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是怎样编成的？《汉书·艺文志》
对此有一个权威说法：“《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这一节文字告诉我们，《论语》的资料来源是孔子弟子门人的记录手稿，《论语》的编辑时间是在孔子死后，《论语》的编辑者是孔子门人，《论语》的编辑方式是“相与辑而论纂”，也就是说，《论语》是孔子门人后学集体编辑出来的。不过，这一说法仍嫌笼统，孔子门人究竟如何“记”“辑”“论”“纂”，后人还是难知其详。前人根据《论语》材料本身对《论语》编辑情况做过一些有益的探讨。近几年陆续面世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推出了一批孔门七十子后学的作品，其中有些竹书与今本《论语》内容相关，可以作为研究《论语》编纂特点的材料。本文拟结合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探讨《论语》这部书的编辑情形。
1、《论语》的材料是怎样“记”的 《论语》的原始材料来源于孔门七十子的记录手稿。七十子为什么要记录孔子言行？他们的记录手稿与今天学生的课堂笔记是不是同一回事？要回答这些问题，就要了解孔子当时的办学情形。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创办私学的人士之一，要办学，就要解决最基本的教材问题，而当时中央王朝和各诸侯国都还没有统编教材。孔子时代的典籍应该为数不少，《诗三百》是当时上流社会熟读的典籍，《周易》作为卜筮之书也在各诸侯国流传，《尚书》虽然尚未结集，但它的许多单篇广为士大夫所征引。《国语·楚语上》载申叔时论太子教育，所提到的典籍就有《春秋》《世》《诗》《令》《语》《故志》《训典》等等。《左传》《国语》所提到的上古典籍，如《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等等，也不在少数。《论语·学而》载孔子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述而》载：“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这两处的“文”都是指文献，《论语》中有几条记载历史旧闻的材料，大小戴《礼记》中也有几篇记载历史旧闻的文章，这些文献可以作为孔子教弟子“学文”的注脚。但是，这些典籍只能作为一般文献，它们不是孔子教学的主要内容，因而不适合作为孔子办学的教材。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孔子办学绝不是为了自己养家糊口，也不是为了解决年轻人的识字、句读以及射、御、术数等技术问题，他的办学是有一个非常宏大的抱负，这就是要在王道陵迟、礼乐崩坏的历史条件下，重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礼制秩序，而讲学授徒就是要为重建周礼秩序培养人才。以此标准来衡量，上述那些典籍充其量只能当做孔门弟子扩充文化知识的辅助读物，而不能作为孔子教育弟子的教科书。
孔子是如何解决教材问题的呢？他的教材装在他的脑子里，靠他的嘴说出来，靠弟子记下来，这些记录手稿就是孔门的教材。孔子教学的主干内容是周礼，而当时还没有一部成文礼，这些礼仪要靠孔子口头传授给弟子，为了能够让弟子切实掌握礼仪，孔子还要教弟子练习礼容。仅仅传授礼仪是不够的，孔子还要给弟子讲述礼仪之后的伦理政治意义。为了提高弟子服膺周礼的自觉性，孔子用毕生的精力对弟子进行道德教诲，希望弟子通过道德心性修养，使礼由外在规范变为内心欲求。这些教学内容全部都是通过孔子口授、弟子笔录的方式保存下来。孔子说出来，弟子载之简帛，这在当时就是出版。七十子不仅用这些记录手稿教育自己，而且用这些记录手稿教育自己身后的弟子，弟子后学在传习过程中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对记录稿进行增删。
