察，一些原始部落的唇栓、耳栓或者穿鼻均包含着深刻的寓意；它们或者用于克服懒惰，或者用于表示成人，或者表明宗教方面的涵义。作为面部的另一个活动装饰，墨镜最初由电影明星用以阻挡摄影棚的强烈灯光；由于墨镜代表了好莱坞魅力，它得到了广泛而又迅速的推广。可以看出，面容、面部饰物与服装之间构成了一个连续性系列。它们服从于相同的演变规律，同时受权势和财富的左右——只不过它们之间的演变速度逐项减慢而已。这时人们无妨说，面容的美学史隐藏了权势与财富的操纵。
九
我无法证实这本通俗面相学著作所做出的论断，因为我仅仅见过极为有限的伟人肖像。但是我知道，我闯入了一个十分特殊的领域：面相学。我对面相学一无所知。这方面的知识驳杂纷歧，同时又门户林立。面相学周围洋溢着神秘主义的气氛。面相学进驻民俗、野史、民间传闻、演义小说、历史名人轶闻，为一些丰功伟绩与奇闻怪事提供别具一格的解释。尽管黑格尔曾经轻蔑地嘲笑过面相学，但是，更多的人对于面相学保持了一种“宁信其有”的暧昧态度。面相学通常围绕着生死贵贱这些问题展开，因此，它始终是作为一门令人敬畏的学问出现的。至少在目前，面相学并未纳入正规的科学知识体系而占领学院，它主要通过师徒口授心传的方式流布于江湖，在异人、术士、教派领袖、神秘主义者、特异功能大师以及一些骗子之间辗转相传。在这里，我不想援引《麻衣相法》之类秘不示人的经典，也不想卷入面部某一个器官的详细辩识，我仅仅想站在外围，将面相学同前面观察到的事实结合起来。换一句话说，我将兴趣规定在这个层面上：面相学意味着一种特殊的面容识读。面相学在于索解五官的形状、配置同个人生存轨迹、命运沉浮及其社会成就之间的参证关系。这是在两个相距遥远的大陆之间架设阐释的索道。
“相”是面相学的基本概念。颜面六相分为富相、贵相、寿相、贫贱相、孤苦相、夭相。不难发现，“相”与女性所常用的“貌”相对。“貌”是一个美学概念，“相”则属于社会学衡量；即便“夭相”也可以从社会学意义上解释为“无福消受”。“相”的索解隐藏着男性的焦虑。如果说，“貌”的美学级别成为女性向社会开出的价码，那么，男性则急欲通过“相”预测个人未来成败兴衰。男性对于所欲投身的竞技场充满茫然与惶惑，于是，面容的预示成为他们紧攥不放的线索。所以，虽然面相学的兑现率颇为可疑，但是，隐蔽的男性心理支持了它的长盛不衰。
面相学是面容的精读。面相学不仅分析面容结构，同时还精心诠释面部每一个器官的形状。按照面相学分类，仅仅眉毛就有清秀眉、新月眉、柳叶眉、八字眉、一字眉、虎眉、鬼眉、间断眉、交加眉、螺旋眉诸种分别。作为一种符号破译，面相学代码繁复；任何类型的面部器官都能根据代码得到相应的阐述，而诸多器官的结构配置也将得到综合说明。代码是面相学的精髓，同时也是面相学的疑点所在。为什么“两耳垂肩，贵不可言，耳薄无根，必夭天年”？为什么“目秀而长，必近君王，目尾相垂，夫妻相离”？为什么“双颧插天，万人皈依”而“唇如鸡肝，至老贫寒”？虽然某些器官形状与生理气质之间的联系可能得到一定的佐证，但是，多数代码的依据无可稽考。这些规定的源头隐没于诸多古代秘藉背后，渺茫而不可追溯。人们仅能根据一个人的经历核对这些代码的可信程度，而代码的规定不证自明。
面相学所提供的代码表明，面相学的阐释体系隐约包含两方面的主旨：这种阐释或者指向个人性格特征，或者指向个人社会遭遇，而这两者之间往往互为因果。如果罗马型鼻子暗示着精力充沛，好辩好胜，那么，政治家或者外交家常常成为罗马型鼻子的辉煌归宿；如果虎眉乃是野性和武勇的表征，那么，武夫、杀手或者暴徒则成为虎眉拥有者的典型职业。两套阐释系统的交替至少在表面上增添了面相学的严密性。
面相学显示出中国的传统面容趣味。福寿之相通常强调方头大耳，鼻凸口阔，额头宽大，肤洁肉厚，眉毛平整而眉间开朗，五官结构匀称平衡而神明气爽。这种面容趋近于中庸风格，它将给旁人温厚、稳健、持重、平和之感。这与传统文化所喜爱的风格：温柔敦厚、谦恭礼让、含而不露、不形于色、协调一致。
