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陈琳墓
温庭筠
曾于青史见遗文，今日飘蓬过此坟。
词客有灵应识我，霸才无主始怜君。
石麟埋没藏春草，铜雀荒凉对暮云。
莫怪临风倍惆怅，欲将书剑学从军。
一
他来了。既从历史中来，又从地理中来。他以表面上固守在那里的方式来到一个路人的生命历程之中，成为一个来到者生命中的过客。尽管这个新出现的来到者首先承认自己是一个过客（他太谦逊了），是一位无言的历史人物所打开的历史画卷与生平轶事的光临者，但是这个等在这里的历史人物毫不客气地将自己当成一个过客，递给这个来到者，非要让来到者承认他是亚于自己的一个过客不可。这个历史人物有资格在回顾自己的一辈子时将自己当作生命中的一个过客，有鉴于此，他也可凭一个过来人的口吻告知来到此地的另一位诗人他是他人的过客。（特定语境下的“过客”有一点像贵人的意思。）等待者和来到者皆以同仁身份互认自身为对方的过客。相逢于此的两位诗人皆以自身过客化的方式推心置腹，完成一次隔空相认。过客，在这里既是一个模糊身份的谦辞，彼此相互打趣或相互作揖，将各自安排在一个不显眼的位置上，是无数过客中的一个，但又是一次严肃的辨认，明确告诉对方此次经过非同凡响，这是结合历史机遇才可赢得的一次迎面相逢，绝不是擦肩而过，更不能失之交臂，而要一见如故地相互过问。双方都可以跳出既定的位置与身份，与对方进行一次交换，一个等待者既是一个过问者，也是一个被等待者，还是一个被过问者。谁都可以变被动为主动从死沉沉的人际关系中挣脱出来，不仅可以过上自己理想中的生活，而且还可以过上自己所钦佩的人的生活。
死亡并不可能导致绝对的阴阳两隔。看不见其中一个人的肉身，但可以看见他的灵魂。要么他的灵魂驻留在他留下的作品之中，要么以同在此地另一个人活跃身体为凭，借体还魂。进一步来说，当一个人的身体殒没在坟墓之中，并未宣告这个人生命的完全结束，甚至可以说，坟墓是另一具更醒目、更富有仪式感的身体，随时从中释放出不羁的灵魂，来与经过此地的人互致问候。凭吊者并没有感到恐惧，因为凭吊的传统激励着他，因为坟墓中的文人精神吸引着他。这是一个古老的传统，这是一个不死的传统。现在坟墓成为了一个地理标志，以一个中项的名义，将本不在同一时代存留的两人放在同一个空间中并存。一个人在里面，一个人在外面。现在想说的话都可以说给坟墓听。坟墓成为了一个奇特的语言装置，要么是个扩音器，要么是一个吸音器，收放自如地叠加着所有过客的心声。坟墓为一次相见提供了物质支持，比起在书上或在文字中所见所闻更为具体更为真切，有一种近在咫尺的感觉。坟墓使得死亡附带的拒绝气息被稀释了。死亡的可预见性被掏空了。现在，死亡的话题变得更次要了。这是一个向死而生的机遇，一个活人对着一个死人怎么好意思谈论死亡的主题呢？他懂得太少。他必须谈论与死亡有别的另一个主题。比如时间问题，比如历史问题，比如名声问题。就诗人所掌控的能力来说，两个文人走到一起最关心的当然是写作的抱负与雄心问题。
死者以盖棺论定的方式可以提供一些生存经验。死过一回，这就是一个超然的资格，可以教未死者如何向死而生，如何给自己的人生算一笔总账。活着的人以同是文人的面貌出现在这里，获得一种得体的亲密感，就好像有一种兄弟般的温暖洋溢于此。现在他要趋近探问：怎么活才无愧于死？答案是不言自明的：文章千古事。一个文人的价值就在于生前能够写出的出色作品之中。舍此无他。活着的人已经掂量出死者生前所写文章是何等分量。因为这一分量的确实存在，才使得他有必要来到坟墓前凭吊（一个有分量的人），才使得这样一个死者最后的归宿变得充满吸引力。与其说这是对死者或死亡的一次探询，不如说是对名作有主这一历史真相的致意。他写了好作品，我也应当写出来。这就是凭吊所附带的激励作用。要找个人掏掏心窝，又毫无泄密的担心，没有什么比找一个死人更可靠的了。视古人为故人，视故人为知音，这样一个弥补在世之人某种匮乏性的机制启动了。现在有什么想说的都可以一股脑儿掏出来。想在身世上找到共鸣之处也不是什么难事。坟墓默许了凭吊者任何的意图。为何而来？从何而来？皆不是坟墓主人需要了解的。来的人自然会坦白交代一切。这是一个倾诉或倾听机制。所有的时空因素在这里缩减为一个今日与一座坟墓。这是怎样的一天？这才是一个极为严峻的现实问题，来到者必须率先解答这个问题。别小看了“今日”这个说法持续抛出来的力量。
