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有一首
《赠羊长史》诗，有些不大不小的问题，学者有争论，值得我们花点精力把它们搞清楚。
先来看看诗歌。诗有小序：“左军羊长史衔使秦川，作此与之。”序后有小字注：“羊名松龄。”下面是诗歌：
愚生三季后，慨然念黄虞。 得知千载外，政赖古人书。 贤圣留余迹，事事在中都。 岂忘游心目，关河不可踰。 九域甫已一，逝将理舟舆。 闻君当先迈，负痾不获俱。 路若经商山，为我少踌躇。 多谢绮与甪，精爽今何如？ 紫芝谁复采？深谷久应芜。 驷马无贳患，贫贱有交娱。 清谣结心曲，人乘运见疏。 拥怀累代下，言尽意不舒。
这首诗学者们争论的主要问题是：序里的这位“左军”是谁？为多数学者接受的传统观点认为是朱龄石（379-418），逯钦立先生提出新说，以为是檀韶（366-421）。邓安生撰《陶渊明年谱》，龚斌、袁行霈二先生笺注《陶渊明集》，都同意逯氏之说。我们认为，新说为是。这里参稽前人考证，对这一问题加以分疏条理，辨其得失，并对其中未尽之义略作补充。
这首诗，宋代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系于晋安帝义熙十三年（417）：“长史名松龄，《晋史》本传谓与先生周旋者。是岁刘裕平关中，松龄以左军长史，衔使秦川。”这没有任何问题。《宋书·武帝本纪》载，义熙十二年，刘裕出兵北伐，十三年八月，王镇恶攻克长安，九月，刘裕“至长安”。十二月，离开长安。那么羊长史赴长安，当在此年秋冬之际。但“左军”是谁呢？
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卷二《赠羊长史》诗注谓是朱龄石：
时松龄衔左将军朱龄石之命，诣裕行府，贺平关洛。 元代刘履在其《选诗补注》中同样说是朱龄石：
义熙十三年，太尉刘裕伐秦，破长安，送秦主姚泓诣建康受诛。时左将军朱龄石遣长史羊松龄往关中称贺，而靖节作此诗赠之。
李、刘之说是有依据的，《宋书·朱龄石传》载：“十一年，征为太尉咨议参军，加冠军将军。十二年北伐，迁左将军，本号如故，配以兵力，守卫殿省，刘穆之甚加信仗，内外诸事，皆与谋焉。”这段文字存在讹误，我们后面再说。如果单看这段记载，李公焕、刘履的判断似乎没有什么疑问。钱大昕据此认为：“羊为左军长史，必朱龄石之长史矣。史称龄石以右将军领雍州刺史，而此云左军，小异。考《宋书·龄石传》，义熙十二年已迁左将军矣。左右将军品秩虽同，而左常居右上，龄石之镇雍州，必仍本号，不应转改为右，则此云左军者为可信。”（《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六《陶靖节诗》）他转而认为《宋书》中朱龄石后来转任“右将军、雍州刺史”中的“右将军”是“左将军”之讹。
但是再考史书，会发现义熙十三年还有另一位“左将军”。《宋书·檀韶传》载檀韶仕历云：
寻进号左将军，领本州大中正。十二年，迁督江州豫州之西阳新蔡二郡诸军事、江州刺史，将军如故。有罪，免官。
檀韶免官在什么时候呢？《宋书·王弘传》载云：“十四年，迁监江州豫州之西阳新蔡二郡诸军事、抚军将军、江州刺史。”王弘继任江州刺史是在义熙十四年，那么檀韶的免官应该也在这个时候。可知在义熙十三年时，同时有朱龄石和檀韶两个左将军。案：左将军无员额限制，《宋书·百官志上》云：“自左右前后将军以下至此四十号，唯四中郎将各一人，余皆无定员。”二人并为左将军是可以的。但朱龄石其实并不是左将军，说见后。为什么不能是檀韶呢？
所以逯钦立先生在《陶渊明事迹诗文系年》中认为根据朱龄石之传，称“朱为左将军乃在建康守卫殿省，如遣使往关中称贺，必不发自寻阳，陶无由赠之以诗”。即朱龄石任官建康，他的使者不从陶渊明的家乡寻阳出发，不应该出现在那里。逯先生提出质疑的理由是站不住的，这一点我们后面再辨析，但他认为是檀韶的结论却是对的。详细论证是檀而非朱的学者是邓安生先生，他在《陶渊明年谱》中说：
