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蕾、武媛媛 译
即使是我们中间最快乐的人（或者说，那些不快乐的人出于些许妒忌而普遍认为的最幸运的人）也不能无忧无虑地生活。很少有人能够从容宣称他们的生活事事如意——即使是这些人也有迷惘的时候。
我们常常经历遭到外界事物烦忧时不愉快、不自在的时刻，这些烦扰不期而至，亦非我们所愿。这种不幸（偶被称为“命运的打击”）总是不告而来，这尤其令人生厌——我们未曾预料它们的到来，常常不相信它们可能近在咫尺。然后，它们就“仿佛晴天霹雳一般”击中了我们——所以我们无法采取任何避祸的预防措施，毕竟没有人会在晴天里预料到这么一场电闪雷鸣。
这些打击骤然四起、毫无规律，使我们无法预测、无从防范。只要危险一直这样自由来去、反复无常、轻率妄动，我们就是它将要攻击的固定标靶——面对攻击，我们几乎是束手待毙。这种绝望何其可怕。不确定性就意味着恐惧。难怪我们总是梦想拥有一个没有意外的世界，一个秩序井然的世界，一个可以预测的世界，而不是一个面无表情、无法预估的世界。包括莱布尼茨在内的一些哲学家认为，未包含某种程度的罪恶的“完美世界”并不完美；即使他们是正确的，起码也要把那罪恶限制在牢固隔离、详细计划、严密监控的范围内，这样我们才知道何时何地会发生什么事情——并在它到来之时做好准备。简而言之，我们希望拥有一个可靠的世界、一个可以信赖的世界、一个安全的世界。
自16世纪起， 因托马斯·莫尔爵士（Sir Thomas More）所著的《乌托邦》，这样的梦想就被统一冠名为“乌托邦”；也就是说，这一梦想被冠名之时正当看似永恒的老式常规开始瓦解，陈习和旧俗初显老态，仪式凋敝，暴力盛行（或者说，这一称谓是人们解释未能适应的大量非传统要求和行动的方式，这些非传统要求和行动不受约束或/也太过复杂、非常有力而难以驾驭，人们之前信为万能的力量也无法用貌似有效的旧办法控制它、驯服它）。当托马斯·莫尔爵士绘出一幅没有不可预测之威胁的世界蓝图时，充满风险与错漏百出的即兴创作与实验迅速成为时代之风尚。
尽管托马斯爵士的蓝图描绘出美好生活的场景，消除了不安全感与游走的恐惧，但他深知这样的世界只不过是一个梦：他把那蓝图称为“乌托邦”， 同时暗指两个希腊单词：“eutopia”， 即“好地方”；“outopia”， 意为“没有的地方”。然而， 他的众多追随者和模仿者比他更有决心，或者说不如他谨慎。他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信心的世界，无论这种信心是好是坏，是对是错，他们坚信这个世界具备足够的睿智与敏锐来打造一个更好的、没有恐惧的世界，并能把不理智的“是”提升到受理智支配的“应该”的程度。那种信心赐予他们勇气和魄力去努力实现这样的目标。
在之后的几个世纪里，现代世界将成为一个乐观的世界，一个迈向乌托邦的世界。它坚信，没有乌托邦的社会不适合居住，而缺失乌托邦的生命也就失去了意义。如果人们产生疑问，他们身边总有聪颖无比、令人崇拜的思想权威可供援引作证。例如， 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r）就曾说过：
一张不包括乌托邦的世界地图是不值一提的，因为它漏掉了人性恒久降临的那个国家。而每当人性降临，它便会四顾环望，当其发现更好的国度，它便会扬帆而去。进步就是乌托邦的实现。
然而，人们常会出于后知之明去纠正最后一句话——这基于两个理由。第一，进步是对乌托邦的追求，而非乌托邦的实现。乌托邦扮演着一个假兔子的角色——赛犬们穷追不舍，却永远不能追到。第二，在大多数时间里，所谓的“进步”往往表现为奋力逃离失败的乌托邦，而非努力追上尚未体验过的；这是在背离“不及预期美好的状况”，而不是从“美好”走向“更好”；激发这种努力的是过去的挫折而非未来的幸福。号称“实现”了乌托邦的现实往往是对梦想的丑陋模仿，而不是梦中的天堂。人性不得不再次“扬帆而去”，这不是受到未来可能实现之成就的吸引，而是出于对之前所获成果的厌恶。