来到者最有可能是诗人。诗人来到这儿可以同时看见两样东西：一是坟墓主人生前所写的文章，二是触手可及的坟墓的冷峻。看完之后，默念之余，诗人不禁看见了自己。一个来到者就是一个漂泊不定的人。“飘蓬”这个说法修饰了来到者的形象，这是一次自我定义。先不论坟墓四周是否长满了荒草，仅就自我的飘蓬形象而言，已经是迫在眉睫的诗学主题。来到者飘蓬的自我认定一直无着无落，唯有在一座具体的坟墓前才变得可以辨认，就像找到了一面镜子，看见了自身所散发出来的某种荒谬色彩。这就是我。这是一个辨认机制。诗人首先坦认了这一负面形象，以便跟坟墓主人拉近距离，套套近乎。我也是一个漂泊者，跟你差不多，我该怎么办？一下子就缩短了心灵的距离，坟墓主人马上就认领了这样一份亲昵，就像做好了当面倾听来到者读一首最得意的诗的准备。诗人肯定在坟墓前要盘算一下自己到底写了几首过得去的诗。这些诗给了自己底气，来到死人面前做一次交谈（且不说是交锋）。他或许朗读了自己最得意的诗。但那是过去式。他已经意识到了一个直接的任务，那就是，要为此次之行写一首诗。他必须将自己的飘蓬形象融入一首拜谒之诗，一首专门为坟墓主人所写的致敬之诗中。在这首诗中，不仅要建立二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并将这种关系摁入文学史之中，而且要恰如其分地刻画出自己的真实形象，这样一个形象必然经过坟墓主人的隔空点拨。唯有如此，才不虚此行。
二
面对一座孤坟，来到者不免会问：我是谁？可以向地下有灵的故人发问，也可以替那已不在人间的故人发问。“我是谁？”这个基本问题中包含了“你是谁？”这样的子问题。“我是谁？”这个问题还包含了“我实际是谁？”和“我应该是谁？”所必然要面对的实然与应然的二分法。既有对目前已形成的自我的总和做一次反思与检讨，也要不断探寻与追问接下来“我”还可以怎么做，自我发展的可能性还有怎样的选项。个体的我与普遍的我纠缠在一起，现在主客不分，彼此一体，“我是谁？”与“你是谁？”两个问题有着同一个答案。两个人见面或隔空对话，都不需要先急着说出那个“我”。先让一方从容淡定地说他愿意说的，说到底，他所说的其实就是我所说的。仿佛能看到我在对方身上借他的嘴说个不停。他要说的和我想说的合为一体。“我是谁？”的答案包含在“他应该认得我”的初步判断上。他应该知道我是谁，有了这一判断，就没有必要当面再反复提醒对方自己一直在考虑“我是谁？”这个人生问题。没必要总是以一个深度反思者的形象亮相。要不然就会显得很唐突，让人家以为故意在刁难他：明知故问，要求对方给自己脸上贴金，要求对方恭维自己。乃至于“我是谁？”成为了一个开展对话的前设考验。如果你不打算要求对方出声，只是借一方宝地做自我反思，那么“我是谁？”这个问题就可以继续展开。但是，如果已经把对方反馈的欲望激活了，就再也没有必要在这个问题上兜圈子了，彼此心照不宣，接下去可以就彼此最为感兴趣的话题展开交流。