义熙九年以后，龄石颇受刘裕重用，步步高升，未尝有左迁之事。考《宋书·百官志》、《晋书·职官志》，左、右将军虽同属三品，而左将军位在右将军之上。据本传所载，龄石十二年已为左将军，十四年为右将军，则是左迁也，甚与刘裕重用之意相乖。又按汉代以来官制，左、右、前、后将军皆外藩将军称号，龄石既“守卫殿省”，则是内镇，自不当以左将军之号称之。又考《宋书·百官志》，有左卫军、右卫军，“二卫军掌宿卫营兵”；又有左军将军、右军将军、前军将军、后军将军，皆镇卫军。左卫、左军等皆属四品，秩在左将军之下。龄石在义熙十二年刘裕北伐时既“守卫殿省”，可知当是左军将军耳。本传所载“左将军”必为“左军将军”之讹。然则陶诗《赠羊长史》序所谓左军，非龄石明矣。按《宋书·檀韶传》，韶于义熙十二年以左将军“迁督江州、豫州之西阳新蔡二郡诸军事、江州刺史”，则此诗序之左军，亦即左将军、江州刺史檀韶，逯《谱》为得其实。 邓先生对朱龄石“左将军”的官号提出了质疑。他有两条理由。其一是根据了钱大昕的提示，指出左将军位次高于右将军，作为刘裕亲信，一路升迁的朱龄石，不应该先左后右。其二，左将军不是禁卫军的将军号，不承担“守卫殿省”的职责。从职官制度出发提出的这两条理由都相当坚强有力，让人信服。邓氏认为《宋书·朱龄石传》有误，“左将军”应该是“左军将军”之误。邓先生的论证已经直入环中，却在最后临门一脚的时候失误了。试问，“左军将军”为什么不能简称“左军”，为什么羊松龄就一定是檀韶的左将军长史，而不能是朱龄石的左军将军长史呢？我们认为，《宋书》的记载的确有误，但朱龄石担任的应该不是左军将军，而是左卫将军。
《宋书·百官志》有明文：
左卫将军，一人。右卫将军，一人。二卫将军掌宿卫营兵。
宿卫是专指宫禁的警卫，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守卫殿省”正是左卫将军的职责。对朱龄石的问题，对南北朝禁卫军制度有精深研究的学者张金龙先生已经注意到了，在《治乱兴亡——军权与南朝政权演进》一书第一章《刘宋初年政局与禁卫军权》中，他提到：
按朱龄石在迁左将军时“本号如故”，其本号为冠军将军，则本传所记“左将军”必误，从其“守卫殿省”的职责可以断定，无疑为左卫将军之误。（中略）三人皆为刘裕亲信和心腹，其职务安排是刘裕北伐前采取的稳定朝政的最重要的措施：刘穆之为刘裕首席心腹幕僚，负责朝廷军政事务的掌控和处理；亲信朱龄石以左卫将军“守卫殿省”，实即领兵控制晋安帝；亲信谢景仁为右卫将军并兼任大司马左司马，领兵以控制能力较强的皇弟琅琊王德文。这样，即可确保其率军北伐时建康朝廷的军政大权完全掌控在手中。 张先生实际提出了朱龄石不可能是“左将军”的第三条理由，也是最直接的理由。即前面所引朱氏本传中称朱先是“冠军将军”，然后“迁左将军，本号如故”，冠军将军是作战部队的将军号，与左将军冲突，却与领禁卫军的左卫将军不冲突，所以才能“本号如故”。张金龙先生也提到，刘裕为了控制大司马、琅琊王司马德文，让另一个心腹谢景仁担任右卫将军、大司马左司马，那么负责直接控制晋安帝的朱龄石当然也应该是左卫将军，而不是左军将军。
既然朱龄石是左卫将军，羊松龄就不可能是他的长史。为什么？因为左卫将军当简称“左卫”，而非“左军”。更重要的是，左卫将军无长史。《宋书·百官志》：
二卫江右有长史、司马、功曹、主簿，江左无长史。
原来二卫将军到东晋以后就没有长史了。这样，羊松龄只能是左将军、江州刺史檀韶的长史。
最后，想补充说明一个问题，即羊松龄的行程路线。李华先生在《陶渊明新论》一书中是坚持朱龄石旧说的，他的论证不能成立，但是他反驳逯钦立先生的一段话却很有道理：
羊松龄奉朝命往关中祝贺，必然经过寻阳，渊明赠之以诗，也是情理中事。逯先生说：“朱为左将军乃在建康守卫殿省，如遣使往关中称贺，必不发自寻阳。”这话很是。但“不发自寻阳”，并不等于不经过寻阳，而且我推断，他是一定要经过寻阳的。固然，刘裕北伐后秦是从建康出发，沿着准、淝趋向许、洛，走的是这样一条进军路线。他是水陆并进，而且把大军驻守在彭城，这也是刘裕的根据地。但羊长史从建康出发，他往关中必然是溯江而上，经过寻阳，然后沿汉水北上，经商山而抵长安。这条路很便利，而且时间上也微宽裕，可顺便省亲会友。他没必要再走刘裕进军的路线，何况那条路也未必安全。