在七十子之前，商周史官有执笔记载的传统。王侯卿相发表治国言论，史官随时将这些“治国之善语”记载下来，《尚书》《国语》中的王侯卿相的治国言论，就是由当时史官记录整理的。七十子记载孔子言行，是从商周史官记言记事学来的。不过，我们将《尚书》《国语》与《论语》进行比较，就可以发现《论语》的口语化倾向特别明显。为什么同是记言散文，《论语》会有如此突出的口语特色呢？这其中的奥秘存在于记录者的心理之中。商周史官们记载王侯卿相言论，是在忠实地履行王事职责，他们与王侯卿相仅仅是职务上的关系，感情态度相对要淡薄一些，他们的着眼点主要是从资治、垂鉴的角度准确地记录王侯卿相的思想观点，至于如何传达王侯卿相说话的声情口吻，如何寄寓记录者本人的景仰崇拜之情，这些都不在史官们的考虑范围之内。七十子对孔子的心理就不同了，他们对孔子有一种由衷的崇拜之情，《论语·子罕》载颜渊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子张》载子贡曰：“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颜渊、子贡是以高山仰止的心情看待孔子，是把孔子视为太阳，他们的话说出了七十子的共同心声。唯其如此，七十子才以虔诚的态度执简记载孔子的言行。从文献来看，孔子教育弟子不仅仅是在课堂之上，更多的是利用课后时间进行教育，闲居交谈，登临山水，征程旅途，祭所庙堂，无一不是孔子教育弟子的场所。弟子有了问题，或者有特殊的理论兴趣，便及时向孔子请教，孔子会随时随地耐心地给予解答，这些个人辅导也成为七十子记录的重要内容。孔子在教学之余，席不暇暖，向各国诸侯卿士大夫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而孔子与这些政治权要谈话时，七十子必会执笔侍候，以备记录。所以七十子笔录的内容十分广泛，有时是孔子某一句名言，有时是孔子与门生弟子的闲居交谈，有时是个别弟子的请益，有时是孔子与诸侯贵族及时人的谈话，有时是孔子生平经历的各种事件，有时是孔子传授的礼仪，有时是孔子阐述的礼义，有时是孔子讲述的历史旧闻，甚至孔子的行为举止、起居嗜好也成为七十子的记录内容。《卫灵公》中有一条材料很能说明问题：“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子张书诸绅。”在孔门弟子中，像这种随时记载孔子言论的情况，肯定不是子张一人所独有，而是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子张是临时性的请益，事先未能备好简帛，所以他急中生智，将老师言论记在衣带之上。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孔门弟子应该事先为记载准备了笔墨简帛。我们从《论语》中看到，七十子不仅记录孔子的道德教诲，而且逼真地描摹孔子的声情口吻，细致地记载孔子的饮食起居等行事，孔子开心微笑是什么样子，孔子生气又是何种情态，孔子窘迫时有怎样表现，孔子喜欢什么，孔子厌恶什么，孔子如何待人接物，孔子怎样对待君主，孔子怎样与士大夫交往，孔子在朝廷乡党有何种表现，孔门师徒关系如何，孔子对门下弟子各有什么评价，所有这些都被七十子详细地记录下来。当然，孔子的教学重点是传授礼学，孔子有关礼学的传授便成为七十子的记录重点。这些文章主要收在大小戴《礼记》之中，《论语》则主要收录孔子对弟子的道德教诲，其实它并不是孔子当年主要教学内容。
孔子时代书写条件远没有今天这样便利，当时弟子是用毛笔在竹简或绢帛上记载孔子的话。竹简有一定的重量，一支竹简只能写几十个字。绢帛虽然很轻，但价格昂贵，成本太高，不易得到。还有，用毛笔写字，首先要磨墨。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弟子们记录的速度和内容。孔子谈话是“一次过”，而当时没有录音设备，所以要想完整、准确地记录孔子的谈话，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凡是有过记录经验的人都知道，记什么，不记什么，记录稿质量的高低，都与弟子们的文化素质、理解能力、写字速度以及理论兴趣有关。如果让七十子同时记录孔子的一次谈话，他们的记录稿肯定会呈现出不同的风貌。《论语》中某些语录与《礼记》文字有相近之处，这可能是出自不同孔门弟子的笔录。例如：《礼记·仲尼燕居》载：“子曰：师！尔过，而商也不及。”而《论语·先进》的文字是这样的：“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这两条语录的意思相同，但《论语》的文字比《礼记·仲尼燕居》要多。