都知道对方是谁的原因就在于彼此都能写得出一首好诗，各自的生活都有相似的狼狈。幸运的是，都可以词客或诗人自居。他知道我是谁，我的预感是很灵的，他也是有灵的：我知道他知道我是谁，这一点他也是知道的。必须预设这样一份默契，才能够避开不必要的寒暄而直奔主题。可见在这里，首先为默契的概率打了高分，然后为一见如故、心心相印做足了铺垫。还有什么对方是不知道的呢？彼此已经写出来的作品，已经问世的创作方法，对方一定是知道的。即使不知道全部细节，但也知道彼此最得意的作品梗概在哪里。就从这个地方入手，找到彼此的契合点。这里有关于你好我好的基本共识，有来到者心中一杆秤无比准确的自信。无需客套，无需赘言，一切尽在已经写就的佳作之中。健在者肯定读过先行者的力作，而后者冥冥中自然也有相当的手段知晓来到者实力如何。双方都在各自最好的作品中得到了一杆秤，相互称量之余，准度相当。携手并进，共赴这首即将由健在者写出的新作之中。不必再解释什么，我知道他干过的活，他知道我吃过的苦。在这里，有可确定的“有”，也有逐步结识的进度。先行者以其力作称量出其存在的质量，现在健在者自忖能够被那杆秤称出足够的分量。两个人心中各有的一杆秤仿佛刹那间变成了一架天平，彼此都可以成为对方作品分量的砝码。被对方识别出来，既包含作品中的好可以被对方看出来，也包含衡量作品好与不好的那杆秤能被对方看出来。
同时，相识之际，也意味着彼此都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了，功过是非皆可摊展于眼前，任由对方点评。从实然向应然跃进，从不识向识转换，得力于阴阳两隔造成的悬殊落差，在这一阴森森的地界之上，所有的否定都在急骤地向肯定跃进。以我认识他、读过他的作品为前提，以真诚地抵达他的坟墓所在、虔诚地拜谒为前提，对方也会跳转过来认得我，也会在我的作品中流连忘返。这是一次心灵的平等交换。这样一种应然的属性与宿命所对应的应诺是文人之间惺惺相惜机制得以运转的动力。这样的因，这样的果，早就已经预设好了。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这是理应要发生的事情。现在，来到者肯定了对方的价值，对方也能够衡量出来到者的实力。这是一次无比自信与必能得到对方首肯的双重确定性力量的形成。但问题是，识得一人和被一人所识，仅限于二人范畴内的私事，既不值得对外宣扬，也不能拿来对付外部的风云。二者的共识在构建一个小小的情感共同体之后，必然要面对外界风云强烈的考验。于是，仅限于二人之间的那个充满肯定性口吻的“有”在对称性原理的作用下必然要引发出一个令人唏嘘的“无”。来到者在整顿好二人范畴所有的张力之后，开始将自己抛入了六神无主的境况之中。这个被抛的境况是当事人无法抛弃的，这里所说的“无主”不仅仅是个人体验上的六神无主，还包括得不到更高层面的赏识所带来的怀才不遇的落寞心境。也就是说，被某一人所识别并不能替代被他人赏识的渴望。
正是发现了自身之中一个空无的状况，才又获得了一个彼此凝视与对谈的开端。刚刚那个关于识与不识的话题、惺惺相惜的主题暂告段落，眼下必须重启一个更令人抓狂的问题：作为一个才华横溢的文人，此生要有何等的作为？怀才不遇的状况真让人懊恼，不仅仅是自己碰到了这等困境，眼前的先贤生前又何尝不是如此窘迫？这样一个低沉的姿态仅凭自己或一个知音是无法提拔起来的，乃至于在这样一种局限性中，自己不知道该为谁做些什么。没有订单，没有聘书，没有命令，在一种触手可及的虚无中艰难度日。这是一个重新审视自我的契机，这是对一种六神无主的状况的端详。这样一个开端之所以能够立起来，是因为这个情况或这件事不仅仅发生在自己身上，还有前车之鉴，还能在眼前魂灵的生平中觅得端倪。这当然也是一个重新认识故人的开端，在这个端点上加入了一点怜悯成分，有别于双方面的惺惺相惜，不再局限于二人之间的你来我往、互诉衷肠，而是在更广阔的天地上打探二人相似性遭遇中的不堪与隐忍：为何你和我先后步入了如此凌乱的境况之中？幸好我有一种迅速抓住开端的能力，有一种如何去怜悯一个人的度量，有在两个人之间快速找出共性的眼力劲，现在向故人发出邀约，一起来欣赏各自的空舞：无主的人为何没有因为获得自由而涤荡所有的怨气？空有一身本领现在等同于空有一副皮囊，对功名的追求现在幻灭为零，转而变成了对人生在世何去何从的苦苦追寻。
