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5年，阿瑟·叔本华（1788-1860）的父亲
海因里希投河自尽，母亲约翰娜决定变卖祖产，离开汉堡搬迁至魏玛公国。这一决定来得太突然，让叔本华猝不及防。唯一差可慰藉的是魏玛的教育资源得天独厚，叔本华内心期盼能借此机会进入当地名校，为日后的大学深造奠定基础（日后叔本华正是从受魏玛保护的耶拿大学取得了博士学位）。
魏玛位于图林根州府以东20公里，是一座风景优美的历史名城，也是德意志诸邦国的文化中心。从1547年起，魏玛成为萨克森－魏玛公国的都城。这个诸侯国小国寡民，无力与普鲁士邦群雄逐鹿，于是历代君主都把注意力集中在文化艺术方面。1775年，魏玛公爵卡尔·奥古斯特（Karl August，1758－1828）邀请歌德担任枢密院顾问，后者在这里一直生活到1832年逝世。歌德的非凡才华，为魏玛开创了史上第一个文化上的黄金时代。魏玛由此也被称为“诗人之城”。
丹麦童话作家安徒生曾说过，魏玛不是一座有公园的城市，而是一座有城市的公园。就像雅典曾是欧洲文化的心脏一样，歌德生活的魏玛即为德国的文化中心。由于魏玛代表着古典文化的传统，因此也被人们赞誉为德国的雅典。除了歌德，当时聚集在魏玛的还有席勒、赫尔德(Herder)、维兰德(Wieland)等文学家和哲学家，以及芬伯格(Fürnberg)、李斯特(Liszt)、巴赫(Bach)等艺术家。当然，这一切要归功于魏玛的另一位统治者、卡尔·奥古斯特之母安娜·阿玛利亚女公爵 (Herzogin Anna Amalia)，正是她的魅力将上述名流吸引到小城魏玛。历史地来看，尽管魏玛古典主义时期仅仅持续了半个世纪左右，但它仍然是欧洲思想史上最伟大的时期之一。
而叔本华恰好在这一时期来到了魏玛。
1.叔本华家世 海因里希·叔本华家族世代从事谷物、木材和咖啡交易，其曾祖曾有幸接待过俄国彼得大帝，堪称但泽（Danzig）最为殷实的商人之家。相对而言，约翰娜的家族实力稍逊一筹，因此1785年当海因里希（38岁）向豆蔻少女约翰娜（时年18）求婚时，后者几乎立刻便答应下来。若干年后，约翰娜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不无感慨地说，显赫的地位和头衔对年轻女孩具有极大的魅力，会诱使女人被婚姻套牢。而一旦入彀，“余生必然承受最严酷的惩罚。”可谓是她本人切肤之痛的真实描摹。
海因里希是典型的民主共和派，信奉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由于生意的缘故，他在欧洲大陆游历多年，对开明的英国政体尤为推崇——他为儿子取名英语的阿瑟（Arthur），而非德语的阿图尔，正是为了表达这一崇敬之情。同时，由于阿瑟一名在欧洲通用，他也借此希望儿子能成为“世界公民”，将家族事业发扬光大，并将这一古老的家族荣誉带入崭新的19世纪。或许正是由于期许太高，日后他对阿瑟的要求过于严苛，导致父子之间生出若干嫌隙。
对于儿子的降临，约翰娜同样喜不自禁。年少嫁作商人妇，她觉得自己像笼中鸟，虽然生活优渥，但却被剥夺了自由。孤寂难以排遣，儿子的出生正好可以让她散愁。约翰娜将阿瑟称为“小玩偶”，天天把玩观赏，但这样的快乐似乎未能持续太久。这与约翰娜的性格有很大关系——由于对平庸的婚姻家庭生活产生厌倦，她最大的梦想是文学创作，尤其是浪漫小说。事实上，她时常沉湎于自己的浪漫幻想，连儿子降生的喜悦也不能将她拉回现实。
她的不悦当然主要与海因里希有关。海因里希遗传了先祖的商业精明，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事业心，将家族荣誉视为高于一切。由于他长期外出奔波，自幼喜好文艺的约翰娜无疑感到备受冷落。而海因里希的独断专行也令她感到痛苦：由于门第的原因，她在家中事事需听从夫君，并无话语权。时日既久，夫妻感情难免淡漠；与一般妇女不同，在受到夫君冷落后她并未将全部激情和热爱转向小阿瑟，而是转向书本和想象——显然，她与普通妇女毫无共通之处。