又如：《礼记·坊记》载孔子曰：“小人皆能养其亲，君子不敬，何以辨？”《论语·为政》亦载：“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两条材料都是强调事亲的关键是“敬”，而表述不尽相同。又如：《论语·为政》载：“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礼记·缁衣》载：“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有遁心。”两条材料思想相近，而文字存在一些差异。再如：《礼记·中庸》载：“子曰：吾说夏礼，杞不足征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论语·八佾》载：“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同篇又载：“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将《八佾》两条语录合起来，正好是《礼记·中庸》中孔子那一段话。诸如此类，还可以举出一些例子。对于《论语》与《礼记》这些异同，如果我们从孔门弟子不同记录手稿来看，就可以理解为它们所记录的其实是孔子同一次谈话，只是《论语》和《礼记》取于不同孔门弟子的记录手稿，所以才有文字上的差异。《论语》某些内容也出现在近年出土文献中，如郭店简《语丛三》第五十、五十一简：“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几句见于《论语·述而》。又如郭店简《语丛三》第六十四简：“亡意，亡古（固）”，《论语·子罕》载：“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这应该是郭店简“亡意亡古”之说的出处。
不是所有孔门弟子的记录手稿都能有幸成为《论语》的备选材料，因为《论语》是在孔子死后编成的，当时七十子散居在各诸侯国，在古代通讯、交通极不发达的条件之下，要想把他们召集起来并非易事，编辑者只能联系那些他们所知道的人，显然这会漏掉相当一部分人手中的材料。以澹台灭明为例，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孔子死后，澹台灭明“南游至江，从弟子三百人，设取予去就，名施乎诸侯”，俨然成为战国初年南方一代儒宗，但《论语》中只有一则关于澹台灭明的语录，还是孔子与子游在对话中偶然谈及的。这就意味着，澹台灭明这一系的弟子可能由于远在江汉，未能参加《论语》的编辑工作。当然，像澹台灭明这种情形的人，应该不止他一人。七十子手中的记录材料也会有多有少，像冉伯牛和闵子骞，他们都名列孔门十哲，以德行著称于世，可是《论语》中有关他们的语录却很少。这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冉伯牛因得恶疾而早逝，他这一系的记录材料自然很少，而闵子骞讷于言而敏于行，其心力全在砥砺德行，一生低调行事，不务声华，由此他这一系的记录材料也不会太多。究竟孔门哪一位弟子的记录稿能够被收入《论语》，这就要看历史的机缘——编者手头掌握的材料了。
2、《论语》是怎样“辑”的 《论语》是怎样编辑的呢？它的编者绝不是有闻必录，而是有所侧重，有所选择。孔子从三十岁开始招生，七十二岁去世（按照周岁计算），一共从教四十二年。试想这四十二年中，孔子该说了多少有学术价值的话！可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论语》，仅收录了四百八十六章语录。如果《论语》编者有闻必录，那么将《论语》现有规模扩大一千倍，也不一定能够容纳所有内容。《论语》编辑的主要宗旨是：为历史存照，记载恩师对弟子的道德教诲。孔子死后，七十子之徒想起恩师当年对他们的教育，那一幕幕情景仿佛如在昨天，而今哲人已逝，真让他们不胜思念之情。当时没有录像和摄影设备，画家可能也很少，怎样才能为历史存照，怎样才能保留恩师的音容笑貌呢？怎样才能永久保存恩师对他们的道德教诲呢？七十子所能采用的手段就是语言，他们要用语言把恩师的形象保存下来，把恩师的道德教诲编为一本书。