在英吉利海峡的那一端，另一位智者阿纳托尔·法朗士（Anatole France）笔下的观点与奥斯卡·王尔德不谋而合：
若没有前代的乌托邦，如今的人类仍将赤身裸体，在同穴中过着悲惨的生活。是乌托邦论者描画出第一个城市的轮廓……在大胆的梦想中诞生了美好的现实。乌托邦是所有进步的原理，是为打造美好未来而进行的尝试。
显然，在阿纳托尔·法朗士出生之时，乌托邦已深植于公众意识和人们的日常追求当中。在这位法国作家看来，没有乌托邦的存在具有致命的瑕疵，那是卑下而完全无法想象的。幸得史前穴居人梦想着他们的乌托邦，今天的我们才不用再居住在洞穴里，这对阿纳托尔·法朗士和许多与其同时代的人来说是显而易见的道理……他会质问，若非如此，我们又如何能够徜徉于巴黎城中经奥斯曼男爵（Baron Haussmann）规划开辟的林荫大道？没有“城市乌托邦”，就没有“第一个城市”的诞生！纵观历史，每当我们想要理解别的生命形式，我们总是会把自己的生活方式投射到他们的生活方式上去——因此，对于那些被教导去依靠未经验证的乌托邦引导以及已受怀疑的乌托邦推动的人们来说，这个问题本是一个纯修辞性的疑问，而它的真实性也应是毋庸赘言的……
然而，与阿纳托尔·法朗士所表达的、基于当时常识的观点恰好相反，乌托邦与现代性同时诞生；只有在现代的空气中，乌托邦才能够呼吸生长。
首先，乌托邦是另一个宇宙的映像，它不同于我们所了解或听说过的宇宙。同时，乌托邦还预见了一个完全由人类智慧和心血凝聚而成的宇宙的到来。但在进入现代之前，人类几乎从未想过能够用另一个不同的世界、一个完全由他们自行打造的世界来取代现有的世界。
在现代到来以前，人类的生命形式进行着乏味单调的自我复制，其变化极其缓慢，几不可察。除在宗教的启示录或最终审判的形式中，它很少激发、更不鼓励人们反思与地球人类相似的别种生命形式。为把人类的想象力引至勾勒第一个乌托邦的画案旁边，人类世界自我复制的能力需要加速崩塌；而这一崩塌作为现代的起点被载入史册。
乌托邦梦想的诞生需要两个条件：第一，一种觉得这个世界处于非正常运行状态当中，非经彻底改革便不可将之导人正轨的（散漫、尚不可言明的）强烈感觉。第二，认定人类有能力应对此项任务的信心，相信“我们人类能够做到”，我们拥有理性，能发现这个世界的问题所在，并找到取代患病部位的物件；我们还拥有能力，能制造出将这些构想化为人类现实所需要的工具和武器。简而言之，就是需要信心，相信在人类的管理下世界可以被塑造成更适于满足人类需求的形态——无论这些需求是什么或可能成为什么。
如果说在进入现代以前，人类对世界的态度类似于猎场看守人的态度，那么对现代世界观和现代实践最好的比喻就是园丁的态度。
猎场看守人的主要任务是保卫其职务范围内的土地不受所有人为干扰，捍卫和保护其“自然平衡”，这是上帝或自然无穷智慧的体现。他必须及时发现和清除偷猎者设下的陷阱，并阻止外来非法猎人的侵入——以免破坏“自然平衡”的绵亘。他的职责范围建立在认为事物不受外部干扰就是最佳状态的观念上；在现代到来之前，事物的存在有赖于这样一种信念：即使人类智力有限，无法理解上帝安排的智慧、和谐和有序，世界仍是事物存在的神圣链条，每个生物都在其中拥有一个当然的、有用的位置。