因为身逢乱世，海因里希竭尽全力，也很难阻止家族生意在德国以及欧洲各地不断下滑的趋势。由于长期压力巨大、精神紧张，加上夫妻关系不和谐，使得他患上抑郁症，并最终选择自杀的方式“体面”地了结了自己的生命。在短暂地哀悼之后，约翰娜迅速做出决定——既然她已重获自由，当然事事可以自己做主——“我总是选择最刺激的方案，你看我选择的居住地。我没有像别的女人那样回家乡，回到亲友身边，而是全然陌生的魏玛。”在这里，她先是成为传记作家，后来又开始创作游记——其作品记述两年前一家人在德国南方和欧洲的游历见闻，获得相当的成功。最后，在歌德建议下，约翰娜转向小说，尤其是当时最流行的浪漫小说创作，由此成为德国第一位以写作为职业的女性。接下来十年间，她成为首屈一指的德国爱情小说大师。1820年代末，她的文集出版，总计达二十部之多，高过同时代几乎所有男性作家。那时，在她所举办的名闻遐迩的沙龙里，小阿瑟通常只被称为“约翰娜·叔本华的儿子”。
约翰娜的沙龙在魏玛享有盛誉，很大程度上与歌德有关。尽管歌德本人名满天下，但他的夫人克里斯蒂安娜（原为女管家）出身低微，不见容于上流社会。约翰娜对歌德夫人加以热情接待，直接赢得歌德的好感。在这位大人物的影响带动下，格林兄弟、施莱格尔兄弟等名流纷沓而至，益发为沙龙增光添彩。然而在众声喧哗、言笑晏晏的场景之中，感到最不自在、最不快乐的唯有叔本华一人。
叔本华不快乐的原因首先是因为母亲并未将他送入魏玛最好的学校，而是将他送进戈塔文科中学（Gotha Gymnasium）——一所离魏玛较远的乡村学校。约翰娜这样做的原因，或许因为学校校长是叔本华家族的世交，可以方便看管照应。但从她日后盛怒之下所写的信函内容来看，恐怕这并非主要原因——“我一再告诉你，很难跟你一块儿生活。我越了解你，越感觉增加困苦。只要不和你一块儿生活，我什么都可以牺牲。你的怪脾气，你的怨言，你不高兴时的脸色，你对于愚蠢世界、人类痛苦的悲伤，带给我不快乐的晚上，和不舒服的梦境。”母亲无法忍受青春期的儿子诸般坏脾气和坏习气，故而刻意与之保持距离。
母亲的疏远令叔本华倍加怀念亡父。当年父亲过度严厉一度令他痛苦，但对父亲的怨恨此时又引发他强烈的自责。针对他的浮夸生活，父亲曾提出批评，“舞蹈和骑马无助于商人谋生，商人需要的是写出正确易读的书信，我时常发现你的大写字母真是奇丑无比。”同时告诫他做人要立身谨严，“不要驼背，看起来像鬼一样……如果在餐厅，会被人当成裁缝或鞋匠。”父亲在生前的最后一封信里，依然向他传授做人之道，“关于抬头挺胸地行走和坐正，我建议你要身边仆人必要时用力打你一下。这关乎贵族子弟的形象。”叔本华对严父感到内疚：一是因为他为自己能够继续学业而感到快乐；二是认为自己对商业不感兴趣加速了父亲的死亡。之前他曾答应父亲，欧洲游历后，放弃当一名学者的梦想，进入一家商号做学徒，以备有朝一日时机成熟回来继承家业。父亲的突然去世将他从素来厌恶的商业枷锁中解脱出来——他为此对约翰娜满怀感激——进入大学深造从事学术活动也是母亲对他的期盼，尽管在父亲生前她不敢坦露这一愿望。
满怀怨气地去往寄宿学校，不久叔本华便因写诗嘲讽挖苦老师（这一习惯他保持终身）受到严重警告。他拒不认错，于是被遣返回家。然而待他重回家中，才发现他的房间已被他人占据。现代心理学认为，人们对世界的认知具有坚固的基础——不论深浅，都来自童年——这种认知日后会越来越复杂、完善，但本质却不会改变。自幼缺乏母爱之人，成年后通常会与人分离，退缩到自我的世界，盖因他始终觉得“他者”的世界充满敌意（犹萨特所说“他人即地狱”）。叔本华日后与外部世界以及各种人际关系的冲突，大多皆导源于此。
2.母子冲突 母子二人的冲突由来已久，志趣不投是主要原因之一。据叔本华日后回忆，当他兴高采烈地将博士论文《论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拉丁文）呈献给母亲时，作为文学家的约翰娜并没有耐心拜读儿子的大作——据说她只扫了一眼扉页，然后不经意地问道，“四重根？这恐怕和药店有关？”儿子的回答同样毫不留情，“当你的著作全部毁灭后，仍会有人读我的论文。”对此，母亲再次展现出她的机智，“对，因为你的论文放在店里，没人买。”——在约翰娜看来，将题目改为《一种阐释理论》或许更好，可能也更畅销。但儿子对她的看法一向嗤之以鼻。事实也证明了叔本华的论断：200余年来，此书仍不断再版，而约翰娜的言情小说早已湮没无闻。