编辑宗旨确定之后，下一步自然是从七十子手中征辑原始素材。取材的重点当然是孔子对每位弟子的道德教诲。值得注意的是，《论语》不仅收录孔子语录，而且收录了曾参、有若、子游、子夏、子贡、子张、闵子骞、仲弓、颜回等人的语录，像曾子、有子、子夏、子游、子张等人的语录，口气酷似孔子，这是在孔子死后，七十子继承孔子的事业而继续办学授徒，向他们各自的弟子传授礼学，并进行道德教育。这些语录应该是七十子的弟子提供的。有若、曾参、闵子骞被尊称为“子”，这就透露了七十子门人提供资料的信息。七十子景仰孔子，而七十子的弟子又景仰七十子，《论语》记载了曾参之死，所以它的最后编者应该是七十子的弟子，也就是孔子第二代弟子。《论语·季氏》中不用“子曰”，而用“孔子曰”，这显然已经隔了一层。《论语·子张》中甚至称孔子为“仲尼”，这就隔得更远了。
《论语》共分二十篇（《齐论》二十二篇，《古论》二十一篇），每篇收录数十章语录材料。分篇的依据并不完全是按照内容，而是更多地是从篇幅着眼。当时这些记录手稿都写在竹简上，竹简多半是零散的，不方便收藏、携带和传播，所以要按照适当的比例将这些竹简编成若干篇。《论语》每篇上下章之间一般没有多少内在联系。例如，《学而》篇由十六章言论材料组成：其中八章是记载孔子言论，分别讨论学习、交友、为政、孝道、忠信、知人等道德修养问题；三章是记载有子言论，论述孝悌、和、信、恭等伦理品质；两章是记载曾子关于内省和慎终追远的言论；子贡的言论有两章，一章记载子贡对孔子温良恭俭让品质的评论，另一章记载子贡与孔子论《诗》；篇中还收录了一章子夏论学言论。这十六章，每一章的主题都是独立的。有子、曾子、子夏都是以宗师的口吻说话，这显然是在孔子死后，他们以新一代宗师身份对弟子发表言论。这就意味着《学而》十六章语录跨越了几十年时间，绝不是一人一时一地之作。究竟这十六章语录如何被组合成一篇，后人已经无从确切了解，估计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偶然的编联因素。《论语》编者在选录各篇材料时也会有意无意地有所侧重。如《乡党》不分章，篇中记录孔子在乡党朝廷的行为举止、情趣爱好和生活习惯，这是《论语》中内容最为集中的一篇。《八佾》凡二十六章，其中有二十一章论述礼乐。《公冶长》凡二十八章，其中主要内容是人物评论，十一章是孔子评论弟子，十一章是孔子评论历史人物。《雍也》三十章，其中十四章语录记载孔子评价仲弓、颜回、公西华、原思、子路、子贡、冉有、闵子骞、伯牛、子夏、澹台灭明等弟子的言行才德。《述而》三十八章，篇中重点是记载孔子的自我评论和弟子时人对孔子的评价，其中十七章记载孔子自述其为人，另有十章是弟子对孔子为人行事的描述。《泰伯》二十一章语录，其中有两个重点：一是有五章语录记载孔子赞美尧、舜、禹、泰伯、文、武等圣哲，可以作为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注脚；二是有五章语录集中记载曾参言论。《子罕》三十一章，其中有十六章记载弟子时人对孔子的评价以及孔子的自我评述。《先进》收录了二十六章语录，其中十八章语录记载孔子及时人对七十子个性才德的品评。《颜渊》由二十四章语录组成，其中四章分别载颜回、仲弓、司马牛、樊迟问仁，有九章记载弟子时人问政。《子路》本篇收录了三十章语录，篇中有十七章讨论为政之道。《宪问》共有四十四章语录，其中有二十章论述士君子之道，另有十四章记载孔子师徒的人物评论，所评对象既有传说人物羿、奡、禹、稷，也有春秋霸主晋文公、齐桓公，还有春秋著名诸侯大夫子产、子西、管仲、孟公绰、臧武仲、卞庄子、公叔文子、卫灵公、陈成子、裨谌、子太叔、子羽、蘧伯玉、孔文子、祝鮀、王孙贾等人。《卫灵公》共有四十二章语录，其中有二十九章记载孔子论士君子道德修养。楚狂接舆、长沮、桀溺、荷蓧丈人的故事都集中在第十七篇《微子》。《子张》所记载的都是七十子言论。上述情形表明，《论语》的编者在辑录材料时似乎多少有一些按类编辑的意图，但这个意图不太明显，在实际编辑过程中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尽管《论语》各篇内容会有所侧重，但它仍未达到分类编辑的程度，它的“篇”其实是若干支竹简的编联。读者可能会问，《论语》编者为什么不能完全做到分类编排？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论语》编者处于编书的初始阶段，前人未能给他们提供多少编书的经验；当时的书写工具是毛笔和竹简，每支竹简如果写二十五个字，那么像《论语》这样一万五千多字的篇幅，需要六七百支竹简才能写完，这六七百支竹简全靠人的手工清理编排，要想完全按内容分类编排，困难是显而易见的；还有，《论语》编者可能远不止一人，而是出于多人之手，这就很难分类编排。