三
识也好，怜也罢，但都过于笼统了。这是一种不假思索也不容分说的二人关系的快速建立，而且这是由来访者单方面极力促成的一种友善的二人关系。仅仅是同为诗人这一身份上的相似性，就可以称兄道弟一般地套近乎，就可以心无挂碍地直接掏心窝，这怎么可能？现在，诗人必须从一种友谊的可能性中快速退出，从恍惚中回到现实的草莽之中，回到阴阳两隔的绝对情境之中，从已成定论的同侪关系中摆脱出来，重新审视自己不从对方身上借力能够就近完成一种怎样的自圆其说。没有对话者，没有参与者，只有孤僻之地出现的唯一闯入者，这意味着什么？这是一种精神躁动之后的冗余，这是主观能动性激活之后瞬间寂灭的客观现实，他只是来到了一个地方而已，一度跳进了史海或诗国之中，现在又回到了坚硬的大地之上，环顾四周，仅存一人。他不方便由此及彼跟同时代另一个健在者开展隔空对话，对话的激情已经在古今混为一体的模式中消耗殆尽。他现在几乎要变成一个喃喃自语者，随时面对话说出来却无人听的绝对孤寂之中。所有的魂灵都不起作用了，或者说起了作用以后就会随之消沉，难免一种魂灵不济的状况涌现出来。刚刚话说得有多么满、友谊有多么亲密，现在一股相反的力量出现了：空乏与疏远随之产生。仿佛一下子落到了实处，也是一次早已预期的硬着陆。没有人能帮上他。他必须顾影自怜。如果主观能动性已进入过一次慰藉系统，那么纯然客观性也可以另起炉灶，炙热来到者的心肠。
现在同处一时的是那一片春草，这是触目可及的客观性色彩。书卷气曾经调动的精神现在也可以交给春风再做一次腾挪转换。野草肆虐，这是故人死后展示出来的真相，又何尝不是可以推而广之的任何人死后的面貌。请先不要急着在野草上撒上灵动的光影，让野草仅仅是野草这种观感再维持一会儿。野草成为了一个埋没于野草之中的故人命运的注脚。要揭示这样一份令人痛惜的命运，就不得不借用野草这一形象。野草的出现令人猝不及防，因为它既是眼前的现实条件，也是灵感上最容易发生的条件反射。野草诠释着看见它的人的心境，也传递着埋没于此的故人的心声。即使撇开野草不谈，还会有类似它、等同它的身外之物次第而来。野草携带着普遍意识强劲地生长着，乃至于最为强劲的诗人置身此地，也无法赋予野草个别性光亮。面对野草，诗人无能为力。世人都知道野草之中埋没着故人，尽管看上去野草疯长可以埋没探访幽境的游客，更别提坟墓前一度陈列的石麟。野草野性的力量以某种埋没的可理解性展示着那藏不住的生命真相。把什么放在野草之中就好理解了，没有比这更好理解也更轻便的做法。野草成为了一个传话者，即使第一眼没有看见那坟墓，只要看见招惹耳目的野草，来到者就知道生死之隔的感觉迫在眉睫。是这个地方，我到了，我已隐约听见野草的宣言。但在这首诗中，诗人是更晚些时候才看见野草或利用野草，探访者和野草之间形成的对峙关系随时可以转化为对话机缘，但是没有这么做，他克制住了，他没有让野草乱来。
或许，天色已晚是一个不错的借口，使得诗人不需在野草之中彷徨许久，可以随时借故脱身。这个时候这个地方似乎并不适合人与野草之间建立起一种亲密的联系。只需用野草来代指此地的荒凉就够了。来的人不多，但有一两个健儿来就可以了。野草将在野草的利用中成为一个异己者。野草的意义有一点悬浮，似乎没有完全榨尽，欲言又止，必须安排一个角色与之对称，才能将鲜活的野草那狂野的力量重新放入有序的组合之中。野草介于显灵与失灵的两可之中，任由当事人选择。且又因为野草被纳入春天的范畴而显示出一种强悍的时间色彩，就好像坟墓与故人都可以被野草所替代。野草之所在即坟墓与故人之所在。野草成为了一个藏身之所，集时间与空间的双重意味于一体。同时，因为格外强调野草的属性而使得来到者不必再仔细打探坟墓的形状与意味，目光落在野草之中即可完成所有的礼仪。野草不但使得独处坟地的恐惧感有所削弱，而且徐徐将来到者的目光从地面上抬升，以使他能够看到石麟或铜雀所能看到的更高范畴。野草诠释了诗人来到此地所能看到的一切景象。没有什么不能被野草所覆盖与包含的。这样一股内生力迫使诗人必须做一些改变，以便将视线从蛮横的野草身上挣脱出来。得也野草，失也野草，高高在上的暮云的出现就是对野草所形成的情感漩涡的一次调整。看上去暮云的配对并没有一种严丝合缝的意味，但至少从空间上造成了一种云泥之别的感受。那会儿诗人的确抬眼看了看天，而天色确实有点晚了。