园丁却持有不同的观点；他觉得，若不是因为他一直以来的关注与努力，这个世界（起码在他所负责的那一小部分世界里）根本就不会存在秩序。园丁更清楚在他照料的土地上应该长有哪些植物，不应该长有哪些植物。他先在脑中制订出自己想要的安排方案，然后再负责把它落实到土地上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鼓励正确植物品种的生长（多半是他自己播种或培植的植物），拔除、毁去其他所有现已更名为“杂草”的植物。那些杂草不请自来、不受欢迎，而其不受欢迎正是因为其不请自来，它们的存在不容于设计的整体和谐。
园丁可能成为最敏锐、最老练的（有人可能会说专业的）乌托邦建造者。在他们脑中的蓝图里，最先形成了理想和谐状态的意象。正是在园丁们的这种意象里，“总是得以建成花园”。这就如奥斯卡·王尔德所说的，人性总是倾向于降临“乌托邦”国里的原始方式。
如今，“乌托邦的终结”、“乌托邦的结束”或是“乌托邦幻想的式微”这样的词组遍布于争论之中，其密集程度使之成为不言自明的常识。这是因为园丁的态度正在让位于猎人的态度。
与之前盛行的两种态度不同，猎人完全不在乎事物的总体“平衡”，无论是“天然的”平衡还是设计、创造出的平衡。猎人的唯一任务是追逐下一只“猎物”，大到足以塞满他们猎物袋的猎物。他们肯定不会把确保在打猎后（尽管他们打过猎）森林里闲逛的猎物能够得到再次补充看做是自己的责任。如果由于一次战果出奇丰厚的打猎行动导致森林里的猎物被洗劫一空，猎人们就会转移到另一片相对未受破坏的荒野上，那里仍存在着大量的准战利品。他们也许会想到，在遥远而模糊的未来，这个星球上尚未枯竭的森林可能会在某一天消耗殆尽；但即便如此，他们也不会视之为当下的忧虑——肯定也不会视之为他们的忧虑。如此遥远的前景终究不会危及这一次或下一次打猎的结果，因此它肯定无法迫使我或我们去思考这个问题，或是为此做些什么了。我，只不过是许许多多猎人中的一个；我们，只不过是许许多多打猎群体中的一群罢了。
现在我们都是猎人，或被教导成为猎人，我们被要求或被强迫像猎人那样做，否则就会受到惩罚，被逐出打猎行动，甚至被降至猎物级别（上帝保佑别这样！）。每当环顾四周，我们常会看到像我们一样单独行动的猎人，或是我们也偶尔尝试的成群打猎的猎人们。我们需要非常费力，才能看到一个思考着其私家花园外某种预先设计的和谐状态，而后加以实现的园丁（日渐稀少的园丁和越来越多的猎人就是社会学家在“个性化”这个学名之下讨论的内容）。我们当然找不到很多猎场看守人，连具有看守人世界观雏形的猎人也看不到——这是具有“生态良知”的人们之所以警醒并竭力警告他人的主要原因（猎场看守人式哲学的缓慢而持续消亡，以及园丁式哲学的逐步没落，被认定为“摆脱干预”，受到政治家们的高度赞扬）。
在一个充斥着猎人的世界里，乌托邦的冥思自无容身之所；若有人提出一乌托邦蓝图以供参详，却并不会得到很多严肃的关注，这都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因此，即使有人知道如何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并认真对待这一任务，真正令人不解的问题却是：谁能拥有充足的资源和强大的意志来完成所需做到的一切呢……
民族国家的主权曾被期待拥有这种充裕资源和行动意志，但诚如雅克·阿塔利最近在《人类的轨迹》中所说，“国家已经失去了在事件进程中的影响力，并将引导世界发展、筑起防御工事扺挡各种恐惧的全部手段让与全球化力量”。而获得民族国家之前所拥有的众多权力之后，“全球化力量”摒弃了“看守猎场”或“园艺工作”的天性、哲学或策略，唯钟爱狩猎与猎人。
作为猎人们的参考书， 《罗热同义词词典》（Roget's Thesaurus）因其忠实记录了词汇使用的连续变化而受到了应有的赞扬。现在看来，它完全应当将“乌托邦的”这个概念放到“幻想的”“异想天开的”“虚构的”“荒诞不经的”、“空中楼阁的”、“不现实的”、“不实际的”“不合理的”和“不理性的”的近义词里去。那么我们是不是确实见证了乌托邦的终结呢?