《论语》二十篇编排的先后次序，从总体上说看不出有什么深刻的编辑意图，哪一篇排在前，哪一篇排在后，似乎也是出于偶然。前人将《论语》前十篇称为“上论”，后十篇称为“下论”，且以为《论语》的精粹都在“上论”，甚至有人怀疑“下论”的真实性。其实并不尽然。孔子许多重要思想言论都是放在“下论”，例如“颜渊问仁章”、“齐景公问政于孔子章”。但是《论语》各篇又多少有一些按时间先后次序编排的痕迹，如第十七篇《阳货》、第十八篇《微子》多显示晚年孔子的没落、失意、无奈情绪。第十九篇《子张》所收录的七十子语录，都是在孔子死后发表的。最后一篇《尧曰》则似乎是杂凑的。《论语》这种编排痕迹为后人开启了先例，后来的战国诸子文集，都是将宗师文章放在文集前面，而将弟子后学文章以及那些集缀零星材料的文章放在文集之后。
《论语》的编辑有重复、失校的地方，这说明编者在成书之后没有认真地进行统稿。例如同一章语录，重见于两章，这就是编者没有认真校对的结果。如“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一章，同时见于《学而》和《里仁》。孔子“入太庙，每事问”，同时见于《八佾》和《乡党》。“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两见于《颜渊》和《雍也》。“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两见于《泰伯》和《宪问》。“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两见于《子罕》和《宪问》。“巧言令色，鲜矣仁”，两见于《学而》和《阳货》。孔子以其兄之子妻南容之事，既见于《公冶长》又重见于《先进》。“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数语，两见于《学而》和《子罕》。“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两见于《子罕》和《卫灵公》。《宪问》载孔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卫灵公》载孔子曰：“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这两条语录其实是一个意思，只不过语序倒过来，将“患”改为“病”而已。蒋伯潜《十三经概论》指出，《述而》“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与《子罕》子畏于匡章，疑为一事。《论语》这种重复、失校现象，可能是编者经验不足造成的。
3、《论语》是怎样“论纂”的 《论语》编者虽然没有很好地对各篇入选材料进行统稿校对，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原始材料照搬照收，相反，编者对原始材料进行了提炼、节选、加工。
今天我们读到的《论语》语录大都篇幅短小，感觉到孔子应对弟子时人，都是言简意赅，读者可能会认为孔子说话本来就是这样极为含蓄，点到为止，不多说一个字。上博竹简告诉我们，《论语》短小的片断语录是从原始记录材料中节选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中有一篇《中（仲）弓》，全篇现存二十八支竹简，第十六支简背书“中弓”二字，专家确认“中弓”就是孔门以德行著称的仲弓。竹书记载鲁国执政世卿季桓子任命仲弓为家宰、仲弓赴任之前向孔子请教的经过。全文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至十简是孔子回答仲弓关于“为政何先”问题，孔子提出“老老慈幼，先有司，举贤才，赦过与罪”的为政四纲领。十一至十九简为第二层次，是孔子解答仲弓关于如何“道民兴德”问题，其核心观点是“刑政不缓，德教不倦”。后九支简内容是孔子告诉仲弓如何与季桓子相处，关键在于采取“以忠与敬”的态度。