诚然，这种面容标准并不是面相学的绝对尺度。事实上，面相学的面容鉴定包含着一定的弹性。它承认某些例外。这集中体现于面相学对于“异相”的认可。“异相”包含种种奇特的面容。它可能结构失衡，也可能某个器官迥异于常规。“异相”无法满足纯正的美学判断，它甚至是丑陋的，但“异相”却会产生令人难忘的神采。所以，“异相”通常不是君王或者统帅的面容条件，“异相”通常是怪才异人、江湖隐士的肖像范本。《西游记》之中，唐僧与孙悟空、猪八戒、沙僧之间的面容搭配是一个有趣的例证。尽管唐僧手无缚鸡之力，但他的堂堂面容已经决定了他的师傅地位——人们无法想象师傅能够由一张孙悟空的雷公脸或者猪八戒的长嘴大耳承当。《世说新语》记载：“魏武将见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远国，使崔季珪代，帝自捉刀立床头。既毕，令间谍问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然床头捉刀人，此乃真英雄也。’魏武闻之，追杀此使。”这里，曹操的形象与其说是养尊处优的帝王，无宁说是睥睨天下的一代枭雄。在许多古代演义小说之中，拥有“异相”的人往往是谋士、军师或者猛将。他们骨格清奇，颜面古拙，甚至可能眇目癞头，边幅不整。“异相”虽然暗示了某种奇门遁甲之术，但是，这几近于旁门左道，这种人才通常不易赢得正统之尊。他们总是在故事之中辅佐君王，建功立业；大功告成则弃官而去，隐于江湖。这种故事模式再度在面容的意义上显示了传统文化内部朝廷与江湖之间二元的价值系统。
面容成为面相学体系之中的符号以后，符号暴力对于个体自由的抑制赤裸裸地表现出来了。面容是天生的，为遗传所决定的；同时，面容所得到的面相学阐释是注定的，事先预设的，这导致了个体的双重宿命。个体从母腹之中带出一张面容，这意味着他的命运已经一铸而定。面容显示的命运来自上苍的安排，个体的反抗和搏斗徒劳无益。面容已经说明了一切，心高气傲、志向远大或者淡泊自处、才疏学浅均不再成为决定个体命运的真正理由。个人选择不过是作为一种迷人的假象巧妙地实践了上苍旨意。换言之，与其殚精竭虑地策划自己的命运，不如专心致志地研究自己的面容。
我不知道，无所作为的听天由命是面相学的初衷吗？可以察觉到，面相学曾经为个体的努力网开一面。这体现于面相学的“变相论”——面容可能由于境遇的变易而更动。“骨随贵生，肉随财长”，面容的高贵与否导源于外部环境的刻画。这似乎使面相学变得灵活圆通，周旋自如。然而，在另一方面，这种补救的逻辑前景可能危及面相学的基本前提。如果面容是境遇的作品，如果面容仅仅是尾随境遇的事后解说，面容将丧失预测的意义。这个时候，面相学还能够拥有神奇的魔力吗？
十
虽然人们可能对面相学的代码将信将疑，但是，在一个更大范围内，许多人却期望面容的识读能够注解一个人的性格与内心。对于多数人说来，这个世界太复杂了，这个世界之中最复杂的则是人的性格，而性格之中最难捉摸的则是人的内心。所以，俗谚有“知人知面不知心”之叹。在这里，“面”与“心”构成了一双相互对立的范畴。没有任何仪器能够窥见人的内心。于是，人们企图从面容上搜集来自内心的种种情报。人们希望看到一套完整的面容谱系，根据这一套谱系按图索骥地翻译相应的内心世界。这种幻想当然无法实现，但是这种幻想却转身踅入了戏剧舞台。这时，人们将戏剧舞台上的面容谱系称之为“脸谱”。
“脸谱”是戏剧之中图案化性格化妆，一般用于净、丑。根据记载，脸谱最初出现于唐 、宋，清之后已经臻于丰富完美。脸谱绘制的基本前提是面容类型与性格类型之间的配套关系。京剧之中，“整脸”用于正面角色，“水白脸”则用于权诈之徒，“天宝脸”适于下层人物，“十字门脸”则用于正直老者。无论这两者之间衔接是否合理，我都愿意承认：脸谱是一个富有想象力的策略——脸谱企图利用固定的面容特征框住游移不羁的内心。
这是符号对于自由的约束。脸谱导致戏剧之中角色形象的固定。鲁智深式的面容决不能有一个娄阿鼠式的性格；关羽式的眉眼断不该产生严嵩式的内心。同时，脸谱的约定还将使角色的性格一成不变。张飞的脸谱无形地取消了这个人物低眉俯眼的时刻，而包拯的脸谱则剪除了这个人物可能出现的一己私欲。不管怎么说，脸谱有效地简化了戏剧舞台，使之成为一个善恶分明、忠奸立现的世界。这是一批人喜欢戏剧的原因，同时也是另一批人讨厌戏剧的原因。
从脸谱想到面具是一个自然的过渡。面具也曾在戏剧中得到使用，例如傩戏。面具不是临时用颜料绘制于脸庞之上，它用铜、木等多种材料雕成形态各异的面容，供人佩带于脸庞之上。面具已经是面容偶像的物化。面具起源于遥远的原始社会。它和原始人类的狩猎、图腾、战争、巫术、仪式存在种种联系。在这里，我不想继续沿用考古学或戏剧理论所提示的线索谈论面具。我想说明的是，面具已经将面容的符号功能夸张到极致。这种夸张导致了面容与个人躯体的分裂。