我想，如果乌托邦能够说话，又兼具马克·吐温的机智，它很可能坚持认为对其死亡的报道中掺进了夸大的成分……它的理由相当充分。刚才，我把“乌托邦”这个词键入电脑，谷歌搜索引擎回复了440万个网址（当你读到这些文字时这个数字很可能又增长许多）；即使用众人皆知的海量的网络标准来衡量，那也是一个惊人的数字。这绝非尸身腐烂的症状，它甚至未显濒临死亡的征兆。
然而，让我们仔细看看列出的那些网址吧。列表第一条，可能也是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一条，告诉上网者，“乌托邦是世界上最大的免费互动在线游戏之一——拥有八万多玩家”。再下来，零星散落着一些关于乌托邦思想历史和提供相应历史课程的中心的网址，这主要是迎合古董爱好者和好奇的收藏家的需要——其中，最常提及的还是整个乌托邦理念的创始人托马斯·莫尔爵士。但是这样的网址只是搜索结果的一小部分。
我不敢说已浏览了全部的440万个网址（这样的意图也许堪称最乌托邦的乌托邦工程之一），但在看完足够多的随机样本后，我得到的印象是“乌托邦”这个名称主要被挪用于假日、内部装饰、化妆品公司和时装商店。这些网址有一个共同点：它们全都向追求个人满足和摆脱个人不幸的个体提供个性化服务。
而我获得的另一个印象是：当“进步”这个词偶尔出现在这些商业网站的主页上，它不再表示前进的趋势。它不再追逐向前疾驰的目标，却隐有威胁之意，暗示灾难迫在眉睫，人们必须尽快脱逃……
“乌托邦”曾是人类热切渴望、梦想实现的一个遥远目标，进步应该、能够也终将带领人们到达他们所追寻的更能满足人类需要的世界。然而，在当代的梦想中，“进步”的形象似乎已从共享改善的语篇中转移到个体生存的语篇里。进步不再于急需向前冲刺的情形下被思及，却与拼命努力留在比赛中联系在一起。意识到进步的人们谨慎而警醒：耳闻“时代在前进”，我们会担心被抛到时代的后面，我们会担心车速猛增而被甩落下来，我们还担心在下一轮“抢椅子”比赛中抢不到椅子。比如说，当你读到巴西是“这个冬季唯一出太阳的地方”时，你了解到的是，在即将到来的冬季里，你必须与时俱进，避免让别人看到你又去了那些与你愿望类似的人们上个冬天必定会去的地方。或者说，你可能读到必须“丢掉披风”的忠告，尽管那个披风去年很时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你被告知穿披风让“你看上去像骆驼”。又或是你会发现细条纹夹克或T恤——上一季的“必备品”“必穿服饰”——已经过时，只因为现在“小人物们”都穿着那个招摇过市。类似的例子举不胜举。时光荏苒，关键是要跟随潮流。如果你不想沉没，就得一直冲浪，那意味着尽可能频繁地改变你的衣橱、你的家具、你的墙纸、你的模样、你的习惯——一句话，改变你自己。
毋庸赘言，处理、清除、丢弃物品而不是将物品移作他用，这一新重点显然完全符合当今消费经济的逻辑。对于其主要事务和生存要件就是把卖出和买进的商品迅速转化成为垃圾的经济形态而言，人们执著于昨日的衣物、电脑、手机、化妆品就意味着灾难；在这种经济中，垃圾快速处理是尖端产业。
现在，“逃离”日益成为城中最流行的游戏的名字。从语义学来看，逃离与乌托邦迥然不同，但从心理学来看，在当前情形下，它是乌托邦的唯一代名词：可以说，它是乌托邦现代化的、崭新的艺术呈现，为这个摆脱政府管制的、个性化的消费品社会而重新量身定做。你不再诚挚地希望能把这个世界变得更适宜居住；你甚至不能确保你在其中为自己打造的那个更好的地方真正安全。世事无常，不安全感已驻留在生活之中。“好运”就是与“厄运”保持距离。
你所能够关心和为之努力的、同时也不得不为之付出大量心力的只是对抗失去：你起码得努力呆在猎人之中，如若不然，你便成了猎物。要想正常发挥并取得胜利，你就必须在这场对抗失去的斗争中全神贯注，心无旁骛，时时刻刻保持警惕，当然，最重要的就是保持移动——越快越好……
美籍苏联哲人兼诗人约瑟夫·布罗德斯基（Joseph Brodsky）生动地描述了陷于运动当中、常有逃离冲动的那种生活。那些公认的失败者和被驱离消费主义游戏的穷人处于一种偶尔反叛却常见毒瘾的生活：“总的来说，一个人往静脉里注射海洛因，其原因与你购买录像带的原因大致相同。”布罗德斯基于1989年7月在达特茅斯学院对学生们如是说。对于潜在的拥有者，也就是达特茅斯学院的学生所期望成为的那些人而言：