将这篇竹书与《论语》进行对照，我们发现《子路》中有与竹书相关的篇章：“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可以认定，《论语》“仲弓为季氏宰章”与上博竹简《中弓》所记载的应该是同一件事，《论语》“仲弓为季氏宰章”的内容分别见于竹书第一简：“季桓子使仲弓为宰，仲弓以告孔子，孔子曰：‘季氏……’”第七简：“……老老慈幼，先有司，举贤才，赦过与罪。”第九简：“‘……有成，是故有司不可不先也。’仲弓曰：‘雍也不敏，虽有贤才，弗知举也。敢问举贤才……”第十简：“‘……如之何？’仲尼曰：‘夫贤才不可弇也。举尔所知，而所不知，人其舍之者？’仲弓曰：‘赦过与罪，则民可要？’”。以此推测，《论语》“仲弓为季氏宰章”是编者从当年仲弓原始笔录材料中节取的。原始材料中孔子与仲弓的十几次问答，到了《论语》之中，只选录了两问两答。竹简中的许多重要观点，诸如“老老慈幼”、“道民兴德”、“刑政不缓，德教不倦”、事君“以忠与敬”等等，都没有被选入《论语》之中。出土竹书表明，孔子其实是一个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人，他与弟人时人的对话，谈得都非常尽兴和到位。今本《论语》所载孔子与弟子时人对话之短，其实已经不是当年孔子谈话的原貌，而是编者从孔门弟子记录的孔子言行素材中精选出来的。这一点涉及到对《论语》散文艺术的评价，今人多将《论语》作为早期先秦诸子散文艺术的代表，以为《论语》简短语录体就是春秋末年战国初年诸子散文所能达到的水平，似乎以当时人的思维能力和写作水平，只能写出这样短小、零散的文章。其实，《论语》篇章的简短，绝不意味着春秋战国之际人们说理能力有限，而仅仅是因为它是孔子语录的“节选本”或“精华本”！由于资料所限，我们很难准确地说，《论语》中究竟有多少语录是像“仲弓为季氏宰章”一样，是从长篇记录文稿中节选的。我们只能说，《论语》确实存在从长篇记录稿中节选片断的情形。像这种节选的语录，当然不可能将原始记录稿直接编联，而必须由编者将节选部分抄录到新的竹简之上，然后与其他竹简编为一篇。《论语》编者对孔子长篇言论材料进行节选、提炼和加工，可能是出于篇幅的考虑，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对原始记录材料的加工处理，在客观上促成了语录体的确立。
上博竹简表明，《论语》某些语录经过编者的精心提炼。《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五）中有一篇《君子为礼》，记载孔子与颜回关于礼的对话。第一简、第二简写道：“颜渊侍于夫子。夫子曰：‘回，君子为礼，以依于仁。’颜渊作而答曰：‘回不敏，弗能少居也。’夫子曰：‘坐，吾语女。言之而不义，口勿言也；视之而不义，目勿视也；听之而不义，耳勿听也；动而不义，身勿动焉。’颜渊退，数日不出，……”这两支竹简内容与《颜渊》“颜渊问仁章”相近：“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竹书整理者张光裕先生征引《孔子家语·礼运》“故礼者，义之实也”的论述，以为竹书所说的“不义”就是《论语》所说的“非礼”。那么，有没有可能《君子为礼》与《论语》“颜渊问仁章”所记载的是孔颜两次谈话呢？答案是否定的。颜回的特点是“闻一以知十”，是“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而孔子的教学方法是“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这一对高智商的圣贤师徒绝不可能重复同一话题。可以基本认定，上博简《君子为礼》与《论语》“颜渊问仁章”所记载的是孔颜同一次对话，《论语》“颜渊问仁章”“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一组高度凝炼齐整的排比句，是《论语》编纂者在“颜氏之儒”（《韩非子·显学》）的原始记录材料上提炼的。我们看到，加工前后的孔子语录，艺术效果是大不一样的，《君子为礼》中这几句话很普通，不会引起人们特别的注意，而到了《论语》，编纂者将其提炼成四个“非礼勿……”的整齐句式，而且有意识地将“言”“视”二句互换位置，使第二句句末的“听”与第四句句末的“动”押韵，经过这种点石成金的艺术处理，思想内涵没有任何变化，但孔子这四句话却一下子就成为千古名句了。先秦时代没有录音设备，孔子发表言论，弟子们各有所记，由于弟子们的文化素养与书写速度不一样，所以他们未必都能一字不差地记下孔子原话，而是记其意而不记其辞，后来的整理者也可以对谈话素材进行加工。读《论语》的人，都会感觉到它语约义丰，不少句子可以作为政治的和人生的格言。原来我们以为，孔子这位圣人一出口，就为金为玉，为律为度，天生就是这样一个格言家。现在从《君子为礼》与《论语》“颜渊问仁章”来看，《论语》的精炼得益于编者的提炼。如果说从长篇记录手稿中节选短章，需要编者再抄录，那么，将语录提炼成格言式的短章，这就需要编者创造性的劳动。