约翰娜畅销小说一个恒久不变的主题是女性不快乐的婚姻，并且往往因此而拒绝生育，如此才不妨碍女主继续追求爱情。这是她内心真实的想法。尽管她从不快乐的婚姻中收获了一双儿女，但这并不能阻碍她寻找新的恋情。
作为沙龙女主人，约翰娜不仅饶于资财，而且才华出众，风情万种，因此从来也不乏男性追求者。凭借与长者歌德的友谊，她也受到中生代文人雅士的交口称赞。但约翰娜显然更中意年轻的俊友。她与其中一位名叫穆勒·冯格斯滕贝格（Muller von Gerstenbergk）的文学青年（时任枢密档案顾问）交往频繁，后来干脆延揽入室（以招租为由）——刚好迁入叔本华原先独居的房间，由此触发了后者的怨怒。
像所有血气方刚的青年一样，叔本华的怨气和不满全写在脸上。他本来也并不讨人喜欢，此时更是对母亲及其嘉宾做头做脸，令人不堪。照约翰娜的说法，“你易怒而令人难以忍受，所有你的优点都因为过度聪明而失色。你可以在所有地方挑出毛病，除了你自己，因而激怒周围所有人……因为无法像印出来的书一样跳过让人不喜欢的章节，只好干脆把整本书当垃圾丢到火炉里。”母亲威胁要将他扫地出门——她在写给叔本华的信中直言不讳地指出，“使我厌恶的不是你的内心，而是你的外在表现，你的含沙射影，以及你的诸般恶习。一言以蔽之，我们对外部世界的认知毫无共识。”因此，她的结论是，“你实在很难相处……我越了解你，越觉得如此。”约翰娜不愿对任何人负责，因为她要纵情享受浪漫情欲，作为对之前失败婚姻的补偿。之前丈夫曾对她严加管束，但斯人已逝，还有谁能剥夺她的自由，剥夺她享受幸福的权利？她没料到跳出来反对她的会是她的儿子。
出于对约翰娜的不满，叔本华开始缅怀父亲——正如他后来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一书献词中所说，“我的一切都要归功于这个高贵杰出的灵魂……如果有任何人在我的作品中找到一丝喜悦、安慰、指导，我都希望他认识父亲的名字，并知道如果没有海因里希·叔本华的话，阿瑟·叔本华早已毁灭了一百次。”——与之相对照的，则是对约翰娜的出离愤怒：“我了解女人，她们认为婚姻只是长期饭票。我父亲不幸生病时，除了一位忠实的仆人提供必要的照顾，几乎等于被人遗弃。我的母亲举办宴会，父亲却寂寞地卧病在床；母亲的生活充满乐趣，父亲却痛苦难当。”
甚至父亲当年对约翰娜的怀疑也并非毫无凭据。通过近距离观察，他相信了父亲的嫉妒，并担心母亲会玷污父亲及其家族的名声。饱读西方经典的叔本华开始以希腊神话中的人物忒勒马科斯自居——他在奥德修斯对外征战期间，与其母珀涅罗普一道守护家园，并守卫母亲不受求婚者的侵犯。可能是读书过多的缘故，像希腊神话人物或哈姆莱特王子一样，叔本华以父亲的名义要求母亲过贞洁隐居的生活，同时对那些恬不知耻的追求者猛烈抨击，辱骂他们是无足轻重的“量产生物”，根本不配取代他的父亲。他指责母亲同冯格斯滕贝格私通，有辱他的家声。由于缺乏心理准备，母亲一度只能在叔本华外出之时才能私下邀请对方来家做客。
在约翰娜眼中，19岁的儿子此时俨然成为亡夫形象代言人的化身。似乎他继承的不仅是父亲的遗产，还有对约翰娜继续行使监管的权力——这后一点尤其令她怒不可遏。母子之间开始发生争吵。叔本华担心母亲的大肆挥霍会危及他在两年之后（即21岁时）将要得到的遗产。母亲则痛斥他生活奢侈：昂贵的饮食，以及价格不菲的马术课程等事实上都超出了他目前的承受能力。母亲还指责说他故意被戈塔学校开除，是想要回到魏玛家中贪图享受。