你将厌倦你的工作、配偶、爱人、窗外的景色、房间里的家具或墙纸、你的思想、你自己。因此，你会试图想出各种逃避的方法。除了之前提到的满足自己的小玩意，你可能喜欢上换工作、换住处、换公司、换国家、换气候，你可能喜欢上滥交、酒精、旅行、烹饪课程、毒品、心理分析……
事实上，你可以把这些全做齐了，在一段时间内那确实可能有所帮助。当然，直到某一天，你在另一个国家、另一种气候里的一个新家庭醒来，卧室里贴了崭新的壁纸，旁边摆放着一摞来自旅行社和神经科医师的账单，面对窗外写入的日光，你又一次感到那种熟悉的乏味……
安德捷耶夫·斯塔斯伍克（Andrzej Stasiuk）是一位杰出的波兰小说家，也是一位对当代人类状况有着尤为敏锐认识的分析家。他提出，如今，“成为别人的可能”代替了已被普遍抛弃和忽视的救助或救赎。
我们可以采用各种技巧，根据不同样式改变身体，重塑身体……当浏览纸张光亮的时装杂志时，我们感到它们通常都在说着同一个故事——人们如何重塑个性，从饮食、环境、家居，乃至重新打造物理结构。这通常被冠名为“展现真实自我”的建议。
斯瓦博米尔·穆罗杰格（Slawomir Mrozek）是一位世界闻名的波兰作家，坚定的自由思想者，亲历过许多地方与不同文化。他同意斯塔斯伍克的假说：“过去，当我们感到不满时，我们会谴责当时的世界管理者——上帝；我们认为他没有做好分内的工作，于是便解雇了他，然后任命自己为管理者。”但是，正如厌恶神职以及与之有关一切的穆罗杰格所指出的，更换管理者后，事情并未得到改善。那是因为，当获得更加美好生活的梦想与期望完全集中于自我，并仅能修补我们的躯体或灵魂时，
令自我无限膨胀的雄心和诱惑却是没有止境的，也根本拒绝接受任何止境……我被告知：“由始至终，每时每刻，你都要塑造你自己，塑造你自己的生活，并按自己的心意去管理它。”但我有能力完成这项任务吗?在没有帮助、没有试演、没有配备、不犯错误、不能重来，更重要的是毫不犹疑的情形下?
过去因选择极其有限而引起的痛苦被另一种痛苦所取代——其痛苦程度不相上下，后者的诱因却是人们不相信自己所做的选择，认定再多选择也无法助其实现目标，但仍必须做出选择。穆罗杰格把我们生存的世界比做一个
挂满华丽裙子的市场摊位，周围挤满了寻找“自我”的人……人们可以一直换裙子，所以那些寻找者享受着多么巨大的自由呀……让我们继续寻找真正的自我吧，这太有意思了——只要真正的自我永远无法被找到。因为一旦找到，这乐子就结束了……
通过改变衣着来改变自我，通过改变自我来降低不确定性的可怕程度，使幸福感持续，这个梦想是猎人们的“乌托邦”——这是旧式美好社会“无管制的”、“私有化的”、“个性化的”版本，是一个愿意接纳其成员人性的社会。打猎是一项占用全部时间的任务，它消耗大量的注意力和精力，仅为其他事务留下很少的时间甚至不留时间；因此，人们未注意到任务无休无止，也无限延宕了直面事实、清楚自己永不能完成任务的反思时刻。如布莱兹·帕斯卡（Blaise Pascal）在几个世纪前所预见的，人们希望“受到某种新奇而愉悦的酷爱之物的吸引，而不再思考他们是谁，例如赌博、打猎、某个有意思的节目，这些事物能让他们忙碌起来”。人们希望逃避思索“我们不幸的境遇”，所以“我们喜欢打猎的过程甚于捕获的猎物”。“野兔本身并不能使”我们不去思考我们共享的境遇中难以弥补的可怕缺陷，“但猎取野兔却可以做到”。
然而，问题是，一旦尝试，打猎就变成一种强迫性行为，令人上瘾和着魔。抓住一只野兔会是一件令人扫兴的事情；它只会使下一次打猎的前景变得更加诱人，因为打猎所附有的希望才是整件事情中最令人愉快的（唯一令人愉快的?）体验。抓住野兔便预示着这些希望的终结——除非另一次打猎就计划在翌日早上开始。
这是乌托邦的终结吗？从某个角度上来说确实是这样，早期的现代乌托邦预见到时间将会在某一点上终止；确切地说，那也就是历史的终点。可是，在猎人的生命里没有这样一个点，他们没法说这项工作在某个时刻结束了，这件事情在某个时刻一目了然，或是那个任务在某个时刻完成了——因此，他们会对未来生活存有期望，“从现在起，幸福快乐地生活下去，直到永远”。