对于铜雀来说，委身于野草之中有失面子，它的目标理应在天上。它不仅仅代表坟墓前的一件摆设，还可以化身为一个倔强的魂灵腾空而上。此铜雀非彼铜雀，这是被签了名的忠心耿耿的灵物。如果说坟墓中的人已无眼也无耳，已化作难以辨别的虚无，那么坟墓前的铜雀亘古不变，忠贞不贰，完全可以胜任代行其事的职能。如果它有一位主人，它就一定会听命于主人的吩咐，时不时地蹦跶着，跳跃着，张望着，就好像它是主人的眼、主人的嘴、主人的翅膀。但有生人经过此地，它又退回其自身，仅仅是一个毫无生气的道具，就好像主人匆匆收缩回去了而完全地、木然地成为一个中项，在死人与生人之间平衡着阴阳两界的利益，也随时担负着将生人转变为熟人的能量输出的职责。铜雀的鸣叫已经凝固，要凭来到者的经验（或文学史）上应有的回音来设想那是一种怎样的鸣啭，同时受制于石麟这样一个预先摆设所需要的对仗上的讲究，诗人在这里并没有摘取现实处境中一只活脱脱的鸟雀来递送合乎气氛的低鸣。铜雀够用了，完全可以包含活着的鸟雀所能传递的信息。它经得起反复检视，而不是受惊了就倏忽飞走，让人来不及端详。它目前就停留在那个永恒的位置上，任由来到者细细察看，察看它眸子里的荒凉，察看它四周的阴森森，察看它是刚刚飞来歇息还是正打算振翅高飞。铜雀耸立在二元关系的临界点上，既可以是去也可以是来，既可以是生也可以是死，既可以是动也可以是静，完全由来到者心中气象来适当赋能。
四
墓中人提振着来到者的志气，使之成为一个高于实然状态的应然自我。在完成两个层次的关系考察之余，诗人开始将目光移向内心世界。第一个层次是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来到者与墓中人搭建一种基于诗学上的联系，做了彼此对峙之后情感纽带的整理，完成了双方面形象与心智的确认。第二个层次是墓中人居住环境之中坟墓与陪侍事物之间的关系，有可能由此追溯生前死后两个世界的关系。现在，来到者可以撇开同为诗人的墓中人而纯粹以诗人自视，观察自己的切身处境：人生走到了哪一步？他要将过客、凭吊者、来到者、作为后起之秀的诗人、失意者、彷徨者诸多自我形象汇拢在一起，要给自己一个交代。他是他者的过客，但绝不是自身的过客。他必须驻足观望，由外而内，完成一次对自身生命气息的打探。一座故人的坟就像一只无名的小山坡，不再是一个趴着的他者，而是自我本身生命的一道风景、一个进度、一个项目。纵使从过客角度来理解当下的处境，他的过客意识也必须从外在于己的他者擦身而过，向自己生命意识所发生的诸多过去的动静切换，历历在目的就是，自己到底经过了一个又一个怎样的坎，所有外在于己的他者纷纷内向化了，成为自己生命中一个个微小的刻度。这样一次转变，考验的是身为过客的诗人如何唤醒自己的过人之处。打别人身边经过，最终转变为对自我经过的岁月的一次次回眸。这样的回眸唤醒的是成熟心智所对应的潜能。唯有过人之处被找到了，被体验到了，才有可能将里里外外的狼藉与荒唐收拾干净。