上博竹简还表明，《论语》编纂者对孔子言论有所取舍。《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五）中有一篇《季庚（康）子问于孔子》，据专家研究，季庚子就是鲁国执政世卿季康子。季康子向孔子问政，应该是在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孔子自卫返鲁之后。当时鲁国正处于内外交困、天灾人祸之际，季康子打算以铁腕手段治理鲁国的乱象。孔子不赞成季康子一味以强治鲁的想法，他向季康子详细地阐述了“仁之以德”的治国方略，但作为一位经历了几十年政治风雨的老资格政治思想家，孔子深知“仁之以德”不是包治百病的万能灵药，鲁国的政治乱象绝非单纯的仁政德治所能解决，因而在竹书第二十简、第二十一简、第二十二简，孔子提出，在“仁之以德”方法失效的情况之下，可以辅之以必要的刑罚措施：“大罪则处之以刑，臧罪则处之以罚，小则訿之。”“大罪杀之，臧罪刑之，小罪罚之。”这篇竹书提出了一些尖锐的问题：孔子政治学说中是否包含刑罚内容？《论语》能否作为研究孔子思想唯一的文献依据？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古今学者对孔子政治思想的解读呈现出两种倾向：一种认为孔子是纯粹的仁政德治论者；另一种则认为孔子政治思想以德治为主但不排除刑罚。前者以《论语》作为文献依据，后者则以大小戴《礼记》、《孔子家语》、《荀子》等文献为根据。由于古今学者认为《论语》记载孔子思想的权威性高于大小戴《礼记》等其他文献，因此前者的观点显然占了上风。《季庚（康）子问于孔子》的面世，可以为上述长期的学术分歧作一个客观的小结，它说明孔子政治思想中确实包含了刑罚内容。孔子担任的最高官职是鲁国司寇，这是一个负责缉捕盗贼和刑事处罚的职位，很难想象身为司寇的孔子会完全排除刑罚。那么，《论语》中的孔子为什么不谈刑罚呢？看来只有一个解释，这就是《论语》编纂者为了保持孔子至纯的仁者形象，而刻意地舍弃了孔子关于刑罚的语录。孔门弟子善意的舍弃虽然为孔子形象增添了仁德色彩，但却遮蔽了孔子部分政治思想，使人们看不到孔子政治思想的真实全貌。上博竹简告诉我们，讨论孔子思想学说，仅凭《论语》是不够的，还要适当参照出土文献与其他传世文献。
由于《论语》经过编纂者的节选、提炼和取舍，因此它既不能完整地反映孔子思想学说的全貌，也不能完全代表春秋战国之际的说理散文水平。无论是研究《论语》散文艺术还是探讨孔子思想学说，都需要扩大学术视野，仅靠一本《论语》是不够的。
七十子后学编辑《论语》，在中国思想史、文学史、编辑史上都有重要意义。在中国思想史上，《论语》记录了孔子许多重要思想观点，这非常有利于孔子思想的保留与传播，《论语》成为后人了解孔子及其七十子的一个窗口。司马迁写《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论语》是其主要文献来源。由于《论语》材料出于亲炙于孔子的七十子之手，且经过七十子的精心筛选和提炼，在孔子研究文献中具有最高的真实性和权威性，虽然这一万五千字的书籍没有也不可能反映孔子全部思想学说，但它仍然是研究孔子最可靠、最权威的第一手文献资料。在中国文学史上，《论语》所收录的四百八十六条孔子师徒言论材料，大都被编者打磨成语约义丰的精粹短章，由此确立了语录体这一文体形式，后世的思想家、理论家都乐于采用语录体进行写作。在中国编辑史上，《论语》以前，编书主要由官府有司承担；《论语》以后，民间学者也可以编书了。《论语》开启了弟子后学编辑宗师言行的风气，不少战国诸子百家的文集就是由宗师的弟子后学编辑成书的。《论语》按照竹简篇幅多少来分篇编辑，这种编辑体例也给后人编书提供了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