按照李先生的说法，逯钦立先生质疑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龚斌先生在《陶渊明集校笺》中维护逯氏，反驳李华，他认为：“刘裕北伐，取徐州、洛阳，至长安。从建康遣使关中，走这条陆路最便捷。要是溯江而上经寻阳，再经汉水北上，受风水影响，旷时费日。”龚先生之说大概也代表了逯先生的想法，他们不太了解古人的交通路线，所以产生了一些误会。
古代从东方进入关中，从洛阳到长安的是官道大路，一定要经过潼关。刘裕北伐，前锋王镇恶就是被堵在潼关之下不得过，后冒险走水路溯黄河而入渭水，才攻克长安的。另一条通往东南，沟通陕西与荆楚、江南的道路则是武关道，这条路在唐代被称为商州路。其路线大致是今天西安—灞桥—蓝田—峣关—商县—武关—内乡—南阳—邓县—襄阳。严耕望先生《唐代蓝田武关道驿程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十九本下），王文楚先生《唐代长安至襄州荆州驿路考》（王文楚《古代交通地理丛考》），对商州路路线有详考，读者可以参看。唐代长安与长江流域的交通，非常倚重商州路，唐诗中歌咏商州路者不计其数。东南士子进京考功名多取此路，王贞白《商山诗》有云：“商山名利路，夜亦有人行。”可以想见路上的景象。而温庭筠著名的《商山早行》“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也是作于这条路上。他是反其道而行，在长安科举不中，往荆襄而去，才倍感落寞凄清。当然，商山路的热闹并不是唐代才有的，这条道路大概周初就已开辟，春秋、战国时，尤为晋楚、秦楚间交通、征战的重要通道。秦始皇统一天下，造驰道通往四方，其中有南阳南郡道，到了汉代，被称为武关道。这就是唐代的商山路。
陶渊明诗中说得明明白白：“路若经商山，为我少踌躇。多谢绮与甪，精爽今何如？”羊长史正是要由武关道进入关中。他的路线只能是溯江而上，转入汉水到襄阳，然后再踏上武关道的征程。古代道路不像今天平顺，崎岖失修的路段更少不了，骑马舒服不了，坐车的话，木车轮又没有橡胶包裹，路上的颠簸难受可想而知。所以古人出行，一般都是尽量走水路，少走陆路。羊长史是奉命出使，又不是行军打仗，为什么放着直捷舒适的路不走，要走又迂远又难受的路呢？何况要是沿着今天京沪铁路转陇海铁路的路线走，就只能由潼关入关，跟商山四皓的英灵可就挨不着边了。
四皓英灵何在？这里引一段王文楚先生的考证以作结吧：
商洛县四皓驿。（中略）即今丹凤县西商镇。（中略）按《水经·丹水注》云：楚水“源出上洛县西南楚山，昔四皓隐于楚山，即此山也。其水两源，合舍于四皓庙东，又东径高车岭东，翼带众流，北转入丹水，岭上有四皓庙”。据《嘉庆重修一统志·商州·山川》记载，楚山即今商县西南秦王山，即商山；楚水，即出于秦王山之乳水；膏车山在商县西南五里、乳水北岸。又《通典》卷一七五商州上洛县：“商山，亦名地肺山，亦名楚山，四皓所隐。”《太平寰宇记》卷一四一商州上洛县：“四皓墓在上洛县西南四里庙后。”《太平御览》卷四三高车山：“《高士传》曰，高车山上有四皓碑及祠，皆汉惠帝所立也。汉高后使张良诣南山迎四皓之处，因名高车山。”则四皓所隐及四皓庙墓并在商州上洛县。又《太平寰宇记》商州商洛县：“商洛山在县南一里，一名楚山，即四皓所隐之处。”遂使四皓隐处有二地，一在上洛，另一在商洛。乾隆《直隶商州志》卷四及一四载：四皓庙一在州西五里，一在州东商洛镇(即唐商洛县)，《嘉庆重修一统志·商州·祠庙》记载相同。按《全唐诗》卷四三三白居易《仙娥峰下作》：“商山无数峰，最爱仙娥好，参差树若插，匼匝云如抱；渴望寒玉泉，香闻紫芝草；青崖屏削碧，白石床铺缟；向无如此物，安足留四皓。”前已述仙娥峰在商州西十五里，据白居易诗，唐代四皓确在商州仙娥峰附近，但诗文并未说是四皓驿，又上所考，商州设商於驿，西十五里设仙娥驿，其地不可能再设一驿，故四皓驿可能是商洛县的驿名。自此向东，离开丹江谷道，进入武关路。 四皓隐居之地，古人有商洛、上洛二说。上洛一直是商州首县，商洛是商州属县，在上洛东边。二县都在武关道上，不管四皓隐居哪座山头，羊长史总是会经过其下，他应该替陶渊明遥致敬意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