发现自己的过人之处，既是采取行动的条件，也是历经沧桑以后必然等来的一个结果。甚至可以说，这也是走到当下这一步得以倍感惆怅的一个资格：一个敢于声称自己倍感惆怅的人一定有过人之处，要不然他所说的惆怅就是空洞无物。现在临风之中，这个更年轻的来到者倍感惆怅。这是一个可以体察到的自我形象，这是一个可以托付给对方的妥帖的自我形象。或许基于这样一个显得诚恳而真实的惆怅形象，彼此才可以完成一次带有默契的交接手续：我认可了你，你也接受了我。双方都不会觉得此时此地你来我往有丝毫的讶异。莫要见怪，因为我的惆怅一度是你的惆怅。现在我们隔空抛物，你将你的惆怅抛给我，我将我的惆怅抛给你，彼此分量相当。已言之事可归之于惆怅，未尽事宜亦可归之于惆怅，惆怅变成了当下共同面对的主题。一切尽在不言之惆怅中。看起来突生惆怅有一点冒失或大惊小怪，但细细掂量之余，就会发现惆怅恰是当前基调下应有的主题。进一步来说，由具体的审视开始迈入笼统的表述之中，惆怅以无所不包的可赋能性正在悄悄收拾局面，开始编写一首诗得体的尾声。来到者仿佛要借惆怅之名做一个了结，正打算抽身离开此地。惆怅既是他随身携带而来的本事，也是凭吊之际获得的深刻教益。惆怅既在于他者，也在于自我，已经没有必要分清彼此。凡是能领受惆怅之人都值得惆怅一番，都懂得何谓惆怅。惆怅不需要用更具体的形式与清单加以说明，一言以蔽之，千头万绪就到惆怅为止。
出路上的惆怅是惆怅清单中一个关键项目。所有的惆怅都可能压向这一个子项。“接下来我该怎么办，老兄？”内心回荡的这个问题格外让人惆怅。这里的惆怅生发时间稍晚，但它完全可以被诗的前述环节奠定的基调和彰显的实力所稀释与平衡。惆怅在这里就像打了一个响指，撒了一个娇，还了一个假意，表明彼此的关系更近了一步，而有此确认之后，又到了该分别的时候。来到者以惆怅加身，恰恰是对墓中魂灵再一次吁求与敬佩的表示：要么邀请对方跟自己一块进入风中的惆怅，忘乎所以，要么让自己在合力构造的惆怅史中经对方点拨之后找到一个方向。但墓中魂灵是无言的，由刚刚被想象的二人对话模式迅速转入了单方面的呢喃架势之中：我怎么做，君勿见怪。这已是单方面的表示与宣告了。仿佛惆怅是立下誓言或脱胎换骨之前的必备动作。惆怅既是一个真实的个人心境（当时确实是这个样子），但同时经过当事人自我领会与体察之后，惆怅也变成了一个审美对象（一个自我形象对应着一次自我认识）。就好像在完成所有必备的拜谒仪式之后，必须将元气汇合在一个相对明晰的自我形象之中，而诗人这个时候选择的恰恰是惆怅的自我形象。惆怅经过言说之后已经被稀释了。除了前述环节可以稀释它，它自身也可以在反思层面再做一次稀释，但最后作为一个过渡环节，它要跳转到下一个下决心的时刻，仍然还可以得到一次稀释。莫怪我惆怅起来了最终会转化为莫要惆怅或不再惆怅。事实上，这次凭吊行动就是为了完成一次惆怅心理的自我治愈。
之后，就来到了一个下决心的时刻。当事人打算完成一次身份上的转换。在诗的最后一句，诗人是否真有投笔从戎的打算？（这就是惆怅之余的一条新出路吗？）但看起来，在他此后的人生中并没有从军的经历。他只是通过这样一个语句上看似铿锵有力的表示，以退为进地完成对一个文弱书生（尤其是一个诗人身份）的再度确认。本质上他仍以身为一位诗人为荣，而从军（书剑合璧、文武双全的渴望）只是间接地表示出他对被凭吊的对象某种敬佩之情。这是一个假设性转折。如果诗非要有一个断然决然的转折，有一条重焕生机的出路不可，那么，从军之路确实是当时最好的想象。事实上，墓中人的历史威名恰是跟从军经历有关，这是被文学史所铭记的一个不可磨灭的形象。但回过头来细想又会发现，这条路并不一定走得通，作为一个计划可以，但真要去实践它，也不免会令人顿生惆怅。这当然是一种客客气气的表示，是一种略显迂回的敬佩之情的表示。这当然也是峰回路转地对自己作为一个文弱书生的身份由弱转强的认可。从军之路不是想学就能学会的，不是想走就能走通的，还需要有其他条件的配合，显然诗人并不想在这里做一次孤注一掷的远足。这是将对方置于一种先行者的角度来予以参拜与观摩，言外之意在于，这仅仅是无数条出路中的一条（每个有想法的人都应该拥有一条自己的出路）。一条已经被墓中人所践行的成功之路，不一定是自己必须去效仿的必由之路，将其置于一种欲求之中刚刚好，即合乎迎来送往的礼仪也有言辞上巧妙拿捏的分寸感。
2025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