在母亲看来，叔本华不仅身形酷似乃父，连气质也即为相似——“我太了解你多么缺乏年轻人的快乐，笼罩在忧郁的性情中，这是来自你父亲的不幸遗传。”叔本华自己也坦承，他的智力遗传自母亲，性格则来自父亲。同样，他也遗传了父亲的正直感和使命感——比如父亲去世后，“我决定继续学习经商，部分因为过度哀伤摧毁了我的精神力量，另一部分则是父亲死后立刻改变决定，我让我良心感到内疚。”这一种犹疑的性情在约翰娜看来简直是软弱的代名词，“你的性格和我完全不同，你生性优柔寡断，我本人却果敢决绝。”——但她万料不到的是，一转眼他居然想要取代父亲的地位，来操控她的个人和情感生活。
母亲下了逐客令，要叔本华另觅住处，“到我家时，你是客人……客人不能干涉主人的家务。你每天下午一点过来，三点离开，我不会再其他时间见你，除非你愿意参加我的沙龙每周两次的活动，你可以在那两个晚上到我家吃饭，但你必须戒除你令人生气的烦人辩论……我不会牺牲自己的时间来陪你，希望你不会用敌对的态度回报我的关怀和爱心。”由于儿子我行我素，毫无悔改之意，“你如此用力甩门，现在我们的大门已永久关闭”——母亲要求儿子搬离，同时让自己的情人公然入室。她在诀别信中对儿子说，“不要写信给我，我也不会看信或给你回信，一切都结束了，你伤我太深，你去过自己的快活日子吧！”
获得近2万塔勒（Taler）遗产的叔本华离开魏玛，先后辗转于柏林和耶拿等地，最后定居于法兰克福。自此以后，直至约翰娜去世，母子二人再也没也见过一面，可见衔怨之深。
3.叔本华与歌德
父亲的去世是叔本华人生的转折点。这一方面加深了他与母亲的矛盾冲突，但另一方面也将他从父爱的重压下解放出来，让他义无反顾地走上哲学道路。与之相似的是，尼采和萨特皆幼年丧父——尼采之父为路德教牧师，否则尼采不可能成为“敌基督”；萨特也声称他无需背负寻求父亲赞许的重担，故而才能大显身手。与之相反的事例则是克尔凯郭尔和卡夫卡，二人皆终身背负重负，不得解脱。
叔本华在魏玛与歌德的相遇在很大程度上也改变了他的人生。1809年，叔本华尚未结识歌德，便已在自己的房间悬挂歌德画像，以示崇敬。19岁时，叔本华将《威廉·迈斯特》作为青年成长的教科书介绍给友人。可以想象，能与这位文坛耆宿见面晤谈，叔本华该是何等激动！与之相反，歌德最初对年轻的叔本华态度较为冷淡，后来读到他的博士论文《论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给予很高评价，开始对他刮目相看。当他们在歌德位于弗劳恩普兰的住所会面之后，歌德在临别赠言中写下名句：“如果你希望享受自身的价值，你就必须为世界创造价值”，作为对年轻哲学家的勉励。同时，诗人又在致好友卡尔·路德维希·克内博尔（Karl Ludwig Knebel）的信中写道，“年轻的叔本华在我看来似乎是一位超凡出众又十分有趣的年轻人。你同他可能很少有接触，但你却必须去结识他。”
叔本华日后声称，歌德曾说过，跟其他人谈话是打发时间，跟叔本华谈话却是哲学探讨。据说二人见面谈得最多的是康德和斯宾诺莎的哲学。对于两位前贤的善恶观，歌德与叔本华意见并不一致。歌德认为恶只是和谐整体的一部分，而叔本华则坚信恶是统治世界的力量。尽管存在分歧，在叔本华身上，年迈的歌德仍然感到某种相投的意气，如觅知音。比如对于数学家，尤其是对法国数学家的蔑视——因为当时的德国没有任何一位人物能与法国的拉普拉斯（Laplace）、达朗贝尔（D’Alembert）、拉格朗日（Lagrange）、拉美特利（La Mettrie）以及傅利叶（Fourier）等人相比——直到若干年后高斯（Gauss）横空出世。歌德最不满法国人自命不凡，“将一切都要译成法文——结果意思统统改变！”叔本华后来在同友人大卫·阿谢尔的一次谈话中也声称，在数学与欧几里得几何学方面，歌德同自己见解一致；是歌德引导他进入“反牛顿”体系；也是在歌德影响之下，他开始研究科学。他们都相信科学与形而上学并非不共戴天的仇敌，认为科学与艺术/诗密不可分，同时反对当时德国学术界对学科日益细密的划分。
歌德与叔本华讨论色彩及光学理论时，二人出现争论，歌德一度深感失望。在歌德于1832年去世之前，他对埃克曼（Johann Peter Eckermann）吐露了他失望的原因所在。他一直坚信自己“是我所处的世纪正确了解色彩理论这一艰深科学的唯一之人”，并希望获得另一位“天才”叔本华的支持与认可。对此叔本华当然心知肚明，歌德的色彩理论“令其作者终生牵挂于心，远甚于他所有诗作令他挂怀的程度。”然而出于科学的良知，他并未阿谀顺从。