面具是一种活动的固定面容。面具的五官和神情为物质材料所设定。面具从千差万别的躯体之中分离出来，从而成为某种面容类型的概括与凝定。面具不再从属某一个躯体，它将作为一个独立的器具供众多躯体选用。这个时候，面具所呈现的面容已经悬浮于众多躯体之上，它无宁说更多地归属于相应的符号体系。这些符号体系可能是宗教的，民族的，也可能是道德的，巫术的，每一个符号体系都规定了典型的面容分类标准。人们可以从傩戏之中清楚看到道德符号体系与面容神情之间的固定搭配：正神与和善，凶神与狰狞，丑角与滑稽，如此等等。面容挣脱了个体而成为面具符号之后，它将获得纯粹的符号魔力——这种魔力是任何一个个体所不具备的。在这个意义上，面容抽象与物化为面具即是符号魔力的炼制与投聚。任何一个个体企图借助这种魔力，他就必须放弃个体的真实面容而求诸面具。原始人普遍认为，佩戴某种面具可以汲取这种面具的魔力——这是面容崇拜的一个变种。面具的出现显明，面容崇拜亦即一种符号崇拜。符号对于个体的操纵乃至压抑再度被面具证明了。
十一
可悲的是，“面具”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转化为日常的习惯用语。这时，面具指的是一套隐藏真实意愿的表情伪装。在这个意义上，没有人能够完全抛开面具。人们必须在某些场合微笑或者悲哀，在另一些场合羞涩或者肃穆。如果媚态或者愤慨用错了地方，人们将招致无礼之讥，极端的时候甚至惹来杀身之祸。
也许，这是面容的不幸。面容成为躯体之中最受约束的部位。躯体的颈部以下才是私人领地。面容未能享受类似于服装的遮蔽物；面容不仅餐风露宿，同时还必须随时接受他人目光的督察。这在面容和躯体之间造成一种尴尬关系：面容时常以违背躯体意愿的行为维护躯体的安全。
于是，这带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现状：我所识读的多半是职业面容或场合面容。这是面容为职业或场合做出的规范表演。我从这些面容之中看到了小公务员、首长、小贩、明星、教师，看到了客人、外交家、情侣、乞求者、送葬者。如果这些公共的内容无法满足我的识读期待，那么，我还能从面容之中看到哪些个人内涵——看到哪些独具的韵味、神采、气质？
这个时候，许多面容骤然显出了空洞。一旦脱离了职业与场合而归还个人，面容还原成了一个毫无生气的生理部位。卸掉种种面具之后，许多面容仅仅剩下一团生理性疲惫。这些面容目光茫然，肌肉松弛，神情迟钝。的确，除了职业与场合气氛，这些面容还有什么可表示的呢？个性的丧失致使许多面容相互趋近，难以分别。
事实上，仅有不多的面容能够浮现出强大的个性涵义。这些面容具有难以言说的特殊气质，它如同一种无形的风格统一地融入面部所有的器官。我曾经久久地注视一张爱因斯坦的晚年头像。纷乱的头发和胡子，宽大的额头上一道道长长的皱纹，挺直的鼻了旁边一双忧郁而又专注的眼睛。我无法想象他在盯视什么，或者在倾听什么。但是，他那种既柔和又坚决、既诚恳又深邃的表情强烈地打动了我。这样的面容是无法忘怀的，因为它饱含着智慧和悲天悯人的同情心。
人人都有一张面容。然而，并不是人人都有一张自己的面容。职业面容和场合面容来自摹仿和训练，而真正的面容却是来自性格的成熟。前者是外部强加于人的符号，后者是内心在面部的释放。真正的面容或许已经失去了柔嫩的皮肤与光滑的前额，它们多半饱经风霜，如同熟透的果实。《金蔷薇》一书写道：“只要把契诃夫的照片按照年龄——从青年到晚年——摊开，你便可以清楚看到外表上的那一点点庸俗习气逐年消失，而他的面孔越来越严肃、深沉和优雅，他的服装越来越大方和随便”所以，林肯认为，过了四十岁，一个人就应当对自己的相貌负责。如果说，婴儿的呱呱坠地不过使面容降临人世，那么，个性神采标志了一张杰出的面容。这些面容并没有为文化改造所吞噬，所统一。它们击穿了通常的符号规范赢得了面容的自由风貌。这个时刻喻示了面容的再度诞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