此外，在一个猎人社会里，终止打猎的前景毫不诱人，只令人恐惧——因为这样的终止只会以个人失败并遭到排斥的形式来到。鸣响的号角将继续宣告下一次冒险的开始，灰狗的咆哮将继续再现往日追逐的甜蜜回忆，其他人将继续打猎，普世的激动永无终点……而我是唯一被搁置一旁的人，我被排除在外，不再被需要，与别人的欢乐无缘：我是藩篱另一边被动的观看者，我看着派对的进行，却被禁止加入或没有能力加入那些饮酒狂欢者，最多只能远远地看着，由别人代替我享受那些景象与声音。
如果说持续不断地打猎的人生是另一种乌托邦，它——不同于过去的乌托邦——是一个没有终点的乌托邦。由传统标准来看，这确实是一个奇特的乌托邦；原版乌托邦的吸引力来自它们承诺其中的艰辛是会结束的；而猎人们的乌托邦却是一个奋斗无止境的梦。
一个奇特的、非正统的乌托邦——但仍是一个乌托邦，它承诺着所有乌托邦都挥舞着的相同的不可获得的奖赏，即可以彻底解决过去、现在、未来人类所有问题的最终方法和彻底治愈人类悲伤和痛苦境遇的最终方法。其非正统性主要是因为它把解决方法和治愈方法的所在由“遥远未来”移至“此时此地”。与“朝着”乌托邦的目标生活不同，猎人们就生活“在”乌托邦。
对于园丁来说，乌托邦是道路的终点；对于猎人来说，它本身就是道路。园丁视道路的终点为乌托邦的证明和它最终的胜利。而对猎人来说，道路的终点只能是他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乌托邦最终的可耻失败。更糟的是，它还是一个完全属于个人的失败，是个体无能的铁证。既然其他猎人几乎不可能停止打猎，那么不参与到正在进行的打猎行动中去就只能带来个人被排除在外的耻辱，（可以想见的）也就是个人能力不足的耻辱。
这个乌托邦由模糊的“遥远未来”被带到看得见摸得着的“此时此地”，人们就生活在其中而非向着这个目标生活，这样的乌托邦是无需验证的；就全部实际的动机和目的而言，它都是不朽的。但为其不朽所付出的代价就是所有那些受到蛊惑、引诱而活在其中的人的脆弱与敏感。
与过去的乌托邦不同，猎人的乌托邦并不能为生命提供一种意义，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虚伪的。它只会出于生存的考虑协助追寻关于生命意义的答案。它把生命的过程重塑为永不休止的一系列自我关注的追求，每个阶段都是下一个阶段的序曲，一一实现，它没有为人们提供任何机会去思考其方向和意义。当这样一个机会最后到来的时候，也就是脱离打猎生活或被禁止过这种生活时，反思自己以及别人的生活形态已为时晚矣，同样，人们也来不及反对其现有形态并有效辩驳其适当性了。
在这出没有剧本、尚未完结的戏剧里，情节仍在发展当中，我们很难甚至不可能对其进行总结——在这出戏里，我们每个人都是（轮流或同时地）舞台小摆设、道具和演出着的角色。但没人能够声称比伟大的伊塔洛·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在《看不见的城市》中借马可·波罗（Marco Polo）之口更好地记录了演出者们所面对的窘境：
活人的地狱将会出现：如果真有这样一个地方，那么它已经存在了，就在这里，它就是我们每天生活于其中的地狱，因我们待在一起而形成的地方。有两种方法可以免受其痛苦。第一种方法对很多人来说都很容易：接受地狱，成为地狱融合的一部分，这样就可以不再看到它。第二种方法有一定的风险，而且需要持续保持警惕和忧虑：找出地狱中非地狱的人和物，并学会辨认他们，然后让他们存在下去，给他们空间。
生活在猎人社会是否就好像生活在地狱里，这当然是一件有争议的事情；多数老练的猎人会告诉你在猎人群体中做一个猎人自有幸福的时候……然而，毋庸争议的是，“许多人”会采取“对多数人来说容易的”策略，从而成为“其中的一部分”，而不再迷惘于其怪异的逻辑，也不再被其无处不在、任意强迫的、常是稀奇古怪的要求所激怒。同样毫无疑问的是，那些努力找出“非地狱的人和物”的人们无疑将会需要面对各种各样的压力，以迫使他们接受这些被他们坚称为“地狱”的事物。