原因很简单。叔本华认为，“歌德是一位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者，他完全拒绝此种看法：物体自身只在它们被认知主体加以表现之时才存在于那里。”而叔本华本人的认识论就本质而言乃是康德式的调和论（调和经验主义与唯理论）——这一种认识论会成为他构建的色彩理论赖以立足的基石，而这种色彩理论与以灵感为源泉或以纯粹感觉经验为来源的色彩理论完全对立，不可调和。1816年，叔本华出版自己的光学和色彩理论著作《视觉和颜色》，歌德大为不快。尽管后来叔本华应邀造访，歌德在日记中仍旧表示“谈话非常开心，相互皆有所启发”——但显然，已很难恢复到从前疑义与析、孜孜不倦的亲密关系了。
据埃克曼在《歌德谈话录》中回忆，晚年歌德不止一次谈到《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且多有褒扬。对于二人的分道扬镳，歌德日后追忆说：“我们对许多事有共识，但最终仍注定分开，好像两个一同走了很久的朋友……没多久就再也看不到彼此。”但他同时也承认，“天才能照亮当代，就好像彗星进入星球的轨道……他无法按照常轨行进，正好相反，他的成就远超当代。”
同样，叔本华对歌德的启发与教诲也铭感终身。在他的晚年，由于身体原因，他的社交活动已大为减少。尽管如此，他与歌德一家仍保持通讯联系。1860年，叔本华去世之前数月，他收到歌德儿媳奥蒂莉娅（Ottilie von Goethe）来信，恳求他出面说服他的妹妹阿德勒（Adele）放弃出版她的书信日记——担心会对歌德家族荣誉产生负面影响。才女阿德勒很早受歌德宠爱，一直以父女相称。歌德逝世后，她又与歌德的两个孙子共同创作小说戏剧，使得这一家族情谊得以延续。叔本华在查阅书稿后回信，以个人名誉担保，认为书中没有任何对歌德不利的内容，并借此机会再次表明他对歌德的崇敬之情。
据传记作者说，叔本华临终前最开心的一件事无过于收到著名演员、《浮士德》扮演者克莱门斯·赖纳（Clemens Rainer）的致谢函。后者宣称经过长期反复揣摩，终于体悟到歌德在剧中刻画的“无爱的自私者”的形象，并非是对意志的否定，而是人生的救赎。由此，他认为叔本华的悲观主义与歌德的乐观主义其实只是一体之两面——对此，叔本华在回信中欣然同意：能与康德、歌德鼎足为三，本来就是他平生最大的愿望。此前，他在一则笔记中曾记录下他对这两位时代英雄所做的评价：“可以说，如果歌德没有与康德从彼此相反的方向提升德意志精神，德国将很难达到甚至超越古希腊罗马文化成就的高度。”在这里，叔本华巧妙地暗示——如果不是歌德这位艺术家的沉思冥想和精妙文本“唤起更优的意识质料的话”，那么，德国的思辨哲学必将无可挽回地遭到黑格尔等“冒牌哲学家”的败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叔本华称歌德诗作是“审美的福音书”（aesthetic gospel），而诗人本人则是不知疲倦的传道士。叔本华坚信，书籍的世界将活着的学者同逝去的思想家连为一体，丝毫不受时间、空间和死亡的限制。而伟大的智者像歌德（以及他本人）“仅仅通过写作对人类说话。”——事实上，据卡夫卡的观察，叔本华甚至连他的文字风格也是模仿歌德——旨在追求“素朴”（naïveté）而非矫饰。
不仅于此，在魏玛期间，歌德还将当地著名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马耶尔（Friedrich Majer）介绍给叔本华。马耶尔是东方学专家，精研佛教和印度教，具有神秘主义倾向。正是在他的影响下，叔本华开始对包括伏都教（Voodoo）在内的东西方神秘主义产生浓厚兴趣，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印度神话》《薄伽梵歌》《奥义书》等经典著作，这为他的悲观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使得他日后成为融汇东西方哲学的集大成者（synthesis）。
多年之后，当叔本华用英语向歌德《论色彩理论》的英国译者查尔斯·洛克·伊斯特莱克作自我介绍时，他自称为“歌德（Goethe）本人的门徒以及首位向公众承认的皈依者”。叔本华日后在《个人简历》中也声称，魏玛期间，他和歌德侃侃而谈，往往长达数小时之久，从色彩理论到哲学人生——就“所有可能的哲学话题”进行对话，可谓兴之所至，无所不包。由此，叔本华坚称，迟至1814年春，他在脑中已然确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换言之，在魏玛与歌德会面之前，叔本华尚无明确的哲学体系。然而到他动笔撰写《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时，他俨然已成竹在胸。这其中显然有歌德的启发和重要影响。
叔本华非常赞成西班牙文学家卡尔德隆的一句话：“人之大孽，在其有生。”正是特殊的家庭和个人经历造就了这位悲观主义哲学家。海因里希深沉内敛，约翰娜性格外向，但他们显然不是恩爱的夫妻。父母对他的期望也与叔本华自己的兴趣格格不入，他和母亲约翰娜之间的感情冲突几乎构成其青少年时代的主旋律。虽然从未受过父母的虐待，且优渥的生活条件足以让他听从自己的兴趣和志向，但是明显缺乏母爱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他成年后变得抑郁寡欢甚至仇视女性。其实，无论是来自母亲还是来自学术界的伤害，在某种程度上都只是一而再地加深他青少年时期的创伤。照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说，天真快乐的童年是人类失落的伊甸园，一生当中其余漫长的时光都是在热切回顾童年。
“极度的顽固”是叔本华的性格特征之一，支撑他忍受世人的忽视，坚持自己的哲学思想，并坚持写作。这一种顽固与执着很大程度上与他的家庭冲突不无关系。1851年，叔本华的最后一部作品《附录与补遗》问世，他本人如释重负。“我要把笔擦干净，因为‘剩下的只有沉默。’”他本人坚信，他要对世人宣讲的道理，在30年前便已表露无遗——“我是写下《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的人……我就是那个人，在我有生之年，还会在乎什么事呢？”
据他的传记作者说，叔本华手上经常戴着一颗戒指，图案是斯芬克斯跳下深渊的画面，以此显示他致力于人类本质的终极答案的研究。在《不合时宜的思想》一书中，尼采评价说，叔本华这个人忧虑太多，苦闷太多，所以极难引起同时代人的共鸣，他的知音恐怕要到百代以下去寻找——正如尼采在题为《阿瑟·叔本华》的诗中所言：“他教导过的，已成为过去了/他体验到的，将永世长存。”
与尼采的评价恰成对比的是罗素的“差评”。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批评叔本华为人自私，很不真诚。指责他虚伪的禁欲主义——他平常在上等菜馆里吃得很好；他有过多次色情而不负责任的恋爱事件（并像卢梭一样拥有私生子）；他生性喜爱争吵，而且异常贪婪。他对动物很仁慈（他将宠物狗命名为“宇宙精神”，暗讽黑格尔），反对为科学进行活体解剖，但除此而外，在他一生中很难找到任何美德的痕迹。罗素据此断言，“很难相信，一个深信禁欲主义和知命忍从是美德的人，会从来也不曾打算在实践中体现自己的信念。”
罗素的论断大抵是不错的，但是对于一位震古烁今的天才思想家而言，这样的求全责备似乎并无意义。叔本华本人在《康德哲学批判》卷首引伏尔泰名言——“真正的天才尤其是开辟新途径的天才，他们可以铸成大错而不受责难，这是他们的特权”——堪称是对罗素最简明的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